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楼继伟主任、韩方明副主任,

今年1月7日,是柬埔寨王国的“大屠杀逾越日(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40周年,金边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上个月的11月7日,联合国特别法庭终于将尚存人世的两名大屠杀罪魁——乔森潘和农谢以“反人类罪”判处终身监禁并不得保释。想必这两条讯息二位都已知道。

我们是一群 “柬埔寨红色高棉灭绝性屠杀”民间研究者,其中有近代史学者、外交史学者、国际关系学者、柬埔寨华侨和后裔、“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参战者和家属等。我们恳请贵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尽快在国家顶尖级大学建立中国自己的、由政府支持运作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灭绝性屠杀”专题研究项目。

发生在仅仅40多年前的波尔布特政权对本国国民的灭绝性屠杀和对中国侨民的灭绝性屠侨,是人类文明的大倒退。在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名下因屠杀而骤减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它还意味着更多一重的耻辱——30万侨民在“消灭有钱人,消灭阶级”的名义下像牲口一样地被宰杀了。这些人不是别人而是华侨——你我的同胞。加上2万越侨和其他少数外国侨民,这场浩劫也在 “屠侨史”上创造了世界纪录。

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研究早已是世界性学术项目,最早的研究者甚至在1975年波尔布特政权上台之初就已经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观察和研究。灾难过后,世界最顶级的大学都建立了“柬埔寨灭绝性屠杀(Cambodia Genocide Program)”(简称CGP)专项课题研究机构,仅我们所知就有:美国耶鲁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及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即胡佛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等等。进入21世纪,柬埔寨也在本国政府“开放社会基金会”和“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及“美国国际发展会”和“瑞典国际发展会”的慷慨资助下成立了CGP项目的文献和研究中心,并且在2012年由柬人自己写出了第一部柬埔寨历史书籍,这就是Khamboly Dy的《民主柬埔寨史》,实际上是柬埔寨共产党史。

遗憾的是,作为和这一次“Genocide”关系最无法切割的中国,却至今没有任何大学、社科院或民间团体出现相似研究小组,别说批判与反思,连哪怕能为其辩护的、例如瑞典学者汉斯•伊萨克森的《为波尔布特辩护》之类的文字也无一问世。这无疑与外交部发言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有不可推卸责任”之类惯用语相悖、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大国身份极不相称的。最低限度,如此不作为也会因为无法向国际史学界做出像样的正式阐释而被诟病,并且确实已经被诟病了40年。

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的1月27 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这是1945年苏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子。这104个提案国家中也有我们中国,这就证明中国人民也是不容忍任何名义的“Genocide”或者“Holocaust”的。

开展有关CGP – Cambodia Genocide Program(柬埔寨灭绝性屠杀专项研究)官方或民间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弥补令中国史学界抱愧国人、抱愧世界的巨大学术空缺,更是为了阻止屠杀华侨惨剧的再次发生。这样的惨剧远的不说,也不说柬埔寨,在“输出革命”的魔咒下,近代就出现了巴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古巴、墨西哥等诸多排华屠侨事件。输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反人类、反人性、反道德的政体行为,而“保护侨民”则是无论何种政体都必须向国民提供的、最基本的国家义务。

历史唯一的作用是用以反思。它是预防曾经发生过的大瘟疫再来的最有效的“疫苗”,而不是话语霸权者的长生不老药,更不是随便什么杂种都能强奸的少女或任意蹂躏的妓女。与其让不准确的消息由不正当的渠道流入民间造成新的仇恨,不如正视前辈们犯下的罪愆,用自己的手斩断罪恶的因果链,为子孙带来福祉。

请支持我们的提案。     此致
公民的敬礼!

提案人:
王晓林 北方交大校友、退休通讯工程师、民间近代史研究者
孙怒涛 清华大学校友、
邵晟东 广州外国语大学校友、
于向真 校友、少儿工作者、对越战争家属

(采用接龙方式并注明上述身份)

2019-1-8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