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泉低吟3 2018-09-30
《百nian潮》文载：1958年，甘肃镇原县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由于年年都征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政府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
1958年5月14日，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等率领20多名干部到镇原县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级干部会上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凉地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镇原县，从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
工作组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让县公、检、法合署办公。在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潘焕杰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
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五弟许国治、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同姓同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
郑兢业，男，笔名：荆野。暂且存活于郑州。出版过小说、散文集。
作者语：
我生命的意义和为文理念，可简化为四个字：有话要说。说出该说的真相，必说的真话，想说的真情，是我过往的不息追求，也是我余生的终极目的。
作者微信号：zhengjingye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