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1911:梁启超的宫廷政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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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视角考察辛亥革命领导人问题

一封密信中的政变计划

1911年10月21日,也即在武昌起义爆发(10月10日)后,梁启超写给立宪派骨干徐勤(字君勉)一封万言密信,详述两年来与满族亲贵来往情形及辛亥年的宫廷政变计划:

昨晨发一书,今日又发一电,文云:“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机已得,任即行,待数万押会所,电济。泣血叩。”想已达……

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而涛与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则泽也。泽与庆结,泽夫人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宫禁,老摄废物,畏蜀如虎,故使泽势大张。泽遍布私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复与袁结,务欲蹙涛于绝地。……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而外之复抚第六镇(驻保定)之统制吴禄贞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吾两月前致兄书,谓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盖即指此。……(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60-362页《梁启超致徐勤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下用简称)

这封密信,是解开1911年梁启超试图发动宫廷政变、策动滦州兵谏进而逼迫清政府交出政权、实行君主立宪的重要证据,也为梁启超参与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证据。

信中所提及的“用北军倒政府”,即是梁启超于辛亥年前即谋划已久的运动北洋军倒内阁(即皇族内阁),进而达到彻底颠覆清廷顽固派、控制国会、进行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的政变计划。此计划的完整表述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政变的具体内容是:“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自为总理,杀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当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梁启超年谱长编》361页)

和袁,即与袁世凯言和;慰革,即在与袁世凯讲和的同时,安抚、稳定革命党;逼满,逼迫清帝退位;服汉,即以此令汉人信服,同时给汉人和满人权利一个完整、平等的交代,也即以君主立宪的形式开启新的国体和政体。政变计划的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核心是“和袁”,即用北洋新军控制北京局势,以袁世凯统治取代清王朝摄政王载沣的统治,策略是通过政变,以立宪派控制国会,进而掌权。

信中所说的“涛”,指军谘大臣载涛,“洵”指海军大臣载洵,“庆”指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泽”指度支部大臣载泽,“老摄”即光绪之弟、溥仪之父、监国摄政王载沣,此五人者,皆满清皇族,掌握了晚清的政治、陆军、海军、财政大权。其中,载涛、载洵、载泽皆主张君主立宪,但载涛、载洵倾向于康有为、梁启超立宪派,载泽则倾向于张謇、郑孝胥立宪派,但载泽与载涛权争日久,而载沣虽然也为梁启超所拉拢,但软弱无能,实际权力掌握在奕劻及载泽等人手中,而奕劻与袁世凯为同党,是清廷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故所谓的发动宫廷政变,“勒禁卫军驻宫门,逐庆、泽”,即是以载涛所掌握的禁卫军驱逐载沣、奕劻、载泽等顽固派势力,并以载涛为总理。“杀盛”乃是指除掉当时力主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化而引发全国骚乱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继而召开国会,由立宪派所控制的资政院、咨议局议员充当国会议员,逐渐向国会过渡。

此外,关于夺取政权之后的建设,梁启超亦有详细布划:“国会晓谕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61页《梁启超致徐勤书》)通过这样的方式,逼迫清帝下罪己诏,满清交出政权,废八旗制度,改汉姓,满人照例赐姓,以消除怨毒。

当然,由于是绝密军事计划,故此,梁启超在此信中对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语焉不详,只含糊地说“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观之事”,所谓的“非常可观之事”,即是指由梁启超与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北洋新军统领策动的让晚清政府奄奄一息的“滦州兵谏”。

当然,这其中,袁世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即政变之后,必须要由袁世凯出山与立宪派共同主持大局。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康、梁立宪派一直将“除袁”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就私而言,袁世凯是戊戌变法的告密者,除袁,乃是为戊戌死难的六君子报仇;就公而言,袁世凯是康、梁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大障碍。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康、梁与载沣、载泽等与袁世凯有私仇的满清权贵在除袁的目标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康、梁的这一计划,一直未能见明显成效。

