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译者秦传安 2018-09-24
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
记贾植芳
© 李怀宇／文
贾植芳（1915～2008）
初到上海，应陈子善之约到季风书辰会面，意外地找到贾植芳的著作《早春三年日记》。这是贾植芳1982年1月至1984年12月的日记，是他平反后回到复旦大学初期的记录：读书、教书、交游，坦荡的生活、质朴的思想。
在1982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贾植芳写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六十七年前的今天，我头一天来到这个世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路程。我今年六十七岁了，已在远离家乡的江南大城市生活了近四十年，吃过新旧社会的各一次政治官司——旧社会一年半，新社会十一年，外加‘劳改’十三年。即是说有二十五年半，我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但我却都是历史的胜利者，整我那些人都早进入历史垃圾箱了，我还是我，个大字写的‘人’！”
意外地发现，多年后才渐渐热起来的黄仁宇、夏志清、周策纵、白先勇、李欧梵的著作，贾植芳在那时候就读了，而且多数是读外文原版，还让学生试着译。而贾植芳读书之杂，交游之广，见地之深，远远超出原来的想象，使早先看他的作品和别人写他的文章所产生的形象更为立体了。
幸亏读了这本日记，见贾植芳时才有了更多新鲜的话题。早春的一个下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的带领下，我们来到贾植芳的家中。贾植芳先生坐在书堆里，如同往常一样，他把采访当作朋友聊天。在这位长者面前，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如叙家常一般，而他闲散的笑谈中，常常有出人意表的妙句。可惜这位长者的山西口音，借助他的侄女桂芙和吴中杰先生的翻译，我只能听懂大半。
在谈话间，韩国和日本的几位女留学生穿着本国服饰前来给贾先生拜年，从春节起，几乎天天有熟识和不认识的学生前来拜年。女留学生也饶有兴趣地听着谈话，当听到白先勇和李欧梵曾在她们坐着的地方和贾先生谈天时，不禁发出惊叹。等到谈话结束，她们才彬彬有礼地用自己民族的方式向贾先生行礼，贾先生也回以深深一躬。
晚上，吴中杰先生做东，请贾先生一家和我们在复旦校园共进晚餐。点菜时，吴先生专门点了一只甲鱼，说那是贾先生最爱吃的。倒上花雕酒，贾先生举杯：“以前我喝的是白酒，现在身体不如从前，只能喝一点儿黄酒。”又笑着告诉我：“我有一句格言：饭店多去，医院少去，火葬场慢去。”
饭桌上闲谈，贾先生说：“我一生都没有上过班，宁愿饿着也不干，自由主义惯了。在大学自由，可以不上班。”又说他在上海办过出版社，办过杂志，编过副刊，写书赚了点钱，就把大家请来吃好的。
桂芙对我们说，贾先生不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想读书看报，常常忘了吃早餐。贾先生说，他最大的乐趣是逛书店。饭后，他带我们到复旦校园里的一家小书店逛逛，那里的书可以打很低的折扣。我找到了好几本一直没找到的旧书，更意外地找到一本贾先生的《老人老事》。
1935年，十九岁的青年学生贾植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不久后的一天凌晨，贾植芳被捕，罪名是“参与动乱”、“反对政府”、“共党嫌疑”，关在北平公安局的看守所两个多月。贾植芳在洋行当买办的伯父花了一千元银洋和五十两鸦片烟，将他保了出来。不久，伯父花钱为贾植芳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文凭，送他赴日留学。出国前，伯父约法三章：一、要学习实业；二、不能搞政治：三、不能娶日本女人。1936年4月1日，贾植芳进入东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五个月后考入日本大学经济系，后转入社会学系。在日本，贾植芳阅读了大量外国作品，与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结交，饮酒，谈天，听音乐，看电影。
李怀宇：你在日本留学时日文学得好不好？
贾植芳：还可以。普通的日语能讲，日本书能看懂。
李怀宇：那时认识郁达夫和郭沫若，大家很熟吗？
