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1935年6月生于上海。196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甲骨学与商代史”研究生结业。1960年至200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任教授，1984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被芝加哥大学授予人文学科名誉博士学位。2005年起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汉字学、古汉字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从事先秦、秦汉史的研究。曾参加过望山楚墓竹简、曾侯乙墓文字数据、郭店楚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尹湾汉墓简牍的整理考释工作。
近几年来，汉字简化的功过，成了不少人的话题。这个问题只有在多方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结论。我们没有在这篇短文中全面讨论这个问题的奢望，只想从纯文字学的角度浅谈一下简化的利弊。
从汉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看，有很多简体显然优于繁体。例如繁体“衆”早已成为字形讲不出道理的记号字，简体“众”则是很好理解的会意字。繁体“塵”是造得不很成功的會意字（籀文本从三“鹿”，大概表示众鹿疾奔尘土飞扬的意思），简体“尘”也是很好理解的会意字。繁体“滅”是声旁已经起不了表音作用的形声字（因为充当声旁的字早已不独立使用，一般人不认识），简体“灭”则是造得相当成功的会意字。繁体“竈”的结构难以说清（《说文》以为是省声字），简体“灶”是一个会意字，字形的表意作用虽不很理想，但还是可以理解的（竈是砌造时需要用“土”的、烧“火”煮物的一种设备）。繁体“叢”的结构也难以说清，简体“丛”的“从”旁却有很好的表音作用。繁体“郵”是不大好理解的会意字（《说文》：“郵，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边也。”“垂”是边陲之“垂”的初文），简体“邮”的“由”旁也有很好的表音作用（但“由”的古音与“郵”不同部）。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
有些字的繁简体都是形声字，而简体声旁的表音作用明显优于繁体，如肤、帮、护、赶、运等。有些简体的声旁从古音系统看虽不如繁体合理，但对今人而言则比较适用，如递、桩、胶、犹、惊补、舰、担、胆、尺、酝等。这类简体也应该看作比繁体优越。
还有很多字的繁简体，从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看难分高下。下面也举些例子。
有些字的繁简体都是字形讲不出道理的记号字（至少一般人不能理解这些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如“長”和“长”、“爲”和“为”、“貝”和“贝”、“單”和“单”、“婁”和“娄”、“對”和“对”等等。
在都是形声字的繁简体里，有些形旁相同的繁简体，它们的声旁的表音作用没有明显的优劣（讲表音作用根据今音）。如“糧”和“粮”、“園”和“园”、“犧”和“牺”、“極”和“极”、“礬”和“矾”等，是繁简体声旁的读音都跟字音相同的例子。如“認”和“认”、“遠”和“远”、“腫”和“肿”、“選”和“选”、“釀”和“酿”、“擾”和“扰”等，是繁简体声旁的读音都跟字音不完全相同的例子。不过认识上举“牺”、“极”、“矾”、“选”诸字的声旁的人，要比认识它们的繁体的声旁的人多得多。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认为这些简体的声旁的表音作用优于繁体。有的声旁相同的繁简体，它们的形旁的表意作用没有明显的优劣，如从“思”的“慮”和从“心”的“虑”（在较古的篆文里，“慮”其实是从“心”“
”声的字，不过《说文》中的“慮”字已从“思”）。有的繁简体的形旁和声旁都不同，但是表意和表音作用都没有明显的优劣，如从“音”“鄉”声的“響”和从“口”“向”声的“响”。
有时，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还算不错的形声字，简化成了字形的表意作用还算不错的会意字，如“陽”简化成了“阳”。它们的优劣也很难评定。
依据偏旁类推原则产生的简化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跟繁体一般也分不出高下。
判断文字的优劣不但要看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对拼音文字来说，只看字形的表音作用），而且还要看字形是否既简单又不会彼此混淆。所以在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上跟繁体难分高下的简体，只要字形不会跟别的字相混，就可以认为比繁体优越。
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简体，是通过破坏或削弱繁体的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达到简化的目的的。
