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⑤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5本。
49岁，在如今很多人已经开始想着退休的时候，沈昌文开始了独树一帜的出版人生涯：三联编辑室主任兼《读书》杂志的负责人。
5年之后，沈昌文出版畅销书、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作品《第三次浪潮》，但随后他听了曾任新华社副社长、著名的“大右派”李慎之的劝，决定“向后看”。李慎之认为，《第三次浪潮》这样的书虽好，但是“太新”——这本书据说让“文革”之后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国外的技术进步已经到了怎样一种地步，“地球村”的概念即由这本书推广开来——相比“地球村”、“电子邮件”这类闻所未闻的东西，“向后看”更多是“为读者打基础”，普及自由民主思想基础。
在查看了巴金之前翻译和主持的出版社书目，后又查看了 1930、1940 年代整个上海的翻译书目后，沈昌文锁定了荷兰裔美国作家房龙（1882—1944）的《宽容》，译者为三联的编辑迮卫和靳翠微。
“在这里缕述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倡言思想的自由，主张对异见的宽容，谴责反动分子镇压新思想”，三联书店编辑部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
《宽容》成为震动出版界的产品，一经推出随即畅销，“一下子印了五六十万册”。这本后来甚至被选入了中国高中教材的书现在已经有十几个译本。曾任《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的王焱对《好奇心日报》评价说：“《宽容》是一种文明的气度。思想史上，很多人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事后发现也不是什么绝对真理，我们要对各种不同意见保持一定的宽容气度。实际上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利益多元带来思想的多元，那种一元的政治思维不适合未来的形势。”
沈昌文并没有预计到这本书的畅销，在 1985 年，他要谨慎得多：“文革强调的是不宽容，现在要宽容了，这实际上是批判文革了。可是呢，不明说。”
现年 86 岁的沈昌文这样总结：“‘出版江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点到为止，不明说。”
沈昌文大半辈子都在从事出版工作。当时，三联书店还未恢复建制（ 1986 年恢复），隶属于人民出版社，所以称为“编辑室”。中国刚从“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不久，还未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沈昌文和他的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则恰巧赶上并一同塑造了 80 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热”的时代潮流。
“介绍民主自由思想”成了三联编辑室出版书目的主旨之一。《宽容》出版之后的 1986 年，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的《异端的权利》也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副标题为“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史实”,讲述了西方 500 多年前，学者卡斯特里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反对日内瓦最高统治者加尔文的故事。加尔文之前是宗教改革的英雄，但那时已蜕变为暴君。
后来，沈昌文又接着出版了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个政治家的肖像》和《昨日的世界》。翻译书的选题也越做越大，“脑筋动到外国驻华使馆等单位身上”。由此，沈昌文出版了美国文库（10种）、美国文化丛书（27种）、德国文化丛书（12种）和日本文化丛书（6种）等，引进了来自各国的经典作品。
其中，美国的经典作品翻译还来自香港五十年代的“今日世界”（World Today）出版社。该社的社长为香港作家董桥，编辑和翻译则包括张爱玲等著名作家，而沈昌文是通过作家罗孚才与之认识。罗孚曾任香港《大公报》属下《新晚报》总编辑，曾帮助金庸和梁羽生创作武侠小说，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也与曹聚仁、叶灵凤和西西等众多香港作家交往密切。
