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子明兄日前辞世,大哀。

子明兄为人热情随和,好学不倦,对真理有着挚着的追求,为中国的民主做出了巨大贡献。子明兄英年早逝,是中国民主事业及中华民族振兴事业的一大憾事。

作为学者、思想家,子明兄著书甚多。他的《陈子明文集》12卷堪称当代中国的思想巨著,其意义重大、深远,可能会超过我们现在所有人的评说。但在我心中,感受更深的还是那些我们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

76年的”四五运动”,我们都参与了。他代表广场群众与当局谈判,我等在广场散发油印的传单,但彼此尚未谋面。

最早的相识,是在79年”西单民主墙”期间,他与周为民、李盛平、吕嘉明、吕朴、闵奇等人创办了《北京之春》,我当时效力于《沃土》,我们两个杂志有过几次联谊的研讨会。

“民主墙”之后,《北京之春》、《沃土》的一些成员,当时还在北京的各大高校中就读本科或研究生。时逢人大换届选举,子明、盛平与《沃土》会商,认为应当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些尝试性推动。于是,李盛平、王军涛、胡平、杨百揆、房志远等人率先在北大贴出”竞选”声明。子明兄则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开展”竞选”活动。我和秦永楠、韩宇红、刘握中等,在人民大学也开始了”竞选”.随后北京各高校纷纷响应,先后涌显出70多名竞选者。一时间,好像中国真的有了宪政意义上的选举。其中子明兄及胡平还真的当选了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虽然只是一次民主选举的尝试,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1980年12月27日人民大学刘握中和我做东,邀请北京地区的70多名竞选者在人大107教室召开了一次竞选活动座谈会,李盛平、王军涛、子明兄、韩宇红等做了重要发言。此座谈会录音两份,一份胡耀邦总书记要去,另一份存在子明兄处。(所谓做东,每人2个面包,一瓶汽水而已)。

此后的接触就更加密切了。1981年在社科院马洪、张黎群、钟沛璋、唐若昕等人的支持下,我们在人民大学经济系成立了”就业研究组”.(此事还得到了人大经济系主任宋涛老师的支持)子明兄不仅积极参加”就业组”的活动,还联络了原《北京之春的》的一些同仁,共同参与到政策研究的活动中。我们共同完成了《今后十八年我国就业形势的预测与对策》这项国家重点课题。

其实,这些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课题本身。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80年代初期,政府部门与民间知识分子,就改革问题形成了良性互动。使许许多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感觉到,他们可以并且已经参与到改革中来。这是一个空前良好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形成,既有政府中有识之士的努力,也有子明我等各位同仁的努力。

随着各方人才的集聚,”就业组”已经容纳不下更大范围的政策研究。于是,在社科院、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马宾)及团中央研究室的支持下,”就业组”拓展为”国情研究组”.

“国情组”及其衍生出来的”流通组”(蔡小鹏为组长),团结了近千名青年知识分子。大家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政策研究、国情研究中。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子明兄、蔡小鹏、唐若昕功不可没。当时,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农村发展组”.所以,有人戏称这个时期为”一脉三山”.我有幸一直与子明兄在一个山上。

很多人都不知道,子明兄从竞选之后(1981),到创办”两校”、”社经所”之前(1986),子明兄在忙些什么?上文所述,我们一起在从事政策研究。可以说,在子明兄从事理论研究之前,已经有了深厚的政策研究背景。

84年,子明兄与我、张亚来、汪丁丁、李盛平、张晓山、党晓捷、秦永楠等国情组的同仁,一起到河北馆陶县帮当地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期间,与子明兄的彻夜长谈,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国情组发展的基础上,1985年,北京市西城区成立了”北京经济研究所”.成立大会在西城区马相小学院内召开。当时的区领导陈元、李三友、马凯等出席了成立大会。子明兄出任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由于是该所是民办的研究机构,经费来源是个大问题,子明夫妇及李盛平、杨百揆和我创办了北方实业公司,依托之虹当时所在的北京钟表工业公司,开展创收活动。其中子明为总管、之虹与百揆侧重实业,我与盛平侧重书刊发行。86年之后,大家共同依托北京经济研究所函授部开展函授教育,一举扭转了科研经费不足的局面。

