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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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夏大,西南大区的军政首脑在成都开会。西南大区军政机关所在地山城重庆,是有名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相形之下,成都当然要凉快得多了。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迁居重庆的时候,每年夏天,他们的军政大员也都到成都开会兼避暑。成都有很多军阀时代留下来的小公馆,这些公馆往往门面很不起眼,而且一般都在小巷深处。贺龙元帅的临时住所,就是这样一所军阀的公馆。巷子很窄,贺龙乘坐的苏式“吉姆”刚好能开进去,这种“吉姆”车当时在四川只有一辆。军阀时代的小公馆一般都是中西合璧,东二巷的那所也不例外。中式的朱漆门楼,院子里有两组建筑。一组是西式楼房,两层。元帅和他的家人住在楼下,我当时在他身边工作,我的房间就在贺龙卧室的顶上。楼下还有一间大厅,天花板上装着一个美国“奇异”牌大吊扇,每天中午我都要在这个吊扇下的长桌上睡午觉。另一组是几间中式平房,分别作为秘书班子的办公室,餐室和会客室。贺龙一周大约只能抽出一个下午和我交谈,往往就在他卧室的窗外走廊上。所以我比较清闲,除了和孩子们玩以外,每天晚上陪同贺龙外出看川戏或是跳舞,当年,他的精力特别旺盛。如果在家里举行舞会,我就是组织者。所谓组织就是打电话邀请女伴,那时的禁忌不多,既没有政审之类的手续,也无须摊派,自觉自愿。名单在我的手里,唯一的条件就是舞跳得比较好。那时的成都,会跳舞的女士很多。我问过贺龙,他告诉我:抗战时期有些援华美军就驻扎在成都,最早教会四川人跳交际舞的是美国军官。

那一次西南大区的军政要员在成都开的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扩大会议,按中央的要求,是商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合并的大计。与会者经常来贺龙的住处参加舞会,有:邓小平、李达、李井泉、李大章、谢富治、宋任穷、张际春、胡耀邦等,还有后来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的阎红彦。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从来不跳舞,要找个人陪他打桥牌。其中有些领导人我前几年在战场上都见到过。如:邓小平、李达、宋任穷、张际春。因为胡耀邦没有在第二野战军工作过,所以在此之前没有见过他。听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有名的革命煽动家。一听到革命煽动家,我就想到列宁。列宁是个小个子,胡耀邦也是个小个子。胡耀邦看起来很年轻,两眼炯炯有神,不像一个高官,与他地位相等的李井泉、阎红彦相比就完全不同了。李、阎二人神情阴郁、不苟言笑,而且处处摆出居高临下的样子。尤其是李井泉,曾经在晋西北当过贺龙的政治委员,又将荣任合并后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好像只有他才可以和贺龙平起平坐。后来,李井泉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实在是很不容易!宋任穷曾经是我所在兵团的政治委员,在昆明时,他给我起过一个绰号:“少壮派”,当他叫了我一声“少壮派!”的时候,胡耀邦立即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啊!少壮派!”他猜不出我是什么人,因为在首长身边的年轻人,一般都是保卫人员,可保卫人员又不能在首长们中间跳舞。

“文革”后,亿万伤痕累累的中国人都面临再一次的思想觉醒,当然也包括中共的领导层在内。胡耀邦这个名字像万马齐喑后的钟声那样,一次又一次在我耳边轰鸣。他不就是我二十四年前见到的那个小个子年轻人么!胡耀邦是中共高层最先觉醒并立即勇敢地走进前列的人之一。一九七七年底他还是个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敏锐地从劫后余生的群众呼声中,意识到解决一切问题的障碍首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诸如怎么看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反右斗争,知识分子,四五事件,乃至“文革”等等。他勇敢地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准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当时对于长期只有群体意识,而没有个人独立思考的中国,无疑是一颗振聋发聩的超级炸弹。几千年来,在中国,真理只属于一个人,那就是世袭君主或终身制领袖。如果实践可以检验真理的话,岂不是也可以检验君主或领袖吗?这太不可思议了!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受伤害,甚至致残、致死的人(包括某些高级干部),都不能、也不敢接受这种“异端邪说”。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持“两个凡是”既是一种为了维护传统特权的需要,又是一种盲从的习惯。历史的机遇使胡耀邦脱颖而出,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的脱颖而出又给“文革”后的中国增强了复苏的希望。我在一九七九年初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含着泪朗诵了一首题为《春夜的歌》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不要再惋惜己经流逝的年华,/不要再叹息被扼杀了的青春;/青春怎么会死呢?她姓勇敢,名叫斗争!”还有:“我们花费了两年的时间,/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铺下了长远长远的坚实的路基,虽然有些枕木还不那么平整。”胡耀邦坚持这个“标准”,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任上平反了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而且不管哪个时期、哪个阶层,甚至力争彻底纠正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错误,这些运动伤害到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为此,他遭到某些人强有力的抵制,最终总算得到了平反,虽然并不彻底。在知识分子等同资产阶级的时候,他的这些“冒尖”行为不能不说是在冒险。他的勇气来自他自己的在实践中的认识,他在“文革”中挨斗和赋闲的时候,接触过许多知识分子。正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红军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也没有偏见,所以渐渐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劫难中九死不悔的爱国热情,才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一九七九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请文化部代理部长周巍峙,找了几位当时比较活跃的作家,到富强胡同胡家开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座谈会。我依稀记得,他的家离老舍先生故居很近。这个会很特别,一反过去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先生讲,学生听”的老办法,而是“学生讲,先生听”。那时的作家们所关注的是抚摸人们心灵上的伤痕,冲破陈旧的观念束缚。因为无数观念的束缚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致命障碍。胡耀邦只在作家发言时进行插话,他的插话很风趣,没有一句教条。他对作家们的招待除了茶水就是西瓜。我能感觉到:胡耀邦对“文革”后的形势充满信心,热情洋溢.平易近人。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简练,明快。听得出,他读过很多书,但并没有张口马、恩、列、斯、毛,闭口马、恩、列、斯、毛。胡耀邦说的都是通过胡耀邦自己的大脑思考过的胡耀邦式的语言。那次座谈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产生了一些错觉,认为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像胡耀邦一样,真正接受了文革的惨痛教训,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文艺领域内的宽容度更应该大些。

