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女,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方”。):不少人都想知道先生学术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经过,我想它一定与您的早年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吧?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以下简称“费”。):我一生中的最大的目标是了解中国,改造中国,将自己的学术还之于民。虽然我为此奋斗了一辈子,但总的说来我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得还不够,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到现在,也还不能说是清楚了。我从20岁开始到北京来读书,那是我一生变化的界石,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以研究人文世界为主要目标的学术方向。

方:先生所理解的人文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它和我们个人之间以及文化的创造有什么样的关系?

费:我对人文世界的理解是,人出生以后就生活在人文世界中,这个世界不是个人造出来的,是前人留下来的遗产,个人通过学习,在人文世界里生活。人本来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但人的生活的方式,包括思想方式和认识事物的方式都是前人给予的,是向前人学习而来的。孔子曰:“学而习之”,学习就是模仿别人已定下的办法。新的文化是存在于学习之中的,是在学习中产生、变化的,有时学不像,有时有新的改变和创造,从而改变了以前的模式。文化的变化和发展都是在向前人的学习的过程中发生的,我现在认识到,我一生所研究的内容就是:人是怎么学习的?中国人是怎样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发展的?

作为个人来说,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历史,个人是在不断的学习中变化的,我自己也在学习中不断产生变化,学不像又创造了新的东西,文化就改变了,就像文化有不同的模式一样,个人的学习也可以有新的选择。

方:先生作为一个世纪老人,亲眼目睹了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您的童年生活,几乎是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苦难的中国,也许正是如此,才使您产生了了解中国、改造中国的学术目标。

费:我一生都处在中国文化激烈的变化中间。大约有五百年的时间,中国的文化是关门自守的。五百年前,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可以和中国文化抗衡的西方文化,而且这一文化的不断的扩张,导致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自守的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重新发展出来的文化。我的家族就是最早受到这一文化影响的家族之一,而我自己也是在这一影响中成长起来的。

要了解自己的一生,首先要从客观的历史来了解它,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可能性选择,但每个个人都有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就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要走的路。

我是1910年出生的,那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1911年是辛亥年,就是这一年发生了辛亥革命,1912年建立了民国。我童年的教育主要是来自父母,对一个人来说,童年的教育很重要,它决定了我的一生,也可以说,一个人是从家庭中开始成长起来的,家庭是人一生成长的出发点。

我出生的时候,祖母还健在。祖母姓周,童年时,她的家人在太平天国的战乱中被冲散了,她成了孤儿,被我的曾祖父母收养,许配给我的祖父当童养媳。在这里我要表达的是,从我祖母一代开始就受到了中国动乱的波及。

祖母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时,我的祖父家是同里镇的一个“墙门人家”。所谓的“墙门人家”,就是家里有讲究的院门,这种人家,一般都属于有地位的士绅人家。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时的同里镇的许多士绅家庭都往来很密切,我的祖父有个好朋友姓杨,名敦颐,他们经常在一起,他就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我的父亲,这就是我的外祖父。可是不久我的祖父病逝了,外祖父发现,由于祖父死后,家里没有父亲管教,我的大伯在外面横行霸道,他怕影响我的父亲正常成长,于是就告诉我祖母,他要将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女婿带到家中去亲自培养。他是一个研究文字学的书生,他家也是“墙门人家”,是开米行的,当时,这些人都是一边学习一边经营产业。

那时,我的祖母是个寡妇,又没有多少文化,管教不了我的大伯,最后他在外面闯了许多祸,引起了群众的公愤,家里被大家砸了。我的父亲因为到了外祖父家,所以安然无恙。由于我的父亲从很早就跟着外祖父母生活,所以我的母亲在家里地位很高。

我外祖父是一个很新潮的人,他很早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慈禧太后做寿时,加了一次考试叫恩榜,那年,他中了举人,到镇上当学官,相当于现在一个省的教育厅长,他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极愿意接受洋学。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他放弃了清朝官员的位置,而应聘到上海租界当了一名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商务印书馆编的《辞海》的编辑者中还有他的名字。另外,他愿意接受洋学也表现在他对孩子的培养上,如他将一个儿子送到清华大学学习,我的这位舅舅是清华送到美国留学的第一届学生,和胡适是同班的同学,后来成为洋行的经理。国民政府成立后,我的大舅舅在北京做官,当过相当于行政院的秘书长职务的官员,名叫杨千里,他以书法出名,其书法是从小在家里学习的。我的妈妈被送到上海的务本女校,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学生之一。

父亲考上了最后一届秀才,从那以后中国取消了科举制,后来吴江县将他送去日本留学,学教育,他不懂日文,日本当局请了懂中文的教师给他上课,由于日本在文字上可以和中文部分相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和日本人可以用笔交谈,甚至可以对着下象棋。

