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大陆来到纽约,很少到哥大来,只是因为我访问了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港、台等地,我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实地考察海外民运的队伍,前后达两个月。我的重要收获是:散居在世界各国的流亡青年和留学人数众多,他们具有这个时代赋予的两方面的优越性:一、都是知识水平高的青年;二、大多参与了国内八六——八九年的两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对中共有了切身体会的认识,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因此可以说:这是北京的当权者经过自然选择送上门来的一支庞大的生力军,今后归国还是建设民主自由新中国的栋梁人才。他们肩负着改造独裁政权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很遗憾的是:这三四年来,海外民运团体的名声不好,内斗不已,报刊上评为“民运已跌入低谷”,北京当局开头颇紧张了一阵,随后便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似的,听其自生自灭。经我与各方民运负责人交谈,了解到这一类不愉快事件,乃是与上述两个优越性并存的本身的弱点造成的。

原来,这些年轻人来自四面八方,相互不熟悉,一旦到了自由天地,各人的人性得以充分发挥,在他们成年时,基本生活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时代,也带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的沉淀物。由于这样,各地几乎都发生了民运内部人斗人的纠纷,此如:毛提倡:“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见着别人,不是友好地握手,礼貌相待,而是先挑毛病;这家伙成份不好,历史上有问题,思想上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于是猜疑、揭发、批斗随之。共产党甚至鼓励学生斗老师、子女斗老子等等,于是随便扣帽子、打棍子。这个坏作风也带进了美国。例如:随便宣称某人是中共特务,这里又没法调查核实,就这样,等于把这个人毁了,大家见了他好比碰着爱滋病患者似的。柏杨先生讲过:三个日本人在一起就产生了不起的能量,而中国人呢?当他一个人独来独往时,他是天才,又能干、又精明;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时,就把聪明才智在内耗里面消耗掉,动不动就对打起来。这倒不是中国人的国民特性使然,而是中共四十年的专制统治竭力培养和鼓励的结果。中共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它们最大的恶果,就是毁坏了两代人的人性和道德基础。

因此,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有一个提高道德水平、清洗毛泽东思想流毒的艰巨的任务。

我是把自己放进去向民运团体的圆桌会议上提出如下的告诫:“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到了国外还是多少沾染了毛时代留给我们的恶习,比如:要好就把人捧上天,要有错就一棍子把人打死,或是斗倒斗臭。应该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现代文明的民主气息,这一个长期的自我修养的任务。”以下还

提出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排除小团体习气等四条行为规范。

在华盛顿会议上广泛散发的《盟员通讯》(二四期,郭平主编)上有徐君的“民运寄语”一文,却有一节这么写道:

“警惕心中的小毛泽东!”刘宾雁和王若望都这么讲,不同的是王若望自称曾是资深共产党员,心中的小毛泽东可能更顽固点。我的原文中对民运人土语重心长的劝诫,他一句也不引。(原文刊于去年十月号《中国之春》谁料这位大学生竟把我的善意作为竞选中攻击王若望的材料,说是王若望身上的毛泽东思想更顽固,真叫人啼笑皆非。其实这种故意歪曲,仍然是因袭国内毛时代的阶级斗争的故伎,即断章取义,斩头去尾,抓住一两句话便无限上纲,只有在大陆生活了若干年的,一眼便能看出它的源头。因此,此人攻击我并不使我痛苦,而是使我为这样的被毛流毒扭曲了人性而感到痛心,最大的悲哀还在于此人干得理直气壮,不知道这种做法正是“小毛泽东”的活生生的表现!

再如,我是新合并组织的主席候选人之一,他们怎么对待我的?先是把我封杀,名义上赠我“贵宾”称号,这就剥夺了我在会上的发言权,而贵宾称号还是几经打抱不平的人为我斗争得来的,不叫贵宾的话,住房子还要自己掏腰包。(大会的经费,全是我从台湾募来的,我不想居功,但会务处的排名里,我是列入房费自理的一档)

开会前,我为未来的民运团体起草了“加强国内民运工作的决议草案”,我将复印件交给主席团,他们不付印,不研究,不交大会讨论,我是指望今后民运工作的重点应转入国内。而他们却通过了八千字长的“政治宣言”,内容空洞,离题万里,代表们在困倦中几乎无人听得下去,会议结束后,这篇东西依然是“讨论稿”。

下面讲讲他们如何控制会场的,这远比美国的“水门事件”花样多。只举二例。一、他们到澳大利亚去拉票,徐邦泰和朱嘉明两员大将,他们如何拉票呢?因为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特多,他们在选举中有决定性作用,他们对有选举权的代表说:“你要是不反对万润南的话,就去不了美国。”他们企图让所有不反万的代表来不成华盛顿,以便在大会上形成他们的“党天下”。讲一个故事,有一位正式代麦姓黄,他要求雪梨市曾副市长(华裔)开一介绍信给美领事馆辨签证,曾副市长乐意帮助,答应下午来取,当黄先生下午去取时,正好徐邦泰和另一人陪曾副市长讲话,此后,曾见了黄后,口气变了,不同意写介绍信了,曾先生直率地说:“刚才你们民运的领导人讲的,你不去美国,不影响大会召开。”黄生气地走了,出门时,遇到另一位求曾副市长帮忙的代表,他就拉着这位代表一同去找副市长,请曾先生将刚刚讲过的话再讲一遍。关于此事的全过程,已有二人证明。