尽管除袁是康、梁立宪派一直积极谋求的长期计划,然而,在辛亥前夕,关于联袁、除袁,在立宪派内部是存在分歧的,尤其是康、梁之间分歧甚大。事实上,梁启超一直有试图联袁的计划,但康有为则坚决除袁。随着时局的变化,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的政治关系也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在康、梁看来,袁世凯野心勃勃,是清末实行立宪的最大政治障碍。然而,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又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又是清末最具政治魅力和政治实力的政治人物,收拾清末的乱局,不得不借助袁世凯,可以说,袁世凯是清末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十分惧怕的人物,尽管表面不愿意承认。尤其是在梁启超看来,立宪派既要打击袁世凯,又不得不与袁世凯合作,当没有更好的政治合作对象时,则不得不联合、依赖和借助袁世凯,进而与袁世凯合作,试图借助袁世凯政权来实行立宪。所以,梁启超的计划中,“和袁”是首要。

于是,在梁启超等人的反复劝说下,康有为改变了策略,但康有为支持袁世凯的前提是,不能使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王朝,也即不能走革命党的武装暴动之路。这样,也才有了“滦州兵谏”这样的非暴力政变计划。

梁启超秘联“北洋三杰”与满族亲贵

政变的关键在于控制军队。事实上,具有战略眼光的梁启超,早就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而且与北军中诸要人早有秘密往来。北军中的三个人物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很早即进入梁启超的视野。梁的政变计划中,具体所借助的,即是张绍曾驻防滦州的第二十镇(时张任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驻防保定的北洋新军第六镇以及蓝天蔚驻防奉天(沈阳)的新军第二混成协。张、吴、蓝所统领的部队,不但是北洋军最有实力的力量,而且驻扎京师附近,对于拱卫京师有着特殊的作用。梁启超之所以考虑动用这三支军事力量,一是此三人与革命党及各路江湖人士有密切联系,二是这三支部队对于牵制京师、安抚南方革命党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被誉为“北洋三杰”,在军界颇有名望,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多赞成和支持君主立宪,并由此成为康、梁立宪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同时,此三人私交甚笃,又都参加过同盟会,与革命党人有广泛联络。

宫廷政变的对象是清廷的旧派。其代表人物是奕劻、载泽、盛宣怀等,皆为袁世凯死党。新派反对袁世凯出山,主张君主立宪,与梁启超关系至密,代表人物除载涛、载洵外,还有军咨使良弼、民政部尚书善耆等,在康梁立宪派的策动下,他们极力扶植新军领袖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以壮大势力,压制袁党。光绪死后,梁启超抓紧派人活动载涛等握有军权的上层人物,使宫廷政变的密谋逐步成熟:一方面抓住宫廷禁卫军,一方面抓住近畿“新军”领袖,京南是驻保定的吴禄贞,京东即是驻滦州的张绍曾。

为了实施此计划,1910—1911年间,梁启超曾派汤觉顿、许佛苏、罗瘿公、麦孟华、徐勤、潘若海等党人先期在国内及京中运动,并派汤觉顿秘密潜回奉天、大连等地,与吴禄贞、蓝天蔚等北军中要人联络。为谋开党禁、归国理政,两年之间,梁启超联络的朝廷亲贵及地方督抚大员即有载沣、载泽、载涛、良弼、张之洞、袁世凯、张鸣岐、岑春煊、赵尔巽、端方、戴鸿慈、善耆、张謇、汤寿潜等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加紧了实施政变计划的步伐,派人回国积极运动,幻想凭借国会之力控制政变后的京中局势,夺取北京政权而挟制天下;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拟运动南方地方督抚自立以杀革命党之势,“声称其不接济北军,如是则革命党引以为友,无所用其煽动,而北京益危,自不得不从吾策”(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61页《梁启超致徐勤书》)。梁启超的策略是通过运动地方督抚自立来控制革命党的势头,只要地方督抚不接济北军,则革命党就会引以为友,这样,北京孤立,自然给立宪派控制京中局势带来了机会。

1911年春,陆军部所属“军咨处”升格为“军咨府”(相当于后来的“总参谋部”),载涛为首任“军咨大臣”,“永平秋操”就是他就任后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正是集结新军除掉旧党的大好时机。当然,此密谋鲜有知悉者,连梁启超在给立宪派骨干徐勤的这封信中,也只是说“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观之事”“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徐勤求他明言,梁回信:“议事秘密,不欲道尔!”直到武昌起义后,他才告诉了徐。

“滦州兵谏”与清廷的妥协

事情源于北洋新军第六镇的秋操演习。

清军准备于1911年6月(实际日期为9月16日)在直隶永平滦州一带举行秋操演习。蓝天蔚与吴禄贞、张绍曾在一次秋操准备会议上会面,密商:“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密约武汉同时举兵,使清廷首尾难顾,一举灭之。”也就是说,这一计划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