我父亲回来后办了吴江中学,随后,南通的张骞请我父亲去教书,这时我出生了,作为纪念,在我的名字中用了“通”这个字。在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这段历史上,我的家庭是很有代表性的,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中接受西方文化的代表,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方面的代表。

我出生时,家是在吴江县的松林镇,那是县衙门的所在地,我妈妈比较新潮,在那里创办了一个蒙养院(幼儿园),我的教育是从蒙养院开始的,那是一种较西式的幼儿教育方式。从太平天国开始,我们费家中落了,但在我妈妈家的帮助下,又开始发展,并走向了西方学习的道路,在我们家,妈妈起的作用很大,她对我们的影响比父亲大。接受西方文化的传统来自于我的外祖父家。我早年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新法教育,1920年10岁时小学毕业离开吴江到苏州。我外父家很早已搬到苏州了,在苏州办起一个织布厂,是家庭纺织业,叫振丰织布厂,在十全街72号,这条街直到现在还在,但房子已没有。从吴江去苏州是坐船去的,在路上要整整一天。

到苏州后,我到振华女校上学,当时上女校,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多病,这个学校是妈妈的朋友开办的,她叫王季玉,是美国留学生。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文,是由王季玉亲自指教的,那是一个私立学校,是按照教会学校的方式开办的。关于小学的事情我写过好几篇文章:《爱的教育》、《一封没有拆的信》,都在我的文集中。

在振华女校读到初中一年级,就到东吴大学第一附中上学,我的童年就到这里为止,我到现在还感觉到,我是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一个桥梁,我的国学根底较差,外祖父的国学基础没有传下来。外祖父家,大舅舅的国学基础较好,书法、文字都很好,我有十几个舅舅,其中一个舅舅留学后,在美国的好莱坞画动画片,是中国的第一个动画专家,叫杨左匋,最小的舅舅是建筑设计师,叫杨锡缪,上海的好几个歌舞厅都是他设计的,解放后到北京来参加十大建筑的设计,他们都是艺术家。

方:先生好像对艺术也很有兴趣,是不是和这种遗传有关系?

费:我的天资在艺术上也很不错,我有这个基因,但后来没有发展,在小学和中学喜欢写文章,在初中时,曾有文章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少年》杂志上。当时看到自己文章用铅字印在白纸上时,非常激动,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我不断的写作。也由此使我养成了不断写杂文和随笔的习惯,所以,在我的一生中除写了不少的学术论文外,还写了大量的杂文和随笔。

方:在您童年的时候,感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费:我觉得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着的国家,就以我外祖父家为例,最早在同里镇,后来搬到吴江城,又到了苏州城,从乡下的小镇到县府所在地又到了苏州这样的中等城市,从开米行到开织布业,后来家里的产业又和外资结合,到天津开洋行。我的外祖父家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体现了一个旧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从儒学的基础转到接受西方的思想,并让自己的后代接受西式的教育。

方:您的外祖父可以说是对您的学术成长起很大作用的人,他甚至影响了您的整个家族的后来发展。我想知道,为什么您的外祖父对西方的思想要比一般中国的旧式知识分子接受得容易一些呢?他有什么样的特点?是不是思想很新潮?

费:这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我看不到他有什么新思想,只知道他的国学基础很好,文字学研究很深,他总是对我们年轻人讲他的文字学,讲中国的文字是如何起源的,如何产生的,中国的象形文字有什么特点、意义,还有很多的口诀,到现在我已记不清了。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基础,所以他去了商务印书馆应聘,参加了《辞海》的编辑工作。我的舅舅后来都受了西式教育,只有一个大舅舅国学基础很好,在书法、金石、诗词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受外祖父家的影响,我们家也是当时的新派,从我这一代就开始脱离了旧学,我是在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时候上幼儿园,学唱歌,脚踏风琴,那时候是很新鲜的。

方:那时,应该是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吧?

费:差不多,我1920年满十岁。那时中国正在军阀混战,整个国家动荡不安,我童年的时代经常不断的逃难,曾从吴江城逃回同里老家。

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如何?

费:当然是比较苦,那时我们家是中等人家,每顿都能吃饱饭,还能吃点肉,我是家里负责记账的,记得当时每天吃七个铜板的肉。

方:七个铜板的肉有多少?

