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
© Ludwig von Mises
© 戴忠玉、刘亚平／译
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
此文为以前未发表过的手稿，写作日期为1943年5月5日。
一．术语注释
在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术语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因此，似乎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清晰地定义一些术语。
沙文主义（Chauvinism）指对本国的成就与地位的过度好评和对他国的轻蔑。它本身不会导致任何政治性的行动。
爱国主义（Patnotism）是指对于本国的福祉、繁荣和自由的高度热忱。但是，对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爱国者却并无一致意见。
自由贸易论者（freetraders，在“自由主义”一词之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今天被自我标榜为“进步人士”的人贬斥为正统人士、反动分子或经济保皇主义者，被贬斥为曼彻斯特学派或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希望通过自由贸易，通过和平地融入包容整个世界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求得自己国家的繁荣。他们宣扬自由贸易，不是为了其他国家，而是从得到正确理解的或长期的本国利益出发的。他们坚信：即使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坚持贸易保护，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最好地服务于它自己的福祉。
相反地，民族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要增进自己的福祉，必须以对其他国家的伤害为代价。进攻性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意在通过武力征服和镇压其他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意在通过经济措施（例如贸易和移民壁垒、没收外国投资、拒偿外债、货币贬值以及外汇控制）以损害外国人为代价，来增进本国或它所属的集团之福祉。
如果一些国家认为，它们强大到足以通过军事行动来废除它们认为于己不利的外国之措施，经济民族主义者就会导致战争。
自由主义者希望消除冲突的根源而获得持久和平。如果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地点，如果没有妨碍劳动、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壁垒，如果政府、法律、法院不区别地对待本国公民与外国人，公民就不会对政治边界划分于何处、自己的国家是大还是小感兴趣。他们不能从征服一个省中得到任何好处。在这样一个民主与自由贸易的理想的——杰斐逊式的——世界上，战争就会得不偿失。
相反地，民族主义者认为，和平本身是一桩罪恶，而正如英国作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所言，战争是“艺术和人类所有的美德与能力的基础”。于是，纳粹党人认为，一个国家最合意的状态是“永远处于战争之中”，墨索里尼礼赞“危险的生活”，而日本人也坚持同样的信条。
和平主义有这样的信条：消除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设立一个其判决由世界警察力量执行的国际法庭。
国际联盟的高尚创建者受这种和平主义的指引。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专制政府是好战的，而民主国家不能从征服中获得任何好处，因而会坚持和平。但是，威尔逊总统及其合作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的认识仅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自由企业和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成立。没有经济自由，事情便截然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时代，每个国家都急于自我孤立，致力于自给自足，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人能从征服中得益，其实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从取消外国政府可能损害到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措施中获得物质利益。
自给自足或经济上的自足是完全没有贸易的状态；每个国家都只消费本国生产的商品。当代的国家没有一个愿意公开承认它正致力于自给自足。但是，当每个国家都急于限制进口而出口必定相应减少时，我们可以将战争前十年的经济政策之特征描述为自给自足式。
二．近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在19世纪60年代，舆论几乎一致认为，世界处于永久的自由贸易与和平的前夕。诚然，只有一个大国无条件地支持自由贸易原则：英国。但是，一股全面的趋势，即逐步废除贸易壁垒，似乎在整个欧洲大陆占据优势。文明的、政治上先进的国家之间，每一个新的商业条约都降低了关税，且包括了最惠国待遇条款。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学说以及科布登和巴斯夏的学说得到了大众的认同。人们如此地乐观，以至期盼贸易壁垒和战争注定要和黑暗时代的其他残余一起消失，例如专制、不容异说、奴隶制度与农奴制、迷信与酷刑。
然而，世界上更多的地方仍然存在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可分为两类。
一方面，欧洲大陆一些国家长期执行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人们坚信：这些国家很快就会认识到保护主义非但不能增进反而会严重损害其福祉，从而最终会转向自由贸易。
