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六四血案的证人证言

北京的秩序已经恢复,但行人稀少且来去匆匆。人们的表情凝重阴沉,公车也没有了以往的拥挤,车内乘客稀疏。头顶钢盔、荷枪实弹的军人随处可见,军车、警车呼啸而过。空气中弥散着恐怖气息。

向阳边开车边说:“最近几天北京到处抓人捕人,看守所、拘留所、派出所根本装不下,好多机关、学校、仓库都借来关押人!有点头脑的北京人都溜走了,避风去了。现在的北京是人人自危呀!你们想想,上百万北京人都卷进去了。现在是只要有人检举立马就抓!公报私仇的合适了。”能人居“老板就让人告了一黑状,挨了一痛揍押了好几天才放出来!依我看,大姐夫根本就不应该回来!人家躲还躲不及呢!”

“是呀,我也劝你大姐夫先别回来。”妻子说:“可他不听,非要回来看看。”

我默不作声,过了片刻才说:“我也有几分好奇,回来看个究竟,然后才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我话锋一转,问道:“向阳,那几个学生情况怎么样?有消息吗?”

“你五月二十七号一走,我当晚就把车开回不让学生用了。我跟何亮要手机,他说在别的学生手里,一时要不回来,又过了几天就与何亮失去了联系。那些学生生死不明,被抓没有我也不清楚。”

我心中盘算:如果那些学生没有被捕,我自已被抓的可能要小得多。最关紧要的是那部借出的手机,如果学生用它与港台或国外联系那麻烦就大了。当然这只是如果。不过,提高警惕还是必要的,绝不能回家过夜,去公司时也要多加小心,如有风吹草动立马就躲起来。

我没有回户口所在地,而是径直回到母亲那里。妻子独自回到家中,以便观察动静。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工运学院教职员工住宅区,先找到吕嘉民的夫人作家张XX,开门见山地说:“XX,嘉民主张成立波兰团结工会式的独立工会,这是共产党的大忌,这次肯定要被抓。让嘉民出境吧,我有门路,也有经费。如果嘉民同意,我负责接送他出走。”

嘉民夫人答道:“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嘉民态度很坚决:绝不出走,绝不流亡,已做好坐牢的准备。”她接着说:“嘉民己备好一个小包,内有牙具肥皂内衣内裤,一旦警察来抓可起身就走。”张某某停顿一下又说:“不过我可以把你的好意转告他。多谢你的关心!”

不出所料,过了几天吕嘉民被公安局传唤,尔后于七月十一日傍晚在家中被捕,走时拎着那个早已备好的小包。

吕嘉民属于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那一拨人。一九八九年五月被工运学院的学生选为学运的总指挥,尔后当上全国总工会声援学运的总指挥,带领本院学生和总工会的人马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声援学生运动,并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令当局胆战心惊的横幅标语:“中国的瓦文萨,你在哪里!”这次被抓,吕嘉民作为要犯被关秦城监狱,一年零七个月后获释。

我用了几天时间,坐着夏利车到公司、熟人、朋友、老同学处专门了解六四屠城的真相。由于条件限制,得到的都是支离破碎犹如万花筒一般的情景。

科仪公司的专案经理钟海坤说:“六月三日晚我始终在木樨地附近围堵进城的戒严部队。十点左右,木樨地人山人海,戒严部队根本进不来,双方对峙将近一小时。这时有上百名头戴钢盔手持木棒的大兵冲过来,被老百姓一阵砖头瓦块砸了回去。接着就是几百名端枪的大兵冲上大桥,这时枪声大作,人群向后退。后面的人大喊是橡皮子弹,市民潮水一般又冲回去,又退下来,又冲上去。路上躺倒了几十个人,我就近一看地上全是血,用手一摸粘糊糊还有热气,有的头在冒血。还有一个坐在地上大腿血流不止,大骂大叫。这时人群开始大喊当兵的杀人了!当兵的用的真子弹!大骂戒严部队是法西斯刽子手!有不怕死的边骂边扔砖头。我当过兵,一看不妙,赶快卧倒匍匐爬到地铁口后面。木樨地两旁的大楼被打得火星四溅,有亮灯的阳台也被枪扫射,阳台玻璃稀里哗啦地向下掉。木樨地地铁口满是弹痕,不信你去看,再晚几天就都修补上看不到了。”

托运公司对面小饭店的老板娘五十多岁,头上缠着厚厚的渗血的绷带,在关张已经几天的餐厅内压低声音骂道:“真他妈的一帮禽兽,真开枪呀!我在木樨地去看热闹,看到开枪杀人,吓得我跑到路旁的矮树丛后面躲起来,没想到一颗子弹擦着我头皮飞过去,血热乎乎的从脸上流到脖子。我还真算命大,差寸八我就没命了!”

