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百年中国，鲁迅始终是一位富有争议的文化旗手。之所以称他为旗手，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的，即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第二重则是指每一次思想论争的两方，都会借鲁迅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挟旗手以令诸侯”。当然，旗手是一个颇具意识形态味道的称呼，在文化工业时代，它常常被更名为“偶像”。在2003年新浪网等媒体发起的公众调查中，鲁迅以高票数当选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十大文化偶像人物榜”的第一名。一向希望自己文章“速朽”的他，竟然拥有了旗手和偶像的“不坏金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反讽。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曾经这样评价罗丹（Auguste Rodin）：“罗丹在获得荣誉之前是孤独的。荣誉的到来，也许使他更加孤独。因为荣誉毕竟只是积聚在一个新名字周围的一切误解的总和。”如果把主人公换成鲁迅，这句话同样成立。孙歌写过一篇文章《鲁迅脱掉的衣裳》，她反复提出竹内好那个最基本的问题──“鲁迅不在他的作品里，他与自己作品的关系像人和脱掉的衣裳一样存在着一个距离”。孙歌提醒我们：阅读者必须越过那些已经成形的文本、发掘那些不可视的空间，鲁迅作品仅仅是思考的起点而非抵达的目标；否则，无论是对鲁迅的赞美还是詈骂，都只能面对鲁迅脱下的衣裳。确实，关于鲁迅的争论绝大多数都是对“衣裳”的误解，但是，我们如何越过迷雾般的衣裳来关注那个变幻莫测的“肉身”呢？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在目光穿越鲁迅脱掉的衣裳之前，还必须穿越鲁迅研究者制造的重重迷雾。在专著《失败的偶像：重读鲁迅》（以下简称《偶像》）中，敬文东首先描绘了一幅鲁迅研究的路线图：革命（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文学（家）的鲁迅──痛苦的鲁迅。他把这四种研究方式称作“大鲁迅研究”，即研究者主要关注鲁迅身上的“宏大叙事”，在他们的描述下，全能的鲁迅彷佛是一位“成功人士”。他还把那些研究者称作“小鲁迅”，他们从腔调到表情都喜欢模仿鲁迅，尽管鲁迅是不可模仿的。事实上，对鲁迅研究的批判并不新鲜，即使鲁迅研究界也在不断反思自己的病灶。如果《偶像》仅仅是“反弹琵琶”，它的价值非常有限，因为敬文东对鲁迅研究界并不算了如指掌，他坦承自己曾抛开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文字。这种“抛弃”使得敬文东的言说无法与鲁迅研究界对接，从而被忽略或视而不见；但他恰恰因此绕开了重重迷雾，直接透过作品的褶皱面对鲁迅本身。与“小鲁迅”的“大鲁迅研究”不同，敬文东将自己的工作命名为“小鲁迅研究”，前者试图在自己身上克隆成功者鲁迅，后者则试图从微观层面研究失败者鲁迅。偶像的衣裳往往金碧辉煌，肉身却充满内在的冲突。但值得再次提醒的是，从成功者到失败者、从衣裳到肉身，这种对鲁迅的重读并非“谤书”两字所能形容。敬文东无意用妖魔化鲁迅的方式来消解鲁迅神话，不过，如果依然有人坚持认为对鲁迅的任何批评都是“诽谤鲁迅”，那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敬文东在自序中提到鲁迅“对人生无常、虚妄、绝望的肉身体验”，如何给文化饥荒时代的读者提供一份难得的阅读经验。概览全书，对肉搏、横站、踹击、跋涉、斜视、口吃、瞪眼、肠胃这些细节的分析，构成了一个充满紧张感的饱满的肉身。把偶像还原成肉身，恐怕与亵渎无关，它使得一具思想标本重新恢复了呼吸。《偶像》第一章就是以“从身体说起”为标题，敬文东选择了被鲁迅放弃的医学（肉体）角度，来观照这个从事文学（灵魂）事业的文化偶像。他援引了蒂里希（Paul Tillich）《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中的重要观点：正是牢牢控制了沾染了神之子鲜血和承载过神之子肉身的十字架的解释权，基督教才有了说服徒众的能力和底气。通过这一理论基石，作者在形而上的“拯救”和形而下的“肉身”之间建立了联系，或者说他打破了那种阵线分明的形而上形而下二分法。接着，作者不仅“从身体说起”，还进一步“从疾病说起”。他援引了吴俊的判断，即鲁迅的日记几乎是一部“疾病史”。疾病作为鲁迅生命中的关键词，过去的论者多把它局限于纯粹的生理层面，敬文东却提出一种“肉搏的伦理学”。在这里，“铁屋子”不是指“黑暗的旧社会”，而是指向鲁迅的身体。与其说鲁迅是一个“钢铁战士”，不如说充满疾病的身体像铁屋子一样囚禁了他，呐喊不仅是对正义的呼唤，也是对疼痛的条件反射。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不幸的身体状况成为鲁迅与时代进行激烈肉搏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论述仅仅到此为止，虽然非常精彩却陷入了哈克（Andrew Hacker）在《〈资本论〉和痈》（Capital and Carbuncles）中所说的传记性阅读，即认为“马克思患有痈这一事实，使他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发泄的讽刺更加深刻”。