另一方面，也有前殖民地国家，即居住着欧洲殖民者后裔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更早的年代认为，进口关税是对本国公民最方便的征税方式。它们的关税起初只是出于财政目的而开征的。随着经济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关税的性质改变了，成为为国内增长中的工业提供的巨大的保护。在19世纪中期，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税比保护主义最为严重的欧洲列强（例如奥地利和俄国）还要有力。然而，乐天派希望，至少美国会摆脱他们所谓的美国殖民地时代的残余。
乐观者完全错了。保护主义国家没有放弃保护，反而提高了关税；更糟的是，自由贸易国家却转向了保护。英国和瑞士，一度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支持者，今日却狂热地醉心于实施经济民族主义的最激进措施。
三．对外贸理论的评论
保护主义的回归，由于进口关税激增和阻止进口的新方法之实施而导致的贸易限制的进一步恶化，关税体制融入到另一个体制中（在后一体制中，与外国人进行商业交易，即使是旅游、咨询外国医生、在外国就学，都要向当局申请特别许可证）——所有的这些演变——都不是外贸理论发生变化的结果。保护主义的鼓吹者们不顾一切地试图驳倒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的后果之论断，却无可奈何地失败了。他们所能证明的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些利益集团可以从保护中获得暂时的好处。但是，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他们断言：
1．如果仅为生产的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提供保护，那么，享受特权的集团就是以损害国家的其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受益。
2．如果向国内生产的所有部门（德国人称之为lückenloser Schutz der nationalen Arbeit）提供同等程度的保护，那么，没有人可以获得任何好处。以生产商身份获得好处，就会以消费者的身份失去这份好处。此外，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损害，因为，生产从其自然生产率最高的地方转移了；所有的国家和每个人都会受到损害，因为，较为不利的生产条件得以利用，而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却弃置一旁。
3．试图通过限制进口来“改善”国际贸易平衡是白费功夫。但是，对于资本交易（外商投资和外债以及由此产生的支付）、礼品与捐赠品而言，向外国人卖出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之价值总额，正好等于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之价值总额。
4．从外贸中获得的好处完全在于进口。出口只是进口的支付手段。如果有可能，只进口而不出口，进口国不会受损害而是享受繁荣。
一再有人断言：自从李嘉图的时代以来，情形已经改变，他的结论在当前状况下不再成立。然而，这也是错误的。
李嘉图假定资本和劳动没有流动性，但是另一方面，商品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如果商品也没有流动性，那么，每一个国家就完全处于自给自足中，也就谈不上外贸了。）李嘉图所假定的条件在19世纪发生了变化。数百万工人从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移民到人口相对不足的国家，这些国家为劳动力提供了良好条件，相应地提供了更高的工资。今日，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情势基本与李嘉图的时代一样。移民是几乎不可能的。国际资本市场分崩离析。因歧视性的税收、征用和没收、外汇管制和拒偿外债使得海外投资过于冒险，资本家避开了国外投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可以考虑国外投资，但其政府预备好了禁止资本外流，因为它们认为，资本外流与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压力团体（即劳工和农业）之利益背道而驰。
在资本、劳动、产品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物质条件平等化的趋势会占据主导地位。地球表面各个部分中生产条件较为有利的地方，比起较为不利的地方，会吸收更多的资本与人力。各地区的人口密度有的大，有的小。移民自由和资本转移自由，倾向于消除人口相对过剩和人口相对不足之间的差别。工资和利率会倾向于平等化，相应地，生活水平也会趋同。
在人不能自由迁移的世界上，一些国家比较而言人口过剩，而另一些国家却相对人口不足。因而，在工资与生活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资本流动性的严格限制更强化了这样的差异。
李嘉图已经证明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自由贸易的结果会是什么。即使所有其他的国家坚持保护，每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也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本国利益。
四．大企业与保护
在自我标榜的“进步人士”看来，大企业是一切罪恶的替罪羊。他们说，资本家和企业家自私的阶级利益推动国家走向了超级保护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剥削者的阶级利益之意识形态的伪装。
