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法律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彭湃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不仅击败清帝国，还战胜欧洲强国俄罗斯，使得清末民初的中国青年将日本当作留学的第一目的地——日本费用便宜且生活便利。[1]一九一七年，在当时主政广东的陈炯明的支持下，一个名为彭汉育的广东年轻人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良方。刚到日本，他就给自己改名为彭湃——这个名字注定了要在民国史中占有血腥的一页。[2]
抵达东京后，彭湃寄宿于神田神保町十番地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并在成城学校学习。成城学校是专为中国留日学生开设的预备教育学校，主要为补习日语，兼以其他各种课程的基础训练，学制为一年。许多中国留日的文科学生，都曾在此补习功课。[3]因为住在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彭湃初次接触基督教，被基督的博爱精神所吸引，常常到教会参加礼拜。
天资聪颖的彭湃经过一年预科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顶级名校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他告诉朋友：“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与同道者一起，竭尽全力，秉志改革，方不负远涉重洋，到此求学之初愿。”[4] 同时期留日的周恩来也怀着同样的豪情壮志赋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不过，周恩来没有彭湃那么走运，应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第一高等学校皆未录取，只好回天津南开就读。
这一期间，中国、日本、亚洲乃至世界局势丕变，新思潮风云激荡，彭湃自不能置身事外。他亲历了日本的“米骚乱”，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由基督教转向无政府主义。后来，他读到河上肇[5]翻译的马列著作，并亲自登门拜访这位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者，当面向其求教。接着，彭湃与同学友李春涛等发起“赤心社”，其宗旨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母本”，以苏俄革命为“先声”，“赤心报国”。彭湃又加入堺利彦[6]在东京组织的“宇宙社”，它是好几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国际性团体。由此，彭湃抛弃了他认为软弱无力的基督信仰，蜕变成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7]
一九二七年冬，下野的蒋介石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面。田中解释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反赤”，日本担心共产思潮及组织从中国传入日本，危及日本的稳定。其实，共产思潮的传播，更多是逆向的——从日本传入中国。很多中国人并非直接从苏俄那里得到共产思想，而是从作为“二传手”的日本那里得到的。彭湃留日期间思想的剧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在北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对抗苏俄。中国的左派留日青年群情激奋，在日本掀起抗议活动。在集会游行中，彭湃被日本警察殴伤并被列入黑名单。
一九一九年四月中旬，彭湃从中国驻日公使馆一位同情学生运动的馆员那里探知，驻日公使章宗祥[8]将于当日下午从东京乘火车回国述职。彭湃大喜过望，约了一批同学，设法挤进火车站月台，专候章氏上车时举行示威抗议。当章宗祥经月台上车时，大群学生愤怒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章宗祥！”。学生们把一支支小白旗掷向章宗祥。站立在旁的彭湃兀地挥起一拳，直向章氏背上打去。[9]这是章宗祥第一次挨打。一个多月后，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北京学生上演了“火烧赵家楼”的一幕。赵家楼是外长曹汝霖的官邸，在曹汝霖家被学生捣毁之际，倒楣的章宗祥正在此做客，躲避不及，被学生当作曹汝霖痛殴一顿。
这也是文质彬彬的大少爷彭湃第一次打人。彭湃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从来不知道暴力的滋味，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10]这一次，打人的感觉如此奇妙：原本高高在上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暴力之下战栗如羔羊，作为一介学生的彭湃却因为敢于殴打公使被众人捧为英雄，暴力轻易改变了权力结构和社会地位。彭湃对暴力产生高度依恋和迷恋，在此后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暴力成为其最高信仰。彭湃掀起的暴力和杀戮，让其家乡海陆丰地区成为人间地狱，他本人和他的家族也相继成为殉葬品。
彭湃与陈炯明：从恩主到敌人