贾植芳：郁达夫不太熟。郭沫若在日本没有学校，是在那儿住着，在东京帝国大学对面，我也陪郭沫若喝酒。郭沫若穿的西服的袖子都短到这里（用双手比划），是老的衣服，很潦倒的。他老婆安娜给他五毛钱车钱。安娜是医院的护士，大概活到一百岁才死的。后来到中国来了。
李怀宇：回国后你和郭沫若交往多不多？
贾植芳：后来郭沫若当了政务院的副总理。我们在日本的时候认识李春潮，50年代又在北京碰到他，我们住在高教招待所，李春潮约我一起到郭沫若家里喝茶。我雇了个三轮车去，拉车的告诉我，那个地方以前是清朝的王府。一敲门，出来个解放军，他说：“你等一下，我汇报一下。”郭沫若见了我，很亲热：“老贾，我们多少年没见了，你还记得吧，那年我们在东京帝国大学对面喝酒。”我们有一个同学雷石榆，是广东人，他在日本多少年一分钱没花过，日本小姑娘喜欢文艺的，跟雷石榆住一块儿，养活他。我羡慕他！后来雷石榆跟这个女的不在一块儿，又跟另外一个女的在一块儿了，一分钱没花过，那个女的管他吃饭、睡觉，给他买东西。那个女的要跟他结婚，他说他要离开东京，回国后就跟你鲒婚。后来那个女的发现，雷石榆没有离开东京，而是跟另外一个女的同居了。那个女的跳楼自杀，被日本警察发现了，到雷石榆家一看，他家里有多少小姑娘照片。日本报上登了《黄色支那人》，把他驱逐出境。解放后雷石榆在天津师范大学教书，本来我是想叫雷石榆一起到郭沫若家里喝茶的，但是李春潮不让叫，说郭沫若现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们负不起责任。
李怀宇：怕雷石榆影响郭沫若的声誉。
贾植芳：不不不，怕雷石榆影响郭沫若的生命。郭沫若多客气啊！他家里很大，我在他家里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塑像。走的时候，郭沫若送到门口，说：“我到上海，一定到复旦大学来看你。”
李怀宇：后来真的来看了吗？
贾植芳：到了1955年，郭沫若写了文章，要坚决镇压胡风分子。毛泽东讲，他们的罪行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郭沫若说：坚决镇压！……解放以后李春潮来上海，告诉我：“郭沫若老婆安娜来了。”李春潮对我老婆任敏说，安娜在中国人生地不熟，怕她寂寞，让任敏没事去看看她。任敏到上海大厦去看过她一回。
李怀宇：你在1983年4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萧斌如来，她说，又要开郭沫若讨论会，说外面把郭贬得太低了，要提高一下。其实，这种贬低正是“群众眼睛雪亮”的缘故。
贾植芳：这些事情将来大家都会知道的。
贾植芳生于山西襄汾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闲居乡间的地主，伯父是洋买办，曾任亚细亚火油公司总经理。贾植芳排行第二，长兄贾芝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贾芝的妻子李星华是李大钊的长女。贾植芳的妻子任敏是山西汾阳的大家闺秀，两人相爱后风雨同舟，1955年5月15日贾植芳被捕时，夫妻匆匆一别，不想竟是十二年生死两茫茫。2002年11月20日，任敏病故，贾植芳含泪写下挽联：“缘识故都奔走黄河寻觅铁窗相濡困病榻不忍思风雨白头六十年再相逢非此岸，读梓东海育苗西漠农桑北地煮字刊南港莫提起艰难携手春寒路家中妇天地间。”
李怀宇：你出身不错，却热衷于社会进步活动。
贾植芳：我一生都不本分。我家里也不是穷人，我伯父是英国买办，父亲是地主。成分不好。
李怀宇：你哥哥贾芝也是有名的学者。
贾植芳：我哥哥胆小，规规矩矩，听党的话，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都没事。他编过两本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的传说》，官也不大，是局级干部。那年我到北京开会，买不到软卧，碰到一个马司长，终于买上了。马司长骑着自行车，我说：“老马，你的官也不小，骑着自行车，实在太不像话，买个汽车。”他说：“北京部级干部就三千多，像我这么大的官比苍蝇还多，出了北京城就高了，就是中央首长。清朝的县官七品官，见了皇上就跪在最后，出了北京就长高。
李怀宇：你的嫂子李星华是李大钊的女儿，她到延安是你送去的。1940年，她能从沦陷的北平出来，是周作人帮的忙？
贾植芳：周作人在北平是汉奸。北平的汉奸政府有一个规定，出北平要有人保，周作人保了李星华。李星华要去延安，周作人说：“可以，我保你。”李星华说：“周先生，我到延安去，你有什么口信要带到延安？”周作人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人叫毛泽东，见了面替我问好。”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曾经到北京八道湾拜访过周作人。后来，李星华没有传口信给毛泽东讲周作人向他问好，那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声讨周作人当汉奸卖国贼。
