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美国西雅图日落山纪念墓园，中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躺在了一片绿荫之中。从此，他和他所牵挂的土地隔着大洋和大陆。
5月8日，83岁的老先生去世。第一时间得知噩耗，身在欧洲的青年作家、学者熊培云双眼被泪水模糊。二十多年前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拿着一本自己的旧体诗稿，冒昧地闯入刘泽华先生在南开园北村的家中，从此成为常客和“入室弟子”。
四十年来，这位学者以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而闻名。耄耋之年，他仍在思考、笔耕不停。
就在一年前，82岁高龄的刘泽华出版了自传《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以朴实、幽默的语调回顾了自己八十年来的人生故事和学术心路的缘起。该书登上《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各大书榜，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17年5月月度好书。
曲折人生
1935年，刘泽华出生在河北石家庄一户农家。
他父母都是文盲。一次，母亲带着年幼的他和哥哥在路上走，迎面走来一个算命先生，对她说：这两个孩子有福相，一定要让他们读书。年近七十的父亲临终时留下遗嘱：无论如何要让这两个儿子读书。
13岁之前，刘泽华有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1947年冬，燕赵大地激战正酣，一颗炮弹砸透了刘家的屋顶，落在他平常睡觉的土炕上。也巧，那天他睡到了隔壁母亲的房间，又撞上一颗臭弹，侥幸逃过一命。
第二次是1948年，解放区土改后征兵。刘泽华有四个哥哥：一位在战场当差抬担架去了，一位参加了革命，一位右眼失明，一位到华北大学做工。13岁的刘泽华成了唯一应征的男丁。
当时要征四人，五选四，他成了“落选者”。入伍四人中，两位牺牲，一位受伤残疾，另一位是他的同学，在朝鲜战场上被俘去了台湾，下落不明。
1949年，刘泽华考上离家15里的中学，因交不起伙食费，不得不退学。没想到，班主任竟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一段复学经历，让他打心底里对老师、对共产党满怀感激。当时政治活动很多，他都踊跃参加，成了积极分子。
他成为党组织培养的对象，得到了各种学习进修机会。1956年，21岁的刘泽华被调到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当理论教员，那时他已是行政19级干部，每月拿七十多元工资。1957年他参加高考，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
又红又专的刘泽华一路好运——刚进大学读了一年书，他就被抽调出来当助教，而他的同学们还在隔壁教室听课。
当时，上面新调来一位工农干部担任历史系总支书记，没有任何学术基础，却要给学生开讲“历史科学概论”。刘泽华接到任务，和另一位青年助教一起为新书记写讲稿。
他“赶鸭子上架”，东拼西凑，买来郭沫若、侯外庐的书“速成”。这番“生吞活剥”，让他开始对思想史萌发兴趣。经校方批准，刘泽华去中山大学进修思想史，师从杨荣国先生。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他饿着肚子把先秦思想史读了一遍，用功过度加上营养不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提前回到南开。
当时，他紧跟政治风气，在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批翦伯赞和吴晗等“反动学术权威”。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康修民写了一篇《宋天祥打来的一颗恶毒的子弹》。宋是当时石家庄“民革”负责人。康修民通过市委宣传部长做了刘泽华的工作，将该文以刘泽华的名义刊登在当年7月15日的《石家庄日报》，并叮嘱刘泽华，不能对任何人讲。
《子弹》一文开启了石家庄的“反右”大潮。年仅22岁的青年助教刘泽华一夜间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谨守上级叮嘱，对此事守口如瓶，直到2012年才披露这桩往事的真相。
“好运气”在1960年到了头。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魏宏运以“走资派”之名被打倒。作为“走资派的红人”，刘泽华开始受到冲击，以前发表过的思想史文章成了罪状。
“文革”爆发后，刘泽华体尝着从云端跌落的滋味，被抄过家，遭到同一教研室老师的诬告揭发。
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中，他开始了反思。
1971年，南开大学组织编写教材《中国古代史稿》，刘泽华主持中国古代史部分。在编写中，他肯定了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地位，又指出秦始皇统治中的暴虐部分。这一年，林彪事件爆发，摔死在外蒙古。
从那时起，刘泽华基本上不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潜心读书和思索，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对“文革”、对历史的思考。
1974年，一场由姚文元提议的“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刘泽华被通知到会。该会以“以儒法斗争重新改写历史”为主题。会上，刘泽华说自汉朝“盐铁会议”以后就没有明显的儒法斗争了，怎么能用儒法斗争改写历史？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当即打断他的发言。刘泽华说应该让我讲完，硬是接着讲。会议结束后，有人告诉他：那是“大红人”迟群，你怎么敢顶他啊？刘泽华说我讲的是事实嘛。
与会者有冯友兰、唐长孺、杨荣国、杨宽等一批著名学者。迫于政治压力，许多人表了态，说了到晚年感到后悔的违心话。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局面开始松动。1978年6月，史学规划会议筹备会在天津召开，刘泽华和李泽厚是特约的两位与会代表。会上，他做了题为《打碎枷锁，解放史学》的发言，直指“四人帮”的“史学革命”。此文在《历史研究》发表后反响颇大，甚至被苏联人翻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刊物上。
不到一年，他和南开历史系同事王连升合作，发表了《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两篇文章。在《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文中，他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来修正当时的极左思想。
在1979年3月底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刘泽华被安排就《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稿发言。期间，他忽然接到秘书处负责人的紧急通知，让他别发言，并收回铅印稿。几小时后，他又接到发言的通知。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文与戴逸、王戎笙的文章，成为“文革”后史学界和理论界关于历史动力问题大讨论的由头文章。
晚年，刘泽华幽默地说：年轻时，自认为头脑清楚，上头说啥就是啥；到开始独立思考，发现自己常常感到糊涂。
1980年代，刘泽华连续两届以压倒性高票被选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他在国内率先做了一系列改革：首开人权史、国民党史，讲正面抗战，双语教学，计算机与史学研究。
1990年，刘泽华不再担任系主任。从南开大学正式退休后，他仍然积极读书写作，没有停下思考的步伐。他常常把学生们叫到家中，一起交流探讨。
历史批判
1979年到1982年，在对历史的梳理和分析中，刘泽华逐步形成了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理解和判断。
刘泽华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王权支配社会的一切方面。君主依靠兵、刑之权，武力支配社会，实现“五独”，即“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拥有统属、处置社会、经济一切的决定权。
