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多么诱人的字眼，这是继“中国梦”和反腐之后，中共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的又一个画饼，一时间，动物国的奴才们再次聒噪起来，一些奴隶们也不禁心旌摇曳，以为皇党会让蚁民当家作主了，真是“民不厌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历届领导人在提出治国目标的同时，无不辅以治国方针，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江泽民以“三个代表”指导“小康社会”、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和谐社会”，如今，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指导“中国梦”，总算抓住了根本。但是，习近平又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所以，一党专制的基础不改变，“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话，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党天下”的伪装，只能成为救党保党、巩固专制的手段，只能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带来祸国殃民的结果。
专制者永远是机会主义者，没有真正的信仰和原则，也就没有稳定的执政方略，专权、特权是其根本，其它都是为此服务的伪装和工具。中共建政六十多年至今，法治不过是毛泽东独裁加一党专制的代名词，如今中共再次提出“依法治国”，背后的玄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妨探究一下。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回顾一下百年来政权的更替，靠暴力夺取和维持权力的专制者，往往在最后时刻，为挽救衰亡，而不得不提出政治改革。内外交困之下，1906年9月1日，清政府不得不顺应潮流，开始预备立宪，但为时已晚，5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用三天时间仓促制定《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3日公布，也未能挽救其灭亡。中华民国仅仅具备民主制度的框架，实质上是蒋介石的个人威权独裁，一再延续训政，推迟宪政。直至抗战胜利后，面对趁机坐大的中共，国民党不得不准备行宪，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着手推进宪政的实施；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协商并签立“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的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1946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主要特色为彰显三民主义与主权在民的理念，明定人民自由权利的保障，规定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体制及地方自治制度，明示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采取均权制度，明定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从法律上根绝政党、军阀操纵军队干涉政局的可能；但是，由于双方缺乏互信，最终失去了和平建国的机会，以血腥内战二取一，因循了专制的轮回。
好在天佑中华，由于国民党不是中共那样的原教旨主义狂热者，既包容传统文化，理念上也从不否认现代民主及其普世价值，所以在退居台湾后，在内外交困中，能够逐渐自我反省，自我革新，顺应潮流，结束专制，完成民主转型，为中华民族乃至东方文化，树立了典范。
反观中共，面对危机，习近平上台后，一面大谈“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一面又强化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和对民间社会的打压；一面鼓吹“社会主义价值观”，一面又规定“七不讲”（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左右矛盾，毫无诚意。同时，王岐山向全党推荐《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表达了对中共危机和唯恐引发革命的忧虑。
所以，中共此时推出一党专制下的“依法治国”，目的不是治国而是救党。一方面证明，靠意识形态，靠歪曲、伪造历史，为其专制合法性背书已经失败；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全面溃败，它也毫无专制合法性的政绩可言，所以只好求助于法治之名。另一方面说明，中共依然坚持自我神化的现代迷信，僭越上帝，以超越法律的真理化身自居，伪装成法治的提倡者和维护者，为其一党专制辩护，以挽救衰亡的命运。
法律是调整人们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普遍性行为规则，是靠物质力量保障实施的。“依法治国”首先要解决法律的来源问题，这决定了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良法体现正义、道德与民意。良法来自民主，民主就是主权在民，民众通过自由选举，将一部分权力授予少数代理者，由其代理行使公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特权存在，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民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治理社会，对权力进行限制，用权力制衡防止腐败，依靠法律和舆论对权力进行监督，保障自己的人权。所以，执政者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就是民主选举，而选举就是选择，就要有开放政治竞争，而一党专制剥夺了人民的自由选择，人民也就进而失去了参与法治的权利。
恶法背离正义、道德与民意。在专制制度下，法律是独裁者或特权集团操纵制定的恶法，体现的是独裁者或特权集团的意志和利益。无论是秦始皇以来中国的皇权专制，还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日本法西斯时期，都是如此；同样，在苏联、中国大陆等名为“共和国”的共产专制国家，人民的重要权利只是法律字面上的一纸空文，而不是日常的存在。真正的法律是建立在民主即社会普遍认同基础上的，否则不可能具备合法性、权威性，所以中共建政以来人治灾难不止、法治难以建立，均肇始于一党专制。尽管中共也讲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但是，一党专制的前提，决定了立法不可能民主化、科学化，法律只是专制者奴役人民的工具，维护权大于法、党高于法，才是中共立法的真实目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依宪治国的关键是实行宪政，其核心是限制执政者，宪法的权威不在于公民是不是服从，而在于执政者是不是服从，是不是保障人权。但是，没有民主，宪法就徒有其名。毛泽东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中共占领大陆后，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句话，更没有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仅仅过了5年，1954年9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字。1986年9月6日，为了改善中共的领导，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可是，2004年3月14日经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却将中共一党的意识形态和“四项基本原则”列入其中：“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而解放军始终是党军，而不属于国家。相比之下，中共尚不如当年的国民党。中共一方面用所谓“宪法”为专制背书，将其专制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坐实，可是另一方面，对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重要的政治权利却始终虚置在纸上。总之，民主立法、依法治国、培育法治文化——都必须首先废除一党专制。
当今中国，与中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社会，许多人在呼吁和推动政治改革反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如以刘晓波为代表公民群体提出的《零八宪章》，还有法律学者胡星斗提出的宪法建议稿、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等，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时至今天，中共所谓“改革”的本质愈发清晰，其核心就是维持一党专制，依然延续百年前清王朝的“中体西用”，只有技术层面的“改”，没有制度性的“革”，它绝不会主动顺应自由民主的世界潮流。因此，“依法治国”首先要从修宪开始，从废除一党专制开始，否则，依法治国就是适得其反的依恶法治国。
2014年10月22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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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3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