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王军涛、李进进、严家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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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八九民运”三十周年、“五四”一百周年

作者:严家祺(执笔)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月十五日,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尊敬的开明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去世。胡耀邦逝世引发了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但是最后以大屠杀告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六四”大屠杀。中国近代的民主运动是从100年前的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为起点。“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新文化运动”产物。在纪念一九八九年那场伟大民主运动三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在纽约聚会,发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

三次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三种结局

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中国人民以天安门为中心发起了三次民主运动,即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和一九八九年以“六四大屠杀”注入史册的民主运动。第一次的“五四运动”以反对列强和不平等条约为出发点,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以悼念国家领导人为出发点。这三次运动都是学生和其他广大民众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怀着强烈的不满而爆发的,目的都是要改变中国,让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中国。但是三次天安门运动结局大不相同。

第一次天安门学生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的目标得以实现,强化了中国人民不受屈辱的意志,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共产党人以及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力量。没有五四运动的胜利,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天安门运动,虽然当时遭到了镇压,但在三年后在中国大地上恢复了真相。可以说,1976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不翻案,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

第三次天安门学生运动,由于邓小平把悼念胡耀邦的学生运动在《人民日报》社论上称为“动乱”,由于学生要求邓小平承认学生运动不是“动乱”,最后遭到了数十万军队参与的、动用坦克机枪的大屠杀。三十年来,中国没有正义、没有法治,贪污腐败、冤假错案,充斥大地。天安门母亲和六四受难者没有一天不生活在痛苦中。

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针对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学校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是共产党专制王朝的开创者,他都知道不能镇压学生运动。一九八九年发生的第三次天安门运动,不仅是镇压了学生运动,而且是对学生和北京市民疯狂的大屠杀。三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活着的“六四”侩子手李鹏没有得到惩罚。人们在问,为什么毛泽东所说的“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对李鹏等人没有适用?

历史的教训需要总结

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五四”后中国的方向

人们常常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个不同的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月四日以北京学生为主体的抗议运动,新文化运动从一九一五年开始,目标是“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分为二,一些人仍然主张自由民主,另一些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以来,除了辛亥革命外,造成王朝更叠就是军事政变和农民战争。毛泽东的革命,是继太平天国革命后又一次农民革命。毛泽东为了让这场农民革命穿上了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外衣,就把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而进行的暴力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北洋政府卖国的运动。当年毛泽东26岁,在五四运动爆发前2个月,毛泽东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家乡湖南。毛泽东肯定五四运动,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狭义的五四运动,就被毛泽东夸大为划分时代的一条分界线。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华民国时期。历史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改变了“五四”后中国的方向,共产党用暴力夺取大陆政权,根本无关民主,完全谈不上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百年后,中国政治的历史又在重复

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发生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直接相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废除了皇帝,建立了国家元首有任期的共和政体。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不久,就想当皇帝,为了登上皇位,大搞尊孔祭天。在尊孔祭天的大环境中,袁世凯公布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由5年改为10年,连选可以连任。袁世凯确立了总统终身制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恢复君主制,正式称帝。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向袁世凯大总统献上推荐书,推荐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袁世凯正式称帝,这一年改为“洪宪元年”。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提出“打倒孔家店”,与袁世凯尊孔、称帝密切相关。

毛泽东在取得共产党的领导权后,打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王朝,这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红色王朝。一九四九年后,毛泽东将自由民主思潮一步步在中国大地上加以清除。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自由民主被彻底埋葬。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持续政变,通过提倡个人崇拜、打倒走资派,建立了毛泽东一人的绝对权威,毛泽东成了红色王朝专制帝王。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四五”运动是向毛泽东专制权力的挑战。历史事实表明,没有第二次天安门运动,没有这次运动的翻案,就没有一九七八年后开始的改革开放。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的历史。现在,这种历史似乎又在重演。一百年年后的中国,习近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手废除了一九八二年宪法对国家元首“连任次数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宣告,他的中国梦就是皇帝梦。二零二二年,他要不顾一切,将其皇帝梦做到底。

一百年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要做皇帝,一百年后的今天,名为“共和国主席”的习近平,要当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皇帝。在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习近平废除宪法“连任次数不得超过两届”以前,实际上已经一次又一次践踏了宪法。宪法明文规定,中国的最高行政权属于国务院,习近平作为宪法上的“虚位元首”多年中一直窃取国务院的最高行政权、一次又一次地违反宪法第35条规定,践踏人权。习近平一次又一次践踏宪法得逞而没有受到制止,终于在去年公开废除了宪法“连任次数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文。

