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耀邦“脱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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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后,“胡耀邦”成为一个禁忌。到1994年,胡耀邦逝世五周年,《炎黄春秋》刊登了胡耀邦的照片,还有一首白话诗。

这首诗出版后,有关部门打电话给《炎黄春秋》,要求封存杂志。“其实电话来的时候,杂志早上街了。”《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徐庆全说,他们依言封存了剩下的杂志。但过了一段时间后,这期杂志又出现在市场上。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1995、1996年,《炎黄春秋》又发了一系列有关胡耀邦的文章。尤其在1995年,胡耀邦诞辰80周年,戴煌出版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也与《炎黄春秋》有关。“戴煌写完一篇,我们这里发一篇。发了胡耀邦两万多字,那时候我是责任编辑。从那以后慢慢地写来写去,胡耀邦就‘脱敏’了,”徐庆全说。

近日,随着电视剧《历史转折的邓小平》热映,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脱敏”的话题引起不少热议。《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徐庆全向凤凰网讲述了胡耀邦“脱敏”的一些故事。

李锐、胡耀邦的“脱敏”故事

凤凰网资讯:在《炎黄春秋》筹备创刊号时,社长杜导正就想到要约李锐写一篇稿子。为什么要约李锐写稿?

徐庆全:杜老的想法是给李锐“脱敏”。他说:1989年风波后,中宣部和中央一些部门把他视作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人物,还有杜润生、于光远、李昌,反自由化以后,中共党员登记的时候,就不给他们登记。还是陈云说了公道话。他们不让发表李锐的文章,换句话说,“李锐”这个名字不能见报。李锐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少年时代读书的文章,文章内容没有丝毫问题。我坚持要发表李锐这篇文章,为了稳妥起见,那就让李锐用个笔名发表吧,李锐说,那好,就用“怒吼”的笔名。这笔名怎么能用?一些人就是不同意发表李锐的文章,我急了就去找萧克。萧克说,还是发吧,发了以后如果有人提出意见,你就这么回答他:这篇文章是萧克审查过的,你有意见请给萧克打电话,萧克的电话号码,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发这么一篇文章都那么难。

李锐的名字一见报,就给这位老人开了一个口子。此后,他不仅成为本刊的作者,还是本刊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凤凰网资讯:那胡耀邦是如何脱敏的?

徐庆全:1989年,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因为种种人为的因素,使报刊上对于这位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领导人,一直缄口不言。对于这种非科学的历史态度,杜老一直想有所改变。1994年,在胡耀邦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杜老就想借此机会有所突破。在1994年初,他就请两位作者写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文章没写成。到了2月份筹划第四期刊物时,杜老就出了个主意,在封面二登胡的一版七八幅照片,编辑部写了一首纪念胡耀邦的白话诗。对于杜老这个想法,编辑部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反对这样做;也有人说是否要送审。杜老说不能送审,一送审就麻烦。杂志出版引起震动。上面领导说,你们又捅了乱子了,还没有发行出去的杂志赶快销毁。杜老当时在外地,当电话问他怎么办时,他回答说,不予理睬,这事不能动摇,要算账以后再算吧。后来那位领导对杜老打招呼,说当时也是好意,上面说话了,自己是心有余悸。这一关就闯过来了。

刊登了纪念胡耀邦的照片后效果很好,胡耀邦的名字也“脱敏”了,杜老就想连续做关于胡耀邦的系列文章。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胡耀邦功劳最大。杜老挑选了两位记者采写,他们想看组织部的有关数据和档案,退下来的老部长陈野萍支持,新部长吕枫说:“你们写不写,我不说话。中组部不参加,档案材料不能看。”过了一个月,杜老不死心,后来找了他在新华社时的部下戴煌,他是新华社国内部特派记者,有胆量有才华。他说他早就想写关于胡耀邦的文章了,手上已有一些材料。他很快写出一万六七千字的文章,文章中有些“刺”,杜老改了三四遍。

当时我是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之一,曾几次到作者戴煌家里请教。杜老对我起草“编者按”和“导读语”,也是字斟句酌,一字一字的修改。为了突出胡耀邦一心为人民的形象,我将耀邦改写过那幅著名的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放在题首。杜老看后很高兴,印象中是第一次对我的编辑工作提出一点表扬。