如果陈炯明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的理想成为现实，中华民国或许能复制美国模式，走上康庄大道。然而，陈炯明生不逢时，上有号称“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不惜引狼入室也要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模式的孙文，下有在农村建立“苏维埃”国中之国、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翻天覆地的“广东农民王”彭湃，他左支右绌，穷于应付，兵败下野，远走香港，郁郁而终，壮志未酬。
陈炯明支持联省自治，筹划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在地方自治的实践上，广东在各省中走得最远。[11]
正是在此背景下，早年颇受陈炯明器重、并得到其奖学金资助留日的彭湃，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为海丰教育局长。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很多在外面（省城、沿海通商城市、首都以及东洋和西洋）学成归来的青年人回乡当教师，有的成为不适应的“多余人”，在鲁迅和叶圣陶笔下有很多这样的人物；有的则像彭湃和毛泽东那样，走向激进的农村革命之路。彭湃回忆说，一开始他“还是发着梦的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属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12]海丰的绅士以为将实行共产共妻，屡屡向陈炯明提出将彭湃撤职。彭湃也对朝九晚五的公职感到不耐，觉得通过教育改变地方实在太慢，要搞立竿见影的农民运动，就负气辞职了。
爱才的陈炯明允许并支持彭湃从事温和的农民运动，他本人早年在家乡推动地方自治，以为彭湃从事的是类似的改革，他从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二十年前自己的影子。[13]一开始，海陆丰农民协会只是年轻村民保护村庄免受外来攻击的组织——一副完全正统的样子。它也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帮助村民打官司，进行基本的扫盲工作。彭湃小心翼翼不去触动村民膜拜的神灵，也不鼓励性别平等观念，以免造成贫苦农民分裂——贫苦农民最大的梦想是筹到足够的钱娶个媳妇。[14]但彭湃越走越远，不仅鼓动农民联合起来拒绝缴纳地租，还武装农会的农民。
海丰的地方官和驻军联手出击农会，抓捕了多名农会领导。为了得到陈炯明的支持，彭湃以海丰农民代表之资格，赶到陈炯明的总部去见陈炯明——那时，陈炯明已被孙文请来的外省客军击败，逃离省城广州，退守惠州一带。
一见面，陈炯明就问：“你们弄出乱子呢！”
彭湃回答说：“乱子不是我们弄的，是他们（指海丰县长王作新、陈部驻海丰的师长钟景棠）弄的，陈先生你知道海丰的风灾水祸大到怎样呢？农民苦到怎样呢？”
陈说：“大到怎样，苦到怎样，也是应当照旧例主佃来分割，断不能任你们提出三成就三成，难道你是皇帝吗？”
彭湃说：“我们不是皇帝，相信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厅也不是皇帝，为什么满清皇帝的旧例，陈先生都可以把它推翻了，而不是皇帝的分租旧例，我们不可以推翻呢？我们推翻凶年主佃分割的旧例是很有道理的，不是糊涂的！”[15]
陈炯明被彭湃说服，发电报给海丰地方官，命令释放被捕的农会成员。然而，当彭湃回到海丰时，地方官仍拒绝放人。彭湃发现，“陈炯明在这个时期已是衰落的时期，绝对不能指挥其部下，不过仅存总司令的名目。并且陈炯明对于解散农会是暗中有关系的，希望他释放农民是做不到的”。[16]
此后，在陈炯明与孙文相持期间，彭湃又与陈炯明有过几次会面。陈炯明希望彭湃留下来，在其司令部当秘书。彭湃拒绝了，他发现陈东山再起的希望相当渺茫，而得到苏俄金钱和武力支持的孙文政权似乎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有一次，陈炯明在机要课室与彭湃等人谈论革命，陈说：“中国最大的军阀袁世凯，业已灭亡；其次是孙中山，哼！孙而不打倒，广东无安宁日子；现在孙中山居然主张共产，与列宁同一错误。列宁是抢私为公，现在中国最适合的是基尔特的主张。”
彭湃大胆反驳说：“在中国现在不要说什么主义，最要紧的是解放全国多数农工群众的痛苦。如能在实际上主张工农的利益，为中国大多数民众谋幸福，切实革命的，我们应认他是好的！”[17]两人之分岐已然无法调和。
在陈炯明与孙文最后一战前夕，农会其他领导劝说彭湃再去陈的司令部，以获得陈的谅解和支持。彭湃携带着行李到陈的总司令部。此时，街上警察军队大戒严，因陈要经过。彭湃等人到了总司令部，看见绅士、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面团团肚肿肿的一些怪物”，纷至沓来，为陈送行。彭湃看到此情形，“不知几多火起，恨不能把他一概用机关枪扫光！”[18]
由此，彭湃更以为同伴主张他到惠州的政策不对，是绝对无用的。此时，正好有劳工同志来，对彭说：“你去后，此间同志一个钱都没有，饭尚无可食，怎样活动呢？”这句话反倒更确定了彭的观念，乃取电纸拟一电以告陈，说：“湃的母亲病危在家，要即回家省亲。”陈看了电后召彭见面说：“我是从海丰汕尾经过的，你可同我一路。”彭说：“我尚有舍弟的家眷要我带回去的，所以我从陆路出发。”陈说：“也可以，你母亲病好当去惠州。”彭说：“是的。”
寥寥数语之后，彭湃与陈炯明从此分道扬镳，“这时我脱离了陈，精神都轻快起来！”[19]
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的克星
