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泉低吟3 2018-09-30

《百nian潮》文载:1958年,甘肃镇原县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由于年年都征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政府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

1958年5月14日,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等率领20多名干部到镇原县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级干部会上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凉地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镇原县,从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

工作组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让县公、检、法合署办公。在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潘焕杰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

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五弟许国治、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同姓同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

郑兢业,男,笔名:荆野。暂且存活于郑州。出版过小说、散文集。

作者语:

我生命的意义和为文理念,可简化为四个字:有话要说。说出该说的真相,必说的真话,想说的真情,是我过往的不息追求,也是我余生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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