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将星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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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戎在望 拾我折戟 2019-05-06

(刘铭传)

在河南南部的平原上,刘铭传率军昼夜兼程追击捻子的张宗禹部。这个"张逆"的队伍虽不比任化邦、赖文光、牛洛红那样人多势众,却是捻子里最"悍顽"的一股。他们行动如风,作战锐勇,令官军闻风丧胆。按剿捻大臣曾国藩一贯不过多插手军务,放心交给手下将领们去谋划。刘铭传制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作战计划:利用汛期黄河和运河的高水位,再挖掘几条长壕,将黄河水引入壕内,沿壕筑起长墙,配以堡垒工事,将捻子包围其中,再在包围圈内实施剿杀。刘铭传部自然必须肩负起整个作战计划中最艰难的一项任务:盯住张宗禹,不让他跳出包围圈。

黄水泛滥后的泽国在烈日曝晒下渐渐褪作半稀半干的泥淖,有些地方去年还无法行军,今年却可以通行。捻子总能先官军一步获得水文、地况变迁的情报,在官军始料不及之际穿越泥淖突然出现,发动奇袭。大地上民不聊生,几年间水灾、旱灾和最可怕的兵灾一齐降临,难民们在泥淖之间逃荒,他们时常追随捻子的军队行动,可以免遭盗匪们拦路抢劫,如果和捻子攀上亲戚的话,或者还能得到一些种粮和本钱的资助。遭遇官军时他们便拿起武器帮助捻子作战,以图分得一些战利品,或者干脆就此入伙。

(1938年,日军拍摄的黄河泛区)

张宗禹象曾国藩一样拥有强韧的性格,多次尝试跳出包围圈未果,于他的决心毫无影响。他总是能通过不断地移动找到官军的薄弱之处,给予他们痛击。由于资料缺失,我们不完全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补给机制在支撑着捻子作永不停歇地高速移动,数千里行军毫无倦怠。但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捻子的士兵比官军更加勤苦精锐;捻子得了沿途居民们强有力的支持。

难民们不害怕捻子反而害怕官军,曾国藩必须拿出办法来扭转这种局面,否则取胜纯属奢谈。他命令不准追究那些追随捻子的难民们,俘虏只要自称是被胁迫的难民,一律平安释放,称之为"解救"。李鸿章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表现非常得力,给他运来大量粮秣,曾国藩决定拿出一部份出来赈济难民。他采纳了河南一位县令的建议:以工代赈。召集人们前来修工事、筑城墙,然后付给粮食作为工价。既把民心从捻子一边往官府这边拉,又配合了军事行动,还避免了"游混"们冒领,曾国藩痛恨游手好闲的城市流氓。

但要将"民"与"匪"分开,这些还远远不够。在中国的旧政治传统里,最有效的方法是保甲连坐制:鼓励人民相互告发,一人涉匪,大家跟着受牵连,想撇清干系就得积极告发他人――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告密者也很可能或为被揭发的对象,到头来同样遭殃――当要使人民恐惧和怨恨某类人的时侯,这是十分有效的手段。绝大部份官员认为它是非常时期的必要手段。曾国藩着手"察圩",将圩寨内的编成保甲,相护担保"良民",揭发"从匪莠民",包庇者同罪,虽然统共只收到五份举报,但在制造人民和捻子离心这一目标上,他并非没有收获,对捻子的恐惧心态随着保甲制漫延开来。

儒家是一种复杂可悲的内在虚伪,嘴上高唱仁义礼仪,统治权才是他们的最高正义。为了政治利益,他们一面使用大奸大邪的手段,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相互伤害,一面又自以为自己可以创造一个礼仪廉耻的美德世道。当然,以道德的化身自居来摧残道德,世上并非只有儒家一脉。

(历史上名声时香时臭的王安石)