李怀宇：1943年，你跟你太太认识没有多久就同居了。
贾植芳：我在西安，她在西安上大学，她的同学是我村里的人，她看过《七月》、《希望》，知道我。跟我受了一生的罪。当时同居，同居之后没法生活，国民党的工兵团要招考一个日文翻译，我就坐泥船到黄河边上。在华山旁边，国民党的团长许开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毕业的，让我翻译了日本的工程兵教材，出版时是用团长的名字。后来这个部队认为我来历可疑，决定了处置的办法：就地活埋。团部一个文书听到这个消息，跑来告诉我，我们夫妻就设法逃出这个部队了。
李怀宇：当年你太太看到胡风脾气不太好，胡风就跟她说：“你认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吗？”
贾植芳：她跟我，苦一点，自由知识分子没有职业，但是自由。抗战胜利，我们到上海，两个人身上才有八分钱，去胡风家里，雇了个三轮车去，说好车钱是三毛钱。到胡风家，胡风夫妇迎出来，梅志让我们洗脸，我说：“还差两毛两分车钱没付清。”梅志给了车夫。我们就住在他们家里，胡风在那个时候跟任敏说了这句话。
李怀宇：1980年代你和太太到中山大学住招待所，他们说要出示结婚证，结果你们才发现，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还没有结婚证。
贾植芳：那时候没有结婚证，宾馆的服务员说：“没有结婚证不能住宾馆。公安局的人来查，我们没有办法。”后来，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说：“你们对老先生这么不礼貌。”
贾植芳一生进过四次监狱。第一次是1935年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入狱；第二次是1945年在徐州入日伪监狱；第三次是1947年和任敏一同被关押在上海中统局本部；第四次是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任敏也第二次为丈夫连坐，入狱十六个月。后来，贾植芳将自己的经历集成《狱里狱外》等书，回首往事，贾植芳自述：“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他们在生活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
李怀宇：中国20世纪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像你一样待过四次监狱？
贾植芳：比较少。有个老外讲，一个人经历过两种生活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种是打仗，一种是坐过监狱。我因为住过好几次监狱，对监狱都无所谓了。有吃的，有喝的，又不花饭钱，不花房钱，还有保镖，有警务人员。监狱就像外婆家里一样。前年，电视台拍电视，请我到提篮桥监狱去了一趟，远东最大的监狱，英国人修的。以前我在那里住着，这回我是贵宾。
李怀宇：第一次进监狱时你还是学生，怕不怕？
贾植芳：不怕。那时候就十九岁，大年夜关进去，好饭是吃不到的。一个老犯人跟我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第二次开饭了，我就把窝头、咸菜摔在地上，说：“我是政治犯，不吃这种饭。”后来他们真的给我重新送饭来了，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个鸡蛋汤。
李怀宇：第二次进日本人的监狱，怕不怕？
贾植芳：不怕。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
李怀宇：第三次进监狱后，中统特务提了一个办法，让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以出来，你拒绝了。