是年8月,梁启超由日本密函在京立宪派骨干,告知“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所指即是通过“滦州兵谏”实现宫廷政变。可以说,“滦州兵谏”由梁启超一手策划,但为了保密,他在信中并未详细提及。9月16日,摄政王载沣校阅禁卫军,准备秋操。此时,同盟会与立宪派双方均加紧部署起义。

正当北方的新军准备在秋操演习时发动起义之际,湖北的革命党人也正抓紧筹划起义。南北两方革命党人联系后,决定“待北方秋操进行后,南北两方同时举事”,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然而,一系列突发事件促使湖北革命党人提前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摧毁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举国震动。

10月27日,张绍曾和蓝天蔚等根据梁启超的战略部署,屯兵滦州,联名电奏清廷,提出实际由梁启超起草的“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要求在当年之内“立开国会”,由国会起草制订宪法,“君主不得否决之”,“特赦擢用革命党人”等。这个电报实际是一道最后通牒,威胁清政府要把多年来拖延未办的大事在两个月内全部办完,否则马上杀奔北京。

10月28日晨,梁启超急电国内“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张绍曾派骑兵进京赍送奏章。在武昌起义爆发之际,手握重兵的张绍曾、蓝天蔚等高级将领提出这样的政纲,不啻是给清王朝当头一击,迫使清王朝不得不下罪己诏,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当然,此“信条十九条”与梁启超所拟的“政纲十二条”有所出入),完全接受这个政纲。

10月29日—31日,革命党人彭家珍敦促张绍曾截扣军火。梁启超也作出“扣留南下军火”的决策。吴禄贞派张世膺来滦州,“强张绍曾截之”,清廷高层更加恐惧不安。

清廷接到张绍曾领衔的“兵谏”奏章后,觉“兹事体大,立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新旧两派争论激烈。以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为首的旧派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及开放党禁,他们极力反对兵谏和“十二条政纲”,主张严惩张绍曾。而以军谘府大臣载涛为首的新派则主张改革政治,开放党禁,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主张暂准张绍曾所请,建议派与张绍曾关系密切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去滦州“抚慰”。

最后,新派主张占了上风。11月3日,资政院即匆忙起草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上奏清廷。规定成立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皇帝的权力以宪法的规定为限度,国会有制宪、改宪、选举内阁总理大臣,宣战、媾和及决定财政等权力。

由此,君主立宪制度在张绍曾等人“兵谏”威胁之下,仅仅几天就实现了。

吴禄贞之死致梁启超归国受阻

1911年9月16日,梁启超乘日本天草丸号客轮,秘密抵达大连,企图在东北与同党熊希龄、蒋百里、吴禄贞等人会晤,布置政变计划。熊、蒋二人均为梁启超密友,蒋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同时还“曾往见关东都督,请其电驻京日使,提议由日使团设法维持京城秩序。”但没想到,局势变化太快。由于起义计划被泄密,清廷虽然在政治上做出了重大妥协,但在军事上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新出山的袁世凯将停放在滦州及奉天的全部车皮秘密调往北京,张绍曾等人原定的运兵计划遭到破坏。此外,趁吴禄贞与山西义军联合起义成立燕晋联军之际,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吴禄贞。

吴禄贞之死导致了梁启超政变计划的挫败,也使得他的归国计划暂时落空。

袁世凯重新执掌权柄后,立宪派丧失了掌握主动权的机会。见希望落空,梁不得不由大连折返日本。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为了笼络梁启超,任命梁为法律副大臣,并接连致函敦请梁归国执政,但梁坚辞不就。虽然一时不能归国,但梁答应袁世凯,愿意在海外以民间领袖的身份,转移国民舆论,为袁世凯的统治作舆论铺垫,但前提是,袁世凯必须实行立宪。

然而,局势变化比他预想的还要快。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执掌权柄之后,很快在南方革命党的压力下,南北和谈,袁世凯和孙中山各自被迫做出让步,孙中山辞任南京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提是实行民主共和制。但在立宪派看来,实行民主共和制是断断不可行的,尤其是康有为坚决不赞同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写了一篇政论文章《共和政体论》予以批驳。故此,在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努力和运作下,各方做出妥协让步,接受康、梁提出的“虚君共和”方案。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虚君共和”是最不坏的制度选择。康、梁虽然在实际政治上未能如愿,但在政治精神上,却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滦州兵谏”与武昌起义

