——当代中国思想史侧记

2006年8月12日萌萌病逝。

我与她相遇于1983年秋。我奉命参加在武汉晴川饭店召开的美学会议,抵会时会议已开始一天,被告知已无房间。正准备返回时,瞥见了张志扬的名字,这是一个我从《美学》上知道并想见的人。打听后见到了张。同房还有邓晓芒。简短的交谈立刻相认为同类:同样的文革异端激进派,同样依托美学话语及关注巴黎手稿、海德格尔与解释学。邓笑着:“我们都一样!”张立刻托会务组的易中天给我安排一间房。午饭后电梯间内,一位女子挤进来,我感到她在有意引起我注意,瞥我的审视眼光犀利。晚饭后有人敲门,开门后,正是她。

她有一种美,但不属于漂亮。眼光明亮,执著而坚定。这是我们那一代特有的眼神。但她更典型完美。我当时还未意识到,这眼神已开始使她成为“我们”的象征。后来我熟悉后才发现这眼神还会在不同情况下流露出拘谨羞涩与忧伤。她像一个中学生那样直立着宣布:“我上午已从张志扬处知道了你。晚饭时你给我爸爸夹菜,他要我看望你。我给你朗诵一首诗。”我这才知道,他的父亲是我晚饭时旁座那位矮小的老人,夹菜不方便,我帮他。他得知我从西安来时,问我是否认识胡征(胡风案件受难者,胡宽的父亲),我告诉他,是我的挚友。他父亲叫曾卓,也是胡风案件受难诗人(但我此前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她叫鲁萌,随继父姓。她要求我称她萌萌。

她朗诵的诗名《有赠》,是曾卓写给他落难后的女友的。这也是我作为理念的政治苦难的爱情意象: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些与丈夫同赴西伯利亚的公爵夫人、屠格涅夫《门槛》中的女子、女革命家。

会议期间,萌萌介绍我与尚扬、皮道坚、彭德等认识。我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与我们西安团体亲切相同但又新鲜差异的武汉团体特色:他们比我们更注重审美风格与气质。他们几乎只向我讲述情感性的细节故事。萌萌讲尚扬从陕北黄河边回来后唱《走西口》,他们全体都哭了。这也正是我向往的纯真团体。

会议后,张志扬与萌萌将我接到湖北社会科学院家中住了几天,结识了萌萌丈夫肖帆。志扬讲他的单身牢房与劳改养猪时被人侮辱、萌萌给我看刘小枫的信,讲邓晓芒被陪绑假枪毙、北京黑山湖陈嘉映沙龙、杨小凯(写作《中国向何处去》的杨与北京《新四中》“赤潮”正是我1967年以来一直想寻找的人),……学术谈得不多,志扬将很厚的一本《哲学译丛》选文复印件给我看。萌萌告诉我,大家所有的信件与图书资料都由她保管。我逐渐看清了一件事:这是一个精神团体,萌萌是团体的灵魂。所涉及的人与事都被融合进这个无形的精神团体。他们与我之间热切交谈彼此经历,就是这种精神团体的同类相求。这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渴求,它兴起于插队时期(我曾在秦岭中跋涉数日寻访一个“有思想的”知青部落),至八十年代中期盛行。所谓团体,无关乎任何现实事务,追求的只是一种纯粹精神。这种不承担任何世俗事务的团体是在文革战斗队与知青插队小组这一特殊时代特殊社会组织形态中培养起来的。当文革与插队结束后,这种精神失去原来的社会环境而从战斗队与知青小组中净化出来,但它仍然寻求新的依托。这依托后来一直是学术(特别是西方哲学),它寻求学术语言的理性表述,但它深层意向又不在学术(萌萌的独特意义正在于此)。直到十多年后我知道了希腊词Koinonia(拉丁词communio),才近似地借用称此团体为“团契”。拙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后记所谓当代中国纯粹知识分子的萌芽,即指此。萌萌逝世,突出了对她的地位意义如何理解问题,亦因此一个重要的当代中国思想史课题伴随萌萌凸现出来。