沈昌文是上海人， 14 岁起在上海金银首饰店当学徒，还曾在上海一所夜校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最后学历则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中国 1950 年代的政治运动开始时，他不过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校对员。
不过这样的出身让他获得了“政治上可靠”的认可， 1960 年代，沈昌文参加中央“反修小组”领导下的组织翻译“帝、修、反资料”的工作，并因此结识了李慎之、董乐山、罗孚、刘仁静、冯亦代、潘光旦和费孝通等等著名知识分子——董乐山之后就曾翻译过《一九八四》《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作品——当时，这些人大多都是被打倒的“右派”等“黑五类”，沈昌文是极少数被允许与他们交流的人之一，而他们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沈昌文日后的工作。
后来，《宽容》《异端的权利》《情爱论》这些翻译书被沈昌文编进了一套名为“文化生活译丛”（46种）的丛书，其中还包括马尔克斯的《番石榴飘香》、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等等。
当然，无论是《第三次浪潮》也好，还是《宽容》《异端的权利》《情爱论》等也罢。碍于时代因素，这些翻译书最后都免不了删节的命运，而所删的内容也基本上属于反对马恩列斯毛和“露骨”的性内容等。
不过，这些书对当时中国人的冲击已经足够巨大，新观念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八十年代也被看作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学者金观涛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道。金观涛也曾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共出版 74 种，是当时对年轻人有着重要启蒙影响的丛书之一。而且，这套丛书的编委就有三联的董秀玉和王焱加入其中。
很显然，从 1980 年担任三联负责人伊始，沈昌文和他出版的上百种图书、《读书》杂志、三联书店也加入了八十年代这场新启蒙运动。
1986 年，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齐名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由此，这个以甘阳为主编、以研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由青年学者组成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三四年间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35 种）“新知文库”（78 种）“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5 种）等上百种出版物。其中就包括《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名作。
“这些书比如《存在与时间》太火了，首次销行即为 7 万册，《存在与虚无》10 万册。这些书当时都成了时尚，拥有这些书就是时尚，是年轻人的一个标志”，时任《读书》杂志副主编，九十年代接任沈昌文三联书店总经理职位的董秀玉回忆道。
《读书》杂志则不仅发表了《读书无禁区》《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等重要文章，还刊发了吕叔湘、金克木、张中行、舒芜、劳祖德、顾准、王蒙、叶秀山、杜维明、甘阳、张汝伦、刘东等大量老中青学者的文字，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等。每期发行量在十几万册。
当然，这些书籍和文章的出现也得益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在倡导“三宽”（宽容、宽厚和宽松）之风。
沈昌文出版过一本俄文的畅销书《情爱论》。这本书 1984 年出版，印了 120 万册，是三联书店在 80 年代最为畅销的一本图书。书中，保加利亚人基·瓦西列夫讲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性观念，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过肉欲，因为肉欲是爱情的唯物主义基础”。这对曾经不讲肉欲，只谈感情，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除了翻译书，沈昌文还积极引进了台湾、港台和海外中国学人的图书，这其中就包括蔡志忠的漫画、金庸的武侠小说、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等等。
如果简述这位老先生的履历，他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也当过《读书》杂志最具影响力时期的主编，还建议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被人尊称为“沈公”。