从菲律宾到危地马拉，二十世纪的一大标志就是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与革命运动。没有哪一场农民革命比中国规模更大，直到该世纪末，这场革命仍在被秘鲁、墨西哥、斯里兰卡、尼泊尔以及其他后来的革命者所模仿。[20]中国的现代化，无法绕过的环节是农村的现代化。但如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激进的农民运动是方式之一。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的先驱，是游走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沈定一，接着是彭湃，再接着是毛泽东。沈定一被暗杀之后，彭湃崛起；彭湃被国民党捕杀之后，毛泽东取而代之。
彭湃投身农民运动，在海丰县建立中国第一个农会，向农民宣讲他们如何受剥削，如何翻身作主人。农民都认识彭家四少爷，以为他是吃饱饭没事干，拿他们寻开心。彭湃换上农民的装束，到村口为农民表演魔术，以便吸引听众。他还掏钱分给农家的小孩，让孩子回去叫父母出来听他讲话。慢慢地，他有了一些支持者。后来成为中共解放军元帅的徐向前曾这样描写彭湃：“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那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像一家人似的。在农民家里吃饭，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来就吃。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21]
当彭湃宣布与地主家族决裂，把自家的田契、铺约拿出来当众烧毁之后，更多佃农相信了他，并称他为“彭菩萨”。农民们奔相走告，“如果我们的彭湃当了皇帝，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彭湃的所作所为，使他成为本家族的敌人。“有一天我刚从外边回到家里来，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进去，说母亲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场说要打死你。我初是以为我的妹妹是故意来骗我，跑进厅内果然我的母亲在那边哭，查问起来，因我们在《赤心周刊》做了一篇告农民的话，出版后放一本在我的家里，我的七弟把它读出声来，适我的母亲也在旁听，七弟刚刚读完了那篇文章，我母亲的泪遂涔涔下而至放声的哭起来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彭湃承认：“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此外同祖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厌恶我。我只有不理。”[22]
然而，无论怎样“假扮”农民，彭湃还是不能将自己完全“洗白”成真正的农民——因为他没有耕种过一天。有一次，彭湃要代表农会去见陈炯明，要走很长的路。某农民打起足绑，携着长柄纸雨伞，打一支马灯，叫他上轿，他就怪道：“为什么备轿呢？”此时，旁边农友要来送行的就说：“你们不要理，请你坐就坐，我们希望你快些到。”彭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当把一点钱交给轿夫的家里。”某农友说：“通通都是农友，要钱把谁！将来你们回来，农会恢复，那里你才把钱，我当和你接收！现在，你们已经无钱可用，不要说了！起行！”彭只好“很不快活的坐上轿去”。这轿本不是轿，因为这里小乡村是没有轿的，昨晚他们把抬猪的竹扛绑成小轿，轿夫也不是轿夫而是农友，未曾抬过轿的。彭“一面坐一面不过意，多是坐一坐就跳下来跑一跑”。[23]此一细节说明，在农民眼中，彭湃仍是“坐轿子的人”，而不是他们的同类。
农民运动之所以星火燎原地展开，是因为清末民初，农村社会趋于崩解。由于朝廷废除科举，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很大冲击，乡村士绅呈现恶质化趋势，用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说法就是“内卷化”。[24]首先，很多优秀士绅进入城市成为新型知识分子，享受较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割断了与乡村的联系。其次，很多没有经过科举、没有受过儒家文化训练的人和家族，逐渐占有地方上的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团局）、公产、宗教（包括秘密会社），他们既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受儒家道德和公益心之左右，凭借各种社会力量，为所欲为。第三，因为派系成为地方菁英积累权力的重要凭借，地方派系斗争迅速升高，地方士绅忙于内斗，相对的便忽略了贫苦农民的生计。[25]随着农村经济日渐凋敝，社会矛盾也日渐突出。
然而，在蒋介石的治国蓝图中，农村却长期遭到故意的遗忘或忽略。在一九二三年访问苏联时，蒋表示，他反对在农村实行阶级斗争，他认为村民间与宗族内的情感纽带缓和了地主与佃农的紧张关系。他显示出一种“浪漫或怀乡式的保守主义”。有一些国民党人倾向于强有力的农业政策，督促政府向农民合作社注资，然而蒋介石并不想冒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危险——甚至提供外来信贷（这可以大大提高农业产量）也会威胁到乡村菁英对信贷的垄断。[26]
与蒋介石相反，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则将农民运动当作中国革命的突破口。彭湃与陈炯明分道扬镳之后，来到孙文控制的广州寻找机会，为刚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效力。国民党改组之后，成立农民部，廖仲恺出任部长，彭湃担任秘书，实际处理部务。由于廖仲恺的信赖和支持，彭湃随即在国民党地区大刀阔斧地推进农民运动。[27]
