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是美总统柯林顿面临重大考验的时刻，记得他当时选总统不久，于去年五月在白宫向公众宣布了延续中共最惠国待遇的四项先决条件，首要的一条是：“中国政府在人权记录上须有全面的显著的改善”。
一年过去了；证明北京当局没有严肃认真的对待美国政府的劝告，特别在三、四月间，虽则释放了萧斌等三人，而新一波的抓人和判刑以及恶作剧式的捉捉放放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却层出不穷，即以去年十一月获释的魏京生为例，已有七次被公安局威胁不得接受媒体访问，不得出版狱中纪事，并强行押解至外县若干天，等于从小小的牢监换了个大大的牢监。王丹也有同样的遭遇。
在这期间，北京当局还疯狂地拘捕秦永敏（判处劳改教养两年），周国强、翟伟民、袁红冰、王家其、钱玉民、戴学忠、杨勤恒、鲍戈、杨周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福建漳州则逮捕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潘一元。中共如此大动干戈，一方面为了堵住民运人士的嘴，避免夏塔克、克里斯多夫、罗德等美国高层官员面前丢丑，中共十分愚蠢，他们不知道越是这么压制言论自由，越是暴露了专制制度的和野蛮，简直是演出一幕又一幕的闹剧。反而印证了自己的无法无天和死不悔改。
另一方面，北京当局如此无视美国总统的公告，表明中共当局料到不会在贸易上取消最惠国待遇，他们制造一系列事端，实际是向美国政府的一种试探，也含有挑战的意味。可以说，这是跟柯林顿的庄严宣告对着干，在这种势挑战面前，柯林顿总统表现出软弱，这中共的人权记录表现特别恶劣的情况下，再延续M．F．N．，岂不是绐共产主义独裁政权一种奖赏，而放弃了美国人权外交的原则吗。正如魏京生对夏塔克助理国务卿所说：中共态度强硬，美国一样要强硬，否则，中国政府就以为可以继续漠视民意和国际舆论，对中国民主力量可以放肆地粗暴打击了。
自布什总统时期通过M．F．N．法案以来，历史证明对中共的施压是行之有效的，即使北京当局并不甘心情愿地放松人权上的镇压，但国会每年辩论一次中国的人权，是唯一施压的一张王牌。中国人民对美国政府人权外交是心怀感激的，如柯林顿总统违反去年五月所开列的先决条件，肯定会使中国人民失望，而且会进一步鼓励北京当局的嚣张和横暴。4月10日李鹏总理的政府报告中，临时增加了有关人权的内容，还在重复江泽民的滥调，说什厶：“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的内政。”就说明近两个月制造许多侵犯人权的事件，北京当局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4月11日克里斯多夫抵北京中方的接待极不礼貌，毫不夸张地说：是如临大敌的架势，许多民运活跃人士的家门口都安排警察站岗，并逮捕了上海的杨周和王辅臣。在这里需要说明者，在中共拘捕民主精英的黑名单中，有好几位是“和平宪章”的发起人，去年1 0月诞生的“和平宪章”运动对中共的一党专制，威胁很大，中共手忙脚乱地企图把这一个新生儿儿扼死在摇篮里。开始发起和平宪章的人有九名：杨周、秦永敏、周国强、刘念春等，“和平宪章”的宗旨发布以后，获得了广泛的响应，这一宗旨强调以和平理性的手段推进民化进程，号召全民积极参与，吸收港、澳、台湾、西藏和海外民运人土与中共召开园桌会议，研讨开放报禁与党禁。故秦永敏、周国强、杨周等人皆遭公安局拘捕或传讯。
4月10北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之期，大陆的民主精英掀起了一个高潮，北京以许良英、丁子霖等著名的学者，作家联名致函给人大委员长乔石和江泽民，这份报告名为“完善我国人权状况”。王丹则以个人名义致函人大，一致提出必须开放报禁，不得以言论，思想，宗教信仰而论罪。许良英和王丹的申请书皆提出：“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的要求。这一和平的合法的抗争浪潮，是1989年“六四”以来近五年中从未有过的。江泽民最近指示：“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尽早镇压任何滋事分子，扫除动荡的因素，我们愈早解决这些问题，麻烦就愈少。”看来，江泽民决心将任何民主的、人权的诉求趁早扼死在摇篮里的企图，将证明遭到彻底的失败。用武力镇压只会加剧反对中共专制的浪潮，可能加速江李政权的衰亡！
1994年3月12日 纽约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