1996 年，时年 65 岁的沈昌文从三联书店退休，但一点都没闲着。
他先是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结盟，陆续组织出版《万象》杂志、《新世纪万有文库》和《书趣文丛》等。 2000 年起，沈昌文又开始与郝明义合作，加入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最后还把自己这段新编辑生活概括为 “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二十个字。
我们在北京三联书店（美术馆店）二楼的咖啡馆见到沈昌文时，他看起来和沈帆（沈从文孙女）给他画的那张漫画很像：一个乐呵呵的老头，背个大书包——只不过手上没像画上那样拎着两大捆书。这张漫画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封面，生动地诠释了老先生的脾性。
“每天非上网不可”，沈昌文对《好奇心日报》说。他不仅喜欢上网，还订了至少 5 种报纸，而且“一定要花 5000 块钱订杂志”。
沈昌文还是自己口中那个“知道分子”。“我躲在自己的房间，但颇少‘反思’，只是还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我每天上网几个小时，藉此知道世界上人们在干什么。‘知道’，眼下是我生命的全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把沈昌文的故事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希望你能更直接地认识他。
“向后看”，看到了中国当时社会和政治中最缺的《宽容》《异端的权利》
《宽容》现在有十几个译本，这个完全是根据李老（李慎之）的一个观点，要“向后看”。
李慎之是大右派，新华社最著名的右派，上面是要我监视他的，结果我和他交上了朋友。我很听从他的话，尤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两个人很好。所以他去世以后，他的书国内还不能出，我给他弄到香港后出了。他是我老前辈。可是呢，刚认识的时候，也是中央让我去做这些右派的联络人。这样我认识了李慎之，董乐山，都是新华社的。李慎之是副社长，划了右派。董乐山是对外部主任，划了右派。别人不能跟他们交往，中宣部指定我可以交往，因为我政治上可靠，我是工人阶级出身。我的很多思想都是他们那里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1983 年，《第三次浪潮》出版后），李先生找我谈了，说你们出这些书，很好，不过太新潮了，中国人现在还跟不上。他是自由主义，他说中国人要从根本上来接收自由主义，所以你应该想办法。他提一个口号非常好，叫“向后看”。这是美国最新的书，你要翻美国过去的书。这对我影响大极了。以后我们新潮就很少搞（之前出版的那些书），既难翻，读者又少，而“向后看”的书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改变方针，托夫勒的书（《第三次浪潮》）出了一本以后，大概又接着出了一两本，以后就没再出了，把目光放在过去。
“向后看”我就找书，找找找，找了好多书，最后看中了房龙。于是，房龙的第一本书《宽容》（后来就出版了）。因为经过文革，文革强调的是不宽容，现在要宽容了，这实际上是批判文革了。可是呢，不明说。“出版江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点到为止，不明说。所以这本书我很感兴趣，我找到了原文书。原文书很奇怪，是从美国找到的。然后又找到了旧译本，最后翻译了，三联书店的职工翻译的。《第三次浪潮》和《宽容》都是三联书店的职工翻译的，想不到翻译了以后，影响那么大。
《宽容》这本书后来还变成了中学教材。当时什么人都看，影响大极了。接着我对房龙感兴趣，收集了好多房龙的书（《漫话圣经》《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等），不断地出版。这是实践李慎之“向后看”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取得了巨大的影响。
从房龙开始，我就拼命找和房龙有关的书，以及跟房龙有关的人，找到了另一个作家，这个叫茨威格。第一，他对中国来说思想很先进；第二，语言通俗。所以顺着这个就找到了茨威格，而且茨威格题目更尖端，这在中国简直不能容忍，所以《异端的权利》（也出版了）。《异端的权利》卖得不错，都有删节，不过不多。这名字——“异端”，在文革的时候是不能有的，它现在认为异端有权利了。（茨威格这些书）也都是思想解放，但影响比房龙小一点。
我开头是从巴金、老上海他们翻译的书里边，后来是从台湾翻译的书里边，发现茨威格这个人，所以茨威格的东西我也翻了很多。我翻了四种，《人类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一个政治家的肖像》《异端的权利》。《异端的权利》不是三联书店的职工翻译的，可是也是私人翻的。这些东西因为要通过公众的语言传达一个异端的思想，所以我一直很谨慎。这个译者是谁呢？是我做学徒的时候我老板的弟弟跟他的儿子，他叫赵振尧，他的儿子叫赵台安。赵台安现在还在美国，当时因为我要删节，要利用一个像样的名义，贩卖异端思想，所以必须要找熟人翻译。要不然他告状了，我受不了。
