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十七
去年六月，一艘叫“水瓶座”号（Aquarius）的难民救援船，在地中海漂流了超过36个小时无法靠岸。船上载有629名难民，其中有孕妇与儿童。该船不仅严重超载，而且缺乏食物，不少难民严重脱水，性命堪忧。
由于“水瓶座”号所处位置在意大利与马耳他之间，按常规，这艘难民船应在意大利入港安置。但是，刚上任的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府对难民持强硬态度，他们与马耳他政府都回绝了“水瓶座”号靠岸的请求。在这危急时刻，西班牙首相挺身而出，宣布允许该船在本国港口巴伦西亚入港。（题图为“水瓶座”号驶入巴伦西亚港。）
西班牙政府说：“为避免人道主义灾难，西班牙承担了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代表着所有西班牙人的呼声。”
曾在那片生长橄榄树的棕黄色大地上旅游，我知道西班牙这次慷慨接收难民船的做法，与该国的文化传统及精神命脉有关，也与该国政治文化精英的悲惨流亡史有关。“忘旧事者失双目！”西班牙人民至今没有忘本。
那个产生了堂吉诃德的神奇国度，在1930年代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内战，有着五、六十万难民逃亡异乡的血泪史。而现在执政的工社党（PSOE），一个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即当年和佛朗哥作战失败流亡的共和国政府之传人。这个左翼政党在1980年代重新执政后，曾令西班牙经济起飞，变得繁荣富裕。
逃避内战杀戮，流亡者饥寒交迫
著名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于1938年离开硝烟弥漫的西班牙，此后终生未归。在散文诗里，他回忆当年逃亡的情景：
“背后留下的是你淌着血的、废墟里的故土。最后的车站，国界线另一边的车站，你在那里与故土分离，……没有回眼望，对未来也没有预感，你就这样走进陌生的世界，秘密地离开已变陌生的故土。”
能逃出生天并继续写诗，塞尔努达还算幸运。西班牙内战意味着一场盛大的集体死亡，至少有64万人被佛朗哥杀害，其中包括杰出的诗人洛尔迦，他就死在橄榄树林边。1939年佛朗哥赢得全面胜利，为逃避逮捕和枪杀，大批西班牙左翼人士开始流亡。
当年有两个法国孩子，以他们童稚的眼光，描绘了初次见到邻国难民的情况：“一九三六年，那一年我们俩都是十岁。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面容憔悴、饥肠辘辘，往往还衣衫褴褛，从西班牙过来逃难，这番骇人的景象，便是西班牙内战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这两个孩子后来成为《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的作者。
20世纪不朽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也挤在这些饥寒交迫的西班牙难民中间。佛朗哥的一个将军威胁说，要抓住卡萨尔斯并砍掉他拉琴的手臂。在流亡法国后，卡萨尔斯获得美国方面的长期演出邀约，但他谢绝了，因为他要在法国义演，为难民同胞筹募救助的款项。在晚年时，卡萨尔斯定居于法国边界的一个小镇，遥望祖国西班牙，直至客死他乡。
法国自身不保，苏联令西班牙人幻灭
不是所有西班牙难民都能像卡萨尔斯一样定居法国。1939年初西班牙共和国战线崩溃，数十万难民像潮水一般，拼命涌向法西边境的关口。一开始，法国当局是愿意接受难民的，但很快他们就感到不堪重负，法国沿海小镇设立的一些难民营人满为患。
逃到法国的西班牙人有平民也有战士，最后撤出的是共和国领袖。共和军人的撤退井然有序，其中有700名国际纵队的幸存战士。我们熟悉的作家海明威、奥威尔、诗人奥登和白求恩，都曾是自愿前去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战士。
因为失败，国际纵队的外国战士大都带着伤痛各自回国了，但西班牙逃亡者的安置却很成问题。流亡的共和国政府官员成立了“西班牙难民疏散局”，艰难地疏散走投无路的难民。当时，英国外交大臣承诺协助疏散处于险境的难民，还有墨西哥表示愿意接受3万个家庭。
停留在法国难民营里的西班牙难民，其精神和肉体都饱受折磨。他们希望法国能给他们合法居留，或等待其他国家接收。然后不幸的是，法国不久就被德国占领了。投降了的贝当政府向德国人移交了几千名西班牙难民，这些难民被德国人关进集中营，很多人死在那里。更多西班牙流亡战士参加了抗击德国的法国游击队maquis，投身于抵抗运动。
其时，美国仍然实行孤立主义，只是选择性地接受了一小部分西班牙难民。更令人绝望的是，曾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视为“后盾”的苏联，此时也靠不住了。苏联于1939年二战爆发前与德国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们对前来避难的西班牙战友并不很友好。