文章选择在1995年第11期发表,正是耀邦80岁诞辰。刊登后引起震动,但安然无事。杜老兴奋地说:我们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1996年,接连又发表了戴煌的《大右派葛佩琦的铁案是如何翻过来的》、《福建地下党冤案平反的一波三折》,对耀邦的宣传已经不再是禁区了。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戴煌撰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至今还在海外畅销。接下来,杜老又组织张爱萍大将等一批名人撰写了怀念胡耀邦的多篇长文,又请田纪云写了《近距离感受胡耀邦》,连沉默了十多年的胡启立也特地为《炎黄春秋》撰写了怀念耀邦的长文《我心中的胡耀邦》。

2005年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杜老在三四月份就指示我们,一定要大张旗鼓的宣传胡耀邦,组织稿子。为此,我通过龚育之得知1986年参加《精神文明决议》起草的郝怀明写了一篇文章,立刻与老郝联系。拿到稿子后,杜老反复读,反复斟酌。到了9月份,听到传言说中央要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杜老说,中央隆重纪念,当然是好事。我们还要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为此,他主持召开了一个“为纪念耀邦诞辰90周年组稿座谈会”,最后定下让包括他在内的支持《炎黄春秋》田纪云、胡启立、李锐等“十四老”都写文章。他对我说,有些人写不了没有关系,你去访,给他们整理,再送他们看。这样2005年第11期杂志发表了纪念胡耀邦的11篇文章。杂志在11月1日发行,不几天就接到中宣部电话,说我们违反了规定,问我们印了多少册,我们说五万册左右,他们说这一期禁止发行,我们回答说已经快发完了,大约还有五千册。他们说,先把这五千册给封了。

半个月后,中央在北京人大会堂隆重召开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杜老也被邀请与会。会后,我们接到给中宣部的电话说:那个事情就过去了。

我们收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伸张正义”

凤凰网资讯:1995年11月,《炎黄春秋》出版了一系列胡耀邦的文章后,读者反响如何?

徐庆全:反响相当大。很多人都知道胡耀邦是受冤屈的,我们收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伸张正义”。

凤凰网资讯:戴煌出版《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也是在你们发表的基础上成书的。出版过程中,有遇到一些曲折吗?

徐庆全:曲折大了。本来因为戴煌是新华社的人,新华社想出这个书,但是通不过审查。要求他们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但审查没有通不过。

凤凰网资讯:他们当时说通不过的原因是什么?

徐庆全:胡耀邦太敏感了呗。

凤凰网资讯:那后来怎么通过的?

徐庆全: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新华出版社没有办法,后来中国文联的老总缪力不知怎么知道了这本书。是新华出版社找到她,还是她从别的的渠道知道消息,我不了解。缪力想要出版这本书,新华出版社觉得可以,你只要能审批下来,我们两家联名来出版。

缪力为什么敢大包大揽?是因为她的一位亲戚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惠,也是我的老领导。当年他创办《百年潮》时,他任社长,我任社长助理。我这位老领导很有魄力,思想解放,也是党史专家。他听缪力说文献研究室走不通,就转到党史研究室来审查,后来在他的亲自推动下,这本书才被放行了。你看,我还保存着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中国文联和新华出版社两家联名出版的。

赵紫阳脱敏?

凤凰网资讯:在你们这里,赵紫阳又是如何“脱敏”的?

徐庆全:如同胡耀邦一样,赵紫阳的名字也是禁区,媒体不能提。杜老总想找机会突破这一禁区。

200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陈云传》,书中陈述陈云在八十年代行状时, 没有避讳“赵紫阳”三个字。杜老知道后,决定摘取其中的一段,在杂志上发表。他说,这是中央官方的机构写的东西,已经公开出版。我们摘一段发表,不会犯忌。摘取的文章以《1988年物价闯关前后》为题予以刊发。

做这样的试探后,杜老继续约请一些与赵紫阳有交往的前高层领导写文章。2007年7月刊登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的《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是八九年以来首次在公开报刊上正面出现赵的名字。随后,又连续发表了田纪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2007年12期),《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2008年1期),《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2008年2期),《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2008年3期),每一篇都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于是赵的名字渐渐脱敏。2008年第四期又刊登赵的秘书李树桥的文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也肯定了赵的贡献。

经过一系列的文章后,杜老将早已在手的孙振的文章《我和赵紫阳的交往》交给编辑部,决定发表。这是一篇专门讲赵紫阳在四川任省委书记作为的文章。作者孙振是新华社记者,也曾是杜老的部下。杜老经过斟酌,将题目改为《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在2008年第9期发表。

文章发表后,当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很大的波澜,不过,风波还是过去了。

凤凰网资讯: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将出现赵紫阳的影像,但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打出字幕。有人开始讨论“赵紫阳会否脱敏”的问题。

