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润南宣示市场经济
在北京一过完春节，我就协助哥哥六桥忙于科仪公司的业务。一九八九年二月底的一天，何延生风风火火地来到中关村我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老王，这是万润南的两个讲话，是市场经济的宣示书，公开叫板陈云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太棒了！你仔细看吧！我还有事。”说着把万润南讲话的单行本放在办公桌上，转身走了。
我怀着一睹为快的热望，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回家，深陷在沙发里贪婪地阅读万润南的讲话：《我们的探索——在北京市先进人物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的发言》。
万润南说：
“我是办企业的，作为先进人物在这种场合发言还是第一次，很不习惯。我习惯被人们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只能算是‘问题人物’。从办公司那天起，人们就向我提过数不清的问题，有白着眼问的，也有红着眼问的。但大多数是关心、爱护的问题。因此，如果一定要我讲什么，我只能回答问题，回答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企业——四通公司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四通公司是一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办科技企业，以‘高效率、高境界、高效益’为原则。五年来，我们每年奉献给社会一个拳头产品。（一九）八四年，二次开发了二零二四中英文印表机；（一九）八五年，二次开发了一五七零影色印表机；（一九）八六年，自主开发了二四零零文字处理机；（一九）八七年，推出了新型号二四零一；（一九）八八年，开发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科技文献编排系统，连续三年以百分之三百的速度递增发展。一九八八年，四通集团的销售额达十亿元，工业产值三点三亿元，向国家交税四千六百万元，利润六千九百万元，创汇一千万美元。创业之初，没用国家一分钱投资，靠向四季青乡借款二万元起家，现已积累资产八千多万元，成为电脑行业按销售额排列第一位的企业。在北京地区，人均销售七十万元，人均利润五万元，人均交税三万元。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一个乡镇企业发展为有二十二个专业公司，二十个分布在各地分公司的全国性企业。承包了五个国营企业，与外商创办了四个合资企业，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四百个经销点和一百个维修培训中心。目前我们有自己的研究中心、自己的生产基地、自己的销售体系、自己的技术服务中心以及自己的金融机构——四通财务公司，成为技、工、贸、服务、金融五位一体的企业集团。
万润南还说：“我只知道从创办到现在的四年多里，国家没给我们一分投资，没拨给我们一分外汇，没给过我们一寸空间，没批给我们一张许可证，没调拨给我们一点原材料，没保证我们一个用户的市场。我们是资金靠贷款、外汇靠调剂、空间靠租赁、人才靠吸引、产品靠使用者、市场靠开拓。”
万润南最后说：“四通并不完善，因为四通还在探索中发展。我们是在做开拓性的工作，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具有挑战性。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两难选择、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市场发育不充分、发展不平衡，再加上我们自身素质的不完善，特别是当改革触及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深层结构时所引起的震荡和压力，我们知道我们肩负的担子有多重，我们知道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有多艰难。但我们会拼命去做。一个民族要振兴，要有希望，不能没有一代人的努力和献身。也许，我们是铺路石；也许，我们是新世纪纪念碑的一块奠基石。这一切，历史将会作证。”
我几乎一口气看完了万润南的这篇近万字的发言稿。读至结尾，我仍有意犹未尽的兴奋。
万氏的最后这段讲话，饱含着悲壮的情感，我内心有些冲动，泪水湿润了眼眶。我真切地感到，万润南此言绝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廉价的誓言。在这山雨欲来的非常时期，我掂量出了万润南最后几句话的份量。
我冷静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接着看近日万润南在中美科技商品化、创新与发展讨论会上的发言。其中一段话冲击到经济改革的敏感禁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商品经济不是别的，就是市场经济，也就是在产权界定明确的平等竞争的环境中，随供求自由浮动的价格起着激励—资讯—资源配置作用的经济制度。”
在经济领域，两大政治力量正在较量博弈。政治领域的改革旗手胡耀邦已经倒台。新的一场政治较量正如山雨欲来。在这敏感时期，万润南赤膊上阵，直言不讳地挑战了陈云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掀开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遮羞布，坦言宣示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几乎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即便是胡耀邦、赵紫阳，在没有得到邓小平允许下，也对此词的使用讳莫如深。
一九八九年，春寒料俏，社会上弥漫着一种莫名的诡谲气氛。继年初方励之上书之后，诗人北岛和陈军联合三十三位著名知识份子，发表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随后，张显扬、李洪林、戈扬等四十二人又联名上书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三月八日，王淦昌、许良英等四十二名科学界名流联名上书，呼吁释放因言获罪人士。
据在我公司搞项目研究的几位长春地质大学的研究生讲，北京几所名牌大学内，已经有各种类似政治沙龙的研究会、讨论会，方励之、包遵信、苏绍智等持不同政见者经常应邀发表演讲，抨击共产党和现行制度，方励之、苏绍智成立了类似裴多菲俱乐部的都乐书屋。各种管道传来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正在掀起民主自由政治浪潮的消息。我为之亢奋，同时也隐约夹杂着几分不安。
那天本来我与哥哥六桥和何延生约定，先到各大学看看，再去四通社会研究所拜会曹思源，最后去都乐书屋凑凑热闹，可是晚间从厦门来了电话，说厦门工商局责令公司法人代表必须亲自出面参加有关政策法规的培训和考试，然后重新注册登记，并按新规定改写公司章程。逾期不到，取消公司的法人资格！
我当即做出判断：肯定与三月九日李鹏、姚依林接见全国各省市工商局长和治理整顿公司有关！
第二天我坐飞机回到了厦门。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