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四处冒烟
中共的国歌，系田汉作词，亿万人民唱了几十年，从来不曾思索它的意义。这唱词原是描述国难深重，是号召人民一齐起来抗日救国的呼唤。日本军国主义被打败了，我们仍旧照唱不误，历史的讽喻实在微妙。可不是吗?自中共统治大陆以来，不仅田汉与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冤死狱中，中华民族也真的陷於万劫不复之中，年年、月月担心自己被批、被斗、被送往边远地区劳改，担心一顶反革命帽子从天而降，丢掉性命，挨枪毙还要向家属讨还一角五分的子弹费。可以说，田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忠告有着长久有效的生命力。
延至一九九四年，大陆的形势是四处冒烟，每况愈下。人民没心情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轮到中共领导层天天唱、月月唱，唱得心惊肉跳，废寝忘餐。
“最危险的时候”可压缩为列宁惯用的“总危机”这个形容词。今年的形势确实呈现出总危机，邓小平的奄奄一息，不过是构成总危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至多只是爆发总危机的一枚引信而已。
那么，凭什么根据得出总危机到来的判断呢?
钢铁长城开始崩塌
我在这里避免援引统计调查的数据，实由於官方公布的数字多半是虚假的，只有人民币贬值瞒不过老百姓。
首先，我举出钢铁长城崩塌徵兆。钢铁长城专指军队，是由军委主席江泽民领导的，几十年来解放军拥有最崇高的地位，内部封闭最严密。偏偏在一九九四年的中秋节，由一名连长以血淋淋的屠杀冲开了严密封闭的罗网，让全世界知道解放军的中尉军官劫持了一辆吉普车，驶往首都使馆区胡乱杀人。调来军警与这个暴徒展开二十分钟的枪战，才把凶犯打死。这个解放军连长是否发疯呢?我们从他在行凶的前夜配备了“新型”的若干发榴霰弹，说明他神志清醒，早有预谋，是在忍无可忍、决心玉石俱焚的心态下进行报复的。至於向谁报复呢?凶犯死了，不得而知，大概他是向社会、向北京政权报复吧。
如果只有孤立的这桩惨案，还不能说钢铁长城开始崩塌，实事求是地评估这个军人的血腥屠杀，他是从邓小平、李鹏下令在天安门屠杀数以千计的青年受到鼓励和启发的，甚至开枪的子弹也是选用“六四”屠杀同样的开花弹，差别在於：邓小平是以党的名义、军委主席的名义包装的，而这个军人只是个人行为，没有任何包装。
在这个惨案之前，即九月中旬，“中共军方也传出成都军区有六架歼击机机毁人亡的悲剧”。这篇报道有点阿Q精神，作出如下的辩解：“此事本来对中共高层震动极大，但事隔几天，北京发生中尉军官田明建的街头枪战，而使坠机事件相对降低不少。同时因消息封锁，此事并未造成社会震荡。”没有造成“社会震荡”，中共高层似乎就心安理得了，这正是专制暴君一手造成的深重灾难，已形成麻木不仁。凡正常人首先要查问：怎么会发生六架飞机同时失事的空难呢?这可是航空史上独一无二的纪录吧!既然北京的解放军防暴队的中尉军官下决心毁灭自己之前先干出毁灭无辜的事来，那么，成都军区的空军飞行员也有可能干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集体自杀事件呢!
军方不说假话掩盖，还不至於露出马脚，他们把造成空难的原因推在气候突然变化上面，这就不对了。众所周知，航空运作不能须臾离开气象预报，而四川地区从未出现过龙卷风，退一步说，如果忽然来了龙卷风，同时升空的有十架飞机，难道另外四架歼击机不怕龙卷风吗?
按照军中常规，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的军人会得到烈士的荣名，军委主席致电烈士家属致以沉痛的慰问等等。既然这条不幸的消息已曝光，上述这些善后事宜是必不可少的礼仪。我等了好几天，江泽民或张震等首脑一直没出面，不仅令人失望，还叫人不能不生疑。再联系军方发言人把空军失事与中秋节使馆区的惨案相提并论，既不列出人亡机毁的死难者名字，连死亡人数也懒得清点，表现了轻蔑或厌恶的心态，岂不是欲盖弥彰，昭然若揭吗?
在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了陆、空军内的举世震惊的血淋淋惨案，那么，还剩下海军系统又如何呢?本人曾在今年二月号《争鸣》写了题为《警匪一家现象》一文，其中就举了海军舰只在香港近海拦截过往商船，敲诈勒索的丑闻。此处不赘。从这里得到初步的推理，在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普遍腐化的社会里，要想坚持洁身自好，不同流台污，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海、陆、空军素称人民的楷模、标兵，如今“楷模”中有一部分人郁积着愤怒忍无可忍，不惜采取同归於尽的自我毁灭，有的标兵则在拜金大浪里巧取豪夺，中饱私囊。解放军如此，其他党干党官可想而知矣!专政体制的特点就是在滥用权力之下逐渐被本身的腐败引向死路，这样的“钢铁长城”怎能有战斗力呢?