贾植芳：“一二·九”抓进去，是共产党嫌疑分子；194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进去，说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1990年代台湾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台湾《中央日报》讲：此人十分反动，1930年代我们处分过他，1940年代也处分过他，日本人也处分过他，他替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来了，也关了他多少年，像刘邦的大将韩信一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李怀宇：四个监狱有什么不同？
贾植芳：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可以给看守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的就给他两毛钱。人民政府不能买也不能送……
李怀宇：后来在监狱里能看书写东西吗？
贾植芳：没有看书。“反右”的时候，他们拿了一张名单，都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杨兆龙、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张孟闻，问我：认识吗？我说：“这些人都是同事。”他们问：“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我说：“这些人解放前都是教授，英美留学生。”用他们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问我：“你呢？”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6年，关了我十一年，要到法院去，在一个小房间，四两米饭、一个咸菜、一个豆腐干、一个鸡蛋汤。吃完了，问我：吃饱了吗？我说，没吃饱。他给我又拿一份，我心里想：要吃饱，不要当饿死鬼……后来吃完了八两饭。他们对我说，你歇一下。后来到法院，审判长说：“开庭了，把老反革命分子贾植芳押上来。”在法院里判刑，戴着手铐，送到复旦大学保卫科，当劳改犯，1978年后就缓和，1979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当资料员，1980年才正式平反，由鬼变成人了。
李怀宇：你觉得胡风是什么样的人？
贾植芳：正直。他写“三十万言”，就是没写自己。后来胡风没想到人家会认为他反动，他自以为革命，革命成功了变成反革命……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掌权了，不受奖，还受惩。
李怀宇：胡风写的文章怎么样？
贾植芳：他写的有现实意义。“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很有意思。胡风后来精神分裂了……
李怀宇：你觉得周扬是什么样的人？
贾植芳：周扬也可怜。他是代理人，毛泽东指示，周扬是执行人。后来周扬、田汉、夏衍通通关进监狱，关了十年，我当时幸灾乐祸。很有意思，1955年把我们抓进去，1966年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出来了，左联的“四条汉子”进去了，1976年把“四人帮”抓进去（笑）。风水轮流转。周扬我不熟。“文革”结束后，他到处给人道歉……
李怀宇：你如何理解周扬在80年代的忏悔？
贾植芳：忏悔是应该的，应该认罪，应该道歉。周扬平反以后也去看胡风。他到哪里都给人家道歉，也可怜，这就是“精神奴役创伤”。
李怀宇：你在1983年2月8日的日记里讲，你到北京，“由李辉陪同去看了舒芜，他变得我已完全不认识了，见了面得问贵姓”。那次见面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贾植芳：舒芜把我们卖掉，我们去看他怎么样，他老婆在“文革”中被学生活活打死。他说：“老贾，多年不见，请你吃个便饭。”后来老朋友牛汉打电话说：“那小子把咱们卖了，他花钱，咱们吃。”吃完饭，我们到琉璃厂逛书店，大家一句话不讲，舒芜看太沉闷了，就跟我讲：“老贾，我本名叫方管，管是管理的管，竹字头，而你过去写成草字头。”我说：“我写得对，你小子草菅人命。”后来在书店买到一本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写上：“某年某月某日，与植芳兄、牛汉兄、绿原兄在前门饭店午饭，饭后步行至此，购得此书为念。”