正是在习近平企图称帝时,中国到处出现了揭露批判习近平的事件。二零一八年年二月,清华大学许章润发表文章《保卫改革开放》、王丹等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出了《关于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紧急声明》。同年三月《冰点》前主编李大同、学者赵小莉、杨鹏、胡佳,对修宪删除任期限制发表公开的抗议。中国女企业家王瑛公开批评习近平恢复终身制。五月,北京大学樊立勤在北大贴出大字报《中国必须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湖南株洲女孩董瑶琼,在上海陆家嘴海航大厦旁,现场视频直播向习近平巨幅画像泼墨。她直播中说,“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在国外,反对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的海报首先出现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广告栏里,随后蔓延到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九所大学。这就是继一百年前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的新运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剔除帝制根源

一百年来的两次新文化运动,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要找出辛亥革命废除了皇帝制度后,本来是普普通通的人,还想做皇帝的文化根源,也就是说,要从中国文化中发掘出一个人有了权,就想拥有专制权力、终身独裁的思想根源。两次新文化运动,带有政治性,是提倡新文化的运动。

儒家文明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一百年前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一百年后的今天,在儒家复兴中,掀起了吹捧王阳明的热潮。十六世纪初,王阳明在贵州流放了三年,在习近平推崇王阳明后,贵阳市修建了王阳明主题公园,建立了博物馆展示他的成就,将他曾经居住的洞穴变成一个神殿。

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根本性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文明。文明与国家、民族相比,是一个外延更大的概念。一个文明是形成一个人有“归属感”的最大文化圈。美国和英国都属于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圈,对印度尼西亚和中东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文明高于他们的祖国。中华文明是文明两字的一种广义用法,是以儒家为基础、包含佛教和中国化的其他宗教在内的文明。亚洲一些国家也推崇儒家,这些国家的一些地区,也包含在儒家文化圈中,但不能说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儒家又可以称为儒学、儒家学说、孔孟之道,是一种非宗教的伦理思想和学说。儒家“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轻徭薄赋,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维基百科)

人类社会存在多种文明,是一种自然现象。每一种文明有它自己特有的形成、发展过程。文明也会变化,但需要有百年、千年才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一些文明也会消亡。宗教伦理是构成文明的重要因素,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不同,儒家文明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儒家文明有三大精华:

一是儒家富有理性精神。儒家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人际关系思想,这就是孔子提倡的“仁爱”思想。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发起孔教运动,以对抗日益增长的西方影响。起草中国民国宪法时,康有为的追随者要求以孔教为国教,引起了激烈争论,最后遭到否定。儒家无法“宗教化”,儒家重视现世生活,不求来世。儒家的天,不是神,而是一种对人、包括对帝王有巨大威威慑力的一种力量。

二是儒家富有包容精神。陈寅恪说:“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正因为儒家不是宗教,信奉儒家的人能友好地与各种宗教教徒相处。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欧洲那样的宗教战争,没有几百年经院哲学的繁琐争论。儒家有能力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地改进自身,使儒家学说适应于时代需要。

三是儒家富有全人类共同精神。儒家崇尚真善美,倡导诚信、仁爱、和而不同、“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等。这些精神与全人类的共同精神、与普世价值是相通的,是普世价值的中文表述。

正因为儒家文明有这三大精华,第一次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错误的。儒家文明不是有神论文明,从孔老夫子起就相信存在一个“仁爱的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儒家学说就是要在人间实现这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孟子提出“仁政”,着意把孔子的“仁爱”思想搬到君王和民众的关系中,这是孟子与孔子的区别。经过汉朝的董仲舒,和孔子后1600年的宋朝的朱熹,以及明朝的王阳明,大大修正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为中国专制政治制造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朱熹提出的“理学”和王阳明提出的“心学”,是中国崇拜君权、扼杀人权的“理学”和“心学”。在儒家的历史上,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融合了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把儒家思想塑造成一种为巩固专制统治、禁锢人思想的新的儒家学说。