然而，大企业是不害怕国外竞争的。美国汽车生产商与德国电气公司不害怕任何竞争者会超越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地位。它们也不要求在它们想要出口的国家开征保护性的关税，事实上，这些国家的进口关税严重地损害它们的利益。如果它们不准备丢失这些市场，它们就被迫在受保护的国家设立分厂并以更高的成本来生产。他们无法在提供最有利机会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生产从而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相反，被迫在条件较为不合适的地点和较小的工厂来生产其相当一部分的产量。要不是保护主义，福特先生就本不会想到在加拿大、法国、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制造汽车。当今大企业的特征就是，企业在许多国家拥有子公司。它们对维持子公司的生产不感兴趣。要是没有保护，它们本可以将全部的生产集中于成本最低的工厂里。
要是大企业真的从贸易保护中受益，那么，在这个激烈反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不会有贸易保护了。无可否认，过去十年里，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之一般趋势在于，尽可能地伤害大企业。企业的当前结构、工厂的位置与规模被迫适应贸易保护主义所导致的状况。向自由贸易的转轨会造成普遍的重新布局，因为，当前许多工厂位于生产成本如此之高的地方，以致如果取消保护，这些工厂就无法与处于更有利地点的企业进行竞争。因此，许多企业的既得利益就与自由贸易相违。但这不是贸易保护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要是没有任何贸易保护，资本家就不会将资金投资于需要保护方可获得利润的地方。
虽然一些企业受自由贸易的威胁，行业中大多数企业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却不是如此。恰恰相反，如果在投入较高的地方生产停止而在投入较低的地方生产扩张，每个人都将受益。
在产品和资本可以自由贸易而劳动却受移民壁垒妨碍的情况下，偏好那些工资只占总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的制造产业部门的倾向，就会在美国盛行。这个国家就会偏重于重工业的扩张，而不那么重视相对需要较多劳工的产业部门。其结果将是，进口就既不会导致企业业绩低下，也不会导致失业。在生产中充分利用了本国有利条件的商品之出口的增长，会弥补进口。进囗则会提高美国和外国的生活水平。
美国加工业不需要任何保护。除开一些特别的产业部门，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最高的，就像法国成衣业和英国纺织业一样。生产的自然条件在这个国家极为有利，资本的供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丰富，企业家的独创性、发明家和设计师的效率以及工人的技能都是无与伦比的。工厂的技术装备和商业管理的方法是举世无双的。
造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理由是工资率。有人说，美国的生活水平必须受到保护，以免遭受以较低劳动成本生产的某些行业倾销之苦。
这个国家的实际工资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因为美国人口相对稀少，而绝大部分其他国家人口相对稠密。如果移民受到限制，工资率平等化的趋势就不会占主导地位。在那些生产的自然条件与美国相比较为不利的国家，工资率必定会较低。
在这个国家，市场实际工资率（也就是在没有工会压力和强制情况下的工资率）相对较高的状态，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也不需要通过关税来保护。废除贸易保护措施，不会降低美国的生活水平，反而会提高生活水平，美国加工业就会集中于其优势最大的产业部门。它们的产品就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换回更多的产品，这一类产品在美国的生产将因美国在这类领域的优势较小而停止。美国的总消费就会增长而不是下降。
现金工资确实可能会下降。但是，它的下降比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要低，后者现在因贸易保护而人为地提升。
五．贸易保护与国防
曾经有人断言，国家致力于自给自足，是因为国家是好战的，并且希望不依赖于外国的供应。
事实是：德国争取自给自足，因而希望征服更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政府足够大而自然资源足够丰富的疆域，使得德国人可以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其生活水平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而且，经济民族主义不是侵略性国家特有的现象。比起军国主义民族，热爱和平的国家受经济民族主义精神的影响并不为少。
将瑞士给予国内小麦生产的贸易保护（通过政府对小麦的垄断来运作）解释为一种国防措施，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可能将同样的解释用于瑞士对瓷器、玻璃器具和银器的进口限制。这个国家将配额制用于客车，尽管其国内并不生产客车，这样的生产也没有任何希望会发展起来。
六．贸易保护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
一国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密切关联，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体系。经济民族主义是政府干预企业与当前实行国家计划的政策之必然结果，正如自由贸易是国内经济自由的补充一样。国内自由贸易的国家确实也可能搞贸易保护主义，但没有国内自由贸易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必不可少的。一国政府的力量局限于其主权管辖的领土。它无权直接干预国外的情况。在贸易自由的地方，外国的竞争在短期内会使政府干预国内企业的种种措施受挫。当国内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与国外的市场绝缘，就没有政府控制的问题。