1984年秋,高尔泰先生委托我联络一个青年美学学者会议。武汉团体与四川团体相聚于成都,我得以结识成先聪、冯川诸位。萌萌很快对会议不感兴趣,迟到旷会。我批评她缺乏集体观念,还对她手不离泡有人参的茶杯以及她在家雇保姆表示反感。我发现萌萌与我所熟悉的老三届那批人的革命家风格有区别。我还发现萌萌不擅长也不喜欢在公众场合“发言”(她自己也告诉我这一点),这与她在一二知己面前推心置腹的谈话形成有意味的对比。她不能容忍丝毫套话。今日我才将此种对语言话语之纯粹精神性追求与她的总体纯粹风格联系一体。

会议期间武汉团体被当地艺术界请去交谈。皮道坚回来后告诉我,一位成都画家说自己不顾妻子正在产房临产而赴会。萌萌当即哭叫着斥此公是坏人,要他立即回到妻子身边。

这种率真性情在会后返途逗留西安时导致一场冲突。那晚,在叶舒宪房间,叶陪女友王艾与萌萌交谈。王艾从北师大退学后听过我的课。我在火车上已向武汉友人细致地描述了王艾,特别将王艾刚刊于《延河》的自传体小说推荐他们看,称王艾是“小鲁萌”。王艾提及往事时哭了,这是在最信任的人面前不设防的袒露。萌萌先是几乎官样式说了一句“你受了不少苦,……”,稍作停顿,便坚定地转折:“但是你的前夫,那位工人哲学家更苦,……”不可遏止的激情与突然提高的语调几乎是叫出来:“真的!我非常挂念他!他在那里?我很想去看望他!”王艾的眼睛愈睁愈大,很快变得微笑而刚强,那是一种决斗前的神情。萌萌继续发问:“请问,你对性是什么态度?一切分歧都是从此开始的。”王艾挑战式回答:“我当然是一个性解放主义者。性是最纯洁的,难道你认为性是肮脏的吗?”

王艾走后我与萌萌吵了起来。我针对她说“他们受的苦难比我们深度差得远”反驳:“我们哪怕对一个孩子的苦楚也没有资格轻视!”萌萌轻声说:“对,……”但是我理解她对“工人哲学家”亦即一切在中国当时体制外的民间思想家的深切感情。这里存在着萌萌一个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性的基点:作为知识社会阶层出身的萌萌并非贵族小姐对下层英雄的老套浪漫感情,父亲的政治厄运以及文革的“反革命”遭遇处境,使她对类似张志扬这样出身码头工人家庭并同样深刻反抗体制的思想家产生了远超出社会学阶级的升华性情感。领悟到这一点,萌萌逝去的身影之美丽高贵,激发出她生前不曾令我清晰意识到的深刻感动。然而,遗憾的是,王艾也属于这样类型的优秀女性。

萌萌对性的态度,除过这一次之外,我还听到过两次。一次是1993年夏,在北京街头饭店吃饭时,有人议论到某公炫耀自己与四十多位女人有性经历时,萌萌“噗嗤”笑着轻声说了一句:“真好玩!跟动物一样。”另一次是经我介绍与他们认识的康正果在《读书》发表一篇古代性技巧文章后,萌萌问我:“康正果怎么写这种文章?实在无聊!”

记录上述性观念并非要表明某种性态度,我也并不赞赏萌萌决绝的立场。但萌萌清教式的性态度再次使她的“纯”凸现为一个本质性特征。

20世纪九十年代后的思想团契愈渐依托学术(特别是西方学术)。我的印象是,甘阳、刘小枫是引入思潮者,张志扬是回应者,萌萌则是组织推动者。后两位当然是基于自己的生活世界与心性气质。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后两位,特别是萌萌所长并非学术。我最欣赏的他们的作品并非学术性的,而是艺术评论。我读他们的作品不是很多,但张志扬关于唐小禾漆画的评论、萌萌关于易卜生《皮尔·金特》的评论至今印象深刻:才华横溢(特别是张的评论,可说是令人震撼)!萌萌《女人是什么、女人能是什么》是我看过她的理论作品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我对萌萌的学术成就评价并不高。九十年代几次学术沙龙讨论(争论),当她有时实际是追随技术层面的专业学院话语而又强以这类语言表述自己的意向时,我感觉蹩脚。这时我感到他们是矛盾的。对于萌萌而言,我甚至认为她是屈尊于学术。精神需要学术的反思,但她最深刻的历史地位并不在这里。

