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良:被扼杀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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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朋友圈的微信中看到一个视频,一位信众向某位僧人大师请教,什么是智慧?大师回答说:“智慧就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

由这一问一答,引发出一些思考。

不能说大师的话糊弄人,只能说这样的问答经不起严格推敲。有些人喜欢听似是而非的道理,但缺乏兴趣和勇气去追求真理。

我想,实际上,将复杂的东西随意简化非但可能不是智慧,反而经常后患无穷。

这么说吧,如果有人刻意试图这样宣传这样做,最好的情形,是无原则地取悦肤浅的大众,赢得浮夸的声望。就像罗素先生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早期希腊的怀疑主义哲学时指出的:“它是懒人的一种安慰,因为它说明了愚昧无知的人和有名的学者是一样的有智慧。它提供不出任何积极的东西(哪怕,尤其,是在纯知识的领域内)。”

最坏的情形,我们看到的可多了去了,就是别有用心的欺骗,通过愚民说教来达到险恶的政治目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简化天条”如雷贯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种归纳多么通俗易多么懂蛊惑人心!全体革命群众,心领神会,一下子都能融会贯通整套的马克思主义,剩下的就是去努力实践那四个无法无天的核心大字了。于是乎,那句胡诌的大白话了就成了无与伦比的理论基础,造就整个神州大地烽烟四起打砸抢以至于人间大开杀戒。可以说,这种又简化又至深的流毒,至今还没有从中国人的头脑里肃清。

一脉相承的,当今党国的领袖和理论权威也是并且越来越是炮制这种“极简信条”的大内高手。新时期中,“厉害了的国”如同又一次经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口号神句铺天盖地:“党是领导一切的”、“四个自信”、“某某某语录APP”以及“引领国际新秩序”与“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等等等等,都是不证自明、粗糙浓缩的脑力霸凌,又是自相矛盾、空洞虚假的“高级黑”。

无数的事实让我们警觉,或者可以这么说,智慧是不能被简化的。

然而,无情的事实又是,智慧不能够被简化,但却能够被扼杀。

看看国内媒体娱乐界的欢腾气象:《战狼》、《流浪地球》等影片的票房冲破多少多少个亿,不管这表面现象有多少水分,总也说明,大规模高压高频、长期不懈的“洗脑工程”在弱智反智的意义上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更可悲更触目惊心的是知识分子乃至高级知识分子的智力水准和出彩表现,就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当天(3月1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某版的报头刊登了清华大学某研究院的院长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暗示中国可以用减少出口维生素、抗生素原料,来对中美贸易战作出还击:“我们在芯片方面确实受制于人,但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抗生素原料出口国,一旦减少出口,某些发达国家的医疗系统就会运转不灵。”真是绞尽脑汁出馊主意,蒙混主子也蒙混自己。

当然,仍然还有少数脊梁骨不是那么弯曲的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比如,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上交了九项提案,对现行的执法、司法状况提出批评和整改建议。这九项提案包括︰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须慎重、降低非法证据排除的门槛、侦察机关不宜在案件判决前搞立功授奖、试行侦察讯问时律师在场、创造条件让法官敢于作无罪判决、少安排法官开会、适时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

至少讲一些切入时弊的真话,殊为难能可贵,也使人看见了些许人性韧性的希望,智慧的星星之火还没有熄灭。

如果有一天,这个民族,从上到下,大体上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智慧,简化到不能再简化了,无需再去费心扼杀了,那会多么省事。

那也会多么可怕!

到那时,大师不知道会怎么说?

毋庸讳言,在现代社会中,接受过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的人们,特别是搞学术研究或者进行创造性工作的那一部分人,其正常思维,理所当然会倾向于认为,智慧这个概念以及它的涵义,尤其是高度“简化”的智慧,甚至是带有终极原理性质的智慧,也只有在智力的平台上才能够充分进行讨论。

比如,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形式上很简单,但不懂相对论的人,或者是连古典物理学知识都学不好都不具备的人,对于他们,这个公式绝对不简单,不,这个公式的简单不简单他们根本理解不了,完全没有意义。

再进一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其首要依据就是“相对性原理”,即物理定律在一切参考系中都具有相同的形式。可以说,相对性原理很简单直观、天然成立,而广义相对论也是当今能够与实验数据相符合的“最简洁的”描述引力和空间的理论。但是如上的关于“简单简洁”的评价和说法,哪怕对于大多数具备高等数理学识的人来说,充其量也只能听听而已,倾心仰慕而已,没资格深入参与讨论,因为根本不懂得其中的玄奥。记得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介绍,当年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初,英国的爱丁顿爵士带领剑桥大学小组进行了“光在引力场中的弯曲”的验证活动,得出了结果,有人当面恭维捧场,说爱丁顿是当时世界上能够理解广义相对论的第七个人,看见他面露难色,吹捧的人于是又加强了语气,你当之无愧!爱丁顿答,不,我是在仔细想,但是没能想出来,那个能理解广义相对论的“第六个人”到底是谁?