哥哥六桥心有余悸地说:“六月三号晚十点半左右,枪声大作,满街的人都往西单木樨地、天安门方向边跑边喊,戒严部队开枪了!杀人了!我打车到了复兴医院,一路上看到好几辆三轮平板车拉着血淋淋的人往医院送。”

我到冶金部废钢处接洽钢材订货事宜,得知废钢处的伊敬六月三日深夜在木樨地家中楼上阳台被子弹打中头部身亡,邻居李立三(即共产党元老李立三)家中的女佣也在阳台上被子弹射杀。小伊大学毕业分到冶金部废钢处没几年,是个年轻有为的青年,人缘很好,与我也很熟识。我感到痛惜,心中默默为他哀悼。

废钢处王振武处长代表全处同仁坚持要为伊敬隆重召开追悼会,但上司害怕惹是生非,主张淡化处理,双方争执不下,一时没有结果。

上述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此外还听到大量道聼涂说的各种恐怖血腥的传闻。

几年后,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位时任六十五军某师副师长的朋友亲口说出了六四的部分真相:

“我当时是副师长,亲身经历并参与了六四事件。直接向我们下达命令的不是什么邓小平,是总参作战部,没有具体人。直到六月二日,除了化装的军人,戒严部队还是进不了城。总参作战部下了死命令:要采取一切手段限时到达天安门广场!军头召集我们开会传达,大家一致认为‘一切手段’太笼统,包括不包括开枪?大家仍然按兵不动。军部回电问作战部:‘一切手段包括不包括开枪?’结果让作战部臭骂一顿,说什么‘你们自己去理解!’军头又召集我们开会,多数人不表态,少数人坚持不明确下命令开枪就不开枪。大家默然。没人愿承担这个历史罪名!部队又努力尝试进城,老百姓人山人海,又有路障,结果还是进不了城。六月三号晚上总参作战部终于下了明确命令:‘务必在六月三日晚十二点到达天安门广场,如有必要可向下肢开枪!’向下肢开枪等同于任意开枪!于是才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令》后,赵紫阳在中南海的警卫就被撤换了,是由六十五军的官兵实施警卫,事实上是把赵紫阳软禁监控了!”

“在人大会堂内埋伏着大量戒严部队,李鹏在里面背着手像热锅上的蚂蚁踱来踱去。王震有一次气急败坏地要夺戒严部队战士的冲锋枪,大骂着想冲出大会堂扫射纪念碑前的学生,幸亏被人拦阻了!”

“在子夜清场时,帐篷我们逐个地检查了,没有学生,确实不存在清场过程中碾死、打死学生的事情。”

“六月四号、五号、六号,看到、听到和传达了战友死伤和暴尸街头的消息后,部队战士被激怒了,在和学生、市民对峙、指责、漫骂时,确实打死了一些市民,还有的市民、学生被抓到中山公园打死后就地挖坑掩埋了,这也是事实。具体死多少,我也不清楚。我们有纪律,不该说的不能说,不该问的不能问!”

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见证说:“六月四号下午我在军博附近,学生、市民与戒严部队对峙着。我质问离我最近的几个大兵: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老百姓养你们是保卫人民的,可你们为什么枪杀市民和学生?!你们的良知和良心何在?!我话刚说完,一个黑不溜秋的大兵上来一把拽住我的衣领把我薅过去,然后连推带搡带踹把我捺在一堆人群里蹲着。这个大兵站在我跟前说你把头抬起来!我一抬头,他就用军靴顺势一脚正踢在我下巴上,就听哢嘣一声,我的门牙当时就掉了半截,过一会儿另两颗门牙也吐出来了,满嘴全是血!吐了一地。这一脚眼镜也踢飞了,根本不允许你找眼镜,连挪窝都不行!这个畜生干的还挺麻利、专业。事后我还挺庆幸,如果我舌头当时在牙上,肯定挤断了,那可麻烦大了。真是一群畜生、法西斯!我被押到一处临时牢房,是一处破仓库,那里关满了人,有几百个吧。关了我一个多月才放我回家。”

改革开放初期的著名策划大师、自由撰稿人、作家铁流先生也是一个六四的目击证人,他讲述了许多故事片段:

“六四事件我至少是个知情者、目睹者。从四月二十日耀邦辞世到学生上街游行,到李鹏宣布《戒严令》,我都在北京,多次去天安门现场观察。六月三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和妻子又去天安门看动静。此时天安门显得格外的冷清紧张,来去行人惶恐不安。学生们紧盯着街上,凡见军车就检查追打,没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敢在街上晃悠。谁都预感当夜定会出事,学生领袖们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妥协一下呢?要是我就先回学校再说,可他们硬要拿血肉之躯去堵坦克。难道这就是英勇?”