但他们基本上是自外于学院的。刘小枫、志扬与萌萌等中青年学者独立于世俗学术界(包括学院体制)的纯洁,是我迫于生存压力做不到的。这是一个需要另外专门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史的大课题。但学院体制内的有识之士都明白,这些特立独行者才真正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我是把他们看作精神故乡与榜样象征的。

萌萌依然如故地寻求那些精神同道者:从耿开君到林氏三兄弟,等等,将他们邀请聚集到海南大学。但她并非宗教团契式“同一颗心,共一个灵”,而始终突出个体性。因此她编辑《独白》。正是为《独白》撰文中,我体会到自己的局限,受到某种模式(自文革以来的模式)束缚的局限。1996年4月,我因师大两居室无法接母亲侍奉而寻求可提供三居室的单位,李明华、何清涟、陈少明邀我来广州。在广州接到萌萌电话,她替我付机票要我来海南。我来到海南大学。与志扬、家琪他们仨交谈多日。他们介绍我观看一部国外影片,同我讨论感觉。至今我认为,不是学术话语,而是这种精微的体验与艺术交流才是我与他们仨所有接触中最独特而有意义的。

就是在这次见面中,萌萌要我重写《独白》的稿件。她以她特有的命题陈述式语调明快地说:“你有一个大问题,你没有完成语言转换。”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我的批评最有深度的一句批评。

返程时因暴雨我被民航局安置在海口一家酒店过夜。得知后,萌萌冒雨来酒店看望我,与她同来的是林贤治。我们三人谈起各自年轻时的纯洁恋情,我叙述了我在陕西机械学院进修时对一位从未讲过一句话的女生的柏拉图式的单相思憧憬与《叶尔绍夫兄弟》末尾季米特里决心走遍波罗的海岸渔村寻找廖丽亚的故事。萌萌讲述了中学一位与她并列作文优秀而出身“反动”的男生对她的思恋如何被她的中学校长母亲封杀。这是我与萌萌最坦露私人心扉的一次谈话,也是我精神家园最美好片断之一,背诵季米特里那段内心独白时几乎流泪,现场弥漫着一种诗情氛围。

萌萌无疑是深情的。这种深情与她那直觉禀赋共同形成她对人性的洞察力。她容易被视为精神贵族,其实她有朴素的感情。在她没有孩子时曾向我索要我儿子的照片,并拿出赵越胜女儿的照片说她收集朋友们孩子的照片。拿着我孩子三岁那张照片,她说“你儿子真像你”,后来见到我妻子后,她脱口而出:“哎呀!丁丁既像爸爸又像妈妈!”在场大家都哄笑了。她对我妻子的评语颇传神:“西林妻子很妇人气。”当我本能地维护妻子的形象,强调她在这个时尚时代少有的的质朴(九十年代还穿解放鞋)时,她惊讶得叫起来:“真的?”并要去我岳父家访问。

萌萌又容易被视作情感型。但理性在她身上相当坚定。这不仅是指哲理(那在最深层恰恰通往浪漫)。九十年代末期,在徐有渔介绍委托我组织的思想政论片中,理想主义成为中心话题。萌萌在片中的形象与话语给人印象深刻:“今天更重要的不是重提理想主义,而是什么样的理想主义,以及以何种方式提出。”

萌萌看人的眼光理性而犀利。她几次对我的焦虑烦躁情绪状态冷冷表示:“你要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喜欢你了。”当她对你疏远并指出你的缺点与问题时,那眼神是忧伤并羞涩的:她不忍心直视并讲出精神亲近者的缺陷。她与人的亲疏深层地取决于她心目中的对方的精神水准。我们从1996年之后来往很少了。2001年突然接到萌萌电话,她专门向我转告她视之甚高的林国华在与志扬通话时对我的评价,“这是对你极高的评价呀!”其实林氏的话表明,这是他个人的感受,并不能作为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客观研究判断。我自知我被错爱放大了。一个月后,在萌萌组织下,在京参加“全球普世伦理对话会”与现象学会议的两批朋友聚会于北京大学,我刚进门,萌萌即亲切地扑过来拥抱我:“西林!”这是我们相识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我清楚,这是因为林国华的评价缘故。这使我既看到了萌萌极为理性的待人接物态度一面,同时又再次体会到了超越于世俗世界评价标准之上的精神世界价值尺度在她心目中的绝对地位(林国华在此代表着与世俗权威对立的一极)。

