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自述第二次结婚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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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结婚的喜日选择在l979年旧历年年初五,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刚刚度过60个春秋,头上两顶帽子刚刚宣告摘去(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在l978年底宣告作废;另一顶右派分子则在1979年1月18曰连根拔除)。非常高兴,也是非常巧合的是,在大喜之日的前两天的早晨,广播电台的本市新闻节目里,报道了上海市委公布的给部局级的右派分子改正的24位同志的名单,快要做新郎的王若望也在里面。快近中午,新娘来了,她欣喜地告诉我听到了早上的好消息,我说:这是给我们喜上加喜呢。我们热烈地拥抱了一会,表示对这个天上传来的福音的祝贺。

新娘小名羊子,大概属羊吧,比我小了一轮生肖的序列,还得加四、五样小动物。她是1963年的大学生,分派在外省某机车厂做技术员,我们相距l000公里,是怎么结识的呢?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年正逢着“文化大革命”。她所在的工厂停止生产闹革命,大中学生纷纷外出串连,她不大喜欢赶时毛,凑热闹,而回到上海老家探亲,闲得无聊,想看看书,所有的书又已毁灭或被没收,她母亲向女儿推荐我,说什么到王若望那里,听他空口说白话,没有书本一样能学到点学问。她母亲是我父亲的学生,我跟她自小同过学,这样,我们两人就认识了。

头一次见面,她母亲陪着,我们的谈话有点拘谨。第二次,我们的谈话就活泼多了,首先论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我记得很清楚,她那次就敢于把最犯忌的想法向我透露,说什么江青和叶群是凭着手段上去的,做这样的女人,我们女同志也瞧她不起,云云。我听着她这么讲,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真担心她在另外场合这么说真话。我郑重地告诫她:往后再也不许说这样冒犯的话了,无论是对谁。

她漫不经心,但又胸有成竹地解释道:“是的,这个我懂。因为形势迫使我们天天说假话,我心里太闷了,有许多乱麻似的思想困扰我,总想把压在心头的话对谁一吐为快,我知道你,我预先对你作过一番了解,我对你说不会出乱子。”

我问:“你对我的调查知道些什么呀?”

“你是我父亲的天然盟友!”可不是吗,她父亲也划为右派分子,但我们互不相识,岂不是天然盟友?她接着说:“母亲告诉我关于你的经历,你是经历过好几次磨难的长辈,是善于苦中作乐的老干部,是吗?”

我苦笑着说:“不要随便相信一个人,话到舌尖留半句,这个世道千万别忘了老祖宗教给我你的处世哲学。我几次吃亏栽了跟头,就是忘了这样的教训!既不去争一日之短长,也不随世沉浮,更不低头哈腰求人怜悯,故仍能泰然自若。”

我们的接触,是从谈政治开始的,她妈妈授意她到我这儿来学点什么学问,开宗明义第一课就是那种杂文式的内容。这是没有一点学术意义的学问,在那个时代,只有判逆式的言谈倒真包含着某些真理。

正是这些真理伴随着令人颤栗的危险。这种一同冒险,一同在钢丝上跳舞的危险,把我们两个人拧在一起,心与心的接近特别快,各自了解对方的成长过程几乎在5分钟里就完成了!

我们海阔天空地谈了各人读过的书,也谈到大家关心的历史掌故,她也问起我的妻子李明同志怎么死的?我讲了头一次结婚的经过,讲了她是在我戴了右派帽子后思想不通,得了精神分裂症,郁郁而死,简直是我把她害死的。我带着无限哀思,无限沉痛的感情讲到我的妻子李明:6岁做童工,l 5岁参加左翼戏剧活动,成了工人业余剧团的女主角,后参加共青团,在延安跟我相爱,她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劳模大会上选出的劳动英雄……当我讲到她临死时的凄惨情景,我肝肠欲裂,泣不成声;羊子也哭了。

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想到爱情上去,正如她妈妈根本没想到妈会充当媒人的角色一样。

后来,她厂里提出“生产闹革命”了,她才悻悻地去了远方,跟我偶有通信。1967年年底,她给我寄来了贺年片,那一年通行的贺年片都印有最高指示,她却不买,不知从哪见弄到了一张书签,上面印有鲁迅头像,和两行对联:“此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知道这副对联是鲁迅题给瞿秋白的,羊子独独给我寄这张书签贺年片,我赞赏她独特的审美眼光,还引得我想入非非,我猜想“得一知已足矣”,是不是嘤嘤求偶之意,只有找爱人,才用“得一知已”吧,后证明我误会她了。她当时实际是个“斯多葛”派,却向往罗曼、罗兰与魏尔维达·梅琛堡的亲切关系,模模糊糊地视我为理想中之人。我在写回信中,把语词的亲昵程度稍稍加温若干度,而对方来信不表示反感,不过始终回避“恋爱”、“爱你”那样的词汇。

所以,至今回忆起来.当初谁追求谁是说不上的。可以说双方的感情是同步增长、相互默契到了寻不出时间差的地步,当我们正式相爱了,她还解释说,当初她寄那张书签时完全没有往这方面想,只是因为她很厌烦千片一律的贺年片,看到这一张偏偏不印最高指示,才选择了它的。我说人的爱心就是你寄的这张书签挑逗起的,是她先向我求爱之意,似乎这伤害了她的自尊,她挖苦的:“那是你自作多情。”于是为了弄清谁是爱情的发动者而发生了口角。不过这种闺房争议,只会增加生活的情趣,不会损害感情。让这笔历史的糊涂账永远糊涂下去吧,只要我们相爱就行了。