“在天安门城楼还发生一个事件,也是为许多人忘记或不注意的事件,就是湖南三位真正勇敢的学生,竟然在几十米的地方向挂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扔去无数墨水瓶,使‘伟人’成了麻子。我是现场目睹者。大概是六月二日或一日下午五六点钟,具体日子记不清楚了。那天我路经金水桥,忽然有人在叫喊:‘毛主席成麻子了!’现场执勤的一帮手臂上佩有纠察队红袖套的学生,立即扑过去将三人紧紧抓住,大概请示了现场高自联头目。这三位英雄,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既不落跑也不辩解,神态镇定,若无其事,让纠察队的‘勇士们’送到了公安派出所。此后三个学生被当局处以重刑,余志坚判无期徒刑、喻东岳判有期徒刑二十年,鲁德成判有期徒刑十六年。我当时就有点想不通,既然学生上街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为何还要捍卫独裁专制暴君毛泽东的狗头像?难道那些学生领袖不知道此事吗?为什么不放他们?要死死守着,还送到公安局去。二十年后的今天,有谁个学生为此事出面致歉,难道做得对吗?不管幼稚也罢,对专制者的认识不足也罢,无论用何种理由解释这个问题,天安门的学生运动现在看来离反独裁专制、争民主自由还有很大距离。”

“六月三日那一夜,我在建国门桥上呆了整整六七个小时,目睹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围堵军车,看见学生举着红旗追赶坦克,还看见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桥上把一个来不及躲避的群众活活辗死。死者在桥头陈尸整整3日,尸体都发臭了才移走。还看见数百群众把一辆载满军人的卡车横推在马路上拦截呼啸而过的装甲车,结果此辆军车被装甲车沖翻,车上数名军人受伤。现场群众又把受伤军人送到医院就诊,情景感人至今难忘。纵如此,车上军人还是不言不语像个木头人,没半点感激悔愧。还有,在现场看热闹的我的岳母,险些被崩溃的人群踩死,留下遍体鳞伤。

“夜里十一点我回到单位,准备入睡,突然枪声大作。我叫起来,解放军开枪了!‘和平年代’长大的妻子说:不可能!人民子弟兵怎么会开枪杀人民?枪声是从西边六部口方向传来的。枪声,密集不停的枪声,使留守在单位的同志人人震惊,几个女孩子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我开门踉踉跄跄跑到二环路上,见不少人从天安门方向没命地往回跑。他们一边跑一边喊,一边叫一边骂:‘共产党开枪了!解放军杀人了!’太残酷、太没有人道了,坦克跟着人碾。人群自动在街上围成堆,诉说眼见目睹解放军杀人的事情。

“枪停人散的六四早晨六点三十分钟,我出于记者责任骑着单车经二环上东长安街,准备去天安门察看现场。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人,没有车,甚而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路灯洒下昏黄的冷光。二环路靠空招那一侧,沿街停放着几十辆军用嘎斯车,车身新用油漆漆过,绿油油的空空的没有一个人。我行经交通部东单路口,见有一辆横着的公车,车体冒着浓烟,在独自燃烧。再前行数十米,快到东河沿街口,听得路旁有人朝我叫喊:‘大哥,不能前去了,他们会开枪的!’

“透过晨雾,我向前望去,看见长长一排头戴钢盔手端冲锋枪的野战军,杀气腾腾地面东站着,谁超越警戒线谁就当场被击毙。我跳下自行车还未反映过来,呯呯呯几声枪声,跑在我前面的两人中弹倒下,吓得我立即俯卧地上,躲过流弹,待安全后才推着车跑上街沿,钻进东沿河小街一堵照壁后。那被击中的两人(死活不知),由一辆平板三轮抢救下来,即刻送到就近医院。

“东沿河街口聚集着不少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十分暴怒,个个义愤填赝,时不时伸头出去冲着戒严部队狂骂:‘打倒法西斯暴徒!打倒杀人的共产党!打倒土匪解放军!’戒严部队距此约三四百米,持枪的狙击手常常是枪响人倒。此时的北京人真不怕死,倒下去的人立即被平板三轮拉走,站着的人又继续喊:‘土匪!强盗!法西斯!’