讲马克思、恩格斯性观念的《情爱论》成了三联 1980 年代最畅销的一本书
（1983 年，三联编辑室出了一本《情爱论》，印了 120 万册，非常畅销。）这本书非常特别，这是本俄文书，作者是保加利亚人。中央编译局的一位先生手边有，给我看了，后来我自己又找到了。因为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已经开始出了一些讲性学的书。什么性学报告都挺厚的。当时我们一些作者，上面的机关，觉得这些书不很正派。（所以）开头我很顾虑，后来我一查，解放前三联书店关于性的问题谈了很多。我就胆子大了，就把这本书翻出来了。
这本书的好处是什么呢？讲马恩对性的问题的看法。我们当时共产党认为性的问题不能谈肉体，只能谈情感，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应该谈肉体。所以他用这个观点，而且引用了很多材料。这个材料是哪里呢？是马恩当年的通信，都收在马恩全集第十卷。马恩全集那么厚，都是编译局翻的。可是，非常奇怪，这两人的通信里面谈到性的、露骨的话，都没有翻译，是法文。他们两人写信用法文写，所以还好，我这本书请编译局翻的，他们有办法全部把它翻出来。那当然也有一点删节，但删得并不多。
《情爱论》影响非常大。因为《第三次浪潮》上面可以说内部发行，但马恩谁敢说内部发行，马恩的性观念。当然我删了一些，删这个责任编辑是谁呢？吴彬。我无非对吴彬说，露骨的话就不出来了。想不到删了以后，出了以后，影响那么大。《情爱论》的名字是我改的，我改得文雅一点。原来（《论爱情》）太俗气了，这是三联 1980 年代最畅销的一本书。
从“反帝反修小组”那里获得的翻译资源，然后有了影响至今的“文化生活译丛”
（我）把翻译的书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文化生活译丛”）。这里面很多都是解放前上海和台湾已经翻译的东西。当时我是做了几件事情，把巴金过去主持的翻译的书，还有台湾的，我都收进来了，选择了重印。也是从房龙开始，发觉这是一个很大的财富。这些书又解放思想，又看得懂。
为什么要出翻译书呢？当时恐怕三联书店在全国比较注重翻译书。原因恐怕一个是翻译书好办一点，讲话好讲。另外一个，我个人和翻译书特别有关系。为什么呢？我在文革以后，当时反修的时候，我调到反帝反修小组去了，我做那里的秘书。我的任务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工人出身，可是又号称懂外语，而且号称懂好多个外语。我的确懂好多个外语，但只懂这些外语的冠词、前置词，别的不知道。所以在中宣部的那些领导面前，我可以说，他们拿了一本书，我说这是罗马尼亚文的，叫什么名字，我看得懂，其实我内容一点看不懂。那么不管怎样，因为我工人出身，所以我就被提拔到那儿去了。
那里我做的工作非常奇怪，上面给我的工作就是专门找有问题的人翻书，让我这个政治上可靠的人去找。所以我当时认识了很多有问题的人，以后变成大人物了。像董乐山，冯亦代。当中我管理的最大的一个人叫刘仁静，中共一大的代表，指定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和他联系。因为我政治上可靠，跟他联系，找他翻译什么呢？翻译托洛茨基的东西。因为他认识托洛茨基，会翻。每个月规定给他 90 块钱，我给他钱，他给我 15000 字。
所以等到我主持三联书店，我特别对翻译书有兴趣，而且原来的译者都翻身了。潘光旦呀，费孝通，当年都是，所以我工作就很方便。为什么编译局呢？我做秘密工作的时候，我就住在编译局里。我跟编译局里的左派一起住的，因为中央编译局是中央相信的人，我在里边，俄语我是会讲的，别的我不会。我跟编译局很好，就这么一个故事，所以翻译书特别多。
“我是一个商人出身，赚钱的事怎么会错过”，一本怪书《戴尼提》得以出版
我当时和美国大使馆的关系也就是因为这些越来越熟了，美国大使馆看见我要出这些东西，高兴极了。他们要资助我，给我钱。可是呢，我也打听了，他们的钱不能接受。
可是，我是一个商人出身，赚钱的事我怎么会（错过），赶紧想办法。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我每次出他的书。市面上都是平装本，我给他 1000 本精装本，用美国市场的价格卖给他，他给我几千块美金，最后也跟贴我钱差不多。我这精装版哪来呢？是用平装本的芯纸加一个精装的封面，内芯没改。印书的时候关照它，给我多印多少芯纸。现在他们还把这些精装书陈列，还有个陈列馆在东边。这样我还是赚了他不少钱，这个我很得意。
不但是“美国文化丛书”，还有“美国文库”。后来我又找了德国人，出了“德国文化丛书”。后来我要出英国文化丛书，很奇怪，英国人不理我。英国大使馆跑穿了，不理我，不知道什么道理。德国人理我，我的德语不好，他还招待我去了德国好几次，这样出了一套书。赚美国人钱赚得最多，而且篇幅大，都那么厚一本，我非常满意，而且说实话，赚了不少钱。因为他大概也知道这是贴钱，但名义上叫买书， Special Edition 。
