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出国第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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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的手续一切齐备,我怀着踌躇满志得意的心情,踏进虹桥机场,总以为可以顺利通过这最后—关了吧,谁知通过海关,还是受到了最仔细的检查,所有大小行李包都得打开,并非因里面发出可疑的金属音响,我的未完成的“自传”手稿和赴美作学术报告的备用资料,竟被一位海关人员扣下,他扣留的理由倒不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说:“未发表的东西不宜带出去。”

两“尾巴”紧跟港记者

我生气地说:“请让我看看中国海关是否有这样的规定,我是作家,没收我的手稿叫我今后怎么写下去?我怎么能出国呀?这两种资料和手稿不能扣留。”双方相持了几句,我提出:我要见一见你们的负责人。一位负责人终于露面了,他说拿去看一看再作决定,我跟羊子带着焦急的心情呆坐在出口处有半个小时,在班机起飞前一刻钟,这位负责人总算高抬贵手,准予放行,没扣下什么纸片,我们如释重负,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我的子女和亲朋戚友达四十余人。日本驻沪记者来了两家,共同社的记者,拍了录像,此外还有香港来的三家报纸的记者,堪称壮观矣。讵料在欢送的人群中,也发生了不愉快的麻烦,其中有一位朋友,至机场欢送后未能自由回家,他中途被公安局拦截询问了二十小时之久。可见中共做好事总不合么爽快,而下边的执行吏不免会拖泥带水。我还听说:香港女记者在欢送结束的归途,被两名“尾巴”紧跟不舍,大概他们做得太露骨了,被一个仗义执言的年轻人公开叱逐,“尾巴”才狼狈地走开了。

“我们终于胜利了”

只是在我们进入飞机舱后,我跟妻子才松了一口气,几乎同时喊出了“我们终于胜利了。”当飞机升向大陆的上空,我对着舷窗:“我的可爱而又可悲的中国同胞呀,什么时候也能脱离苦海呢?”

海关这一关终于闯过来了,但我遇着心灵由我营造的另一重关卡,闯出海关容易,通过自己心灵上的关卡就不那么简单了。所谓“心灵上的关卡”,也就是出国前,听到我的亲朋戚友的谆谆告诫,归结起来有如下几条忠告:“到那边讲话不要开无轨电车呀,要留有余地呀!”“最好多谈经济改革,少谈点政治吧!”“刺激中共当局的话少谈,最好不谈,你在海外发言有很大影响的,既然你早晚要回国的,免得回国之后引起麻烦,或者株连你的子女。”

中共治下的顺民

为了保留将来回归祖国的生存权,去国以后如果我仍旧要替中共掩饰真象,守口如瓶,结果海外侨胞热烈欢迎的王若望,竟是一个说假话或言不由衷的角色,这会使千百万侨胞空欢喜一场,他们看到这位老人竟是老人党的说客,屁股后头还没割掉“夹着尾巴做人”的长长的尾巴,他似乎连同那条可憎的尾巴也带进世上最自由的国土里来了!他们不免会失望地悲叹曰:可怜的老人呀,可悲的王若望呀!

我进一步认识到,提出如此建议的朋友都是出于好意,他们所以劝告我,只因长期生活在专制的反人权的高压下所获得自保的经验,从他们的好意里让我看到中共专制统治的阴影和烙印,正是从这些亲友的善意里,我看到了中共的残酷统治如何培养了公民的顺民心理。

抛掉束缚自由的包袱

我在大陆是以不做中共治下的顺民而名扬四海,难道我投奔自由世界,反而弄顶“顺民”的帽子戴着,岂不是自毁令誉,甘做中共尾巴乎?

在飞机上十几个小时的思考,帮助我攻克了心灵上的“顺民关”。好在给我上述忠告的,在我的亲朋戚友中只占十之二三,这个数字和社会上的顺民的比数差不多。

我决不会因考虑回国而留一手,在大陆我曾乱说,我的说话保持真实和真理,讲得浅薄完全可能,乱说一通或说假话则不符合王若望性格。

我既然—生追求个性解放,来到自由的新大陆,就得干脆抛掉束缚个性自由的包袱和干扰,不论这种包袱来自传统的,亲戚朋友的,或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

我就是这样攻克自己心灵上的这重关卡的。

作于一九九二年八月十八日美国北加洲(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明报》1992年8月27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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