敬文东没有将“肉搏的伦理学”简化为“肉搏的病理学”，他指出前者在暗中受到信仰的支配。鲁迅的著名遗言“一个都不宽恕”，常被看作不可动摇的信仰，敬文东却认为这是“一种纯粹只剩下形式的信仰，是为信仰而信仰”，“相信一切都不足信”才是肉搏的伦理学最后的信仰。自知患有二三十年肺病、写书时头眩手颤、艰于起坐的鲁迅，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怀疑自己甚至怀疑自己的怀疑，“一个都不宽恕”只不过是饮鸩止渴般的临时药方。相比之下，肉搏不同于自残或谋杀，肉搏的伦理学承认肉体的重要性，而这与那些需要肉体充当牺牲的真理截然不同。不难想象，敬文东这种冒险性的分析很容易遭到非议，人们甚至可以引用鲁迅语录来反驳他。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谈到“弃医从文”的原因：“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偶像》似乎背叛了“精神先于肉体”的顺序，转而强调要解救精神就得首先解救肉体。但正如孙歌所说，鲁迅作品仅仅是“脱掉的衣裳”，它和作者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语录体或格言体的凝固文字，更是和鲁迅的流动思想之间相隔万里。事实上，不管鲁迅还是敬文东，他们的分歧最多仅在于精神和肉体的排序上，谁也没有打算否定其中任何一方。他们共同的敌人是那些“枪炮式革命”，后者试图以精神、灵魂或正义的名义毁灭肉体。如果说“大鲁迅研究”喜欢关注具有终极关怀的精神层面，并且陶醉于其中；敬文东则更强调作为底线伦理的肉身层面，“从身体说起”却没有“到身体为止”。
在讨论完“肉搏的伦理学”之后，敬文东没有顺势将鲁迅带往“战士”这个荣誉称号。针对部分研究者强调鲁迅的“反抗哲学”，他指出鲁迅并没有寻找到真正的对手，“说鲁迅是战士，无异于把无聊的战斗对象无限拔高了；当然，它也夸大了战斗过程和战士本人的形象。”这或许说出了最为致命的秘密，鲁迅并不害怕与强敌肉搏，面对“无物之阵”的反复扑空才是失败感的最终源头。《偶像》没有将肉搏的伦理学理想化，认为它能彻底治愈鲁迅的绝望，恰恰相反，作者认为绝望使得肉搏成为自戕，鲁迅在缺乏节制的复仇中丢失了肉搏的伦理学的原初意义。铁屋子里的光线始终是黯淡的，扑空导致无方向感的挣扎，也使得鲁迅不断寻找着假想敌，作出肉搏、横站、踹击、跋涉、斜视等各种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些身体细节的解读没有袭用“能憎才能爱”的辩证法。在描绘鲁迅研究的路线图时，敬文东特别注明，革命家的鲁迅始终溶解在后面三种研究范式中。这种判断似乎有些简单，却指出了“大鲁迅研究”的完美主义症候：他们无法容忍鲁迅具有任何缺陷，即使承认鲁迅本人也不否认皮袍下的“小”，也要把那“小”升华为“大”。“能憎才能爱”正是革命者惯用的情感换算公式，但《偶像》却对此作出批评：第一，憎与爱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二，它忽略了善恶难辨、爱恨交加的中间情感形式。在论述种种身体细节时，敬文东特别表示先不要把它们上升为一种“隐喻”，而是就动作、姿势、表情本身作出考察，研究肉搏怎么变成自戕、横站怎么导致斜视、踹击怎么取代跋涉。以爱的名义实施憎的行为，与以精神的名义取消肉体可谓异曲同工。作者最终依然把那些肢体行动当作“隐喻”，但是他坚持遵循行动的逻辑而不是隐喻的逻辑。与其说“铁屋中的呐喊”能够振奋人心，不如说鲁迅对呐喊的怀疑乃至绝望的肉搏更让人拥有深入骨髓的体验，前者很容易被模仿、后者却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用“铁屋中的肉身”取代“铁屋中的偶像”，也正是用肉身的唯一性取代偶像的复制性，不仅不是全盘否定，反而是最大的尊重。
最后，我想重新回到孙歌也是竹内好的问题，《偶像》对“铁屋中的肉身”的描述，是否等于越过那些脱掉的衣裳，直接注视鲁迅本人？鲁迅与他的肉搏、横站、踹击、跋涉、斜视、口吃、瞪眼、肠胃之间到底是甚么关系？那些动作、姿势、表情是否也会成为肉身的另一重衣裳？敬文东已经在书中坦承他的论述不乏矫枉过正的一方，鲁迅的复杂性也使得研究者很难在一本书里呈现出他完整的形象。但是，我还是打算在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内在理路上，《偶像》对“大鲁迅研究”这个假想敌缺乏同情的了解，将其视作一个坚固的整体，而没有注意到其内部的多歧性。事实上，关于鲁迅研究的地形图非常丰富，远非一个单向的路线图所能概括。在写作文体上，《偶像》带有鲜明的形式感，如同他在自序中所说：“一种文体就是一种进入世界的特殊角度，就是一种世界观。”可以说，富有想象力的文体是这本书的一大贡献，只是它时时带来喧宾夺主的感觉，作者的才情经常溢出鲁迅作品的容器。孔子的那句话，值得我们反复回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译者秦传安 2018-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