和过往把秦作为中国专制主义之始的主流史学观点不同，在刘泽华看来，“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政治思想就是君主专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周代的分封制向一统集权制转变，其内在的君主专制体制是一脉相承的。随着历史的进程，君主专制与相应的政治观念不断得到强化。
在1982年发表的《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一文中，他提出：除了农家外，先秦的诸子争鸣不是在“争”什么样的体制，而是争哪一种君主专制，它的归宿点在君主专制。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他是先秦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观念的必然产物，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法家”。他其实是一个“杂家”，吸收了儒、法、道、墨等政治思想，其中“最多的是儒家，至少是儒法混合”。
除了创造了贯彻其意志的上层建筑，王权还创造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作为统治阶级之主体的贵族、地主和官僚，以及作为国家主要税基的“编户齐民”。
刘泽华对自己学术生涯感到最得意的，是1977年他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考证出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授田制”的事实。这项先秦史研究领域的发现，也为他的“王权主义”学说中“权力地产化”这一观点提供了史实支持。
对作为“王官学”的儒学思想，刘泽华提出了最犀利的批判。同时，这也让他遭到包括新儒家在内的学者们的批评和痛斥。
刘泽华认为，王权通过控制学术控制了士大夫的身体和生活，从西周时期的“学在官府”，到秦始皇的“以吏为师”，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隋唐以后的科举取士，都是如此。王权制造并强化了儒生群体的臣民意识乃至奴性意识，儒家人格是“孩稚人格”、“主奴组合人格”。
儒家的道德追求，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剪裁、自我修饰，亦即对自身之感性和个性的否定与剥夺。君子可以“独善其身，独行其道”，但也只是一种“退出”的自由——个体要为之付出沉重的现实利益代价。
刘泽华自信所有的结论都从史料中来。系统阐述“王权主义”理论的三卷本120万字《中国政治思想史文集》，“不是每一个字都恰当准确，却没有一个字是空洞的、轻飘的”。
还是青年助教时，他就牢记南开大学历史系泰斗郑天挺先生的一句话——没有两万张卡片的积累，不能写书。刘泽华自称“文抄卒”，大半个世纪积累下四五万张卡片，“我属于平庸之才，脑子也不好，所以我就拼命抄。”
刘泽华自认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私底下和学生们聊天，他常会说“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
三十多年来，刘泽华以南开历史系为中心，带出了张分田、葛荃、张荣明、林存光等一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他们如今活跃在全国各大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各自延续、发展着他的学说思想。
2013年7月，学者李振宏在《文史哲》杂志发表长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一学术界流传甚久的说法。
他认为：这一学派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现代新儒家有明显对立的学术立场，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抱持历史批判的科学态度”。
刘泽华本人并不接受这一称号，无论是来自论敌们的“棒”，还是同道同行们的“捧”。
他说自己就是个有点个性的“土老头”，学识很少，把这么多跟随他学习的学生都放在“刘泽华学派”中，一是忽视了每个人的个性，二是也不尊重各自的独创性。“有很多远远超越了我，我为他们的独到创见感到骄傲。”
史学之争
2004年，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原道》杂志主编陈明到南开大学做讲座时，对刘泽华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此后十余年间，刘泽华及弟子和新儒家展开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论战。
随着“国学热”和大陆政治儒学的崛起与高昂，这场争论仍未熄火，颇有打“持久战”的趋势。
刘泽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常令人联想起钱穆先生和他的通史名作《国史大纲》。
刘泽华的“王权主义”是延续、发展了近代史家、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他们一般认为：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以后两千年里，文化思想停滞不前，社会经济落后，没有进步；把中国社会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钱穆反对这种“偏激”否定民族历史的倾向，他主张对本国已往历史应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不应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在《国史大纲》中，他指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的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如铨选与考试是《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宗旨所致。这正是晚周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汉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正途。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隋唐统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与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历史证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
他所说的“精神力量”正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他认为，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有生力量。
面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两位史学家都作出了真诚、严肃的思考和判断。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他们的分歧和思想价值？
必须回到史家本身所处的时代情景和他们各自的焦虑——面对中国三千年历史传统这一头庞然“巨象”，他们聚焦于何处？有怎样的问题关怀？希望找到什么答案？
1930年代钱穆酝酿《国史大纲》一书时，正值中华民族危亡时期。在任教西南联大的颠沛流离中，他写作的目的是以此重振炎黄子孙的自信心和民族情感。
他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
刘泽华则说，自己做政治思想研究和“文革中封建主义大泛滥有极大关系”，“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为解析中国的‘国情’，并说明我们现实中封建主义的由来。”
看似分明的分歧背后，是中国士人一样可贵的学术担当和社会责任感。
这再次验证了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那句名言——“历史是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
刘泽华，生于1935年，河北石家庄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长期致力于先秦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中国的王权主义》《洗耳斋文稿》《先秦士人与社会》等。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