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创造的新词
“次殖民地”的新名词，系孙中山先生最早发明，他的本意原是指中国实际上已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同势力范围，虽则貌似泱泱大国，其实早被列强瓜分了。甚至还不如英殖民地印度，法殖民地越南，他们那里的人民被一个宗主国掠夺，中国则遭受几个宗主国的掠夺和欺凌，所以称做“次殖民地”。
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纷纷独立，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等称谓消声匿迹，即使像英国治下的香港，不能不改变其十九世纪的统治方式，而实行法治，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和人权；成了大陆人民逃避专制统治的人身迫害、饥馑的救生船，避风港：同时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没有任何地下资源的条件下，成为太平洋沿线的一颗明星，富甲天下，名列世界四个金融中心之一。
历史的演变给香港同胞开了个玩笑：高唱民族主义血浓于水的北京当局，成了继承帝国主义传统的霸权主义：而闻名于世的大英帝国，却成了民主改革的推动者。香港人的心态也就跟着双方的角色对调而有所调整：他们对宗主国的代表觉着和善可亲：而对新华社的头头则心存疑惧，敬而远之。
九七年即将来临，香港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从此摘下殖民地帽子，惧的是又将成为中共的俎上肉：前者倒有许多实惠，后者则意味着灾难，七月里李鹏签署的《国安法条例》将延伸到港澳。“一国两制”下的另一名伙伴台湾李登辉仰天长叹曰：“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而离深圳近在咫尺的港人更要哀叹：“生为香港人之悲哀”了!
从历史的回忆对比而言，香港人从老牌殖民地沦为“一国两制”的“中共芻狗”，是降了一个等级：从横向对比遥望隔海台湾，无论从天时、地利，香港又比台湾差了一大截。九七年到来以前，英总督势必撤离，台湾街有李登辉民选总统在那里顶着。而香港人面对的是鲁平、周南一类长官，如果不以鼻子高低为准，而以政绩优劣作选择，那么鲁平、周南之流远远比不上英人港督。所以，从纵向的历史对比，或者以横向与台湾人对照，称呼香港为次殖民地，最恰当不过了，证明孙中山的新名词还有其生命力。
次殖民地景象
香港回归还有三年光景，在这之前，北京当局迫不及待地长驱直入了，所谓“直入”，即全面渗透并进行巧取豪夺。这里有一份中共监察部长曲庆泽的内部材料，题为“对港中资机构的调查报告”。很生动地反映了这里的“次殖民地”景象。
截止今年三月十五日为止，大陆地方政府、工商企业、金融等公司在香港设有三千二百二十家公司（不包括下属分公司和合资的子公司），澳门有四百二十家公司。
大陆调派驻香港的各级人员有六万五千六百人，澳门为五千八百人；两数相加共七万一千四百人中，担任处级以上干部五万六千三百余人：其中有两万五千一百余人是地、处级干部家属和子女。另据九三年九月公安部给国务院、中纪委的一份报告中透露：原国务院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各兵种，大军区将军的亲属，子女三百余人。
八十年代初至八八年底，中央各部委、办和地方政府派驻港澳的中资干部达两万六千八百人：有两万一千人是由地方政府部门，特区内省、地区单位派出。
该报告还调查了自八七年以来举报中资干部违法乱纪者有三千余宗。
六百七十余人因各种问题被调回，有一百多人被司法部通缉，七百五十余人自动离职，至九三年底，已有四万五千人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在中资的干部中，多数持有一家甚至多家外资银行的户口。
