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校长们——马相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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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
1840~1939

马相伯,江苏丹阳人,父母均信奉夭主教,故出生即受洗为天主教徒。耶穌会神学博士,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

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这就是马相伯的个人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马相伯逝世。

百年间,他从容游走,留下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和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

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此刻,这位老人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震旦学院最著名的校友,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1904年,这名被清廷通缉的陕西举人,化名“刘学裕”人学。

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如果仅有一所复旦,马相伯或许不会作为一种象征,赫然出现在中国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还在于他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面对如此尊荣,马相伯却有些落寞。寿辰之后不久,一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这些“叫声”。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慷慨激昂发表抗日言论:“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一一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十二次国难广播演说。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已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变后,他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誓死抗击日本侵略。

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人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人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簇拥下,端坐正中,尽现人瑞之相。

译者秦传安 201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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