民心的绝望舆抗衡
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者，一是军心，一是民心。军心的绝望、失衡、腐败，甚至以暴力实行报复等等，已如上述，那么，民心又如何呢?这里且举今年发生的富有代表性的若干事例。
十月五日，《世界日报》有一篇报道，大标题令人触目惊心——《大陆传出多起职工家庭集体自杀》。其中讲到：“辽宁丹东最早出现自杀现象，不久前天津出现了三户国有企业职工相继自杀，各地也零星出现抗议风潮……朱镕基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他将以‘凤凰涅盘’的精神来整治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掌握财权的朱镕基所说的美丽词藻“凤凰涅槃”，大概是指国有企业经过“火烧”而变成金凤凰，也可以理解为朱镕基对这两起职工集体自杀事件无动于衷，全无心肝。只因国营企业连年亏损，迫得职工走投无路，哭告无门，只有求生之路统统堵塞、妻子儿女嗷嗷待毙的绝望境地，才会选择集体自杀之路，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裂，是以两代人的生命对中共政权表示严重抗议。而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面对连续发生的惨剧，还是一口咬定“今年不给钱，明年才给钱”，甚至把职工当作孙子兵法里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实验品!
西方国家都把尊重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看作首要职责。只有专制独裁国家视人命如草芥，在大陆就是把特权阶层的荷包和幸福建立在人民的劫难与痛苦之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当权的时代都是如此，所以不应把朱镕基的冷酷、面对工人集体自杀表现出的潇洒与轻松看作是个人行为。就从本文讲到的北京使馆区发生的杀人惨案，江泽民也曾到建国门血迹未乾的现场兜了一圈，但他不愿去医院探望被凶犯伤害的八十名伤病员，可见此人也是毫无心肝。再如军中发言人宣告六架试航飞机机毁人亡，也讲得轻描淡写，认为没引起“社会震荡”就心安理得了。诸如此类，它的总根源来自毛泽东的反人道、反民主、反人权培养的集体意识。不仅西方国家非常尊重人民生命财产，我国的儒家思想同样是提倡“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说明人无恻隐之心的例子，是九月三日广州街头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八岁的女孩被一个歹徒奸污，女孩的哭叫声只引来了三十多人围观，不仅没一个人去营救小姑娘，反而边看边嘻嘻哈哈说笑。这三十多人就是“非人”的畜牲也。我不愿将“人之异於禽兽者几稀”移赠给中共的首长们，我只想说：这三十多人的毫无恻隐之心与诸位首长的凤凰涅盘属於同一“非人也”思潮。
中国成了“高风险地区”
今年三月至十月，接连发生两起惊人的特大惨剧——先是三月底发生千岛湖游船劫杀台湾游客案，台湾旅游局曾宣布大陆十多个旅游景点为高风险地区。果然在十月二日广东从化又发生天湖旅游区吊桥铁索断裂惨剧，两百多人坠入湖中，二十多人失踪，捞起三十八具尸体，死伤人数超过千岛湖事件。本人在八月号《争鸣》撰文曾指出：“台湾旅游局所宣告的‘高风险地区’只是从风景名胜地区着眼。既然共产党的权力无所不在，无远弗届，‘高风险’大概是全国性的。”我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中共当局在从化惨剧的处理中，没有接受千岛湖事件丢丑的教训，几乎又把三月份海瑞号遇劫案故伎重演一番，把造成事故的原因说成是“顽童摇晃铁索”闯的祸（千岛湖惨剧的真相败露后，“中通社”不得不修改当初的“失火”假话，说是抓到的三个凶犯已供认不讳，再没其他人了） 。这一回讲到顽童摇晃铁索，特别加上一句：“他们早就溜之大吉。”免得麻烦去找顽童做替死鬼，说假话虽大有进步，他们可忘了最根本的一点——铁索莫非是纸绳或是稻草绳?