由于徐、朱的活动,澳大利亚的十六名合法代表被拒签赴美,表示反万润南拥徐邦泰的人都到了会场,空缺部分,徐、朱他们邀请了他们在美国各地的朋友熟人来补了缺。在大会上晓得此不正当现象的,都不敢正面提,怕共产党笑话,即所谓顾大局。看到黑暗都不敢吭声,只求阿弥陀佛“圆满”成功。徐邦泰还得意洋洋在我面前夸耀:“我有九十张铁票。”他的铁票原来是拉夫拉来的。澳洲正式代表也来了几名,他们坚决要求上台揭发丑闻,三次都被拒绝,澳洲代表气愤了,才给一分钟发言。原来,主席台上的人员,绝大部分是徐安插的人。请想想,这同共产党的“民主”有什么两样?我们再来看看他的铁票怎么举行表决?举一例,去年我跟胡平按规定报名竞选主席。但到了会上,居然可以随意否决,这样做符合徐邦泰的利益,去年他报的是副主席竞选,如果他要报名主席竞选,那么去年的报名法令得推倒重来,才能实现他的目标。

这方面,有一位严家祺先生站在徐邦泰一边替他遮盖,正如他公开宣布:“我要为徐邦泰辩护到底,我十分明白,这并不是为徐邦泰个人辩护,而是为徐邦泰根据章程竞选主席的权利,为民主的信念辩护!”(引自今年三月号《争鸣》严家祺文)既然徐不过是弄虚作假玩弄假民主的人士,严先生为之辩护的“民主信念”的价值可想而知矣!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竭力掩饰徐在拉铁票方面的弄虚作假,说什么“关于代表资格,至少百分之九十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要根据开会前后《中国之春》公布的两次出席会议的名单,头一次是各地选举的正式代表名单,第二次是实际到会的代表名单,二者对照研究,就可以发现,竟有百分之三十的正式代表名字被调换了,其中至少有二十名是徐家班一伙人临时拉夫拉进来的,你们说,这样明显舞弊选举出来的新团体的领导班子,有什么合法性?

当初,我同意出来竞选主席时,我曾向报社记者宣布我的竞选纲领:头一条就是兼容并包做到联合所有的民运团体,提高和改善其道德形象。当我发现徐、严、朱一伙人视万润南为寇仇似的,我经过自己的调查,确定万在这几年中踏实工作有成绩,外界的传言是不可靠的,我坚持必须团结他,结果徐邦泰一伙人迁怒于我,说我是万派,这不是为一个人的问题引起的分歧,而是要不要搞大联合的原则性的分歧。当我发现他们并不重视我的意见,并且在背后干了一系列不择手段的拉铁票的事实后,我不得不宣告退出竞选,理由很简单:我跟他们不能一起工作,这就叫效“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我作出这种选择是痛苦的,会议开砸了难免会被中共当局看笑话,但我想到我采取这一行动是正义的,是维护真民主并保证民运的健康发展,难道要看北京当局的颜色行事?

当我利用主席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的机会,向公众说明我退出竞选,接着另两名主席候选人胡平和岳武也退出竞选,立即有数十名代表表示支持,退出了会场,场上一片哭声,接着万润南、马大维、钱达也声明退出副主席选举,男女代表在场内场外一片哭声,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因为他们内心早就对大会的不满得到发泄,他们用痛心疾首的态度表示积极的支持,在这一刹那间的爆光,照出了假民主与真民主、正义与邪恶的分水岭。

现在回到我演讲的题目上来,“海外民运究竟有没有前途”,我充满信心的回答,应该说还是有前途的。这从华盛顿会议上以及以后,各地的民运团体立即表态不认同新成立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合法性,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民运人士是眼睛雪亮、爱憎分明的。华盛顿会议的受挫考验了我们的队伍,使更多的人与弄虚作假的伪民主断然决裂,这就有利于在道德、纪律、民主意识等等提高一步的基础上重整旗鼓,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发展总要经过迂回挫折,一帆风顺或纯而又纯的事情是没有的。我说民运今后还是有前途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牢记这次失败和受挫的教训!

正由于我们从积极方面接受教训,我与方励之、刘宾雁三位携手为组织一个更广泛、更团结的人权民运联席会议,并初步决定今年四月底在洛杉矶召开。希望能得到诸位的协助和支持。

(编者注:以上是三月九日王若望在哥伦比亚大毕内的演讲摘要,听众中有很多美国学者和报社记者,由该校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黎安友教授任翻译。)

《探索》1993年4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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