彭湃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招收中学毕业或相等资格的青年学生（具有讽刺意味，他们与彭湃一样，大都不是贫苦农民出身，而来自地主、富农或城市资产阶级家庭），施以一至三个月的训练，任命为特派员，或派回原籍，或送到其他地方去建立农民协会。[28]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后五届共训练学生一千七百多人，堪称农民运动的“黄埔军校”。其教员包括彭湃、周恩来、瞿秋白和毛泽东等人。在这些学生的协助下，广东一省到了一九二五年有三十二县创设了农会，共拥有会员五十万人。据共产党人统计，在最多的时候，全国有九百多万农会会员。纵使这个数字有所夸大，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间，一股农民组织的浪潮确实横扫过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29]
蒋介石失败前没有想到的，也是彭湃生前没有看到的，是一个有悖于常识的事实：规模很小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黄埔军校的克星。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生死之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农民讲习所与黄埔军校的较量。黄埔军校的学生兵是北伐的中坚力量，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由此牢牢掌握党军的军权，进而把持政权和党权，使南京政府存活了二十二年；共产党对农民讲习所的垄断，使农民运动成为共产党的“独门绝活”，彭湃的继承人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先击败党内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派别，继而击败以为控制城市就拥有中国的蒋介石。
留日的经历以及二十年代出混迹上海的体验，让蒋介石脱离了中国是农业国的国情，将农村问题暂时放在一边——他的家乡浙江宁波是东南沿海最富裕的地区，跟来自贫瘠的湖南山区的毛泽东相比，他对农民的困苦较为无感。美国学者沙培德（Peter Zarrow）指出，国民党是个杂合组织，它奔向权力依靠的是三驾马车：革命动力、职业化军队以及税收充足的现代经济部门。在获得权力之后，第一项被清除，第二项由于军阀军队的渗入而被削弱，第三项受到军队的守旧性与财政需求的威胁。[30]一直到失去中国，蒋介石没有找到重新驾驭这三驾马车飞奔上路的秘诀。
在共产党这边，作为农民讲习所创始人的彭湃遭国民党捕杀，为毛泽东留下了修炼成“农民运动魔法师”的舞台。毛泽东比彭湃更加笃信“得农民者得天下”。彭湃的失败和毛泽东的成功是必然的：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海陆丰地区，离广州太近，地势不够崎岖，无法为游击队提供隐蔽处，且处于西方势力强大的沿海区域[31]；而毛泽东的根据地处于湖南、江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山高皇帝远，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苏维埃模式可以深深紮根。
可以设想，即便彭湃不死于蒋介石之手，也难逃中共党内若干次政治风暴——彭湃的残忍不下于毛泽东，但其权术手腕不是毛的对手。“瑜亮”不可能并存于世——在文革期间，当海陆丰地区的造反派对彭湃家族展开迫害和杀戮时，他们的托词就是：彭氏后人企图抬高彭湃、贬低毛泽东，那时，这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
让每个人的衣衫都被鲜血染红：用马列主义包裹的张献忠
北伐初期，彭湃在广东从事农民运动，任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彭湃与陈延年、苏兆征等一起前往武汉，途径长沙时，对长沙市总工会和湖南省农民协会发表演讲。三月三十日，粤、湘、赣、鄂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武装农民自卫队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32]可见，彭湃与毛泽东地位相当。
四月底、五月初，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彭湃当选中央委员。这段时间，彭湃与毛泽东都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两人一定就农民运动的策略做了很多讨论，彼此激荡，越发激进。[33]
南京政府清党、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中共遭受重挫。六月初，彭湃离开武汉秘密到南昌巡视工作，住黄家巷五十八号。六月五日，江西省主席朱德培宣布“分共”。此时，彭湃参加了同僚方志敏和缪敏的婚礼，并即席题词：“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牲。”[34]
武汉政府“分共”之后，彭湃于七月二十七日到达南昌，与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组成南昌起义等前敌委员会。
南昌起义挫败后，彭湃随军南下广东。在八月七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彭湃缺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跻身中共最高层。八月十一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南方局，彭湃为南方局委员之一。
