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章立凡:微信加剧社会撕裂,5G对中共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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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2019年1月21日

“三观不同,不必强融”,目前中国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导致信息量激增,加剧了观念分歧和社会撕裂。任何尖锐的社会问题都能够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引起剧烈的争论,无论同学群、老乡群、甚至亲友群,只要涉及到价值观的话题,马上各执一词,唇枪舌剑,最后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微信群反映出的社会撕裂对专制集权统治有何影响?为什么中共采取封号等高压手段却无法封杀社交平台的异见?5G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当权者究竟是福还是祸?

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主持人:许波。

胡平:普遍性特殊性充斥,虚拟方式人情隔脸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我知道自己是敏感人物,不想因为微信而给别人惹麻烦,不过我对社交媒体还是有所了解的;而且我是资深网民,相当熟悉互联网的情况。对于微信而言,社会撕裂和三观分裂现象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微信群本来是朋友圈,结果反而会因为相聚而不欢而散。有些群在建立时三观是一致的,但是时间越长分歧越多。中国微信群的状况具有普遍性、特殊性,还有中国特色。普遍性而言,网络的效果是放大对立和分歧,刺激好斗和攻击。脸书一名前高管就对社交媒体造成撕裂而感到内疚;阿拉伯之春推手之一的一名埃及人为社交媒体推动阿拉伯之春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又对看到的撕裂感到不安。原因在于,虚拟空间不能替代真实空间,人们需要语言交流,交流的方式影响交流的质量、交流者的心态和关系。美国200多年前制定出了这么好一部宪法,是在费城开会四个月才获得的结果。这个时间很重要,如果这个会只用两天来开,而且不面对面讨论,恐怕早就闹崩了,甚至得爆发内战了。所以说方式很重要。国人通常喜欢在饭局上谈生意,就是为了友好的气氛,即便交易不成交情仍在。法治国家的律师制度也是起源于此。原告被告打官司对簿公堂,生死冤家之间要理性辩论不可能,所以由律师代理;而且律师还分别对法官和陪审团讲话,以保证辩论更加客观和理性。互联网作为虚拟空间,的确容易造成问题。过去的刊物、博客甚至微博这方面都好些,相比之下,微信就是完全的短平快。微信群不宜用来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自由社会的社交媒体仅仅是辅助作用。中国不一样,没有自由的公共平台,因为都被封杀,仅有微信群还存在。中国确实连基本价值都缺少共识,因为连普世价值都被当局拒绝,专制社会的社会撕裂本来就超过民主社会,也没有好的方式来交流。所以,社交媒体当然对当局的统治造成冲击,因此更会被打击。

胡平:社会问题升级三观,易于炒作升级火爆

胡平说,应该说很多自由独立言论都来自微信群,因为在中国不经当局审查而发表言论的现象只有在网路上可以存在。因此,微信才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它有很多副作用,但是仍然获得好评,毕竟它的正作用更多。我观察,几乎所有公共话题都会引起口水仗。有些不涉及三观,而是因为表达不当而导致混战,以至于感情大伤。那些三观分裂的话题,包括对毛的评价,这恰恰又在于包括当局在内对毛的评价也是正反都有。所以,拥毛派有很大的话语空间,而反毛的也有一定的话语空间。那些能够构成大话题的,必须有一定的敏感度,但是也不能特别敏感,这包括毛时代和文革,包括外交,中美关系,贸易战,两岸,新疆西藏,等等。社会问题很容易升级到三观问题。微信群的表达方式是原因之一,加上很多人也乐于把讨论的问题提到一定高度,以至于强化不同意见的对立程度,导致出现火爆场面。

胡平:社媒大胆破功卓越,与专制针锋相对

胡平说,政府管控微信群不如对搜索引擎等的效果。总体来说,社交媒体破的作用大于立,分裂效果大于达成共识的效果。专制维持统治需要造成舆论的统一。在中国,微信有很大正面功能。同样是政府对网络进行管控,但是程度不一样。微信群仅仅用于内部交流,对社会影响小,群内信息群外人不知道,这与网上刊物、博客、公共论坛不同,其影响面更小。技术手段也起到了作用,网民可以自己上贴说话,政府不可能单方面加以事先审查和过滤,只能事后审查,这就出现了时间差。此外,当局也认为不能完全控制网络言论和依靠伪造的民意,否则连自己也不清楚真正的民意,会让自己困惑。所以,官方反而希望了解民间的真实动态,而微信群作为一个窗口可以让官方知道民众的想法,这对他们的统治很重要,免得自己骗自己。所以,我们在微信群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大胆言论。