真正的智慧,即便是“点滴简洁型”的智慧,是有份量有深度的、傲慢的、洁身自好的。说得极端点,愚笨的凡夫俗子们费尽心机想要把世间任何复杂的东西弄简单,请尽管去弄,但那肯定跟智慧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引申出来的问题是,人和人在智力水平上是先天不平等的,所谓的“智慧普及”有一个客观的限度,“科学的智慧”、“理性的智慧”和“艺术的智慧”对许多人来说不啻是曲高和寡。一般情况下,人和人的正常交往和有价值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感情上的认同和维系,营造温情社会的重要性就在于此。而国家和体制,特别是法律体系,整体上则要重视和捍卫每个人在人格上的平等,以及顾及和保护普遍的人权,等等,不如说是在实行和推广一种“人道的智慧”。

但是,我们曾经痛苦经历过,曾经身心无法摆脱过──共产党毛泽东最擅长于高调论述和竭力鼓吹的,却是“卑贱者最聪明”之类,或者是直接树立“交白卷英雄”,这恰恰就是把人与人智力上不平等的事实加以混淆和颠倒,然后肆意践踏和唾弃智力智慧,为他们使用欺骗手段对“劳动人民”施行愚民政策、也为他们肆意侵犯人权和违背人道,扫清一切“思想障碍”。

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去实施对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学者的威逼迫害,最为残忍的,予以大面积的“焚书坑儒”式的人身消灭,企图一劳永逸地除绝“智慧”。读《夹边沟记事》,里面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那时被大量活活饿死的,都是各级知识分子和宝贵人才,有些还是“解放”前后从国外赶回来想要热忱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有名人士。

如果真用智慧去观照那段历史,结论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玩弄阳谋的所谓“革命家”和阴险权贵,利欲熏心,只手遮天,完全没有一点点智慧的良心。

不可思议的是,“夹边沟悲剧”过去几十年了,历史车轮滚滚前行到了今时今日,党国当局还是执迷不悟,依然在这条扬弃智慧、拥抱愚昧的道路上一意孤行。

说到这里,不禁要为新加坡执行的“精英主义”说几句公道话。

新加坡的“精英主义”,在实践和用人的层面上,主要是指它的执政团队的主流是一批奖学金得主和学业事业的尖子,很多是本地和欧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里面绝对没有灌水的假文凭假学位)。在我看来,这种“精英主义”的观念,就是开诚布公地承认人们的智力差异,并且坦白主张一个国家和政府必须要由智力水平相对较高的一群人来治理。与此同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历来也一直强调,而且有一系列配套的选拔制度来保证,作为领导者,其道德操守也要达到高水准,这是一个“附加值”。

除了以上这些纯粹“智慧结构”的考量,新加坡的“精英主义”很少参杂其它的不健康的政治因素。比如,新近内阁的绝大部分部长,包括最新公布的即将接班的下一代领导人,都不是来自显赫的家族门派(什么“二代”、“三代”的),而是出身平民;另外,也在任人唯贤的前提下抛弃历史前嫌和“家庭出身论”,以前被关押或被边缘化的“社会主义阵线”成员的下一代,称作“老左的儿子”,现在照样可以担任主要的内阁部长。

这样的“精英主义”路线,勉强地概括,有些属于“人治”的范畴,肯定有其缺陷和软肋,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我以为,崇尚“智慧和能力”总比崇尚“奸诈和权术”要好,一个靠理性和政绩赢得选票的体制更比口头上“代表人民”实质上是任人唯亲的利益集团黑箱制度好了不知多少倍。最重要的,新加坡的“精英主义”注重务实治理,绝对不依靠维稳式的暴力统治。

说起来,新加坡的当选议员们把“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他们每周都要和选区的上访选民见面,倾听收集意见并帮助解难纾困;平时要定期走访选区和居家,参加选区的各项活动,节日期间到弱势群体家发放礼包,等等,经常看到他们忙得不可开交,甚至焦头烂额。你只要仔细看看电视里报纸上出现的新加坡各级官员的肤发脸色,很多都显得很劳累很憔悴很不够睡眠,哪像大国崛起的省部级高官们,酒色财气、红光踌躇、志得意满,头上有了几根白头发,御用文人还要大做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新加坡在廉洁度与竞争力方面,历年都名列世界前几名;较全面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亚洲也始终名列前茅;人均收入比日本、香港、韩国都高。这都是“精英主义”的正面成果。

只不过,从民主人权的角度看,它常遭人诟病。按照《经济学人》智库 (EIU) 的民主指数,新加坡的排名比它的邻居马来西亚要差好几个等级。可是事实上,却有许多马来西亚人跑去新加坡谋生求发展,而非反之,因为这些马国人(其中很多是教育程度高的)觉得新加坡才能实现其个人抱负并取得良好平衡的生活条件,也觉得新加坡治安好,城市规划有序,清洁,交通便利,教育制度优越,等等。人心所向其实是最好的评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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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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