九月十二日，彭湃与周恩来一起率部队首批进入上杭城。在上杭，前委会议再一次讨论了土地革命政策问题。[35]或许，彭湃与当地的左倾的实力派人物傅柏翠有过会面，但两人对土地革命的见解显然南辕北辙。彭湃的铁血政策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主流：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中共中央随即下达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尽量杀戮土豪劣绅和反革命派”、“暴动杀尽豪绅反动的大地主”。
九月中旬，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军进入潮汕，在汕头成立东江工农自卫队，以彭湃、杨石魂为正、副指挥。九月底，贺龙、叶挺、彭湃等率部在山湖、汤坑地区与国民党军队激战，失败后，彭湃等撤退到陆丰，接着乘船前往香港。
十月三十日，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十一月初，彭湃回到老家领导暴动，拟定了由二十条杀戮令组成的“革命纲领”，其内容为：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36]
十一月七日，农会按共产国际规定开大会庆祝苏俄国庆。会场布置为一片红色，悬马克思、列宁像，“在开会前先枪决八九个反动派……在会场焚毁田契多达十余担”。彭湃在会上宣布，建立以莫斯科为“赤都”的苏维埃政府，将城中心的孔庙更名为“小莫斯科红宫”，东面广场命名为“小红场”，模仿苏俄建立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等组织，颁布了海陆丰苏维埃的《没收土地案》和《杀尽反动派案》。
十一月十八日，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共产党……知道我工农群众要能解放，除非把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对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37]在次日所做的政治报告中，他更给民众以美好的承诺：“从此以后，我们日日都是过新年，从此以后，我们若能坚决的杀土豪、劣绅、地租、资本家，把一切的反革命杀得清清楚楚，把一切田契租薄烧掉，明年便可分配土地，后年便可从外国买大机器来耕，大后年便可于各乡村建设电灯，自来水，娱乐场，学校，图书馆……”[38]然而，这样的承诺从未实现。
中国的土匪历来有“交投名状”入伙的规矩，如《水浒传》中说，“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彭湃也是如此，他向与会代表下达了具体的杀人指标：“各代表回去后，每人至少要杀十个反动派，每个代表必须要领导农人工人去杀多十个反动派，就是每代表负责去杀二十人，三百个代表共要杀六千人。但是还不够，还剩多多，……必要杀！杀！杀！杀到汕尾港马宫港多水都变成赤色，各兄弟的衫裤，都给反对派都血溅得通红。”[39]彭湃暗中吩咐党员干部煽动农民杀人：“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被卷入农民运动者因参与了抢劫、放火和杀人而恐惧国民党复辟，彭湃就顺势要求他们以更严厉的“红色恐怖”来防止复辟。
农会杀人并非一刀致命，而是公开残酷虐死以震慑众人。苏维埃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处决指认的反革命，要求群众参与屠杀，以鉴别谁是中立和有保留的。农会把砍下的人头穿绳挂在讲台，让人们习惯恐怖。农会还召开“人肉宴”，将拒绝吃受害者心肝者斥为“假兄弟”。经过一段时间的恐怖训练，赤卫队员们争着执行杀人任务。彭湃和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就这样成功煽动起阶级仇恨，如此可怕的杀戮令连杀人魔王张献忠都自愧不如。
十一月二十一日，彭湃宣告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为中国最早的苏维埃地方政权。[40]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张太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湃兄去（海陆丰）后，干得非常，没收土地事，的确与中央决议相符，无可遗憾。”[41]十二月十一日，张太雷等发动广州起义，建立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彭湃被推选为人民土地委员。广东省委致信东江特委，指示“准备大批海陆丰农民到各县去，帮助并指导各县的农民暴动”，“彭湃同志顶好到附近各县去巡视一转”。[42]
彭湃奉命指挥农民武装攻打海丰捷胜城、陆丰碣石城、普宁葵潭城、惠来县城，每克一城必屠杀数千百姓，房屋完全焚烧。共产党被当地百姓称为“杀人党”。到了该政权后期，“反革命”的定义已扩大为：凡是藏匿家族富有成员的财产，均是“反革命”，均有可能被处以死刑。[43]
当人们被狂热的信仰动员起来，有其他信仰的人便成为异类、沦为猎物。一九二七年圣诞节，有数目不详的基督徒被农民武装集体屠杀——彭湃早已忘却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在教堂聆听过美妙的圣歌。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国军舰停泊汕尾港外，要求准其搭载在汕尾的英籍传教士等三人离境前往香港。彭湃指示汕尾区委调查传教士是否有破坏革命行为，查清后，不准其携带有关海丰情况等资料，准其即日离境。[44]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六章为《农民运动》，其中专门有一节名为《彭湃与海陆丰农民（一九二二—一九二八）》，如此描述当时的大屠杀：