2005年1月,我去三亚途中特意逗留海口,志扬不在,回武汉照顾老母去了。我与萌萌坐在一家饭馆里,交谈至夜半。很冷的一天,萌萌告诉我,这在海口少有。灯光幽暗,我们身影朦胧,面对面坐着。当时所谈的内容已经模糊,但记得她讲王庆节不久前来过她家:“我很喜欢这个人。他很纯。”

这是我与萌萌最后一次见面。

从互联网上获知,萌萌遗言“可惜许多个人性的记忆都要失去了”。我因此尽量把我的私人记忆记录下来。这些记忆因诉诸文字而会持存,精神因此而以公共形态存在。萌萌生理肉体的逝世固然中止了她个人的继续思想与活动,但她在世时的思想与活动不仅保留在相关当事人的记忆中,而且经由上述文字记录(包括她的著作)存在于世。更重要的是,由于萌萌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独特的纯粹精神象征意义,她将超出私人圈子而成为文化人物,如同柏拉图孟子唐诗宋词还在参与我们的人性活动一样,她当然还与我们同在。

从个人生存意义角度讲,萌萌已经融入我的精神家园世界:和童年时的晨雀暮鸦、踏着厚厚落叶在黄灿灿的大雁塔密林中独吟宋词的心境、反抗血统论残暴压迫挺身而出的神圣正义感、不知名客栈老人的慈爱温暖、深山绝岭背柴极限挣扎的体验、陌路边从麻杆抽取麻纤揉搓后俯身为我补缀断裂麻鞋系带的女性柔情,……都融合一体了。我不相信现代性基于自然神学的世界合理性信念:数十年的经验使我明白,无论个体或人类,多数行为——不管当时如何显赫或功用自明,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确凿现实的巨量涵义(meaning)只结晶为少量值得珍惜的意义(significance)。萌萌执著以追求纯粹意义的艺术审美形态生存,因此成为一个象征。这象征的公共意义是萌萌一直力图建设的精神团契。中国从古至今基本不存在基督教式的纯粹精神团契,多的是混合着种种利益的团体。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关键,却是个人信仰经由团契而支撑现代公共精神与法律制度(如托克维尔从反面论证仅仅抓制度建设的墨西哥为何未能与邻居美国一样现代化)。哈贝马斯关于现代公共社会起源分析指出,作为宗教团契转化为人文精神团体的沙龙占有重要地位。萌萌实质与18世纪沙龙女主人是同样的历史角色。作为启蒙历史实录,如但丁与歌德所言,“永恒女性引领我们向前”,女性深刻而普遍地活跃在中古转向现代文明的一个公共性培养阶段。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期已耗尽原有的公共精神资源。公共精神危机这一从历史潜伏状态空前显性化的课题同表面上与之相反的自由主义的个人精神匮乏课题,其实早已是相互包蕴地出现在“五四”先驱时代的结构性难题(梁启超《新民说》所谓既无公德也无个性),但今日更为沉重纠缠。与八十年代相比,今日中国精神团契已经衰微。如何立足中国资源建设精神团契,将是当代中国基本课题之一。萌萌作为当代中国沙龙女主人的社会意义也在于此。尽管对于强调个体性的萌萌而言,这是一个我记忆中她及他们并未讨论过的问题。个性(以及差异性)似乎一直是她及他们的主题。但她所做的可以超出她自己所意识到的(Marx:“他们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个人命运在此幸运地与历史天命同一,萌萌的精神团契建设活动已进入当代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

萌萌,你同意我的解释吗?

(部分刊载于《作品》,2007-5、《良友》4,文汇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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