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2019年4月22日
五·四运动百年在即，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会议上为纪念活动定调，要求研究五·四传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坚定“四个自信”，引导广大青年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
五·四运动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历史渊源？中共为何有意淡化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历史传统，片面强调爱国与进步的现实意义？在今年这个敏感年份强调青年人“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担心什么？
参加节目的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主持人：许波。
胡平：习提前定调五·四，怕借题怕清源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过去，中共总书记发表纪念五·四讲话，都在当天或者前两天。本次，习近平提前半个月，表示他有担心，害怕有人借机发出不同声音音，一旦出来必须压制，但是又很难看，所以事先定调。他要防止借题发挥的，或者正本清源要还五·四本来意义的。
五·四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强调的就是批评；但是，现在，中国被统一成一个声音。习近平强调，把五·四放在大历史观中，包括5000年的民族文明史，170年的近代斗争史和中共90多年的奋斗史；强调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共如何成为中国领导力量以及现在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等等。
归结起来，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上台后，对思想言论控制的严厉程度日胜一日。不久前，看到一位退休党校教授尹振寰，因为研究老子而有影射现实的嫌疑，遭禁。还有有趣的一段话，有人听了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讲座，说马列主义是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只能接受不能讨论；1840年后的近代史不容讨论；历史研究要服从国家利益，对国家不利的研究不能发表，等等。
葛剑雄是中国非常著名的文科教授，说的这番话显然有反讽的意思，应该属于高级黑。这说明，哪怕学术研究，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都在非常严厉的管制。葛教授的表态表明，一是压力下，国内文化人很难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他们对管制相当不满。考量到这样的背景，我们对习近平要提前半个月发表五·四讲话就有更全面的了解了。
胡平：批判精神五·四之重，中共最忌心里害怕
胡平说，五·四是两岸三地和海内外华人都认同的唯一政治性节日，包括文化界和知识界。五·四历史地位奇特，已经被当作箭靶子，什么剑都往上射，以至于后来很难分清其本来意义和引申意义的差别。有时，引申意义被说得太多，以至于其影响甚至超过本来意义。
就我的阅读所言，已故华裔学者周策纵写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思想革命》最中肯、最平实，论述也最完整。他描述了五·四和它的影响。此外，谈到五·四，其实有两个含义。一是五·四当天和后来几天发生的学生街头运动；二是1919年前后几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当天，几个学生走上街头到天安门广场，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要求废除21条，具有很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性质；而思想界提出德先生、赛先生，还有高呼“打到孔家店”的口号。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确实是当代中国激进主义的一个滥觞，共产主义的思想源头。
而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流派，影响力并不是很大，只是后来成了气候掌了权，回头自然大加渲染这个思想源头，给人很强的感觉，似乎五·四时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力就非常大了。其实并非如此。五·四的主题是民主、科学，更多强调民主。
关于五·四，流行的说法，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推动了启蒙，催化了启蒙。甲午战败刺激出戊戌变化；八国联军倒逼出预备立宪。五·四运动就是在21条的刺激下发声的。正因为中国政府在外交上遭遇挫折，人们可以指责外交受挫是内政不修的结果，是政府的失败。这样一来，政府很难压制内部批评。这样，它反而成为启蒙的契机。
另外，五·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五·四精神应该是所谓的批判精神，因为它是批评政府和反对政府的行动。所以，57年大鸣大放反右运动，甚至89年学生的精神来源之一都是这种批判精神。这点恰恰是中共掌权以来最忌讳的。而今天我们最应该继承的也是这种批判精神。
章立凡：把持五·四旗帜，对中共至关重要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其实，本次讲话谈到研究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毛泽东1939年五·四时写文，称五·四反帝、反封建，包括反国民党政权。毛主要强调五·四对政治体制的反抗，是中共作为在野党时阐述的五·四革命意义。现在中共变为执政党，于是，有些人开始用当年毛解读的五·四理论来批判执政的共产党。比方说，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和其他大学类似学生团体，到工人中去，支持工运反对资本家剥削。就是当年共产党搞的，怎么现在的娃娃们都学会了？
用共产党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做法，引发了体制恐慌。现在，竭力要把五·四的解读变为官方引导的青年运动方向的节日。很可能，文革过来人都读过青年运动方向，估计也是当年领导人学毛选时重要的一篇。年轻时代的记忆认为，这个东西可以仿效。过去不断有这样的仿效。比方说，过去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在有北京文艺座谈会；过去是古田会议，现在有新古田会议。当然，五·四的青年运动的论述当然也要由现在的领导人做出。
可能考虑到这些原因，他一定要强调五·四运动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为五·四前后的那套社会主义思潮，在各大学尤其是北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加上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都是毛泽东讲的。
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党小组在北大成立，这都是所谓中共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发生的。这些可能会成为中共现在统治中国的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从领导人来讲，他一定要捍卫和把持住五·四这面旗帜，不能让对手拿去。这样看来，今天发表这样的讲话确实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章立凡：德赛被对立，科学控民主
章立凡说，我10年前写过文章，提问21世纪中国是否还有五·四精神。其中也谈到胡平先生谈到过的这个问题。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当天的爱国运动被混为一谈。两者有关系，但是各自独立。
胡适先生就不同意把五·四与他们这些文化人的思想启蒙运动完全混为一谈。他觉得，那是把文艺复兴运动政治化了。我也谈到，查到的最早的提法，其实来自孙中山。具体来说，广义的五·四运动和狭义五·四其实不同。中共强调的是五·四爱国这点，把爱国作为凝聚人心的概念，因为党、国互相绑架，爱国必须爱党，由此证明中共的合法性。它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作用正是中共要防止的，就是防止思想上像五·四当年那样的反传统、反专制、反体制，包括五·四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
传统文化、孔家店这些被毛打到的东西，现在又被中共重新捡起来。甚至连老子，忽然也出问题了。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跟现在领导人事事有为的作风背道而驰。老子主张，老百姓想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我们现在主张的是你必须跟党走。而且党要干什么你就得拥护，没有商量的余地。思想控制已经到了连老子都不放过的程度。很难说这就是五·四精神。
根本来说，五·四就是对旧秩序的批评。你能批评中共建立了70年的秩序吗？对比一下当年北洋军阀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和现在中共对思想启蒙的态度，会发现，实际上，北洋军阀对言论和思想交流和新闻自由这些环境都是非常宽松的。现在是用科学技术来监控民主、打压民主。
德先生和赛先生本是两位一体，而且来自西方，现在是根本把这两位先生都对立起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与真正的五·四传统和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即便是爱国主义的说法，也是打着爱国的旗号来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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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