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彭湃说：“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上说：“你们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项国家紧急措施。”），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
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被他人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45]
彭湃在海陆丰地区有着非常高的威望，事实上他已经成为独裁者，拥有一切权力。除了中央的职位外，他在地方上的职务是十一月下旬成立的中共东江地区特委的书记。此时中共是第三共产国际的分支，但海陆丰的民众不会知道苏维埃政权背后如此复杂的关系，他们参加农会或赤卫队只是为获得眼前的利益。
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让莫斯科感到满意。苏共领导人布哈林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苏共中央委员们宣布：“中国广东省有五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那里真正发动了消灭地主的斗争，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被肉体消灭。”这里，布哈林显然不清楚广东农运真实的杀人数字——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屠杀了近两万人，红色恐怖使超过五万居民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这时，农民们才知道，彭湃不是“彭菩萨”，而是“彭魔王”。[46]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国民党军队击溃，它只维持了三个月。
断头台一旦立起来，谁也无法让它停下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底又兼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被捕叛变，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名中共高干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租界当局立即将其移交国民党当局。周恩来随即派遣特科杀手将白鑫暗杀，并策画在彭湃被转移过程中将其劫走，却因枪支出现问题而失败。[47]
在狱中，彭湃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拒不招供。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处决。[48]令彭湃失望的是，刑场上围观的农民中，除了有人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句连阿Q都会喊的“好汉绝句”外，其他人十分冷漠，甚至看得津津有味——毕竟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处决人犯的场景，并用馒头蘸人血馒头吃。彭湃心中十分痛苦，念绝命诗一首：“急雨过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
彭湃死了，死而不足以赎其罪，但他家族的惨剧才刚刚开始。
一九二八年，彭湃被枪决前一年，其结发妻蔡素屏刚生下三儿子彭洪之后两个月，在海丰县城与五岁的大儿子彭绛人一起被国民党军队抓获，被用铁丝穿过双乳，押赴形成，公开处决。彭绛人被救出狱后，被上海大同幼稚园收养。一九三二年，九岁的彭绛人流落街头，贫病交加而死。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彭湃有多名家人被国民党捕杀，其中六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为“革命烈士”：彭湃、彭汉垣（胞兄）、彭述（胞弟）、蔡素屏（结发妻）、许冰（彭湃之“革命伴侣”）、彭陆（侄、彭汉垣之子）。
更惨烈的情节还在后面。彭湃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杀人无数的一九二七年之后四十年，他所遗留的仇恨仍未消散。当年被害者的后代借文革“全国内战”展开复仇行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千多人携带枪枝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战友及家属展开复仇和长达半个月的围剿。一百多人被枪杀，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49]
八月二十九日，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将军帽山。一个洪姓男子得知其是彭湃的侄儿，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起篾刀，刀起头落，将其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日。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难。[50]当年，彭湃认为他有权杀一切他认为反动的人，被害者后人杀他的亲属既符合彭湃的逻辑，也符合共产革命的逻辑。