中共历来以善於说假话知名於世，不过他们的说谎有一定之规可循，不外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推给老天爷，或是推给杀鸡警猴的替死鬼身上，竭力避免由专制独裁制度、官僚和特权阶层的腐败、颟顸、愚蠢等等承担责任。著名的例子是，毛泽东把饿死农民四千万人说成是“自然灾害”，外加一个外国人赫鲁晓夫。把本人的罪责推得乾净利落，通常用一句话，叫做“一推六二五”、“六二五”加起来十三点，而十三点是儍瓜的别号，换句话说，只有傻瓜才相信“一推六二五”的谎言。本文提到的六架歼击机的失事说是天公不作美，掩盖了真正的原因。再如邓小平把文革十年浩劫归罪於四人帮，有意放跑了元凶首犯毛泽东，那手法与千岛湖惨剧判三个青年人抵死，都是继承了毛泽东弄虚作假的传统。
接二连三的“非人也”
要在一篇短文里说明军心民心，它所涉及的范围可以说浩如烟海，加之大陆又无民意测验，所以只能抓四处冒烟，因“冒烟”是危机爆发的某种信号，或是抓突发事件，找出它的内涵以及典型意义。古语云：“一叶知秋。”
这里不妨介绍一位悲壮而自强不息的盖世英雄名方正者。此人原是北京体院的顶尖学生，在“六四”惨案中，因抢救受伤的学生，他的脚被邓小平的坦克碾过，留下一条命坐着轮椅代步，仍以掷铁饼获得冠军，他被选拔赴首都参加远南残疾人士运动会。他的英勇事迹，如写成一部长篇纪实小说或电视连续剧，定会大大超越雷锋、王杰、欧阳海等劳模故事。可惜方正生不逢时，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尾声出人意料——主办单位发现他的双腿是被邓大人轧断，这是最犯忌的“六四”活标本，於是，坐轮椅的邓公子出来劝导也是坐轮椅的掷铁饼运动员不得参赛。方正据理力争，邓朴方向他提出交换条件：若能保证不向境外记者透露致残的原因，比赛期间不得接触非运动员，才可上场比赛。方正大概拒绝说假话，终於放弃比赛，但方正的名字一下子名扬四海。不让他参赛的中共当局和邓氏公子，却赚了个“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之讥。历史的嘲弄也太巧了，邓公子的轮椅是毛泽东给的，方正的轮椅是邓小平给的，天才作家无论如何也构思不出如此奇妙的电视连续剧的悲剧结尾呀!
令人气愤的是中共把政治犯不当人，就给中共瞥官也划入孟子所说的两种“非人也”一类里去。典型的例证是武汉大学的于灼，因参与“六四”被判刑两年，武汉市公安局一名警官，在于灼释放的前一天竟恶作剧地将他押回原单位石油化工总厂，用手铐铐在椅子上，他竟运用手中的权力，在厂门口铐他二十四小时示众，当众加以羞辱。
在大庭广众布置了这个戏剧性场面，他们一定获得上级的同意，这帮“非人也”其实干了一件蠢事，至少让石油化工总厂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见识了“六四”学潮中的政治犯形象，于灼先生领略了全厂男男女女向他投射的同情和怜惜的眼光，反而激起他们对禽兽般的押解人员的憎恨。这是无声的形象教育，又是中共暴政的公开展览，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这叫做“坏事变成了好事”。
还有一片落叶，表达了扬眉吐气的进攻型的民气、民心。那就是国庆节前夕的九月二十六日，五十多名从延边赶来的朝鲜族来到首都新华门前，准备静坐请愿。他们请愿的要求，与丹东、天津的国营企业职工相同，要求国务院发工资，好养家糊口。当他们在约定时间集合到新华门时，就被全副武装的武警强制押走，分别关到什么地方，不得而知。
这批朝鲜人造成的震撼着实不小，朝鲜族男女职工，不是用自杀来警告暴君，而是选择最敏感的时刻（国庆节前夜）最令人注目的地方（天安门广场），公开向江李政权抗争。如果说丹东、天津的工人还不曾显示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那么朝鲜族国营工厂的职工的公开挑战，向全国人民昭示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斗争方向。
恶性的肿瘤——国营企业
自开放以来，已有十多年光阴，要不要彻底改造全民企业，一直成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争论的焦点。以陈云、邓力群、姚依林等为首的保守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公式。江泽民、李鹏之流则在后边搞平衡。这样就保留了第三期的恶性癌肿（约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四十）。於是，凡国营企业里的职工在近五年中遭遇了拖欠工资、打白条、只发三分之一工资、提前退休等等措施。当局不顾工人死活。大陆的处处冒烟，成为总危机的源流之一。
本文不预备提出如何改造国营企业的药方（在没有批倒保守派以前，种种草案都是行不通的）。我只是要指出，围绕着国营企业必须保留的论点，并不是真的热爱什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真实的心态，说穿了实由於他们一辈子吃公、花公、挥霍公款达到了特权阶级的高消费标准，他们曾高喊过打破铁饭碗，但一旦要打破特权阶层的金饭碗，这些人就龟缩了头，不吭气了。这就是那些坚持保存国营企业者的真正动机!
只要允许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存在，它成了大小官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贪污腐化、黑吃黑、用公款炒股票、炒地产、公费旅游、公费出国等等，就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生产力的癌肿越是扩散，贫富悬殊的差距就会日益扩大，人民中的怨气和报复就会跃升。站在人民的立场，社会主义原是一场恶梦，公有制摇钱树其实是民脂民膏的结晶，而且是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我可以在此作出如下的预言：随着恶性肿瘤的旷日持久，由特权阶级构成的中共政权，将在癌扩散无法抑制的最后阶段宣告死亡：是一场革命还是采取和平演变，这是方法论的差别，总的趋势却是注定的。
《动向》1994年11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