费:记不清楚了,七个铜板是七十多个文,每天吃米要花十几文铜板,加上蔬菜的钱,一天要花一百多文铜板的伙食钱。我们家一共五个孩子,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到苏州上学去了,只剩下三哥、四哥,还有我。因为我最小,没有事,妈妈就每天让我记账。我妈妈很洋式,我哥哥、姐姐假期回来时,我妈妈就拿出账本让我们总结一下,在上面画了一个坐标,坐标上有几根线,最粗最高的一根红线,是我们家支出的学费,按比例,教育经费是最高的。

后来我在一次政协会上提出来,我们国家要学习我妈妈的办法,要先留出一笔经费来,保证教育的支出,其他的钱,多就用得宽裕一点,少就节约一点。这种家庭的办法也可以用到国家的理财方式上来。

后来我们这一代五个孩子在妈妈的培养下都受到了较高的教育。大哥费振东在上海南洋大学毕业,他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五卅”工人大罢工,他是组织者之一,本来要送他到苏联学习,但他去南洋(印尼)的一家报馆工作,和当时的党失去了联系,算是自动退党,后来他就参加了民盟;姐姐到日本留学,学成回来后专攻缫丝和蚕丝业技术改革;三哥费青,大学时代在东吴大学学法律,后来到德国留学,解放以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当教务长,是中国法律界的元老;四哥受舅舅的影响,学的是建筑设计,也是上海的南洋大学毕业的,他曾参与了我们国家的许多重要建筑的设计。

方:今天所讲的是您家的家史,以及早年家庭对您后来学术成长的影响。从这样的经历看来,我觉得您应该还是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从外祖父在国学方面的教育和影响,到后来去西方留学的这种经历,是很宝贵的。

费:不能说是“学贯中西”,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贯过去,我自以为自己古文基础还好,有几篇文章是用古文字写的,写得还不错。但这是中文基础,不是国学基础。所谓的国学基础,要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有一定深刻的理解,我觉得我这方面的基础还不够扎实,研究不够深入。但总的说来,我是属于文化嫁接中的人。

方:您觉得在亲人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

费:那当然是我的母亲了,她是一个很新潮,很开放的人,她带头剪头发,办新学,讲究男女平等,注重孩子的教育,接受外来的新思想等,这些都是我的母亲的特点。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家,但也不缺钱,是属于中等家庭,我们的亲戚都很富有,都是大家。

方:但您们家的孩子所受的教育却都是最好的。

费:这也对我们的亲戚产生了影响,的姑母家也很关心我,姑父到上海还专门为我定了一份《少年》杂志,这份杂志引起了我对写作的兴趣,尤其是在上面发表文章后,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是我最早在杂志上投稿的开始。从此写文章就成了我学生时代的最大爱好。高中毕业时,我写的文章还得了奖,学校奖给一个写着一行“国文猛进”字的银牌。

1928年高中毕业,那时我的文章就写得不错了。这是我早年的中文基础。高中毕业后,我就考上了大学,最早是在东吴大学学医,1930年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学人类学,这是我青少年时代的大体经历,也就是这些经历决定了我的兴趣和以后学术的发展方向。

方:听了先生的这些讲话,我感触很深,觉得好像是在了解一段中国的近代文化史和教育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看到了当时的西方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的一代旧式中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并由他们传递给下一代。

费:以上我讲的实际上是早年的教育制度,是20世纪初,中国新学教育的一个模式,那时是私人办学,我上的是东吴大学的附属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是西方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最早进入中国是通过教育开始的。后来进了清华大学到英国留学,那次留学用的庚子赔款的钱,实际上是美国人用中国的赔款,来资助中国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西方思想的下一代中国人,以加深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很强的政治性。其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就是这批人发起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又向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的思想。

方:先生刚才说,您在大学时学的是医,为什么到读研究生时学的是人类学呢?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这之间的跨度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费:其实它们还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我学的是体质人类学,其中医学的基础是很重要的,因为里面的研究,包括人种、人的体质、人的骨骼等,这都需要很深的生物学基础知识。我当时向在清华教书的俄国老师史国禄学习体质人类学,他在人类学界的名声并不很大,但他在生物学界的影响却不小,在那一方面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谈文化的。

方:那么说来,先生的学术是横跨两个学科,一个是生物学的,一个是社会学的。

费:可是我在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很浅,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也没有从基础学起,半路出家,底子不够扎实,所以两边都达不到较高的水平,总结我的学术成就,基础不是很牢固和很结实的。

方:但您有了生物学的基础再研究社会学,就和单纯的从学社会学到社会学的人不一样,也许正因为您有两种不同的知识结构,所以才有了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这是两种不同知识嫁接的结果。

费:当然,在很多的问题上看法就不一样了嘛,有关这个问题,等有机会我们再专门谈一谈。

今天我们通过谈我的家史,让大家了解了中国的一段历史,了解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不是政治的变化,而是社会的变化。看看那一个阶段出来的人,包括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求学经历等等,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会有所启发的。

上文原载于《文艺报》,(方李莉记录整理),本次推送选自《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费孝通著,方李莉选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第289-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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