彭湃九十六岁的老母也未能逃离这场风暴，她被辱骂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周恩来闻讯之后，派人将彭母从监狱中接走保护起来。最惨的是彭湃的三儿子彭洪。[51]文革爆发后，彭洪成为众矢之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两名造反派将彭洪从家中带走，送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又被转移到海丰接受批斗。彭洪被打得遍体鳞伤，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斗。数日之后，彭洪在批斗中惨死，被砍去头颅。
文革结束，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将报复彭湃后人事件定性为“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52]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
彭家的家人不敢要求政府严惩凶手。彭湃的孙女、彭洪的女儿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53]这段话说得滴水不漏，似乎胸襟开阔。她偏偏不愿或不敢反省祖父以革命为名进行的大屠杀。
如今，中共将“红宫”屠宰场辟为革命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纪念馆树立彭湃的巨型雕像，按照当年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场景排列苏维埃代表们的坐椅，陈列彭湃和农民运动骨干们用过的大刀、长矛、枪炮，组织青年学生到此接受革命教育。[54]邪恶的种子，必生长出恶之花——只要中国青年一代仍被灌狼奶，中国就不可能告别彭湃式的大屠杀以及文革式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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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末即有舆论主张中国放下老大帝国的架子向日本学习。如《上海新报》在一八七一年指出，“日本人学习西国诸法后于华人，而华人所学究不若日本人”。《西国近事汇编》指出，中国与日本皆仿泰西，中国“惜未深得其奥妙”，日本则“尽除其旧，泱泱乎霸国之风也”。驻日本外交官、诗人黄遵宪著有《日本国志》，主张中国向日本学习，派遣留学生到日本。
[2] 郭德宏编：《彭湃年谱》（彭湃研究丛书第一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3] 陆精治：《回忆彭湃在日本留学的日子》，见《回忆彭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 陆精治：《回忆彭湃在日本留学的日子》。
[5] 河上肇（一八七九—一九四六）：日本经济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曾被检举参加日本共产党而入狱。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著有小说《贫乏物语》、《第二贫乏物语》及《自叙传》。其著作和译作启发了许多日本及其殖民地青年和中国留日青年，如彭湃、李大钊、郭沫若、李登辉等。
[6] 堺利彦（一八七一—一九三三）：日本社会主义者、作家、翻译家。一九零六年，日本社会党成立，担任评议员。一九二二年，加入日本共产党，旋即脱离该党，加入劳农派。此后，建立无产党。翻译了众多西方文献，介绍欧美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俄国革命，是将西洋乌托邦文学介绍到日本的第一人。
[7] 陆精治：《回忆彭湃在日本留学的日子》。
[8] 章宗祥（一八七九——一九六二）：浙江人，早年留日，入东京帝国大学、明治大学学习法律。清末任宪政编査馆编制局副局长，翻译日本刑法。入民国，任法制局局长，并接替陆宗舆任驻日公使。北京政府垮台后，寓居青岛。
[9] 陆精治：《回忆彭湃在日本留学的日子》。
[10]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该文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间陆续写成，最早以《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为题，刊登于一九二六年第一至五期的《中国农民》杂志。同年九月，编入《农民运动丛刊》第十九种，初次印出单行本。十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将其更名为《海丰农民运动》，作为“广东省农民协会丛书之一种”出版，周恩来题写书名，陈延年校订，定位为学习农民运动经验的重要课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翻印此书。三月，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又翻印此书作为教材。
[11] 陈炯明先后颁布了“暂行县自治条例”、“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和“暂行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条例规定，县级政府具有地方部分事务的决策权，县议会议员有限期，议员本身只是人民的代表，没有薪酬只有少许公务费用报销。县民直接选举三名县长候选人，再由省长择一委任，这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可避免地方恶势力干扰选举。舞弊违法问题则交由省法院处理，司法独立于军政之外。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敏编：《历有争议的陈炯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34-38.
