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创造的新词

“次殖民地”的新名词,系孙中山先生最早发明,他的本意原是指中国实际上已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同势力范围,虽则貌似泱泱大国,其实早被列强瓜分了。甚至还不如英殖民地印度,法殖民地越南,他们那里的人民被一个宗主国掠夺,中国则遭受几个宗主国的掠夺和欺凌,所以称做“次殖民地”。

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纷纷独立,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等称谓消声匿迹,即使像英国治下的香港,不能不改变其十九世纪的统治方式,而实行法治,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和人权;成了大陆人民逃避专制统治的人身迫害、饥馑的救生船,避风港:同时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没有任何地下资源的条件下,成为太平洋沿线的一颗明星,富甲天下,名列世界四个金融中心之一。

历史的演变给香港同胞开了个玩笑:高唱民族主义血浓于水的北京当局,成了继承帝国主义传统的霸权主义:而闻名于世的大英帝国,却成了民主改革的推动者。香港人的心态也就跟着双方的角色对调而有所调整:他们对宗主国的代表觉着和善可亲:而对新华社的头头则心存疑惧,敬而远之。

九七年即将来临,香港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从此摘下殖民地帽子,惧的是又将成为中共的俎上肉:前者倒有许多实惠,后者则意味着灾难,七月里李鹏签署的《国安法条例》将延伸到港澳。“一国两制”下的另一名伙伴台湾李登辉仰天长叹曰:“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而离深圳近在咫尺的港人更要哀叹:“生为香港人之悲哀”了!

从历史的回忆对比而言,香港人从老牌殖民地沦为“一国两制”的“中共芻狗”,是降了一个等级:从横向对比遥望隔海台湾,无论从天时、地利,香港又比台湾差了一大截。九七年到来以前,英总督势必撤离,台湾街有李登辉民选总统在那里顶着。而香港人面对的是鲁平、周南一类长官,如果不以鼻子高低为准,而以政绩优劣作选择,那么鲁平、周南之流远远比不上英人港督。所以,从纵向的历史对比,或者以横向与台湾人对照,称呼香港为次殖民地,最恰当不过了,证明孙中山的新名词还有其生命力。

次殖民地景象

香港回归还有三年光景,在这之前,北京当局迫不及待地长驱直入了,所谓“直入”,即全面渗透并进行巧取豪夺。这里有一份中共监察部长曲庆泽的内部材料,题为“对港中资机构的调查报告”。很生动地反映了这里的“次殖民地”景象。

截止今年三月十五日为止,大陆地方政府、工商企业、金融等公司在香港设有三千二百二十家公司(不包括下属分公司和合资的子公司),澳门有四百二十家公司。

大陆调派驻香港的各级人员有六万五千六百人,澳门为五千八百人;两数相加共七万一千四百人中,担任处级以上干部五万六千三百余人:其中有两万五千一百余人是地、处级干部家属和子女。另据九三年九月公安部给国务院、中纪委的一份报告中透露:原国务院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各兵种,大军区将军的亲属,子女三百余人。

八十年代初至八八年底,中央各部委、办和地方政府派驻港澳的中资干部达两万六千八百人:有两万一千人是由地方政府部门,特区内省、地区单位派出。

该报告还调查了自八七年以来举报中资干部违法乱纪者有三千余宗。

六百七十余人因各种问题被调回,有一百多人被司法部通缉,七百五十余人自动离职,至九三年底,已有四万五千人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在中资的干部中,多数持有一家甚至多家外资银行的户口。

在中港,中外合资机构的一万八千二百名经理,董事长等主管人员中,拥有私人存款、银行帐户无法查实。不过通过“中转”、“合作”、“投资”等形式从大陆流向港澳私人开办的公司的资金,近年来有递增趋势,八十年代后期约有十八—二十亿美元,至九十年代,每年增至三十五—四十亿美元。

该报告最后不胜感慨地说:中资机构干部生活腐化,挥霍,进出风月场所一掷千金,来港澳干部皆有“捞一把”就走:的心态,不惜急功近利,不按牌理出牌,他们从事炒楼、炒股、炒汇,炒输了算国家付的学费,炒赢了则存入私人帐户,莫测高深。