“我在那里呆了四五个小时,就有六七个人被击中。十二点后我推着车沿着东长安街往回走,发现路边多处地方有血迹。再经过二环时,奇怪,停在路边的那些嘎斯车却在燃烧,既无人灭火也无人围观。此时北京是座死城。我可以证明,这几十辆嘎斯车不是六月三日晚上被烧的,而是六月四日中午十二点后。到底谁放的火?是学生?还是暴徒?还是……此后几天,二环路上常有戒严部队的巡逻坦克开去开来,轰隆隆的声音吓死人,还常常伴有枪声。不少驻外使馆人员撤离了北京,首部成了最不安全地带。”

“六四当夜,我单位有两人未归。一是我侄儿苟渊(现在成都开计程车),被围堵在天安门圈子内,直到六月四日下午二点才回,避谈现场情况。一是司机小洪(回族,北京人),因向军车扔石头被戒严部队抓捕,关押了三十多天获释。我因和张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部主任,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秘书长,六四通缉要犯)的关系,以及当时北京出现的地下小报《铁流滚滚》等原因,被国安、公安重点监控近半年时间。同时,与首都新闻界朋友共同编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的幕后——百名记者的心声》一书,被中宣部列为禁书。此后,一九九零年九月十九日,为刊号一事与囯家新闻出版总署抗争达三年之久的《中囯市场讯息》一刊,被李锡铭取缔查封,我们为之奋斗多年所积累下的数百万资产被当局收去。”

“二十年来为此事我从未写过文章,也不接受任何人采访,一直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我既和政府立场不一致,也和民运学者和学生领袖的观点相左,所以不说话。官方公布死亡数为七百多人,民间传闻二千多人。到底死了多少人?不得而知,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由张良撰写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声称:根据中共高层内部资料,六月四日至三十日,北京拘捕了“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达到一千一百零三人。这些人中,绝大部分被送进拘留所、看守所和临时监狱拘留、羁押”,“北京市各级法院进一步加快审判节奏,六、七、八、九四个月,北京监狱突然间人满为患。”(P1033)

我认为这个所谓中共高层内部资料是在隐恶扬善,在玩弄文字游戏欺骗世人,与当时的恐怖真相大相径庭。请问北京的监狱、看守所知多少,区区一千一百零三人就能“人满为患”?而且还外加“临时监狱”?我六月二十七日被抓进炮局,本应最多关押十二人的牢房竟关押了二十六人!按总体超员一倍计,当时北京不分青红皂白、滥抓乱捕的人员应有几万人!我被关押了七个多月,郭小林被关押一个多月,铁流的司机小洪也被关押月余,我们三人在不在这一千一百零三人之内?和我先后关押在一起的众多难友大多在几个月内释放,他们在不在这一千一百零三人之内?显然官方在玩弄文字游戏,把被错抓错捕的排除在一千一百零三个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之外,隐而不报!

再者,这份所谓中共高层内部资料称,在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报告说,学生、市民总共死亡二百一十八名,受伤者约二千人,而且是“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各高校、北京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此外,内部资料还透露邓小平沾沾自夸的一段讲话:“这次平息暴乱的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P999)

但是,同是这份中共内部资料则供称:“根据北京市、公安部、安全部和戒严部队指挥部提供的材料予以综述。六月四日六时许,在六部口。当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大学生和市民陆续到达六部口地区时,一些戒严部队士兵开枪扫射并驾着坦克车冲向抗议的人群,有十一人死亡,其中有六具尸体七时许才被清理。”(P927)对于这一有目共睹不可争辩的血腥场面,李锡铭、陈希同却隐而不奏,致使年迈老朽的邓小平还为坦克未压人而沾沾自夸满口胡言!由此推断,李、陈连邓小平都敢矇骗,何况人民大众!此外,上述提到的那位六十五军副师长透露的抓到中山公园被打死并就地掩埋的的市民、学生在不在那二百一十八人之内?失去儿子的母亲丁子霖讲述的那些埋在三十八中学墙外的无名尸体在不在那二百一十八人之内?据北京市民传闻,大量六四被杀者被焚尸灭迹。究竟死伤多少学生、民众,看来只有在六四血案被平反之日才有可能大白于天下!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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