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风烛的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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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戎在望 拾我折戟 2019-05-04

1865年,当僧格林泌死在山东曹州,另一名剿捻大臣曾国藩连忙启程前往山东"巡视"。湘军解散、兵权既失,亲属们的破事也被一股脑抖将出来:他的大烟鬼女婿仗势欺人强占民房宿娼,又截流军饷。十万火急的军情中他作息如常,亲属的丑事却教他辗转难寐。故旧郭松焘在广东巡抚的位置上栽了跟头,按照权斗的惯常套路:揭亲属的烂事,拿亲信开刀,是要动本尊的前奏。

他每天仍雷打不动地午饭后下围棋、下午书法、睡前读书。君子必修之课岂可疏怠?"军国大事"倒象是迫不得已的俗务。当然,只有经、史、子、集才配得上叫"读书",圣人说"温故而知新",从年轻时便一遍一遍地读它们,不知不觉已而垂暮。偶尔也翻翻《水浒传》一类的小说,那不叫"读书",只能叫"遮眼"。儿子曾纪泽曾给他带来一本墨海书馆出版的《几何原本》,他扫几眼认为"算理似通,文法亦称顺"。如果有人对他说:《水浒传》和《几何原本》才是伟大的著作,而他所孜孜不倦的那些《职官考》、《士遇礼》之类,是懒婆娘的裹脚布。他该如何作想?

弟弟曾国荃寄来书信说找了洋人医生后,足疾已经痊愈。为弟弟高兴的同时,"其快又不免置疑"。在中国与洋人的关系中,只可能是中国的礼教收服洋人,决不可能是由洋人来改变中国!

(曾纪泽立志学习英文,成了一名外交官,自他开始,曾氏一族从传统转向了基督教。)

山东只剩下些羸弱的兵将和缺乏训练的民团。捻子任化邦和赖文光的主力仍在这一带游弋,到处人心惶惶。曾国藩提心吊胆,满怀生离死别的惆怅与那些准备"出城拒敌"的军官们辞别,忽尔又怀疑自己即将中风而死。"生年已暮,学无所成…⋯内伤身世,外忧国事。"好在捻子并不想对这个省份发起猛烈进攻,他们只想掀起入捻的风潮,将火种撒在农村,以便下次再来。不久,捻子向河南方向窜去,他悬着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山东只剩下侠肝义胆的宋景诗黑旗军,和为非作歹的白莲教。这两股冒牌捻子战斗力都非常有限,官军只要龟缩不出,暂可无虞。

在奏折中,他坦言目前局势暂无良策,只能先谋求守住城市,再作它谋。捻子和太平天国不同,他们对夺取城市尤其大城市不感兴趣,攻打州县的目的仅在洗劫官仓而非占领。于是曾国藩决定到捻子的老巢亳州去,在那里组织防御。那些天中堂被迫半夜起来点上灯掐虱子:共猎获一虱四蚤。这并不解决问题,次日照旧被咬得混身红疙瘩和水疱,只好找人来清理床铺,果然捉出四、五条硕大臭虫。这些事,既不能"使人",更不能"命人",而是要"请人"。这是儒生骨子里的修养,东方式的内敛、平和、谦恭、忠厚、执拗不屈、体察入微和善解人意。它和西方的骑士精神和绅士风度类似,是人类共同崇尚的美德在不同文化氛围下的呈现形态。不同的是:在西方,这些高尚气质在不断地从贵族阶层逐渐向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扩散;而在中国,它们却在不断地萎缩,就连读书人的圈子也充斥着败类。在基督教,美德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恩典,敬惜人类美德就是敬惜神的救恩;在儒家,美德系个人修为而来,珍重美德乃系珍重某种人生财富。

(日军攻占北平后,芮玛丽博士夫妇被投入战俘营做苦役)

伟大的汉学家芮玛丽认为:儒生在中国同时扮演着欧洲贵族和牧师的双重角色。只有那些无论世道、家道如何浮沉,都不忘耕读为本的世代书香门庭,才能浸染出真正的儒生。"如果中国人在接受现代价值体系的同时,能保持住自己的儒雅气度,那么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迷人的民族。"芮玛丽的期待并未完全落空,今天的台湾已获公评为"全球最友善的国家"。

作为政治人物的曾国藩已经来到了暮年,功名权势,即将归于尘土;而作为伦理学家和散文家的曾国藩,则将在后世长久地葆有一席之地。历史上象他这样在军政、个人修养和文学成就上都达到相当高度的人并不常见,他将是最后一人。他的光环无法与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前辈相比,因为他为一个异族王朝效命,因为他的身世不够悲怆,更因为他的时代已非常衰败。

