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运还在“进行时”,除了尚在喘息的政权,还有庞大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打造出三四代红色信徒——挟革命以飞仙,抱马列而长终。1996~1998年,邓小平大姨、卓琳胞姐浦代英(1911~2001)撰写回忆录《无悔的岁月——我们姐妹的人生道路》(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清晰放射出一代红妪错乱的思想意识,留下一滴赤渍标本。

1937年,浦家三女先后投奔延安,卓琳(浦琼英,1916~2009)最小。浦家乃云南宣威大户,其父浦仲杰靠危险的走马帮(匪劫、雨林瘴疠)成为实业家,“宣威火腿”即由其父募集股金开发,启动规模化经营。1923年1月,浦仲杰以“军需总局长”随滇军入粤援助孙中山,国父授予五等嘉禾勋章、少将衔(宣威浦家故居至今悬挂“少将第”)。P-69

浦父乃工商地主,标准的「阶级敌人」,浦女却称扬“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慷慨济贫,赚钱不重钱。(P-75)。看来,浦代英的思想改造很不彻底,阶级情未能战胜父女情,人性压倒党性。

浦代英的“文革观”

浦代英乃浦家长女,云南省立昆华女中生,一位标准的“资产阶级小姐”,虽有“邓小平大姨”的身分,在“激情燃烧的毛时代”,仍哥丧夫死子亡,遍体鳞伤,也是赤难承受者,却留下这样的“文革观”——

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是对人民有利的,对国家有利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是一场灾难的话,那么这场灾难产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决不能把这笔账记在党的身上。如果没有党,我们会有今天吗?“四人帮”会让我们亡党亡国,正是党采取了拨乱反正的方针,才把我们这个民族从毁灭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才有了我们重新获得自由的今天。(P-400)

正是这段“文革观”触发笔者撰写此评。如此解读文革与中共的关系、如此将“结束文革”也转成歌颂材料——中共的又一次“伟光正”,甚有代表性。文革产生的原因当然多因汇成,但再怎么样总是中共自己的“杰作”,賴不上“美蒋反动派”吧?全国落入“毁灭深渊”,难道不是中共的责任吗?结束文革难道不是最起码的赎罪吗?怎么还是一次“伟光正”?文革后的“拨乱反正”能够抵销此前的造孽吗?更错乱的是:中共党员不是毫不利己吗?“我们会有今天”能成为就該歌颂的论据吗?如此私心大发露,居然还好意思拎出来?到底资产阶级出身,一张口就露出自私自利的狐狸尾巴。

最后居然说“获得自由的今天”,且不说国家民族的自由(六四、网封),就是浦代英您本人,又得到多少当年投奔延安所希望的“自由”?1990年代的中国有言论自由吗?思想自由吗?几代赤徒根本不懂“自由”,你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别人为什么没有不信仰的自由?

得承认,锻造出如此“死不悔改”的走赤派、捏塑出如此花岗岩赤色脑袋,实在是中共最骄人的“业绩”。

哥丧夫死子亡

大哥浦承统(1896~1952),继承父业,对当地金融发展及宣威火腿作出相当贡献,支持三个妹妹外出求学。这么一位信佛的厂主兼中医(兼开中药铺),为穷人免费看病抓药,土改仍划地主,“镇反”入狱,1952年自杀于宣威第一看守所。P-278~279

丈夫乐少华(1903~1952),邓小平连襟,出身浙江鎮海农家,上过几年私塾,赴沪打工,参加“五卅”,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春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1年春回国,供职中共中央秘密电台;1932年3月派江西苏区,5月红五军团15军副政委、政委,1933年11月红七军团政委;1934年11月随方志敏入闽浙赣赤区,1935年1月怀玉山负重伤(尸堆里发现的存活者),送沪治疗,1936年8月伤愈抵陕北保安,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1937年1月红军大学二期,中组部科副科长;1942年边区兵工厂长,1946年9月,鸡西军工办事处主任;1950年,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长;“三反”遭检举,审查批判,1952年1月15日在家中手枪自杀。1980年5月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1937年12月,经蔡畅介绍(中共党员结婚需组织审查),乐少华于延安娶浦代英,龄差八岁。丈夫因冤自杀,浦代英的反应令后人难以想象——

自杀就意味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你想过没有,你给家庭留下了多么沉重的精神包袱?家里有了你这么样的一个人物,让我怎么向孩子们交待?……你既然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么,你的一切,包括生命就都属于革命事业,属于党。推而沦之,一个人的自杀也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对革命、对党的背叛。对于这种“叛党”行为,党应当给以严厉的惩罚。结果是:乐少华死后被开除了党籍。P-297~298

1979年,石少华十多位战友为他写申诉,浦代英竟不太愿意“掺乎”——

我觉得乐少华当年经不起风波,偏偏要选择自杀这条错误的道路。他都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我又何必要来翻这笔陈年老账?P-408

1939年3月,浦代英长子乐黎男出生延安,因父亲自杀等原因,已入哈军工的黎男得了忧郁性精神病,久治不癒,1966年10月游泳溺毙沈阳诊疗所小河。P-373~383

三位至亲倒于红色岁月,浦代英不仅毫无反思,还颂为“无悔岁月”,为自己一生融入“新中国”而自豪,“让大家共同珍惜我们的新社会新制度,珍惜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同志的关系。”P-426

浦代英认为一生追求理想,因此“无悔”。当然,作者有“无悔”的权利,读者好像也有不同意的权利。

余声

“伟大毛时代”,邓小平胞弟邓蜀平(1913~1967),贵州安顺县财政局长、省政协委员,也是沉潭自杀。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则在文革中跳楼致残。

回忆录无意抖出一则资料:1969年10月邓小平下放江西,月薪402元、卓琳165元;1970年改为生活费,“邓小平每月只能領120元,卓琳60元,继母夏培根25元,全家人合起来,每月总共才205元。”P-391请注意这里的“只能”、“才”,笔者从那段岁月走来,提供一点参照性数据:当时杭州最低贫困线8元/人,邓家三口人均68.3元,绝对的“先富起来”。

2/10~20/2019 Princ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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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8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