那年秋天,我有很多话想告诉胡耀邦。托了一位年轻朋友向他表达了我的愿望。很快,他就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如约到了富强胡同的胡家。在第二进的一间客厅里见到胡耀邦。当时的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比他更忙的人了。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问:你想谈什么问题?还没等我开口,一个秘书就进来了,向他报告说:宋部长来了!他说的宋部长一定是不久前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只有他可以不预先打电话就登堂入室,因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压力最大,几乎全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苦主来京上访,都要涌到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信访工作的老干部对我说:“信访处的同志不要我听那些上访人员的倾诉,说:‘你的眼泪比他们还要多。’是的,我听不得,可我非听不可。”在胡耀邦的任期里,处理过许多重大的问题,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落实都有一个长期马拉松式的过程。宋的到来,一定有重大的疑难问题和胡耀邦商量。相形之下,我只好放弃。我和宋任穷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我和他寒暄过之后就起身向胡耀邦告辞了。在胡家的沙发上顶多只坐了五分钟,唯一的印象是胡家的沙发太破,沙发里的弹簧顶得屁股疼。那次见面我一言未发,感到非常遗憾。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胡耀邦看了这篇讲话,他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安全问题,大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非多虑。仅仅一年,《苦恋》(即《太阳和人》)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引起轩然大波。据外电报道:中国不少有地位的人氏愤怒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还乡,劳动改造。个别人的主张尤为极端。有些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电影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中国人立即敏感地联想到《清宫秘史》、《海瑞罢官》。中国知识分子凭借历史的经验,完全能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拍案而起者有之,投书抗辩者有之,从此躺倒者有之……已故的中央高级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一贯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予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我求见胡羅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这次见面还是在那间小客厅里,比上次多了一个电视机和一张藤椅。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真的很遗憾,一九八一年全年,举国上下都卷入了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事件,和共和国的主人——所有的普通人民一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却至死没看到过这部影片。春节后一个日本有影响的报纸发出一则消息,题目是:“批《苦恋》意在阻挠胡耀邦出任党主席。是海外传媒经常把中国的文艺和政治扯在一起呢?还是中国的文艺本来就和政治分不开?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举国哗然!举国愕然!文化部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如火如荼的批判与过去历次批判运动相反,出现的是与原声迥异的回声。五月十七日,胡耀邦有一个讲话,希望了解并考虑知识分子的情绪。七月十七日,有位要人很激动地对《苦恋》的问题、对自由化泛滥讲了一番十分严厉的话。显然,他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报告。八月三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人,我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有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上台表态,捶胸顿足,义愤填膺。唯有吴祖光先生的表态和他们的激昂慷慨形成极大的反差,吴先生说:这部作品温柔敦厚。在座的人都是一九五七年的过来人,当年的左派,故伎重演者有之;当年的右派,一反常态者也有之。可惜,那些发言稿我都没能保存下来,仅靠记忆记得的已经很有价值了。如果有录像就更好了,放出来,一定比故事片还要好看。胡耀邦的讲话已经尽了他之所能,把调子压低了很多。他说:“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个错误倾向。”我相信这是他能够说和必须说的话。九月二十五日,胡耀邦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对当时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荒煤事后对我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有些人显然还不肯罢休。”十月,《文艺报》发表了唐因、唐达成署名的遵命批评文章。后来唐达成见到我的时候拱手对我说:“冒犯,冒犯!”我说:“可以理解。”听说,胡耀邦在见到张光年的时候说!“《文艺报》的文章调子太高了!”当光年反问他:“这调子是上面定的呀……”他只好哑然一笑。他当然也知道,即使这样,也还有人(而且不是一般人)认为火力不够猛烈。一九八一年对于我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现在我已经拥有一台电脑和使用电脑的技能了,可以说是一个很称职的电脑排版人,将来我会把这本书编排出来。