有些简体同时破坏了形声结构的繁体字形的表意和表音作用，如从“艸”“阑”声的“蘭”字的简体“兰”，从“旨”“尚”声的“嘗”字简体“尝”，从“頁”“豆”声的“頭”字简体“头”，从“鳥”“凡”声的“鳳”字的简体“凤”，从“示”“齊”省声的“齋”字的简体“斋”（不过后两例繁体声旁的表音作用已不明显）。
有些简体完全破坏或削弱了形声结构的繁体的声旁的表音作用。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如 “顾”（顧）、“爷”（爺）、“际”（際）、“层”（層）、“导”（導）、“邓”（鄧）、“标”（標）、“鸡”（層）、“触”（觸）等字，后一种情况的例子如“灯”（燈）、“邻”（鄰）、“淀”（澱）、“灿”（燦）、“吨”（噋）、“岭”（嶺）、“础”（礎）、“拥”（擁）、“价”（價）、“袄”（襖）等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从“盧”声的几个形声字的简体。从“盧”声的十多个比较常用的形声字，除去“驴”（驢）字都跟“卢”同音。汉字形声字声旁的读音跟字音大都不能密合。从“卢”声的字是很难得的一组表音作用很健全的形声字。可是其中的“芦”、“庐”、“炉”、“驴”四个字，由于是在全面采用偏旁类推的简化方法之前推行的“约定俗成”的简化字，却把声旁改成了声母跟字音有明显区别“户”字。这是很可惜的。
有些繁体的字形的表意作用，受到了破坏或削弱。例如：从“手”从“帚”的会意字“掃”简化成了“扫”。从“食”“羊”声的“養”简化成了“养”。“买”“卖”二字繁体所从的“贝”、“产”字从繁体所从的“生”， 在简体里都看不到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在古文字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为了书写的方便，破坏或削弱了很多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这是合理的，因为古文字实在太难写了。在楷书早已成熟的时代还这样做，是否很有必要，就需要认真考虑了。
由于简化，汉字体系里增加了一些基本结构单位（即有些学者所说的部件），如“头”、“乐”、“专”等。偏旁的简化，如“金”旁简化为“钅”、“言”旁简化为“讠”等，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至少应该认为增加了基本结构单位的变形）。特别如“柬”旁的简化。在“柬”和“阑”“楝”等字中的“柬”旁并未简化的情况下，把“拣”“炼”“练”这几个字的“柬”旁简化为“
”，是不够妥当的。何况这个简化的形体还十分容易跟“东”相混呢。为了减少一些字的笔画，而去增加原来已经十分庞大的汉字体系基本结构单位的数量，恐怕不能认为是一件合算的事。
“同音代替”的简化方法最为人所诟病。但是平心而论，有很多同音代替的例子还是合理的。如以“才”代“纔”、以“冬”代“鼕”、以“出”代“齣”、以“板”代“闆”等，有什么不好呢？台湾省并未实行汉字简化，但是台湾人通常都写“台灣”而不写“臺灣”。这充分说明合理的同音代替是大家所愿意接受的。但为了照顾文字表音表意的明确性，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的确应该十分谨慎。
所谓“同音代替”的“同音”，实际上包括“音近”。因此使用这种方法有时会造成一字多音的现象。例如：读上声的“斗”由于代替了“鬥”，增加了去声一音。读阳平的“别”由于代替了“彆”，增加了去声一音。读阴平的“干”由于代替了“幹”，也增加了去声一音。其他简化方法也有可能造成一字多音现象。不同的字用了同样的简化字形，或者某个字的简体跟别的字同形，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例如：“脏”（“髒”“臟”）有平、去二音。“纤”（“縴”、“纖”）有qiàn、xiān二音。“籲”的简体跟吁叹之“吁”同形，因此“吁”就有了xū、yù二音。“癥”的简体跟病症之“症”的后起字“症”同形，因此“症”就有了平、去二音。由于“麽”的简体跟读yāo的“么”同形，“寧”的简体跟读zhù的“宁”同形，《简化字总表》不得不规定读yāo的“么”写作“幺”，把读作zhù的“宁”写作“㝉”。甚至普通话审音工作都有可能造成一字多音现象。1985年发表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曝”（pù）在“曝光”一词里读bào，就使这个字变成了多音字。汉字里多音字很多，引起了不少麻烦，读音的错误往往跟多音字有关。因此增加一字多音现象显然是不合适的。
使用同音替代的方法时，如果被代替的字和代替它的字的意义有可能混淆，也会引起麻烦。1964年发表的《简化字总表》规定，在“迭”和“叠”、“象”和“像”、“余”和“餘”以及“折”和“摺”的意义可能混淆时，仍应使用“叠”“像”“餘”“摺”诸字。1986年重新发表《总表》时又进一步规定，“叠”“覆”“像”不再作“迭”“复”“象”的繁体字处理。这些规定就可以说明问题。在异体字整理中也有类似问题。如以“并”代“並”就很不妥当，因为“相並”和“合并”这两种意义很容易混淆。考虑到以“並”为偏旁的“普”“碰”等字仍在使用，取消“並”字就更显得没有道理了。
我们衷心希望在今后的汉字整理工作中，不要再破坏字形的表意和表音作用，不要再给汉字增加基本结构单位，不要再增加一字多音的现象，不要再把意义有可能混淆的字合并成一个字。
选自《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
裘锡圭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