几十年后，西班牙的左翼流亡者回到祖国，表示接受君主制，参与民主体制，重返议会并实行和解。这种痛定思痛的政治醒悟，与他们在长期流亡中对苏联产生的幻灭有关。虽然苏联接受了不少西班牙难民，但斯大林只给一些流亡领袖提供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其他难民都被分配去各地，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为苏联工作。一些左翼的西班牙流亡者终于明白，苏联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天堂，这是他们后来转而系统地反对苏联的原因之一。
宾至如归，墨西哥善待前宗主国难民
在被世界抛弃的时候，中美洲的墨西哥向西班牙流亡者张开了温暖的双臂。从1939年起，墨西哥就敞开边境，允许任何想要避难的西班牙人进入墨西哥。大约有五、六万西班牙难民前去定居。法国沦陷后，西班牙流亡政府曾一度迁至墨西哥。
孕育了玛雅文明的墨西哥，在16世纪时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9世纪时获得独立。当前宗主国的政治流亡者涌来之际，墨西哥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其时执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虽然不是左派，但这个中间派政党同样主张建立“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他们对西班牙共和派很有同情心。
一些从法国漂泊各国的西班牙流亡者，在墨西哥找到了类似家乡的环境。墨西哥人天性热情豁达，流亡者在那里被熟悉的母语——西班牙语所环绕。前面提到的诗人塞尔努达，他在流亡英语国家近20年之后，终于在墨西哥找到了用母语写作的激情，并在1963年死于墨西哥。
对慷慨接待他们的墨西哥，西班牙流亡精英以他们的知识和劳动给以回报。当时流亡者中很多文人、作家和学者，墨西哥政府特地创办了“西班牙之家”（后来变成墨西哥学院），为他们提供了科研和创作平台。由于语言相通，不少流亡者在企业、报社和大学找到了工作，在人文和科学等方面为墨西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今天，当前往美国的中美洲大篷车途经墨西哥时，那些穷苦无助的难民也同样被墨西哥人所善待。几个月前，墨西哥总统公布了一个名为“宾至如归”（make yourself at home）的计划，宣布将给那些愿留在墨西哥的中美洲移民提供庇护与社会福利。这个有天主教信仰的国家一如既往，善待流离失所的异乡人。
“保护责任”与国家主权资源的冲突
前几年欧洲难民潮时，欧盟主席容克曾提醒说：“我们欧洲人必须记得，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人在某个时刻都曾是难民。”西班牙人对此言有特别的感受。他们的前辈在上个世纪逃难时，留下大量的史料见证，其流亡文学也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无论是墨西哥还是西班牙，在接收他国难民时,都表现了正义感、人道精神和对于个体尊严的尊重。这种尽人道救助责任的做法，是对人类整体文明的保护。多年前，联合国就提出一个概念：“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这个概念体现了世界主义关怀、良善的构想，但却与国家主权和资源分配产生冲突。
在去年6月接收“水瓶座”号难民船之后，西班牙一时间获得欧洲各国的感谢，欧盟也宣布支付一笔紧急援助金给西班牙。但这之后，西班牙成为海上偷渡难民的新目的地，难民人数因此暴涨，原来支持政府宽松政策的公众舆论出现了转向的趋势，右翼政党也趁机攻击执政党。
这就体现了国际“保护责任”与国家主权资源之间的冲突。对西班牙国民来说，国家主权应保障本国人民过有尊严的生活，接收太多难民会瓜分国民既有的社会资源，还会令该国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
一个良善国家怎样平衡国际责任与本国责任？这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难题。难民问题是全球性的，随着各国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增长，美国等富裕国家都在逐渐放弃国际责任。目前，西班牙政府也被迫在压力下稍稍收紧难民政策，但他们还在欧盟提出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努力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争取从源头上遏制非法移民浪潮。
这就是西班牙，那位满怀正义冲动的绅士——堂吉诃德的故土。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