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誉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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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润南为市场经济呼吁的划时代讲话

这种一反常规的版面语言意味着什么?共产党控制的报纸媒体,尤其是《人民日报》这种大报,每个版面、每条新闻、每张照片都有寓意,都不是随意安排的。胡赵握手照片的安排,不可能是版面编辑或总编辑的个人倾向,无可置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意志的体现。这张公诸报端的照片,宣告了改革开放两大旗手遭受挫折后再次联手,共图改革开放大业!如果这也是邓小平的意图,那就是国家、民族之大幸!这只是如果,因而我的振奋中也有隐忧。

同一版面的其他报导加重了我的这种不安和隐忧。胡赵照片左侧是一条标题是黑体字的新闻。主题是《李鹏强调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结合》,副题是《决不回到旧经济模式更不会走私有化道路》。正文中李鹏说:“我们决不回到过度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旧经济模式上去,更不会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私有化道路,重点是继续完善和发展工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各项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治理整顿这个中心。”

《人民日报》的编辑确实有水准,如此编排使人一目了然:李鹏讲话吞吞吐吐闪烁其辞,实质则是用治理整顿取代改革开放,开改革开放的倒车;在经济领域阻止私有化、市场化,把改革限定在对计划经济的修修补补上。

三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又用黑体字醒目地登出如下消息:“李鹏在人大二次会议上强调,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必须逐步改进分配制度;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这里,李鹏对“官倒”依靠特权利用双轨制获取暴利只字不提,剑锋直指私有经济,指向私企老板,指向打着集体旗号的私营企业。依照当时的宪法,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等同于非法收入。

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头版登载了赵紫阳建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体制的讲话,核心是“厂长全面负责制完全行得通,思想与经济工作不搞两张皮”。赵紫阳在怀仁堂接见四十六位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指出:“建立厂长全面负责的新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企业中的体现,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不应犹豫、徘徊,应尽量缩短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渡时间,过渡时间拖得越长损失越大。”

企业的党委负责制向厂长负责制的转化就是弱化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这是赵紫阳向党内保守势力的公开挑战!共产党内对改革的两种对立态度和声音在报端显露无疑。

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黑体字标题是《人大代表中的私营企业家座谈时呼吁:劳动致富非法经营当分清希望得到社会扶持和理解》。显然,这是私营企业家对李鹏讲话的反击。毫无疑问,这种见诸党报的反击是得到了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的支持的。但是囿于《宪法》的制约,私营企业家的呼吁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尽管一九八八年四月的《宪法》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内容,但这新增条款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闪烁其辞,更谈不到对私有生产资料的保护。

然而《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两相对照,对私有经济的补充条款本质上仍与《宪法》第六条的精神相抵触。私有经济的收入作为权宜之计是政策允许的,作为剥削收入又是违宪的!

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个新提法,叫做“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威,维护国务院对政府领导的权威”。显然,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威是虚,不许中共中央总书记染指国务院管辖的各大部委是实。这后一个口号等于公开了党内两个权威的并立和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立!

三月三十日,我第一时间获得了万润南在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上针对治理整顿问题叫板党内保守势力的“即席发言”。商界尽知的李鹏指斥生产易开罐是浪费资源并勒令停产的行径,以及维护两个权威的叫喊,遭到万润南的驳斥和嘲讽。关于这次对话会的消息写道:“中国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三月二十九日到四月一日在广东番禺隆重召开。著名学者及有关部门领导吴明瑜、童大林、于光远等赴会并发表演说。南北企业家二百余人聚集一堂,畅谈改革,交流经验。广东省领导和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领导也出席了大会。我公司总裁万润南在会上作了题为《对治理整顿的十点希望》的即席发言,受到与会企业家的好评。”

万润南的即席发言全文如下: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治理、如何整顿,这个问题更重要。我们有过许多教训,就是目标提得很好,但是采用的办法不对头,结果与目标偏差很大,甚至南辕而北辙。当然,如何治理、如何整顿,这不取决于我们。人大代表们正在北京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南北企业家在这里聚会,可以发表点我们的看法,讲讲我们所希望的治理整顿是什么样的,并希望就此在我们之间达成一种共识,可以向决策部门呼吁一下,这也是一种南北对话: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对话。我们对治理、整顿有如下十点希望:

一、治理整顿要有利于社会环境的稳定,而不是破坏这种稳定。

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政策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政策说变就变,怎么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一位观察家说中国的政策没有能持续五年以上的,“七八年来一次,来一次七八年”。实际上政策的多变要更频繁一些,社会环境怎么能稳定得下来?有关政策一收紧一压缩,造成了千万民工的大流动,你们广州首当其冲,造成了政治、社会环境极大的不安定。一方面,治理整顿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如果治理整顿不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会造成社会环境的不稳定。

二、治理整顿要有整体配套,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不能头疼医脚。

政策之所以多变,是因为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没有整体规划、系统配套。税种说加就加,税率说变就变,随意性太大。一些政策不仅没有可操作性,而且违反常识。刚才广东省经委的同志讲易开罐的生产问题,在当时政策许可的情况下上了马,现在一声令下要下马,设备投资、银行贷款谁来还?这不仅是不合常识,而且是不讲道理。这好比在原来政策允许的时候生了三个孩子,现在要实行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因此要把那两个掐死,这合适吗?不根据常识制定政策,我们吃的亏太多了,甚至给我们带来的是灾难。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脚,政治体制改革是头,现在的许多毛病出在这两个改革不配套,不同步。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头有毛病,却去整治脚,这是头疼医脚,吃错了药。