徐庆全:你说电视剧上出现,就叫脱敏吗?我不知道新闻界的根据在哪里,其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传》,《邓小平年谱》,《李先念传》等等,这些书都有赵紫阳的名字,而且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啊,一点也不避讳啊。按照你说的“脱敏”,那么赵紫阳早应该脱敏啦。

凤凰网资讯:比如说现在百度一下赵紫阳,就会发现很多结果,称‘根据法律未予显示’。

徐庆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就从中央这个层面来讲,他们出的上面我提到的书,都是有提到的。

凤凰网资讯:出版界跟大众文化的电视剧还是不一样。

徐庆全:可是,大众文化也没有很多人关注赵紫阳啊。

凤凰网资讯:这就是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赵紫阳?

徐庆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传媒没做好。

凤凰网资讯:你认为是传媒的问题?

徐庆全:当然是传媒的责任啊。是一些传媒人不敏感啊——老想着“脱敏”,你不敏感怎么能做到给历史中的人和事脱敏啊?《陈云传》出版以后,我当时就买了,我们编辑部就议论,在这本书里面,一点没有避讳赵紫阳的事情啊,该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可是中央权威部门出版的啊。于是,我们就节选了书中的一段:《1988年“价格闯关”》,准备发表。我们和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说要发表,人家就很欢迎啊。这一段历史,提赵紫阳最多。

凤凰网资讯:赵紫阳也因为这个事情受牵连很大。

徐庆全:然后我就选了一段发表了,还是我们的头条:《1988年物价闯关前后》。人们就说赵紫阳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杂志社。不是的。读者不知道这是中央审定的权威出版物。可是,我们搞大众文化传媒的人,应该知道啊,应该有这个敏感性啊。做传媒的人如果想告诉人家,赵紫阳是怎么回事,你就摘吧。他们写得非常好的,你摘一段,前面加个按语说这是经中共中央审定的《陈云传》里面的。

凤凰网资讯:会有人来问,你们媒体做这个,是想干嘛?

徐庆全:没有人来问。所以,其实脱敏不脱敏,不在管理部门这个层面,不在老百姓层面,也不在读者这个层面,脱敏不脱敏,还是咱们传媒层面的事儿。

“脱敏”是对咱们媒体自己讲的

凤凰网资讯:按你的说法,1995年4月份出一首白话诗会被封,到了1995年11月份你们出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任何人给你们打招呼了?

徐庆全:没什么事。

凤凰网资讯:你们当时的发行量是多少?

徐庆全:大概5万份。后来我们就连续发了六七篇,这一段大致上都是我当责任编辑。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现在讲“脱敏”这个词,不是对宣传部门讲的,是对咱们媒体自己讲的。宣传部门是媒体的管理部门,既然是管理部门,那么他所遵守的是管理纪律。什么是管理纪律?譬如说,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确认赵紫阳犯了分裂党的错误,从那以后,宣传部门就有了个规矩,赵紫阳名字不能提,也就形成了管理的纪律。这么多年过去了,宣传部都还要执行这项管理纪律。因为既然是管理纪律,中央不下令撤销,就永远有效。所以,所谓的“脱敏”不“脱敏”,不在宣传部门,而在于我们媒体人身上。我们媒体人觉得,在上了宣传部门管理纪律中名单中的人,时过境迁,可以发表他的文章,或者发表写他的文章,文章能发表出来,这个人“脱敏”了。这是媒体人的自觉行为,不是宣传部门的自觉行为。

我给你讲个最近的例子。2014年第四期,《炎黄春秋》发表了郭罗基怀念于光远的文章。郭罗基是谁,年轻人不大知道。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他是在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佼佼者,我这样的年龄的人,深受他的影响。因为如此,他被一些人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的人物。他原来是北大教授,不允许他留在北大,把他弄到南京去了,再后来他到美国去了。此后,我们的报刊就把他列为“敏感人物”,他的名字不能见报。今年于光远去世,郭罗基写了一篇怀念于光远的文章。我读了以后,觉得他写得很好,题材也不敏感。我也知道他是“敏感人物”。但是,我想,改革开放都30多年啦,我们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经常要碰到这个名字——有的年轻人就专门向我请教过郭罗基、李洪林等人的作为,这个人也该“脱敏”了,于是,就发了他的文章。过了一段时间,郭罗基跟我说,《南方周末》就跟他联系上了,说《炎黄春秋》发了他文章,他就等于脱敏了。“南周”也准备发他的文章。