我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薄一波等前来参加。胡启立“受书记处的委托”在开幕式上做了恐怕是他一生中贏得最多掌声的一次讲话。因为他在讲话里说了“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会议的主持人还宣读了几位没参加会议的负责人发来的贺电,却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由于作家们的掌声因人而异,有长有短,引起了个别人的极大不快。但是,或热烈、或稀疏的掌声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所以谁也无法抹去。开幕式以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这已是我国开大会的“习俗”了。从五十年代起,我曾不止一次地站在众人之中和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拍过这种纪念照,我都是站在最后排,也从来没有订购过一张、装上镜框以示荣耀。甚至在贺龙身边工作过那样长的时间,没有和他、也没有和其他领导人拍过一次合影照,那样的机会很多很多。这一次我却一反常态,站在前排李準和李瑛之间,为了让胡耀邦进来的时候看见我。果然,胡耀邦径直向我走来,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因为场上人声喧哗,他连续几次问我在写什么,我第三次回答他,他才听清。胡耀邦身后的薄一波用地道的山西话对我连说了三声:“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我至今都没弄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后来这张照片在国内外的报纸上发表,从照片上看,作家们对这一瞬都感到欣慰,因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开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没想到,到了九十年代,当时在场的作家韩少功著文对我加以讥讽,似乎我当时有意在逢迎胡耀邦。他可能不知道,胡耀邦对于我本人意味着什么,可他也应该知道胡耀邦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文化界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深感遗憾!)那张照片着实引起了海内外很多朋友的错觉,纷纷来电、来信,以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我)的境遇会好起来。结果,仅仅一年,在新的一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前夕,一九八六年最后一天,作家们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一个名叫“你们,我们”的朗诵晚会。晚会上,已经听到沸沸扬扬私下议论:胡耀邦可能引咎辞职。我很久都在猜测:他的“咎”是什么呢?三天后,一九八七年元旦刚过,胡耀邦就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让人感到既突然而又意外。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再次“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位从打土豪、分田地愤而冲出土屋草舍,走向漫漫两万五千里烽火长征路的那一代先驱者中、最不墨守成规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杰出还表现在他在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比较少,中国的农民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始终都没有彻底摆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让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了。毛泽东在长征前自己的困厄时期,对中共中央执行的“左”倾政策,十分清晰。抗战时期有一段从实用的角度,的确注意到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建国以后又重蹈覆辙,任意践踏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和尊严,乃至生命。从后果来看,比王明、张国焘等有过之而无不及。胡耀邦却不同,文革以后,他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沉的思考,和知识分子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他不仅了解知识分子的苦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迹。冰心老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他是伟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我是说自己,我快九十了,没死,他才七十三岁,却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这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静地去了,虽说早了些,毕竟摆脱了痛苦。”她的话我很有同感,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同感。传说,在“文革”后期,当一位老知识分了坦率地问胡耀邦:您能够举出一九四九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运动,有哪一次不需要平反改正的吗?面对这一难题,胡耀邦理所当然地很难接受,他首先是惊愕,然后是愤怒,甚至自然而然地对提问者的动机产生怀疑;但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以后,又不得不接受,并冷静下来,代替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党,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省。所以,当他在中国失望的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时候,首先向知识分子伸出了坦率、热诚的手。在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希望的时候,他精疲力竭地躺倒了!他在去世前不久,向一些电影工作人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许多事在近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不能如愿以偿。谁让你、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呢!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承担这个时代的苦难和使命,责无旁贷。”他没有虚伪的承诺,没有空洞的安慰,只有坦白地说出实情。那时的胡糶邦可以算得上是身居高位的人了吧!身居高位而能实实在在地思考、诚诚恳恳地说话并踏踏实实地行动,的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九九八年长江的特大水灾,国人好像才恍然大悟:原来长江上游国家的专业伐木大军是造成绿色植被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认识到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愚昧的行为。其实,在胡耀邦重访长征路的那年已经下达过这样的、断然的命令了,这是一道泽被子孙的好命令啊!为什么后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了呢?在没有胡耀邦的十年之后,仅仅想到这一点,面对滔滔江水的我,就止不住泪如涌泉。

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我和一批作家到共青城富华山胡耀邦墓地的时候,是一个满天云霞的傍晚。谒了他的陵墓,在题字的时候我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起来。胡耀邦“文革”后在中国政坛上的升起和陨落,说明了多少事啊!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至今都披戴着沉重的枷锁,——那也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且是其中难以拒绝的一部分。

本文选自《白桦文集》卷三,白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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