一直以来,武昌起义被认为是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也是最关键的一枪。但事实上,辛亥革命的最关键事件,并非武昌起义,而是“滦州兵谏”。但“滦州兵谏”的重要意义,一直为史学界所忽视。从某种程度上说,“滦州兵谏”确实失败了,但这样的失败是相对的。它针对梁启超立宪派掌权而言是失败的,但针对于整个辛亥革命来说,恰恰又是成功的。因为,它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这一系列事件,恰恰又是导致清王朝彻底垮台的关键。

“滦州兵谏”的爆发时间虽然稍后于武昌起义,但其策划却要早于武昌起义。而且,按照预定的时间,武昌起义是要晚于现行的时间10月10日的,是因为出现了特殊情况而临时提前。“滦州兵谏”是武昌起义的重要保障。没有“滦州兵谏”,仍然会有武昌起义,但却很难保障武昌起义的成功。“滦州兵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逼迫皇帝下“罪己诏”,摄政王载沣交出摄政大权,袁世凯北洋军控制了北京,清王朝此时已处于事实上的崩溃状态。“滦州兵谏”中一个重要行动就是牵制北军及军实的南下支援,这就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没有对北方军队的有效牵制,武昌起义单靠革命军的单打独斗,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何况,对于一个庞大的王朝来说,南方爆发一两次革命或武装暴动,实在不算什么,随时爆发,可以随时消灭,并不是致命的;而“滦州兵谏”虽然没有提出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君主制的要求,但对清政府的打击却几乎是致命的。

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存在两个方面的忽视:一是比较注重武昌起义及其他由孙中山、黄兴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而比较忽视“滦州兵谏”在辛亥革命中的关键作用;二是片面认为“滦州兵谏”是孙中山革命党单方面策动之功,而忽视了康有为、梁启超立宪派对“滦州兵谏”的关键性作用。“滦州兵谏”的基本动因或目的,本身并不是以武力推翻清王朝,而是通过兵谏,以和平的方式逼迫清政府交出政权,进而开国会、行立宪,而这正是立宪派的主张和诉求,这也印证了梁启超之所以策动“滦州兵谏”的动机。也就是说,没有立宪派思想的影响及梁启超的统筹策划,不可能有“滦州兵谏”,没有“滦州兵谏”,则不可能对北京的军事力量形成有效牵制,而武昌起义的成功爆发也难以保证。

关于“滦州兵谏”的领导人问题,现在的研究,多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作为“滦州兵谏”的领导人,原因是张、吴、蓝三人也是同盟会员,且与革命党有密切联系。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张、吴、蓝早年都是同盟会重要成员,其在同盟会中的资历,与孙中山、黄兴是基本相当的,在讲究资历的时代,作为同盟会成员,孙中山、黄兴是没有资格直接领导这三人的。而且,“滦州兵谏”爆发时,孙中山尚未返国,他根本无暇也无能力领导此次运动。“北洋三杰”的同盟会员身份,只能说他们身上具备了革命思想,但具备革命思想不等于就一定受孙、黄革命党的领导,而且,当时的同盟会内部关系十分复杂,派系众多,孙、黄并没有全部能力节制所有同盟会成员。当然,也不能说梁启超就是“滦州兵谏”的领导人,梁只是策动者而非军事领导者。故此,在“兵谏”这一问题上,三人有着共同的默契,梁启超是整个兵谏策略的提出者,张、吴、蓝三人则是执行者。

应该说,没有“滦州兵谏”,中国不可能由清朝走向民国,不可能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而“滦州兵谏”以及与此相关的宫廷政变计划,其策划者、主导者和实施者,正是身处海外和政治边缘地位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

胡适在1912年的日记中对梁启超之于辛亥革命的作用给予了较高评价:“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已被很多人所认同。

五四之际欲与梁启超争思想领袖地位的胡适,充分肯定了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说,这是中肯之论。当然,胡适所说仍然侧重于梁启超在思想与精神层面的作用。事实上,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作用更在于实际的军事及政治行动上。请愿国会运动、开放党禁运动、联合满清贵族、策动“滦州兵谏”、发布“十二条政纲”、提出“虚君共和”方案等,皆是梁氏的大手笔。

《 中华读书报 》(2015年11月04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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