一个国家在政府管制和严格控制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它就在经济孤立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我们不必研究这个问题，即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就是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否能达到政府和支持这种体制的“进步人士”的预期目标。这种体制的支持者——德国的Sozialpolitiker，英国费边主义者的右翼，美国的制度主义者、新政的拥护者和许多其他团体中的温和派——认为，国家干预主义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一种永久的形式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宣称：它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保持着同等的距离，它代表着对社会的经济组织问题的介于共产主义与放任自由之间的第三种解决之道，它兼具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短。然而，现代经济理论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这种所谓的第三种解决之道是与其目标背道而驰的，政府干预企业的种种措施，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从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来看——会使得状况比他们想要改变的情况更为令人失望。
我们也不必谈及应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哪些教训。六十多年来，文明国家的所有政府都试验过经济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种种模式。结果无一例外：明显的失败。始于19世纪70年代之末、受到德国皇帝1881年11月17日圣谕宣扬的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政治方案，以及美国的新政，就是突出的例子。
从本文探讨的主题来看，我们还必须强调另外一点。政府干预企业的每一次动作都提高了国内的生产成本，因而扰乱了竞争的环境。在自由贸易下，它会立即导致国内生产商销售下滑、产量萎缩和工人遭解雇。人们会很快认识到，国家干预主义的体制不会起作用，它会导致失业和不景气的商业。人们会要求回到政府干预之前的状态，也就是废除有害的措施。
但是，如果存在着防止外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竞争或使得这种竞争更为代价昂贵的贸易保护措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国内的企业家就能用涨价来应付成本的增长。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者会获胜；他们确信：他们用以改善工人福利的方法奏效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公众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工人必须承受更高的价格。同样的逻辑适用于由工会压力所导致的工资上涨。在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新西兰除外。在这个国家，劳动的自然条件更为有利，资本更为丰富；另一方面，移民受到限制。如果美国的工会试图将工资率提高到这一市场水平——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其实已经相当高了——之上，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工会方法的迅速且明显的失败，只有通过贸易保护所必然导致的价格上涨才能避免。
如果贸易在美国是自由的，那里的价格——除掉适当的运输成本——不可能高于世界市场的水平。如果企业主受工会压力而被迫支付高于他的企业所能承受的工资，企业主就只能限制产量和解雇工人。
如果相关的产业出口其部分产品，它就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它不能自由地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但是，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国内的生产商结成卡特尔，在国内市场索取垄断价格，用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来弥补海外低价销售的损失。德国尤其如此。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被迫出售其相当一部分制成品的德国在Sozialpolitik和工联主义方面，远远走在各国的前头。其广受羡慕和颂扬的劳动安全（Arbeiterschutz）、社会保险与集体谈判的体制之所以能够运作，仅仅是因为受到全面保护的德国工业成立卡特尔并以远低于本土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Soziales Königtum der Hohenzollern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谓的成功是表面上的。工人自己——作为消费者——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负担。卡特尔和垄断是德国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必要补充。
广泛流行的传说误传了事实。这些传说宣称，垄断的倾向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鼓吹政府控制企业的德国人一再重复：私人企业如果自由行事而不受政府控制，就必定走向垄断，这一不可避免的倾向使得企业的国有化成为必然。他们缄口不提这个事实：仅仅由于政府与议会通过了关税法令，卡特尔才有可能维持；如果企业家拒绝自愿结成卡特尔，法律就命令企业家组建卡特尔，就如碳酸钾行业；普鲁士政府本身就是煤矿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它加入了煤的卡特尔。