中资干部在港澳胡作非为,在进行调查时深深感到关系户对他们有一股“民愤”其中上当受骗的便骂中资人员是“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红色买办阶级”。

这份调查报告弥足珍贵,它是官方派出九个调查组,历时三个月访查所得,资料可信可靠。不过其中有一处疏漏,只讲到中资干部违法乱纪若干宗,未涉及触犯港澳当地法律的事件。据“自动离职”的一名中资干部说明原委:“当地廉政公署和执法部门对中共官员不能绳之以法,也不敢控告中资人员。”这一点非常重要,表明中资干部在香港享有不成文的“治外法权”,而治外法权正是次殖民地里丧失独立的重大标志。另一个遗憾:报告中只开列数据,没一个有名有姓的典型人物,看来,监察部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据我所知,有头有脸的人物即有王军、邓家小姐、女婿,以及陈云之女等等。也许监察部只限于监而察之,对如此腐败的中资机构无权纠弹,也提不出如何改善形象的措施。

本人在《争鸣》连续报导了中共内部腐败的景象,题为《警匪一家现象》,这一篇则是将广角镜照射到尚未并吞的次殖民地来,其中的腐败并不“次”于宗主国哩。

既然中共统治从内部腐烂开端,它必然要发作到外面来。这一法则符合政治学,也是病理学的必然。不过烂到外边来的症状,已属于不可救药矣!因此,我们能谅解这位监察部长,他不能在调查报告的结尾,开出什么补救的药方来。

殖民官员滥用权力

中共大小官员对待次殖民地,大多表现了颐指气使,威凛显赫的殖民官气派。例如:今年五月,港澳办主任鲁平抵港,就像迎候伟大领袖一般,下车伊始,有言在先,声明不愿会见陈方安生和彭定康,连起码的礼貌也不顾:香港有位陈坤耀先生,预测邓小平在九七年前死对港人有利,如熬到九七年后死则不很有利。诸如此类给邓小平算命在世界华人圈里成为热门话题。没料想新华社的张浚生先生竞义愤填膺,大骂陈先生污蔑领袖:再如,深圳市宣传部长黄新华,一个七品官也会出言恫吓“东方日报”一位主管人员:《壹周刊》老板黎智英撰文骂李鹏为奴隶主,按百家争鸣的原则,李鹏尽可写文章在港报上给予驳斥,告他诽谤也未始不可;而李鹏却承袭了文革的打砸抢手段,把这位老板开设在北京的一家连锁店封门,明明是寻衅报复,连邓大人定下的鼓励外资的国策也遭破坏,这可是一个国家总理用手中的权力去压制次殖民地的言论自由。如果香港不是次殖民地,黎智英尽可据理力争,但他最后不得不自认晦气,辞去连锁公司董事长之职。

以上不过是近两个月内信手拈来的几件新闻,可见香港人的处境之可悲可怜。特别要指出的是,香港目前还没改变次殖民地地位,已提前尝到次殖民地奴隶的滋味了,随着九七日近一日,殖民官员的气焰只会更肆无忌惮,预计诸如此类的大小新闻将层出不穷!

不过,香港人用不着犯愁,估计未来三年将是变化多端的时期,我并不同意这种推理:以为邓小平之死将会诱发巨变。促使这个霸权统治死亡的条件主要是里里外外的腐败,民心的普遍不满,这两条绞索可能结束中共的统治。江、李、朱虽然竭力挣扎,例如:频频给军官们封官进爵,只因他们无力解决上述的根本性危机,而军队的整体同样受着诸种危机的制约,并不依首长的微笑为转移。即使江、李、朱政权拖得过初一,也难拖过十五,就像邓小平的存在拖得过九十诞辰,恐怕拖不过九二、九三,因为老而必死,腐败必亡是必然规律,故他们至迟难拖过九七大限,到那时,次殖民地的命运可以避免,港澳同胞将按照自己的志愿另起民主化炉灶,欢天喜地回归祖国,共同建成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一九九四年十月号香港《争鸣》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