三、治理整顿要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政策就是区别不同情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情况,怎么能一刀切?说不许上就都不许上,这样会造成重大问题。刚才有同志说要网开一面,我觉得这也有问题。网开在哪一面?开多大?这不好办。问题是不该拉网的地方不要拉网,不该切的地方不要切。在重大的经济政策上要统一比赛规则,在许多细节上,不要一刀切。这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什么该生产,什么该买,什么该卖,国家管这些干什么?市场会选择,市场会调节。如果易开罐没有市场,企业还生产什么?有需求还不许生产,投资和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受损失的还是国家。我们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打字机说要控购,说不许卖,可市场上俏得不得了,用户想方设法要买。北京市控办自己就买,他工作需要嘛。一个国家的政府要管到易开罐、打字机,甚至连复印纸张都要管,太辛苦了。而且不区别具体情况一刀切,怎么能管好。过去说设计人员脱离实际,“划错一条线,工人一身汗,浪费国家几百万”。现在我们的政策制定也是一样,什么都一刀切,切错一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得了。

四、治理整顿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破坏生产力。

一个政策的出台要考虑到许多方面,特别是可能引起的消极面,影响不好的那一面,而不能一厢情愿,光想有利的一面。整个经济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工程,调整一个地方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而我们的治理整顿对生产力的影响考虑很少,有的甚至是破坏生产力。这样的政策下面怎么好执行。因此是逼得下面搞对策。这又要影响中央权威。我们很愿意维护中央权威。这么大的国家,搞改革和建设,中央没有权威怎么得了。但是权威们制定的政策要符合实际,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破坏生产力。

五、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而不是破坏市场的发育。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宏观调控和企业的创新,共同创造出市场来。十年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初步培育起来了一些市场的雏形。而治理整顿的许多措施,又回到控购统购统销专营专卖这样一些老办法,不利于市场的完善和发育生长,而是破坏了市场。

六、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发挥企业活力、企业家精神和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抑制这种积极性。

我遇到一位长期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同志,他说实事求是地讲,现在许多企业的领导和职工的积极性不是比以前更高,而是更低了。这个问题很严重。一位波兰的同志引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比作一条帆船,企业和人的活力好比是风,政府的调控好比是舵。美国这样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风很强劲,舵很小,甚至没有,船能够向前推进。苏联这样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舵很大,但是没有风,所以船动不了。我说中国改革以后,有点风了,但风来自四面八方,有点乱,所以合力还不大。治理整顿应该是想办法把风向顺一顺,这样合力就大了。现在治理整顿的一些政策光想把舵加大,不去理顺这些风,甚至要取消这些风。这样的话,我们刚刚启动的帆船又会停滞下来。

七、治理整顿要有利于理顺财产关系,即有利于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的发展,而不是一种单一的国有制。

坚持公有制很对,但是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国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公有制可以有许多形式,我们这样的民办企业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它不是个人或几个人所有,它是集体所有,真正的集体所有制。股份化以后,更是一种社会的共有制。这种共有制要比那种单一国有制有活力得多。十年改革的一个成果,是非国有的共有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幼苗,是中国经济的一点希望。如果把这一部分也当作整治的对象,企图回到八个样板戏那种僵化的一种模式,我们的经济不会有出路。

八、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不是恢复计划经济的老秩序。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这是对13大路线最准确的概括。我们不能从十三大制定的路线后退半步。现在的一些做法,不是真正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而是把老一套办法拿出来。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是恢复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当然,要退回去也不容易。第一,八亿农民退不回去了。第二,广东等沿海地区退不回去。第三,在座各位退不回去了。

九、治理整顿要有利于政企分开,而不能再强化政企不分。

许多人讲当前一大问题是通货膨胀。从经济学角度看,通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钞票印得太多。为什么控制不住,关键是政企不分。我们的政府很辛苦,他要扮演好几种角色,既是投资者,又是补贴者,还是购买者,同时也是印钞票者。左手印钱,右手花钱,怎么能控制得了。谁投资谁是老板,购买者是顾客,而顾客是上帝,补贴者是慈父,一个人要扮演这么多的角色,既是老板,又是上帝,又是慈父,自己还要印钞票,当然控制不住。如果政企不分开,通货膨胀的根子解决不了,还可能进一步引发膨胀,这是最可怕的。

十、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廉政建设,而不能导致更多的腐败行为。

廉政建设很重要的一条是防止把权力转化为私利。政企不分,国家管得越多,越是增加了腐败机会。凡是用权力控制的地方,就有把权力转化为私利的机会。专卖,那么谁卖?谁有了专卖权,谁就可以赚钱。为了取得这种权,就带来了腐败的可能。现在好多作法,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这种机会,这对廉政建设不利,给腐败风气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温床。

总的讲,治理整顿是需要的,但是怎么治理,怎么整顿,问题很大。我们提出一些希望,供决策者参考。最后我提一个建议,可不可以把这一次会称为第一届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以后一年一次,使这样的对话会成为惯例。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在北京接待南方的各位企业家。

我一鼓作气看完,心中出了一口恶气。此时此刻,我眼前仿佛浮现出李鹏那令人憎恶的八字眉。万润南说出了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在中共体制压制下的种种心酸苦辣,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民营经济的一面旗帜!

万润南近一个多月的几篇讲话都切中时弊,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划时代的檄文,是向传统计划经济宣战的檄文!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公开宣示和实践市场经济的不是赵紫阳,更不是邓小平,而是受赵紫阳支持的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万润南!为了减少阻力,首先把股份制界定为公有制的不是江泽民,也是受赵紫阳支持的万润南!尽管万先生如今流亡海外,但作为八十年代大陆市场经济先行者的万润南,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做出的突破性贡献应该载入史册!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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