当前政府与政党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它们同时向消费者许诺低价和向生产商许诺高价。但是，由于任何政府也无力使得价格低于在没有政府干预之下竞争性市场上价格理应形成的水平，结果就向来只有提高价格的政策。政府假装在打击垄断，却从来不诉诸于可以使得在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建立垄断的企图落空的措施，也就是废除进口关税。
政府和议会都青睐垄断价格，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获取国际性垄断的行动中清楚地看出来。如果保护性关税导致国家性的卡特尔之形成，那么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性的卡特尔就能够通过共同协议来组成国际性的卡特尔。政府另一种支持垄断的行动，也就是给予新发明以专利和其他特别权利，来很好地服务于这样的协议。然而，在技术壁垒阻止国家性卡特尔建立的地方——农业生产几乎总是这样——这样的国际性协议也不可能得以达成。这时，政府就又来出面干预。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就是政府通过国际条约来建立贸易限制与垄断的公开记录。有小麦垄断联营的安排，也有限制橡胶、锡和食糖贸易的方案，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其中的大部分图谋不久就失败了。但是，这种失败与其说是政府偏好竞争性企业的结果，不如说是政府无能的结果。
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贸易保护主义，也不能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奏效而取得其所期望的成果。政府的干预只能或长或短地推迟国家干预主义不受欢迎的结果显现出来。其失败最终必定会明白无误地显现。通过法令或工会压力来提高工人收入到高于自由市场确定的水平之上的种种方案，必定或迟或早地导致年复一年的大规模失业；保护只能推迟这种效应，却不能消灭它。但是，国家干预主义者所看重的正是这种短暂的延迟。这种延迟掩盖了国家干预主义者所钟爱的政策之无益与愚笨。如果措施的破坏性后果即时显现，公众就会很快地认识到其空虚性。但是，后果显现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支持政府控制与工联主义的人士就有机会吹嘘说：企业主曾预言，人为提高的工资与以歧视性税负和劳工立法形式强加于企业的负担，将使他们的工厂无利可图而妨碍生产，这是完全错误的。
经济民族主义是干预国内商业环境的努力之必然补充。
七．债权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债权国设置的针对进口的关税障碍特别地荒谬。如果债务国依据规定的条款支付利息与本金，如果债务国不阻止外国投资者带走所获得的商业利润，那么，它的贸易盈余就必定是出口大于进口，也就是变得“有利”。相应地，债权国的贸易盈余会变得“不利”。此处的“有利”和“不利”当然是误导性的。成为一个富国，从国外获取大量的利息、分红和利润，当然不是“不利”的。英国在上世纪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正是因为它有相当“不利”的贸易盈余。
美国在其辉煌的地理与经济扩张中，为外国资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投资机会。西欧的资本家为美国铁路的建设、采矿业和加工业提供了部分资金。后来，美国人开始返还外国人拥有的股票和债券；这些行动使得美国的贸易盈余变为正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情改变了。美国成为了债权国，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的贸易顺差——在1916年至1940年出口超过进口的部分大约有300亿美元——现在有了另一重意义：它是向外国提供的贷款与在外国的投资之结果。
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关税政策使得债务国支付利益与分红更为繁难。其他的债权国，例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债务国对不得不付的款项确实并不积极；债权国通常并不急于遵守合同的条款。但是，债权国明显地偏袒自己利益的行为，为债务国拒付提供了极好的借囗。债务国诉诸于货币贬值、外汇管制、延期偿付，部分国家甚至不惜公开废除外债和破产。
债权国的政策在德国赔款和盟国内部债务的事例中显得尤为荒谬。如果德国真的用本国资金支付赔款——而不是用国外（主要是美国）提供的信贷来支付赔款，那么，赔款的支付就可能使接受賠款的国家之贸易平衡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国家的进口就会超过其出囗，因为它们接受了赔款。但是，从重商主义的谬论来看，这种效果是巨大的危害。盟国急于让德国支付赔款，同时又不想接受赔款。它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德国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他们不想支付赔款。他们成功了。
盟国之间的债务也是如此。
八．极权主义与自给自足
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政府控制商业的雄辩的支持者，据称是“国家就是上帝”这句名言的作者。杰出的学者们，例如卡尔顿·海斯，则称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条。