儒家除了精华一面外,还存在糟粕。西汉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南宋大儒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心学”,是明显的糟粕。问题是许多糟粕,在专制主义中国的大环境中,今天还被当作精华广为宣扬。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说,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精华与糟粕,是非混肴、黑白颠倒。这些糟粕,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是在提倡“仁义”“道德”时,没有“权力限制、权利保障”观念。儒家并没有否定一切权利,但缺乏“权力限制、权利保障”思想,儒家提倡在人与人相互关系中要讲仁义时,这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道德限制,而否定了“每个人有一个不容官方或他人进入的、不容侵犯的权利领域”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还说,一个人还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有人愿意遵循孔子这些教诲,是他的权利,但当君王和官方用这些话来约束民众、并形成社会风尚时,每一个人拥有的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势必受到侵犯,甚至剥夺。王阳明所谓的“心学”,假借“良知”,把“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涉及政治,判断对与错的标准就是维护专制秩序。儒家发展到近代阶段,这种糟粕使假仁假义在中国大地上泛滥成灾。

二是在提倡“德治”“仁政”时,缺乏“法治”“宪政”观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冯友兰一九四七年在美国写的《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王。”冯友兰还说:“孟子认为,国君如果言行举止不配做一个国君,按孔子‘正名’的主张,他在道德上就已不再是国君,而变成了一个‘独夫’”,“杀掉国君,只是杀一个不义之人,不算‘弑君’。”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儒家政治理想是君王要实行仁政,这是孟子从孔子的“仁学”中发展而来的,是孟子学说中的“民本”、“王道”、“性善论”等政治理想之一。所以,儒家把“国”看作“家”的放大,主张君王要实行德治和仁政,王道就是圣王之道。儒家这种“德治”“仁政”“王道”思想,长期以来被当成了儒家的精华,实际上是儒家的糟粕。翻开中国的全部历史,只有个别君王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了接近儒家理想的德治、仁政,绝大多数君王都做不到,当暴政横行时,中国就发生农民起义或军事政变。改朝换代的结果,中国仍然是君主政治,不能走出王朝循环。法治是法的统治,是宪法至上,君王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也就是君王也要受法的统治,而儒家完全没有这种法治观念。所以,儒家“德治”“仁政”“王道”思想是维护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几千年不能摆脱王朝循环的思想根源。

三是看不到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区别,用儒家“家天下”思想处理国际关系。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儒家经常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用到治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中。“国”不是“家”的放大,国际关系也不是人际关系,只有极少数政治家在发挥个人魅力时,儒家的人际关系思想可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儒家还把全世界看作“天下”,儒家的国际关系观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国力上升时,会狂妄自大,产生“天朝大国”、“万国衣冠会长安”的妄想;国力衰退时,会遭受屈辱,导致清王朝和北洋大臣在与外国谈判时的萎靡状态。一百年前,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看一看中国在谈判时的外交姿态,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儒家烙印。全部人类史表明,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国家的决策中心并不是固定一个人的大脑,而是由统治者或首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驱动的。今日中国,还陶醉在“天朝大国”、“万国朝圣”的梦幻中。

“五四”一百年来,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现在的中国社会,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是一党专政下的两极分化的“老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事实上被中国人民所抛弃,中国社会思想形成了一个大空隙,传统儒家思潮趁机在中国复兴。今天中国儒家复兴中最大危机是,儒家糟粕,沈渣泛起,又使中国社会中弥漫在皇权崇拜中,这是儒家糟粕对普世价值的最后一次抵抗。

正义的阳光必将照耀中国大地

在“六四”屠杀三十周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大地上调查“六四”大屠杀真相刻不容缓。在中国大地上调查“六四”屠杀真相,就是让正义的阳光照耀中国大地。“八九”民主运动不是暴乱,不是动乱,“六四”的镇压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个国家,只有在正义的阳光照耀下,才能有法治、才能有全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中国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后,由于西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入中国,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被打断。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当习近平学习袁世凯时,一场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从北京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华人区域蔓延。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与第一次一样,是为了探讨探讨几十年前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怎么担任了国家首脑,就想终身在位,是为了探讨帝制复辟现象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知道,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孔家店不能打倒,但儒家文明中还是有糟粕,只有剔除糟粕,发扬儒家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才能真正复兴。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虽然共产党保住了政权,但共产主义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在共产主义被人们抛弃时,儒家复兴的同时,儒家的糟粕趁机泛起。今天我们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中要做的是,坚定不移地剔除儒家糟粕,把儒家精华发扬光大。

当“六四”屠杀真相在中国大地上得到曝光、当正义的阳光照耀中国大地时,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将面临一次二千多年来的伟大革新。从二零一八年以来的中国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将在吸收全人类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剔除儒家维护专制政治的糟粕,使儒家文明在21世纪得到复兴。在未来,当的糟粕了糟粕的儒家文明、将成为犹太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以及其他文明之间的和平友好的桥梁。

欢迎大家签名

宣言发起人:

王丹(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王军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李进进(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法学博士)

严家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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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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