在中国刚刚进入帝国时代之初,秦始皇启动连坐制,于是人们毫不怜惜地摧毁了他的帝国;一千年多后,王安石试图推行保甲法,遭到农民猛烈地扺抗,虽然赵宋王朝没有因此灭亡,但王安石的整套新法都被推翻;又过好几百年到了清代,人们只剩下用沉默来做无声的抵抗;但清代的人们还残存着最基本的人际温情,当后世的新型连坐制降临时,连沉默这种最低限度的消极抵抗都消失了,父子、夫妻相互告发,人伦彻底崩坏。中国走向文明了吗?如果文明是用道德底线的位置、人与之间的互益程度、思想和文艺的元创能力来衡量的话,则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刘铭传用兵并不以勇武著称,他作风谨慎,是位稳健派。连日行军追逐张宗禹,这次是他军旅生涯遇上过最强劲的对手。两军齐头并进地行军,相距只有五、六里远,甚至相互之间都能看到对方。捻子的小股游击队反复骚扰他们,而刘铭传不为所动,决不贸然追击,以免中了捻子的埋伏。泥泞的旷野让他的军队日渐疲惫,而捻子的步调稳健如常。刘铭传明白,只要张宗禹愿意,随时可以加快行军速度将自已甩掉。张宗禹没有这么做,是要拖垮自己,在人困马乏之际再来上狠狠一击。

摆在刘铭传面前只有两个选择:在没有被拖垮之前主动地放弃追击,率军离开战地休整;或者在日前尚有余力之时向对手先行发难。虽然刘铭传更倾向于前者,但他部下的军官们却要求与捻子一战。

(淮军半土不洋的怪异军装,当兵的比当官的威风多了)

一场战斗在所难免,双方排开阵式,在这种情形下谁也无法使用奇谋诡计。捻子的步兵端着竹杆制作的长矛,扑向淮军阵地;张宗禹自己亲率骑兵包抄淮军的后方。他们非常英勇,但血肉之躯终抵挡不住洋枪炸炮的轰击,捻子退却了,淮军缴获了上千根长矛和上百匹战马,但赢得不轻松,他们的骑兵遭到捻子马队的重创。

双方都对对方心存忌惮,再也没有交过手。几天后,疲惫的淮军无法跟上捻子的脚步,眼睁睁看着对手消失进南方的地平线。

行辕内的曾国藩焦急地等待着刘铭传的消息,不住地胡思乱想,象一位更年期的娘亲挂记远行的独子。终于等到消息,得知刘铭传还活着的时候,他如释重负,也许不被张宗禹击败,比击败张宗禹更难,他象心疼娇子一样命令刘铭传部撤往徐州休整。

(环画上的张宗禹形象)

没有了刘铭传的纠缠,张宗禹飘忽不定的行踪令官军大为头痛,已经有170多名把总(正七品武职,满编制时统率440人,但大多数时候只有100多人)以上的军官在战争中毙命,兵勇则不在统计行列,他们的命不值钱。1866年秋天,张、牛、任、赖四股捻子汇成一股,调头向北朝河南方向袭来。他们不断派出小股骑兵沿着官军构筑的沙河防线侦察。河南人造山寨货看来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沙河上的防堤在施工时就曾多次倒塌,又胡乱堆拢。9月24日这天是中秋节,沙河防线上值守的军官们大多溜号回家过节去了。二更时分,当空明月普照之下,捻子的军队静悄悄逼近了河防,这种天候之下不需要太多火把照明,使行军更加隐蔽。当值守的官兵发现捻子出现在河对岸时,由于军官大多不在现场,数千兵勇群蚁无首一哄而散。捻子几乎未遇抵抗便三下五除二将长堤冲垮,就此跳出包围圈,当即兵分几路各自扬长而去。

"辛苦经营,全功尽弃。"曾国藩失败了,他早已知道这样的结局。除非李鸿章率领淮军主力倾巢而出,用洋枪炸炮的强大火力压倒对手,否则没有人能对付得了张宗禹。但曾国藩已经用尽手段,从中国旧的政治传统中发掘出各种令人胆寒心悸力量,成功地恢复了官府对皖北的控制。他已搭好戏台,该轮到由李鸿章来收割名利了。

而张宗禹,这位中国近代以降的头号名将,虽然生未逢时,却能以冷兵器同近代热兵器周旋多年的奇才,从此再也未能重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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