[12]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13] 早年，陈炯明入读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后回乡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戒烟（鸦片）局，又筹办《陆安自治报》。一九零九年，陈氏当选广东咨议局议员，积极推动各种改革社会与保障人权的议案。参阅陈炯明：《陈炯明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 沙培德（Peter Zarrow）：《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一八九五—一九四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页258-259.
[15]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16]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17]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18]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19]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20] 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一八九五—一九四九）》，页271.
[21] 徐向前提供的这个细节，是为了说明彭湃这个留学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富家子弟，如何放下身段，与农民打成一片；却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中国农村的衰败和崩塌：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极度贫困化，以及农民自身的愚昧与懒惰——贫穷的人，若尚存自尊，也要保持清洁，与清洁对应的是勤劳，而不是富有。在日本及一些伊斯兰国家，民众贫穷但保持洁净的生活方式，与中国农民“破罐子破摔”式的肮脏形成鲜明对比。
[22]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23]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24] 根据杜赞奇的说法，国家的内卷化是二十世纪中国国家政权扩张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具体表现即正式与非正式的机构同步增长。正式的国家政权透过非正式的机构推行自己的政策，却无法控制这些机构。在农村中则可以发现，国家政权的深入，加深了农村领袖与群众间的分裂。这些农村领袖原来多是旧式乡绅，他们面对来自国家和群众两面的压力，有的选择投靠依赖国家的暴力来驾驭群众，有的则选择让位，给予不肖之徒乘虚而入之机，此即农村领袖的“痞化”。
[25]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2001年，页204-205.
[26] 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一八九五—一九四九）》，页296.
[27]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203.
[28]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204.
[29] 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一八九五—一九四九）》，页260.
[30] 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一八九五—一九四九）》，页286.
[31] 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一八九五—一九四九）》，页277.
[32] 《彭湃大事年表》，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393.
[33] 《彭湃大事年表》，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393-394.
[34] 《彭湃大事年表》，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394-395.
[35] 《彭湃大事年表》，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396.
[36]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彭湃亲手拟定“立妾蓄婢者杀”之条款，他自己却拥有两个妻子：在结发夫人蔡素屏之外，还有一位学生出身的“革命伴侣”许冰。一九二六年冬，彭湃不顾当时的道德标凖，坚持发妻和“革命伴侣”同住。
[37] 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297.
[38] 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307.
[39] 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310.
[40] 梁尚贤、郭德宏：《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历史地位及经验教训》，见叶佐能编：《彭湃研究论集》（彭湃研究丛书第四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页604–616.
[41] 《彭湃大事年表》，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397.
[42] 《彭湃大事年表》，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398.
[43] 彭湃指挥的屠杀，不仅仅以贫富阶级的标准。当地居民此前数百年即存在固有的地方主义、族群主义的矛盾（彭湃本人是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互相仇视情绪在此刻爆发，转而宗族之间、地区之间蔓延开来。
[44] 《彭湃大事年表》，见《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399.
[45] 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355-356.
[46] 费正清认为，海陆丰地区贫富差距、地貌与民风与中国其他地方差异不大，之所以爆发有现代特征的农民暴动，彭湃一九二二年从日本回国以后的行动是决定性的因素，甚至可以比拟一九一七年初列宁藏匿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里从瑞士回国。见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页566.
[47] 黄慕兰：《黄慕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页96-101.
[48] 郭德宏编：《彭湃年谱》（彭湃研究丛书第一卷）。
[49] 黄穗生：《彭湃洗冤录：文革期间数千人屠杀彭家后人》，《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6日。
[50] 黄穗生：《彭湃洗冤录：文革期间数千人屠杀彭家后人》，《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6日。
[51] 彭洪自小父母双亡，乡亲彭承训冒着杀头的危险，将他隐性埋名哺育成人。十五岁时，彭洪成为海丰中学地下党党员。中共建政后，彭洪出任海丰县第一副书记兼县长。不久，广东掀起“反对地方主义”运动，彭洪受到批判，被免去一切职务，下放水库劳动。因为彭家在海丰当地民怨太深，一九六四年，彭洪被调往广州，担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52] 编委会：《习仲勋主政广东》，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53] 黄穗生：《彭湃洗冤录：文革期间数千人屠杀彭家后人》，《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6日。
[5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特别批示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诞生地海丰红宫广场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Tuesday，January 22，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