他们决定上船走水路,终于可以逃离搜杀不尽的臭虫了。八年前,涛涛黄水将豫皖变成一片泽国,饥饿的人们按照古老的"吃大户"传统聚集起来。有些地方武装起来抵抗流民,流民们亦组织起来"借粮",很快化作入捻的洪流席卷北方,并将暴怒的矛头指向官府。

"以刀锯而代捕责,用贿赂而断生死,酷以济贪,视民如仇……"捻子的告示触动了曾国藩的痛处:叛乱乃来自政府的腐败与不公。只有重建清廉公正的政府才能从根本上平息叛乱。但他从未想过,腐败与不公乃源自制度性的恶,在他心中,问题出自用人失当。靠任用贤良才德,中国不仅可以平息内乱,更能驯服洋人。

在船上他又很快患上了腹泄,到了这年纪,这很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可他拒绝吃药,因为认为凡是药都会伤人。一边发烧一边拉得昏天黑地,而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因为没有半夜"索暖索茶"搅扰他人。

他并不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没有象杜甫一样命丧舟楫纯属侥幸。较之山东,安徽、河南的兵将更加羸弱,吏治更加腐化。皖军和豫军完全靠编造子虚乌有的捷报过活。没有足够可用的兵力根本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他深知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好在已经成功地把左宗棠和李鸿章提拔到了最关键的浙闵总督和两江总督的职位上,那几个省份不仅是全中国的财税命脉所在,更是和洋人通商打交道的前沿。未来的中国必须学会与这股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力量打交道,找出应对之道。左、李将继承自己的事业,那二人有更多的新想法,新的时代需要有新想法的人去主导。相比左宗棠的孤高桀骜,李鸿章虽然才气稍逊却是他真正中意的继承人,他要为李鸿章的崛起开路,虽风烛残年再送李鸿章一程。

(晋商与徽商的交集之地,亳州旧影——山陕会馆)

把捻子赶出皖北这片他们赖以获得源源不断补充的大后方,并恢复官府对这一带的控制,捻子就将越打越少。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军事胜利既艰难又缺少实质意义。

"勿以用兵而辍诗书,勿谓拨乱而废农业……"捻子的告示一针针刺得他背脊发凉。人们希望安居乐业,希望知书达礼的人能上升成为地方领袖。显然,官府非但无法满足这些希求,反而是制造征索无度的酷吏和横行乡里的恶霸之祸首。重建地方政府的努力很快开始了,他罢免了那些胡乱收税的地方官,"病退"了一些虚报军功的军官。问题真正的核心是赢回乡绅阶层对官府的支持。曾国藩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乡绅政府和"乱民"之间的秤砣,他们倒向哪一边,就将压倒另一方。从刚上任时他就在积极地准备:重建学校和书院系统,便更多人获得通过读书上升的机会;褒奖贫寒的书生,给予他们诸如索赔和纳税等方面的特权……这些既受到读书人的欢迎,也是农民所默认的。在曾国藩及二千年以降的儒生们看来,儒家秩序是一套自成因果神圣体系,儒家本身便是恢复并巩固这一秩序的根本法则。从短期看来这也许可能站得住脚,每次变乱都靠恢复儒家秩序来结束天怒人怨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归于安定。但从长期来看,儒生们深切地感受这秩序在持续且无可挽回地衰落。他们一代代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以古代为正义。他们灵魂深处在叹息这一秩序在不断地吞没和腐蚀着自己心中理想的礼仪廉耻之邦,然而他们几乎无人敢于面对一个千年事实:这一秩序本身即是恶。

要推行重建地方秩序的计划,曾国藩至少还需要一支能和捻子匹敌的生力军支持。他希望老部下鲍超组建一支骑兵赶来增援,但鲍超却遭到百般刁难,已经好几个月过去,却连马都买不齐全。好在准军大将刘铭传正率领一支装备着洋枪炸炮的全新军队,一路从湖北打过来与他会师。刘铭传的来信一面溢满了为曾中堂效命的由衷喜悦,一面怨气冲天地投诉:自己打的胜仗,战功却都被那些平日里胆小怕事的无能之辈们抢去。

刘铭传的脚步近了,曾国藩的身影却即将随之远去,去追求一场在奏折里完全凑不出任何军功的失败,为李鸿章的未来做一领最华丽的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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