贾植芳1950年在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1951年受聘为专职教授，一年后兼任中文系系主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贾植芳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任现代文学教研主任。贾植芳没有教授的架子，夫妇都好客。据他的许多学生回忆，1955年前，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到贾家登门请教过，借过书，吃过饭。当年深受教益的施昌东、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后来都成了名学者。1978年9月，贾植芳结束监督劳动的生活，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1980年重归教授岗位。贾家又是高朋满座，李辉、陈思和等人是他的高足。在80年代初，贾植芳就非常注意海外学者，白先勇、李欧梵等人曾多次到贾家拜访。
李怀宇：1955年前，很多学生到你家里来，80年代以后又有很多学生到家里来，聊天探讨学问，这种风气真让人神往。
贾植芳：我不是把教授当成一个职业，而是交朋友。这些人现在是小人物，将来是大人物。也有受我影响倒霉的，54、55届很多人后来都受到我的牵连，以前常来这里的人都戴上帽子，是“影响分子”，还抓进去，像章培恒、施昌东。解放前，我交的朋友比较杂。但是干部解放前来往，解放后不来往，因为干部跟你谈话要汇报。80年代以后过个太平日子，过个小康生活（笑）。
李怀宇：这些学生在这里聊天会不会比上课还好？
贾植芳：大家聊天，很多学问就可以聊出来，上课有个限制。知识不一定是书上的，书上写的基本上是，但不完全是他自己的。
李怀宇：1980年代初期，你已经在读黄仁宇、周策纵、夏志清、白先勇、李欧梵这些人的著作了？
贾植芳：他们的东西我都读过。夏志清我认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把我的名字写错了，把“贾植芳”写成“贾冀汸”，台湾翻译成那样，现在好像没有了。他来复旦大学访问，开始一个个介绍，夏志清没有反应过来，他后来问有名片吗，我们没有名片，手写了名字，他一看“贾植芳”，马上就说：“你是胡风分子吧？了不起的人物。”吴中杰还当面跟他说：“夏先生，你的书里把贾先生的名字写错了。”他反应过来之后，就很热情了。
李怀宇：白先勇小时候在上海住过，他来拜访你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贾植芳：白先勇来家里，就坐在这个地方，和我聊天，他不抽香烟，吃瓜子，我抽香烟。他说：“贾先生，我讲的话有点不礼貌。”我说：“没什么关系，我们朋友见面，随便聊天。”他说：“茅盾写的《子夜》里资产阶级不像资产阶级。他写外滩的一个大饭店，大买办、交际花都坐在那里面，写得不像，我小时候在那里住过。他写的资产阶级不像资产阶级，我自己就是资产阶级。”我们就随便聊天。
李怀宇：李欧梵对上海比较了解，写过《上海摩登》，好像还来复旦大学进修过？
贾植芳：李欧梵在这里进修过，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每回来上海都给我带两条万宝路。他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他们一起读书，他们当学生时还办过一份《现代文学》杂志。
李怀宇：这些人当时在内地还很少有人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他们的？
贾植芳：他们来学校访问，学校让我去接待，到学校一个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见客。上头有规定，凡是外宾送来的东西一概上交，外国朋友送来的酒、香烟，外事处的人告诉我要上交。我说：“老外送个电视机我交给你，我又抽烟又喝酒，老外送的烟我要抽，酒我要喝。”我马上打开一包烟抽，对他们说：“抽了犯错误你找我。”后来就不再在外事处的地方接待外宾了，凡是外国朋友都让他们来家里见。李欧梵是高级访问学者，要交学费，一个学期三千美金，后来到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老外来访问，我要赔钱，因为他要回国，我要请他吃饭，我请老外吃饭，又不像中国人随便吃点。
李怀宇：当时看海外学者的著作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贾植芳：英文也看，中文也看。英文版的《东方专制主义》是李欧梵寄过来送给我的，这个书我让外语学院一个人翻译，我写个序，结果没能出版。
李怀宇：你还让学生翻译海外学者的著作？
贾植芳：我带的研究生每个人都要翻译一本书。这些外文著作对中国学术有帮助。教材是新的，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