在中港，中外合资机构的一万八千二百名经理，董事长等主管人员中，拥有私人存款、银行帐户无法查实。不过通过“中转”、“合作”、“投资”等形式从大陆流向港澳私人开办的公司的资金，近年来有递增趋势，八十年代后期约有十八—二十亿美元，至九十年代，每年增至三十五—四十亿美元。
该报告最后不胜感慨地说：中资机构干部生活腐化，挥霍，进出风月场所一掷千金，来港澳干部皆有“捞一把”就走：的心态，不惜急功近利，不按牌理出牌，他们从事炒楼、炒股、炒汇，炒输了算国家付的学费，炒赢了则存入私人帐户，莫测高深。
中资干部在港澳胡作非为，在进行调查时深深感到关系户对他们有一股“民愤”其中上当受骗的便骂中资人员是“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红色买办阶级”。
这份调查报告弥足珍贵，它是官方派出九个调查组，历时三个月访查所得，资料可信可靠。不过其中有一处疏漏，只讲到中资干部违法乱纪若干宗，未涉及触犯港澳当地法律的事件。据“自动离职”的一名中资干部说明原委：“当地廉政公署和执法部门对中共官员不能绳之以法，也不敢控告中资人员。”这一点非常重要，表明中资干部在香港享有不成文的“治外法权”，而治外法权正是次殖民地里丧失独立的重大标志。另一个遗憾：报告中只开列数据，没一个有名有姓的典型人物，看来，监察部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据我所知，有头有脸的人物即有王军、邓家小姐、女婿，以及陈云之女等等。也许监察部只限于监而察之，对如此腐败的中资机构无权纠弹，也提不出如何改善形象的措施。
本人在《争鸣》连续报导了中共内部腐败的景象，题为《警匪一家现象》，这一篇则是将广角镜照射到尚未并吞的次殖民地来，其中的腐败并不“次”于宗主国哩。
既然中共统治从内部腐烂开端，它必然要发作到外面来。这一法则符合政治学，也是病理学的必然。不过烂到外边来的症状，已属于不可救药矣!因此，我们能谅解这位监察部长，他不能在调查报告的结尾，开出什么补救的药方来。
殖民官员滥用权力
中共大小官员对待次殖民地，大多表现了颐指气使，威凛显赫的殖民官气派。例如：今年五月，港澳办主任鲁平抵港，就像迎候伟大领袖一般，下车伊始，有言在先，声明不愿会见陈方安生和彭定康，连起码的礼貌也不顾：香港有位陈坤耀先生，预测邓小平在九七年前死对港人有利，如熬到九七年后死则不很有利。诸如此类给邓小平算命在世界华人圈里成为热门话题。没料想新华社的张浚生先生竞义愤填膺，大骂陈先生污蔑领袖：再如，深圳市宣传部长黄新华，一个七品官也会出言恫吓“东方日报”一位主管人员：《壹周刊》老板黎智英撰文骂李鹏为奴隶主，按百家争鸣的原则，李鹏尽可写文章在港报上给予驳斥，告他诽谤也未始不可；而李鹏却承袭了文革的打砸抢手段，把这位老板开设在北京的一家连锁店封门，明明是寻衅报复，连邓大人定下的鼓励外资的国策也遭破坏，这可是一个国家总理用手中的权力去压制次殖民地的言论自由。如果香港不是次殖民地，黎智英尽可据理力争，但他最后不得不自认晦气，辞去连锁公司董事长之职。
以上不过是近两个月内信手拈来的几件新闻，可见香港人的处境之可悲可怜。特别要指出的是，香港目前还没改变次殖民地地位，已提前尝到次殖民地奴隶的滋味了，随着九七日近一日，殖民官员的气焰只会更肆无忌惮，预计诸如此类的大小新闻将层出不穷!
不过，香港人用不着犯愁，估计未来三年将是变化多端的时期，我并不同意这种推理：以为邓小平之死将会诱发巨变。促使这个霸权统治死亡的条件主要是里里外外的腐败，民心的普遍不满，这两条绞索可能结束中共的统治。江、李、朱虽然竭力挣扎，例如：频频给军官们封官进爵，只因他们无力解决上述的根本性危机，而军队的整体同样受着诸种危机的制约，并不依首长的微笑为转移。即使江、李、朱政权拖得过初一，也难拖过十五，就像邓小平的存在拖得过九十诞辰，恐怕拖不过九二、九三，因为老而必死，腐败必亡是必然规律，故他们至迟难拖过九七大限，到那时，次殖民地的命运可以避免，港澳同胞将按照自己的志愿另起民主化炉灶，欢天喜地回归祖国，共同建成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一九九四年十月号香港《争鸣》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