当时我们办的函授规模很大,在读学员有几十万人。分为两个学院,若干专业,我们各自分管一些专业。我能力有限,只分管了农经、广告两个专业,忙的不可开交,其他事务就无心过问了。子明兄精力充沛,不仅操持着”两校”的函授,还顺势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我由衷地表示敬佩。

两校的函授收入多达两千多万,在当时看来就是天文数字了。这个收入给子明我等民间科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当时被人们称为”自费改革者”),同时也带来了很大麻烦。北京市有关方面曾几次要求”两校”的主办单位北京经济研究所取消两校。正是由于子明兄的顽强坚持,通过李三友及北京经济研究所同仁的努力,”两校”才得以保全。

子明兄精力充沛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86年之前,大家都没有汽车,办事、联络都是靠自行车,子明兄每年要更换自行车的外胎。可见其奔波之劳苦。和他一起共事。我基本上干一天就得歇几天。跟不上他的频率。85年之前,我们家里都还没有电话(85年,子明出钱,汪丁丁找关系,我们三个人家里同时装了电话),事情又多,所以经常到彼此家里见面。他敲开门之后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我先上个厕所”.

他就是这样一个朴实无华、大气率直的人。在我印象中,他没有不敢找的人,没有不敢问的事。和他在一起,我常为自己的腼腆而惭愧。我曾问过他,你这么敢闯,是怎么练出来的?他说是社会磨炼的。还说他小时候比我还腼腆,家里只要一来生人,他就躲在爸爸身后。不知是真的假的,当时就把我逗乐了。

子明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至少在我们密切交往的日子里,他是以此为豪的。我不是。所以我们之间有分歧。他彻底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只要写不出分子式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我不认同,并始终担心,这个主义会影响他的升华。

但这个主义的确使他无所畏惧,谦虚谨慎,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挑战权威,远离虚华,直奔真理。

子明兄走了。很多人都认为出现了空白。那么,是什么空白呢?是中国的民主事业或民主思想的空白吗?不是,现在和未来,都会有人继续从事中国的民主事业,从事民主思想的研究与传播。

子明兄是学化学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善长分类,他把拥护与反对东泽东的人,分为前毛、后毛、左毛、右毛,后来又加上了黄毛、绿毛、灰毛、红毛等。同时,他也把拥护与反对改革人分为,极左、偏左、中左,中右、偏右、极右。那么他是属于哪一类呢?

1、他是坚定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这在我们的交往中及他的著作里都是有据可查的。

2、他并不反对党的领导。至少89年之前如此。同样可以见诸于他的社会实践与著作。

3、他宣传民主,倡导宪政。

4、他是体制外民间的独立思考者(指不依附任何势力)。

他就是这样一个少有的智者。他来自民间,但并不民粹。他不依附政府,但又不反对党的领导。他倡导宪政,但他又拥护改革。他有思想,同时又有高效的行政能力。当代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他这样的正义、理性,可以忍辱负重,并具有牺牲精神的政治家。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以”顶层设计”口号的提出为标志,改革已经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事了。最上层的人希望通过改革使民族振兴。中间隔着利益集团,所有的政策,不是由他们起草,就是在执行中被他们过滤掉了。不少人开始怀念毛时代。高压维稳,显然属于暴政,而大有市场的民粹,肯定是暴民。如何走出暴政与暴民这个困局呢?需要子明这样的民间理性人士与政府保持良性互动。

子明走了,对民间来说,少了一个宣扬民主的人,对当局来说,少了一个可以与民间理性对话的人。少了一个有可能使改革产生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通道。

子明兄的立场始终是人民性的,但他也始终没有放弃与当局就改革问题互动的愿望。

子明兄走了,民间悲哀,当局并不悲哀。其实,这才是最大的悲哀。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河鱼曰:终子明一生,十分努力,九分睿智,八分艰辛,七分正确,六分成效,五分传之于后人。

子明兄,安息吧!把该做的事情、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还有许多事迹、思想传之于后人,此生足矣。大伟人不过如此。

我深切哀悼子明兄,愿来生还能共事。

2014年10月28日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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