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五日,戴厚英与她的侄女一同被杀,凶犯几乎斩断了她的头颅。这一消息令人震惊。我和她在上海作协共事达七年之久,她的浮、沉以及性格和爱好,我都相当熟悉和理解。

她影响深远的一本小说:《人啊,人》,在当时对多种戒律统治的文坛,无疑是—声春雷。曾发行了四版,共有三十多万册,并译成英、日语版。中共出版系统被这一好形势吓坏了,宣传部又查明这本小说有宣扬人道主义的倾向,明令禁止又怕得罪广大的读者,只得在小报上发表一两篇批判文章。她—生中唯—爱着的是诗人闻捷,为此她作了《诗人之死》,凡读过此书的人,一定为她那种刻骨铭心热恋的细节所吸引,当看到闻捷因猝死而引起她悲痛欲绝,甚至产生“为他而赴死”的念头。

我在奉贤“五七干校”,跟闻捷—同学习过,当我还没有“解放”而回上海的时候(按:“五七干校”的学生都是有问题的干部,类似变相劳改),猛然听说他已逝世,这对戴厚英的打击,当然是极其沉痛,这是可想而知的。

令人不解的一点,今年二月起,大陆各地“严厉打击各类罪犯”,几平每天都报导某省某市枪决犯罪分子十人、十五人等,截至七月底,被杀的总数已有两千—百余人。各省市政府追求杀人的数字,本有“杀鸡惊猴”之意,为什么并不见效?没能“惊猴”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大开杀戒呢!答案只有—个:中共的统治可称得上“危叽四伏”,强盗土匪防不胜防,今年二月在北京发生的李沛瑶惨案也是有力的证明。总之,在如此社会中生存,已经缺乏安全感。

最后,我和羊子对戴厚英的不幸惨死,致以沉痛的悼念之情。

《探索》1996年9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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