这个年月,我是当作牛鬼蛇神靠边站,白天关在牛棚里,晚上就谈恋爱(书面上的,有时她又回沪,我们就相约在儿童乐园谈),精神上获得了某种平衡,倒也自得其乐。她寄给我的信往往给我子女拆开,大人的私生活在儿女跟前还是需要保密的,我就通知她.寄信给魏绍昌转。老魏跟我关在同一牛棚,从那以后,他成了我生活中的“红太阳”。

1968年8月突然宣布将我隔离,一个人关在文联的贮藏室里,这对我是一场无情的打击,又想到这给羊子的打击一定也大,我必须把想法写信告诉她,我失去了自由,叫我怎能跟她通信呢?为着达到这个神圣又是紧迫的目的,我调动了全部的聪明才智,有一天造反派通知我,要我跟王西彦一同到街上贴大字报。我欣喜地想,这下机会到了,我先把信写好(通知她不幸的消息,并安慰她,我没啥问题,顶多两个月就能出来)。用饭米和纸头糊了个信封,但是没有邮票呀。我忽然记起,哈华同志有一天手持小红本在主席像前请罪念语录,不小心小红本掉在地下,从塑料封套里落下好几张邮票,我用什么办法弄到他的邮票呢?我正在为此事焦心,一位造反派通知我,说有外调的找我谈情况,叫我出去。我走出门去几步路,就说,啊呀,我忘了带语绿,边说边往附近的“牛棚‘走去,我在门外对哈华嚷嚷说:”你的语录本我要用一用。“哈华说:”我也要用呀!“这一下僵了,我放低声说:”只消10分钟。“

他把小红本给了我,我第一个动作就是翻看塑料封套。好几张“8分”的赫然在目,这时候“8分”邮票的价值一下子涨到了珍珠宝贝的水平。9点敲过,造反派开门叫我出去扛梯子并且抱了一大捆大字报纸头;接着,满头银发的王西彦做我的搭挡,他比较年轻力壮,我一只手拎着浆糊桶,并且肩扛着梯子的一头。他在前边,架着梯子的另一头,这时我心里最焦虑的是生怕造反派跟在后边做监工。可巧的是,那个造反派小伙计不愿到马路上晒毒日头,他没跟去。我跟西彦架着梯子出大门后,走一段路就有一个立式邮筒,我在后头吆喝,过马路去,到茂名路去贴,他顺从地听我的指挥,我肩上架着梯子,用快步子走近邮筒,眼捷手快,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封煞费苦心制作的信扔进了邮筒,方才松了口气.往下贴大字报的劲头一点也没有了。我把大字报贴得很高很高,而且把页数也贴颠倒了,只有戴着望远镜,才能发现那上面的差错。为了补偿我偷了哈华的邮票的过失,l1年后我们结婚时,给哈华同志送了双份喜糖。

羊子接到这封信紧张了一阵,她真的相信我在那信上的良好宣告,她苦苦数着两个月难耐的日子。过了两个月音讯杳无,她一反寻常,一贯坚持爱而远之只爱恋而不结婚的羊子,突然急于要见到我,直到那时,她才意识到,要来探望我的话,身份不明确。她独断独行,胆大包天地、偷偷地走到万人大厂的党委办,趁着无人,利索地找到一张结婚证明信,那年头乱作一团,党的官僚们根本无心上班,羊子毫无惧色完成了填写和盖章,之后谁都不晓得开过结婚证,可怜的羊子以为从此可以家属的身份合法地探望亲人了。她很快到了上海,打听到我被关在石门一路交响乐团,几乎每天都去到门口,傻乎乎地等待我解除隔离重返自由。……直到几年后,我转移到第二看守所去了,她每年探亲总还要到那个大门口去静站几十分钟(她以为我还在老地方关着),这时她苦恋着一个头上有两顶帽子,下面有六、七个孩子的半老头子。这事终于被父母发觉了,引起的高血压,责难、谩骂是可想而知的。羊子的妈妈想出的最佳方案是赶快替女儿物色个好对象。对象也有了,据说还是著名科学家的儿子,会两国外语,长得一表人才。为着缓和家庭压力,她答应与这个一表人才见面,地点在北京电影院门口,她提前去了,没去看熟悉的介绍人和未见面的一表人才,却走向南京路王家沙后面,那里是“交响乐团”所在地,不过牌子已摘去了,她在大院门外徘徊,里头什么交响乐也听不到,只听得样板戏里的李玉和押进牢狱时唱的戏文,和老娘哭啼啼的唱腔。她不敢闯进去,但又不忍心离开这个关着心上人的地方,她想象牛鬼一定关在楼上,也许能从楼上的窗子里看到王某的面影吧。她移动着沉重的步子绕着那院子转游,抬头探望院里的高楼,直到脖子都酸了,还是没见老王的头像。一共转了多少圈子,已经在这儿翘首盼望了多长时间,她全然不知。最后,她失望地没精打采地又走到北京电影院门口。原来相约的人影子都没有。她才意识到已经错过原定时间一个多小时。

她回到家中,对父母说了谎:“我去了北京电影院,他们没去嘛,叫我跑了个空。”

《满江红》(澳洲)1992年12月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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