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发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五四和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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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笔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热烈祝贺“五四百年文化研讨会——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香港年会”顺利召开,预祝大会愉快、成功、圆满、丰收!

五四运动交织着几条线索: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这些线索,以引领或参加五四运动的代表性人物的理念和背景可见。他们中包括: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唐绍仪,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

五四运动没有遭受镇压,请愿者没有流血和死伤,并取得相当成果,是在共和、宪政和民主的条件下。那时候,总统与国会,均来自于选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息通达,政治主张多元化。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傲立于亚洲和世界。

我原本无意触及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话题,但纪念“五四”,却似乎无法回避这一话题。事实上,五四运动,从一个侧面,总结出启发后人的历史逻辑: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可以卖国;民主制度下,统治者无法卖国。原因:专制制度下,人民无权、也无能力爱国;民主制度下,人民有权、也有能力爱国。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山东问题”。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决议,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尽管,中华民国代表并未在那份《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但消息传到中国民间,却点燃了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火焰。中国民间认为:中国政府外交失败。于是掀起大规模请愿和抗议。曾与日本签约、接受日本对华贷款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司法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成为众矢之的。五四当天,北京三千多学生请愿,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处)、痛打章宗祥。五四学生的爱国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时间跨越大半个世纪,到了1989年,中国学生发起大规模游行和请愿,呼吁当局改革政治、实现民主、杜绝腐败、还政于民。八九民运,从参加人数、经历时间、到覆盖全国的范围,都远远超出比它早七十年发生的五四运动。然而,八九民运却遭到血腥镇压,死伤枕籍。惨剧之所以发生,就在于,八九民运发生在独裁、腐败和黑暗的一党专政之下。参加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他们的爱国口号是:要民主,反腐败。然而,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国人,也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

从五四到六四,民间在前行,统治者在倒退;世界文明飞速进步,中国统治者冥顽不化。贪心,既得利益,极端的自私自利,无边的内心黑暗和权力欲,是中国统治者的通病,无可救药的绝症。

“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呼唤之一。然而,五四运动的遗产,不幸被随后崛起的共产党人扭曲为共产革命、暴力革命。那些听命于红色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发展民主与科学,最终还埋葬了民主、玷污了科学,建立起空前残暴的一党专政,把推翻了数千年帝制的中国,重新又拉回到专制复辟的黑暗时代。

五四运动已经一百年,中共统治已经七十年,八九民运已经三十年,专制中国,依然故我。究竟是时代的沉沦?还是民族的宿命?抑或,旧势力的巨大惯性?需要我们这些思想者深思、深究、深省。当然,拯救苦难中国,更需要我们起而践行,重新出发,启蒙,探索,奋进。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陈破空
2019年3月,于美国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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