章立凡:党文化造就三观分裂,双重人格娃娃抓起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我每天上一次微信,而且有冲动要彻底删除它。众所周知,中国的微信易于被监控,所以我仅仅使用它的两个功能:用留言板交流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儿;迅速浏览一些不错的文章。我跟网友的微信交流越来越少。一般来说,群中人开始是好朋友,一起讨论问题,也有共识存在。但是久而久之分歧也许就出现了。三观分裂其实是党文化的教育造成的。这种教育中灌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与现实相冲突甚至相悖。比方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社会上看到的都是相反的,是为自己奋斗。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三观都被颠覆。为人民服务,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公仆为自己捞好处,只不过挂了服务的招牌来忽悠人民。所以,国人三观没法不分裂。中国孩子们从小被从娃娃抓起形成双重人格,比方说收买同学选自己当班长,送礼讨好老师得到荣誉。这套东西幼儿园的孩子就会。中共教育培养的就是人格分裂的人。此外,科技引发社会进步,比方说在博客中写文章,论逻辑讲道理;在微博上讨论共同主题,大规模互动,等等。不过,微信的情况是被分割为几十人的群,这也正符合官方的思路,就是要避免像博客般一个话题造成上万讨论造成的压力;微信群就是聋子对话,还容易让老朋友伤感情。郭文贵事件后,我在微信上基本不说话了。我批评了郭先生,被很多朋友甚至我尊敬的长辈批评。有些大知识分子因为郭文贵事件在微信上可以破口大骂,语言非常不堪,导致斯文全无。我则是绝不对骂,不中招。通过微信看到某些人的人性,本不知道人性有这么坏的地方。

章立凡:高科技自媒体催多元,旧有模式受挑战

章立凡说,互联网出现之前,中国基本封闭,传播工具都掌握在官方手里,任何言论必定先接受和通过审查,包括文字、广播和电视。互联网的出现催生自媒体,每人都是自媒体,导致了舆论社交的多元化。网络化的生存中有很多乐趣,包括争吵在内。人们有很多选择。这确实颠覆了世界的传统社交传播方式。90年代之前社交媒体还不存在,突然之间就出现。90后和00后的孩子比我们受的影响更多。当然也有很多问题。为什么新生代与上一代冲突越来越强?年轻一代为什么越来越多走上政治舞台?比方说那些黑天鹅现象和灰犀牛现象,都是互联网催生的。这是科技造成的时代进步,中间也包括对过去文明的挑战。这么看,我们这个年龄段可以退出社交媒体舞台了。我们还有点话语权,还没有太招人讨厌,但是适当时应该隐退,只不过现在还想讲点儿话。我有时倒是认为,三观分裂也是好事儿,可以分解原有秩序,毕竟都是自媒体,互相不服,必须凭道理获得群众,甚至成为网红。这鞭策我们要学习传播学问,敦促自己不能因循守旧地管理网络,否则就会被抛弃。

章立凡:微信是博弈,政府管控缺自信

章立凡说,玩儿微信也是一种博弈,可以发表观点,不过在高压下必须变动方式,不能正常发言。比方说拐很多弯儿,不用文字,而是用图画或者音频,或者把文章变为图片等等,以应付审查,达到曲折表达自己想法的目的。有些高手可以云山雾罩地打太极,让别人心领神会。国人在微信上的表达不是正常的,而是曲折甚至是扭曲的。很多群也只跟生活有关,吃喝玩乐。有些只叙友情不谈政治,维持面上的和谐。一个群中各自的位置和立场都不一样,但是毕竟有同学情谊在,所以要回避不同。即便有共识的因为一个问题吵翻的也有。政府对微信的管控透露的是中共的不自信,如果是一个四个自信的政权,别人怎么评说可以根本不用在乎,没必要使用手段给网站和精英施压。我们骂腾讯,但是它受的压力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腾讯作为一个企业只能接受,也许影响声望,不过腾讯用微信支付一下稳定住基本盘,这是它的高明之处。大家还是很恨管控。我们看到,微信封号封群越来越常态化。一个群可以顷刻化为乌有。我们发出改开40年建言的那个群也是一天之间就突然没了,因为我们的言论尺度大。这些现象都传递着不自信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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