“美国文库”影响最大，美国的历史文献都在里边，那么厚一大本。还有呢，我之所以赚钱，除了他买以外，稿费什么的都不付。为什么呢？除了我自己组稿，大部分都是 World Today （出过的书）。那个出版社是 1949 年以后，一批亲美的知识分子在香港设立的。董桥就是其中的领导。编辑有谁呢？我告诉你，张爱玲等等。所以它的书非常好。张爱玲的书后来我也出了，都不要钱。
这样一来，我跟董桥也很熟了。我差不多一两个礼拜都要到香港去一次，跟他们谈。跟这里美国大使馆谈。我这两天正在写回忆罗孚的文章，老罗帮了我的忙。老罗很奇怪，我是老熟人，不准叫老罗，叫老孚，住在中关村，我经常到处换乘去看他。
《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1988)这书是我当时的一大动作。当时中宣部下面有个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把我找去了，我就算里面的秘书。通过这个我知道，小平同志，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很支持这本书当时美国方面出版的主持人。所以呢，我很感兴趣。而且呢，我跟他们一谈，他们愿意到我这儿来做推销，这一下子派了十来个人来中国，都他们出钱。
卖书的时候，他们那些美国女孩子都穿着超短裙站在书店门口，唱歌，推销，影响很大。可是，没过多久，美国的《读者文摘》里边发表文章说这是假科学。于是，上海把这个文章翻译出来，攻击我们。这样我就停下来了，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完全是讲心理。
“台湾在文化上有胜过我们的地方”，于是出版了蔡志忠漫画、正版的金庸
我喜欢办皮包出版社，什么事情都在我头脑里。我看见什么文章好，我不露声色，以后慢慢给他安排书。变成一个编委会，还要提什么计划方针我不会做，那么一做就复杂了。所以我的做法是个小单位，就我一个人上上下下跳，人家觉得像发神经病一样，其实背后有一个主导思想，这个主导思想不敢说，因为说出来可能挨批。因为知道什么东西今天对的，明天就要挨批，这是我阶级斗争的经验，所以我都用别的语言来说。（主导思想）那我当然就相信两个人，一个陈原，一个李慎之。实际上是自由主义。
为什么到现在我讲台湾统一和两岸问题的时候，我始终是这个想法。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台湾在文化上有胜过我们的地方。我们当年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更厉害了，现在尽管文化大革命过去多少年了，可还是管得太严。他们那里有很多好东西，所以我很希望两岸统一，我们要向台湾学习和沟通。
我在台湾也特别行得通。为什么呢？我懂得旧中国，我用旧中国的办法跟他们对话，都成功了，用新中国的办法不行。我是旧中国出来的人。当时更厉害，为什么呢？当时台湾出版界的人，很多都是 1949 年以前上海四马路的书商，我跟他们更讲得来，所以我跟联经、三民、时报等关系特别好。
我退休以后，主要是跟一家台湾出版社工作，就是郝明义。我跟台湾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觉得他们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无论是著作还是翻译，我很多书都愿意先找他们。蔡志忠也是这样。蔡志忠以前，我找了好多地方，包括日本、香港，都觉得太西方。蔡志忠，完全中国的。蔡志忠的漫画，讲中国的古典，中国的经典，香港、美国它们都做不到。我跟蔡志忠现在都是好朋友。他现在不住在台湾，住在杭州，我也去过他家里几次，谈得来。
所以，我到目前还是这个看法，台湾比我们还中国。我们还是像我这样受苏联影响，可台湾在国粹这个问题上，掌握得很好，我很欣赏，所以我很愿意找台湾的书。蔡志忠就是这么找的，觉得找对了。中国人欣赏他，他懂得中国的东西。他现在画的东西也还是中国的。
（1993年，三联一口气出了差不多 40 种蔡作。）这个对我的经济有很大影响，因为他稿费都存我那儿，不拿。所以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据说有 400 万。我这些钱都给职工在方庄买了宿舍，所以呢，职工买宿舍的时候，房子多少钱一平米？十八块一平米。现在的房子得要多少？所以表面上我一分钱也没拿他，实际上在通货膨胀的情况，把几百万块钱始终存我那儿，我直到退休了才给，我很感动。这个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连我都不地道。
因为当时我要出别的漫画都有问题，日本、香港的都讲西方的，中国丁聪都是政治上骂美国，而蔡志忠完全是宣传中国思想，奇怪的是，他的那些中国思想连我这个中国人当时都不知道。中国人还有这样的观点，一看他的漫画才懂得。他的那些古典并不单是四书五经，很多是民间文学，我很佩服。这个人真奇怪，现在有的时候他把微积分什么都画成漫画，这是个怪人。
金庸是罗孚给我介绍的，我 1989 年 1 月专程到香港去看他，以后董秀玉接我的班了，她又把金庸的书出了。我当时要想出，但因为……出不了，搁起来了，后来等到董秀玉任内才出，可是开头是罗孚给我介绍的。金庸很爽快，罗孚介绍的，他对罗孚佩服极了。
好奇心日报
2017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