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西娅·奥齐克/文
Cynthia Ozick
© 秦传安/译
© 来源:BOMB, No. 65

在思考卡夫卡的时候,要经历两个意料之外的惊奇。第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常的”惊奇,第二个则是反常的、令人沮丧的和重大的。

第一个惊奇是:卡夫卡是个大个子——身高超过6英尺。格里高尔·萨姆沙皱缩在沙发底下;饥饿艺术家的日益消瘦;K在作为学校看门人期间的卑微节俭;耗子民族的细微尖叫……所有这些都暗示了一种渺小,一种惧怕,一种耻辱,是自我隐藏的恐惧之渺小。在他写给父亲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卡夫卡描述了他一直是那个被压垮的孩子,像“奴隶”一样,“生活在仅仅为我制定的法律之下,而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决不可能服从这样的法律。”担惊受怕的渺小和自我献祭——这就是卡夫卡。还有另外一些你不能不留意的提示物,让人联想到渺小。卡夫卡属于少数中的少数——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说的是德语,而周围是捷克人的汪洋大海,他们的语言是捷克语。这些互相关联的生活和文字之渺小,强化了我们的这样一个观念:卡夫卡拘束而皱缩。可是,在任何一间人头攒动的房间里,他都有可能是个子最高的那个。

从这种古怪的生理反差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呢?让人想到仙境中的爱丽丝——当她吃下一小块蘑菇时,她“缩成望远镜里的小人”,她的下巴突然落下来碰着了她的鞋子。卡夫卡是吃什么蘑菇长大的呢?当我们想到大个子卡夫卡这个事实时,我们全都立即忍不住想到了《给科学院的报告》中那个关在笼中的小猴子。那个猴子从里朝外看着一个正在从外向里看着他的人,十分清晰地反思道:“他不可能理解我,他想要解开我的存在之谜。”然而,一个学会了人的行事方式的猴子,本身就是一个谜。

大个子卡夫卡栖居于渺小的卡夫卡之中——这就是第一个惊奇,一个待解之谜。

第二个惊奇与其说是一个谜,不如说是一件令人不快之事。我们称之为“死去的卡夫卡死里逃生(Dead Kafka Evades Death)”。我们知道,1924年,卡夫卡在他41岁生日的前一个月死于肺结核,葬于布拉格的犹太人公墓,1930年代初,他的父母也长眠于此。很容易忘掉他的3个妹妹——他最钟爱的奥特拉,还有瓦莉和艾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忘记她们,因为不像哥哥,她们都不是天才,没有留下什么令人惊叹的文学作品。但她们依然值得注意,哪怕仅仅为了一个被人们普遍忽视的事实:在1941至1943年间,三姐妹全都在奥斯维辛和罗兹被杀害。卡夫卡最喜欢奥特拉,但他肯定不喜欢父亲,而且通常对他的亲属及其小圈子的资产阶级关切漠不关心。1918年,他35岁,也就是在他死于肺结核的6年之前,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憎恶跟文学无关的一切,交谈令我厌烦,亲人们的快乐和悲伤让我烦透了。交谈让我所思所想的一切都丧失了重要性、严肃性和真实性。”(顺便说一句,我把这段引文钉在了我的写字台上。这段话之所以令人着迷,既是因为它值得信赖,也是因为它能激发灵感。)

但是,假设卡夫卡没有在1924年死于肺结核。关于卡夫卡的所有思考和臆测当中,这个假设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如果他没有在1924年死于肺结核,到1940年他将57岁——要是他活了那么长时间就好了。《城堡》及其他作品就会完成,我们如今就会拥有更多的杰作。然而,那额外多出的几年对卡夫卡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他3个妹妹的命运来理解它们将意味着什么。到1940年,布拉格的犹太人被禁止改变他们的住址或离开这座城市。到1941年,他们不能走进布拉格周围的森林,也不能乘坐电车、公交和地铁出行。犹太人公寓的电话被窃听,公共电话禁止犹太人使用。犹太人的企业被没收;公司解雇了犹太雇员;犹太人的孩子被赶出了学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直至隔离、贬黜、放逐和杀害。这就是奥特拉、瓦莉和艾丽的命运,是所有那些跟文学无关的、让卡夫卡烦透了的亲属们的命运;也将是卡夫卡的命运。比他活得更长的作品起初只局限于犹太读者,然后由于“有害和不受欢迎”而干脆被禁。他的出版商舍肯逃到特拉维夫去了。尽管卡夫卡被犹太复国主义所吸引,而且学过希伯来语,但他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依然值得怀疑。

如果我们忘掉了卡夫卡的妹妹们身上发生的事情,那就有点像卡夫卡忘掉了自己是个大个子。如果我们忘掉了他的妹妹们,我们就很有可能错过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恰好指向了卡夫卡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手法,以及作为一个思想者的信条。人们经常说,卡夫卡的小说,连同它们对边缘化和迫害的暗示,有一种神秘的预兆性;而且,《在流放地》十分详细地讲述了一台巨大的杀人机器,是他所有小说中最具预言性的。或许可以补充一句,《歌手约瑟芬》可以看作一个嘲弄性的寓言,描述了一个口头煽动家对于容易受影响的民众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卡夫卡“预见了”欧洲在他死后所呈现的可怕状态,这被认为是非同寻常的——但卡夫卡身上还有一个成分大概是最寻常不过的,这个成分在他的散文中也明显是最不可磨灭的。它是一篇并未预期什么反常的东西并被非理性所困扰的散文。毕竟,卡夫卡不是先知;他不是一个先知;他没有预见任何东西。痴迷于下面这个美妙的幻想毫无用处:中等天才写他知道的现实,最高天才写他不知道的现实。1924年的卡夫卡丝毫没有意识到,17年之后他的妹妹们会在德国的流放地被折磨至死。尽管“卡夫卡式的”(Kafkaesque)已经作为“荒诞的”、“超现实的”和“凶险的”同义词而进入了英文词典,但所有这一切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深刻误解。卡夫卡精神的核心发动机所表达的并不是这么回事。“卡夫卡式的”这个词的意思应当恰好相反:理性,纯逻辑的运转。卡夫卡笔下的典型人物都致力于理性,并有着象棋大师般的认知力量。卡夫卡的创造物(人和动物)从未以一个弯弯曲曲的或不可理解的世界为前提。他们所预设的是他们自己有序而雄辩的理解方式的外部对应物。他们所依赖的假设,是寻常而非反常,是普通而非古怪。所依赖的,是(或者说应该是)逻辑法则,是(或者说应该是)平常;卡夫卡的探寻,其最典型的特征恰好是这种对常态的预期。

就这一点而言,卡夫卡故事的主角就像他的妹妹们一样,就像布拉格的所有犹太人一样:他们靠理性生活在一个被非理性所包围的环境中,并被毁灭。如果这个世界不遵守规则的话,那不是卡夫卡的逻辑规则的错。卡夫卡——这个20世纪非凡的文学受难者——始终站在正常的一边:即便当世界的这种不可理解性以最凶恶、最可怜的方式摆开阵势,跟正常作对的时候,也是如此。

译者秦传安 2018-09-11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