人们区分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他们说，“进步人士”、政府控制商业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属于前者；后者则是“反动分子”、民族主义者。其实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条只有略微的差别。他们都以政府全面控制商业为目标。这两种极权主义的群体中哪一种才是当今“非正统人士”中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预言家，是很难判定的。毫无疑问，拉萨尔也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先驱，是第一个以元首（Führer）的位置为目标的德国人。法国人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他鼓吹“行动主义”（action directe），也就是鼓吹工会的暴力活动与总罢工，是墨索里尼的导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经济纲要，完全是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方案的翻版；其最明确的说明是英国费边主义者和积极地亲苏的作家西德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的一本书：《大不列颠国家的社会主义宪章》（A Constitution for a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ntain）。不仅是墨索里尼，而且还有很多著名的法国通敌者（collaborationist）和德国的纳粹分子（如维尔纳·桑巴特），在转变为“右翼”以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读者。
事实的真相是：现代民族主义是政府控制企业的国内政策之必然结果。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不是孤立于世界的其他地方，那么，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必定在短期内就会明显地失败。以全面地严格控制企业为目标的政府也必定以自给自足为目标。任何一种国际经济关系，都会削弱一国政府干预国内企业的能力，并限制其主权的行使。如果国家不得不为其公民与外国企业竞争的能力而烦恼，国家就不能装作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政府干预企业的结果是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又要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就是那些公开将所有经济性企业国有化的国家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如果不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就是不完美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仍得依赖从国外的进口，不得不生产一些商品用于在市场上出售。那些与之交易的外国是否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关紧要的。社会主义必定总是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意味着歧视外国的劳工和资本。它们不仅降低了人类努力的生产率，也因此而降低了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此外，它们还造成了国际冲突。
有一些国家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源，无法只靠国内的资源来满足其全部人口衣食的需要。这些国家不能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却致力于征服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好战和侵略的欲望是它们所坚持的政府控制企业的原则之结果。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是这样。它们说，它们希望得到地球上资源的公平的份额，因此，它们以重新分配生产原材料的区域为目标。但是，其他的国家并非渺无人烟，那里的居民不准备将自己视为其矿山与种植园的附属物。他们不期望德国或意大利的统治。因此，冲突就爆发了。
九．当前世界上的主权
国家主权的原则并不妨碍国际劳动分工和所有国家在包含整个世界的大社会之框架内进行和平合作，只要每个国家坚定不移地坚持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政策即可。在市场型社会（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的社会经济框架内，国家不是全能的上帝，而仅仅是——正如拉萨尔惯常以轻蔑的口吻所讲的——“守夜人”。国家不是目的，更谈不上是惟一的和最高的目的，而只是促进公民福利的手段。承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和不受妨碍的市场交易，将限制主权的行使。
虽然行使主权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各国政府都受制于一条阻止国际冲突产生的原则之至高无上性。
如果国家根据经济干预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行政，主权就变得不受限制，就成了绝对的。极权主义国家假装成无所不能的、至高无上的，超越任何原则、法律、规则和对任何人或事的考虑。除了其“神圣的自我”之外，都不重要。国家宣称什么正确，什么就是正确的。
国家主权的这一过分概念与经济发展的当前状况是不相宜的。它不能与国际劳动分工共存。它不公正地对待其他所有的国家，必定导致冲突。
人类不可任意地从较高的劳动分工水平退回到较低的劳动分工水平。每个国家的自给自足会明显地降低所有民族的生活水平。时至今日，不再有这回事，即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不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福利。每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经济福利中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因为一国的暴政也会伤害到所有其他的国家。