所以,脱敏不脱敏,你们可能理解有误,不是宣传层面的问题。

凤凰网资讯:还是看有没有担当。

徐庆全:我看报纸报道说,电视剧中的赵紫阳,不会出现他的名字,名字都不写算什么脱敏啊?中央宣传部门是个管理部门,管理都是依据中央文件的,中央文件决定不能提赵紫阳,就不能提赵紫阳,除非中央给他平反。

胡耀邦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脱敏的?2005年,他诞辰90周年,中央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开过以后,我们讲胡耀邦才不用遮遮掩掩的。

所以,宣传部门无所谓脱敏,他们只是执行上级命令。而我们媒体可以打擦边球,你打过了,你就会看到他管理的底线,他就“管理”你。你要打得不过,或者说恰到好处,他觉得无所谓,也就不会“管理”你,反正你没有触碰我的底线。

凤凰网资讯:你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禁令是一根针,到下面就变成一根大棒子了。

徐庆全:这里,我曾经用过一个词,叫做“自我放大法”。这是我们办《炎黄春秋》多年来的经验。

《炎黄春秋》是以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的。如何把握这类题材?《炎黄春秋》采取的编辑方针是,把政策用足。这里所说的政策,包括中央对重大历史题材和重要历史人物评价的相关规定,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对媒体管理的若干规定等等。就重大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来说,中央先后有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对于我们这样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为主的刊物来说,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就是我们重要的参考。至于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若干规定很多,无法罗列,对于这些文件,我们都认真地掌握。但绝不搞“自我放大法”。

所谓“自我放大法”,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假设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是一根针的话,到了省、部委的宣传部,就变成了一根铁棍了;而到了地市委宣传部,就变成一根粗铁棒子了。也就是说,对中宣部和总署的规定,层层放大,一层比一层加码。原因无他,就是各地宣传部门怕出事,怕犯错误。而我们则遵守的就是“一根针”。有人说,我们杂志比其他杂志开放一些,说话大胆一些。事实上,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别人的杂志因为这种“自我放大法”而层层加码,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罢了。

“自我放大法”,是个好听的词,不好听的说法是自我审查。为什么我们的报刊都会自觉地“自我审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怕自己丢官。但很多媒体老总对“自我审查”有一个貌似很有道理的解释:首先要生存,才能有作为。我觉得这话不是真心话。说自己没有勇气就好了,说自己不想丢官就好了,不必以为生存为理由,也不必以手下的人要吃饭为借口。

进一步说,我们的“自我审查”制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想大概的1990年代中期,当时,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叫做“守土有责”。这是当年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流行的一句名言。什么叫做“守土有责”,就是各个地方的宣传部门、出版局,都要管好自个儿辖区内的事。你管理的辖区出了事,我就找你算账。那么,地方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就把这个精神传达到所管理的媒体,报社、电视台、出版社等等,要这些媒体的头头自己“守土有责”。这样,就开始了层层“自我审查”,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在今天依然流行的规则。各级、各个媒体的头头如何能够“守土有责”?那就把上一级的指示放大执行嘛,宁肯放大,绝不能缩小,所以,我所的“自我放大法”,就是这样形成了。“自我放大法”形成以后,慢慢地使这个“守土有责”更加巩固了,各地、各媒体领导的这种自我审查,自我放大这种东西就形成制度了。

《炎黄春秋》是“别人热我们冷”

凤凰网资讯:这次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炎黄春秋》要做什么东西吗?

徐庆全:我们没想做什么,我们杂志社基本上是别人热我们冷,别人冷我们热,我们杂志社一直这个路数。第一我们是杂志,杂志赶不上新闻。第二,别人都做,我们做这个有意思吗?我们知道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会铺天盖地的很多报道,我们就不做了。胡耀邦冷,我们热,我们就慢慢往前推,包括赵紫阳也是这样的。

凤凰网资讯:有些媒体提到赵紫阳,还要想办法避讳一下呢。

徐庆全:这就是前面说的“自我审查”嘛,“自我放大”嘛。中央权威部门审定的《邓小平年谱》《陈云传》《李先念传》都不避讳,你的媒体避讳什么嘛。

总编辑是什么?像办《观察》的储安平这样的总编辑,他整天都是忙着聊选题。还有《大公报》的总编辑,整天跟学者在一起。这些总编辑,主要职责不是管理,而是怎么拿到当下社会最关注的东西,谁是能写好稿子的人?他心里都有本账的。而现在的总编辑们不是这样,他在想我手下的人这么写,我这么发,宣传部长会不会跟我急,会不会敲打我?会不会丢官呢?那我就不让宣传部长来敲打我了吧。所以他就自我审查了。

谁当执行主编谁写检讨

凤凰网资讯:你们杂志的高层决策是个什么样的机制?