如果一国政府阻碍了其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它就损害了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果经济落后，是在挑战那些能够通过更有效率地利用这些自然财富而改善自身境况的所有人。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导致这样一种状况，即一国的资源利用达不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本该达到的水平。例如，其土壤为小麦生产提供了最有利机会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关税，妨碍了制成品的进口。这一事实迫使欧洲人在本土种植小麦，即使欧洲没有对小麦课以关税，尽管这些土地的肥沃程度低于以上自然禀赋更好的国家的数百万英亩的未开垦土地。
一个国家的经济孤立不仅损害本国公民的福利，对外国人的经济利益也造成至少同等程度的伤害。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英国和法国一直在引诱中国开放它的港口，美国对日本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
十．美国和世界事务
不仅是经济孤立，政治孤立在当前的世界上也是不可行的。
西半球一度不用担心侵略。数千英里的宽阔海洋将它与侵略者隔离开来。飞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态。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却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
他们这样争辩道：“欧洲各民族现在兵戎想见，他们己经毁灭了那辉煌的文明，他们注定要陷入饥荒和悲惨的境遇，这真是非常可悲的事实。同样可悲的是亚洲也是如此。十分不幸，我们不能将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他们必须自己认识到，和平合作比战争和互相灭绝对他们更有利。我们不能当世界警察。我们能做的一切是照顾我们自己，保持西半球的独立。我们将保持中立，不干预其他洲的事务，从而保存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
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并非没有利害关系。两大极权主义帝国的建立，一个在大西洋的另边，另一个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本会成为美洲政治独立的极其巨大的威胁。德国民族主义者总是强调：他们雄心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征服美洲大陆上一片广阔的殖民地。笔者不熟悉日语，不知道日本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在出版物中是否同样地直言不讳。但是，笔者从与日本的许多教授和学生的谈话中知道，日本人视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为他们的主要敌人。
为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美国人不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中立，也不能生活在政治上的孤立中。美国必须认识到，每一次国际冲突都会或迟或早地将它也卷入进来，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持久和平的战后秩序。
关于持久和平的安排，已经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计划。今日无人能够预言何种计划将会被付诸实施。然而，所有的这些建议必定意味着紧密和永久的合作，或者是在所有国家之间，或者至少是一组国家之间，也就是今日在战争中联合在一起的国家之间。如果不消除冲突，持久的政治联联就无从谈起。但是，贸易保护主义会激起冲突，自给自足更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单是由纳粹主义引起的。在大灾难的发生上，其他所有的国家未能及时建立屏障以防范可能的侵略，与纳粹和轴心国列强的计划相比，至少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如果纳粹预期，从敌对的第一天起，就会遭遇到由后来参加抗击轴心国的所有国家组成的团结而充分的武装阵线，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敢冒险发动进攻了。但是，在经济领域苦斗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安全的。经济民族主义分裂了热爱和平的国家。如果联合国不能成功地清除经济民族主义，战后的局面就不会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有什么两样。那么，第三次更为可怕的战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每个国家都面临抉择，美国也是如此。二者必须择一：要么，热爱和平的所有国家团结一致，要么，回到新冲突将会发源的混乱中去。但是，团结一致与贸易保护是不相容的。我们每一天都会一再感受到美洲的各共和国之间的友好睦邻政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碰撞。如果拉美和欧洲人民遭受美国外贸政策之苦，这两个洲的民主国家怎能与美国达成密切的政治合作？
如果经济民族主义不被摒弃，最彻底的裁军也不能防止被击败的侵略国重施外交诡计，形成新的利益圈子，挑拨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武装和最终图谋新的进攻。经济民族主义是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碍。
选自《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
译者秦传安 2018-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