徐庆全:其实说起来也就我们几个人,杜导正、杨继绳、吴思、徐庆全等等,这是核心。就杂志社的管理体制而言,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社委会负责制。社委会是杂志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每一篇稿件,尤其是重要的稿件,都要经过社委会有关人员审阅,然后汇总意见决定发还是不发;假若对一篇稿子意见争执不下,就先放放再说。同样,杂志社的每一项决定,决定权都在社委会。这个社委会体制,是一个民主、透明的决策机制。总编辑只是社委会中的一票。所以我们经常为一篇稿子吵得一塌糊涂。

凤凰网资讯:比如说出赵紫阳、胡耀邦的文章,你们几个人有过争论吗?

徐庆全:有争论,有些人会觉得风险太大了。但我们杂志社所谓负责制是这样的,谁是这一期的执行主编,谁来写检讨。这篇稿子大部分人同意上,就能上。有的人不希望上,那么如果大家坚持上的话,他保留意见。你要坚持上,挨了上级领导的批评,你写检讨就完了,我们就是这种方式。

邓小平是在“双峰政治”的年代

凤凰网资讯: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1976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历史有一个“双峰政治”。

徐庆全:那个概念是我给的。当时他的书稿给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还不如一个词来概括邓小平和陈云,就是整个改革时代他俩之前的关系:双峰争斗。他说这个词好,然后他就在书中提出这个词了,这本书出了以后,“双峰政治”这个词基本也被认可。陈云、胡乔木、宋平是一派;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是另一派。从1979年到1989年,双峰政治非常凸显,就是邓也不能全说了算,陈也不能全说了算。邓陈之间各有一班人马,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两个人互相牵制。

凤凰网资讯:邓小平的“8·18讲话”,也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制度》,跟“双峰政治”有很大关系。

徐庆全:我觉得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是把领袖终身制废除了,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做法。他推了胡耀邦、赵紫阳出来,打破了终身制,让中国的终身制政治有了一个终结。如果他不把赵紫阳和胡耀邦推出来,他来当总书记,陈云当主席,薄一波当个总理,整个都是老人政治了,中国还能走吗?走不了了。

80年代,大陆的形势比台湾好多了

凤凰网资讯:有人提到这么一个观点:蒋经国的好处就是台湾不再需要蒋经国了,邓小平的坏处在于中国还需要再有一个邓小平。

徐庆全:在我看来,1980年代,大陆的形势非常好。我前几天看到台湾一部言情电影,其中有台湾1990年代的“野百合学运”的背景。电影中交代,一直到1990年这场学运,台湾的中学里一直有一个军方或者说情治部门在里面充当检察官,检查学生办的刊物等等。可是,我们当时呢,中学没有,大学里更没有这样的人。再联想一下,其实从1980到1989年,大陆的形势比台湾要好得多,思想开放程度,包括对政治体制的议论程度,都要好。可以说,是改革政治体制的绝好时机。可惜的是,我们错过了。

1985年:两套话语体系形成

凤凰网资讯:记得你此前接受采访时提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两套话语体系,我觉得很新鲜。

徐庆全:这是我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得出来的结论。我在一篇文章中说,1949年以来,我们经历过“强人政治”、“双峰政治”到“常人政治”的转换。在常人政治下,公民社会慢慢有了雏形,这就打破了“强人政治”时代一种话语体系——即“国家话语体系”独大的局面,形成了“民间话语体系”,使政治的决策权不再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所独有的权力了,决策者不但不可能一言九鼎,而且必须倾听民意。

“常人政治”时代,“国家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并行前进。这两套话语体系会延伸出两套不同的政治体系,“国家话语体系”下的政治体系,可称之为“党化政治”。“民间话语体系”下的政治体系,可称之为“民间政治”。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民间政治”必然要对“党化政治”构成威胁。我看,这两套话语体系是在1985年以后慢慢形成的。到现在,两套体系常常各说各话。比如官方提倡学雷锋,而民间照样损雷锋。就是说我可以随便非议你的主流话语体系,比如在毛的话语体系当中,长征是庄严、激昂的;但崔健的歌里却唱道: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这是一种解剖。官方照样维护其话语体系,但是民间话语体系慢慢壮大,双方有个博弈。

凤凰网资讯:博弈需要有勇气。

徐庆全:可现在是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勇气不好说啦。

(凤凰网:孙莹)

爱思想
201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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