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企业导致深重危机

我曾给自己制定一项原则,对民运团体中无谓纷争不介入,不争论。自华府会议退选后,我就是遵循这个原则了。一年多来,我对“民联阵”还抱着一同进行争人权、争民主的良好愿望。例如:去年十一月在西雅图集会上,民运团体协调会,中国自民党、民联、民联阵的代表讲妥了停止相互攻击、一致对付中共的协议,不幸会议未散,民联阵的徐邦泰就翻悔不认帐了。象这一类令人失望的事例,不胜枚举。

今年,九月号《中国之春》发表了民联阵一届二次扩大会的《新闻公告》,开头一段谈到大陆的形势:“毫无疑义,中国正在进行并逐渐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转变: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由过去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先锋队’蜕变为一个由多种复杂利益集团构成的综合体。”如不是这样认识中国共产党,“将不可避免的要陷于‘刻舟求剑’的状态,脱离民众,脱离现实,走向僵化。”

一般士大夫作出“脱离民众、脱离现实”,美化中共的论调,不足为怪,但上引“公告”是标榜民运团体作出的集体决议呀。回顾当初民联阵自立门户,从海外民运中分裂出去,追溯他们打出独立的旗帜,原是埋下不同理念的分歧。这种不同理念,起初是含蓄的,有点羞羞答答,如今在一届二次大会上,是用大字标题和盘托出,倒给予展开不同理念的论争提供了方便。

先谈“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显著转变”。实际情况是,中共领导层中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区别它们的标志就是如何改造国营企业,是不是发展私有企业取而代之。陈云、江泽民、姚依林、邓力群等反对国营企业的改造,认为市场经济的发达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便是著名的保守派(又称顽固派)。陈云于一九七八年写信给政治局,他重申必须坚持三条:一是公有制,二是中央计划经济,三是按劳分配。江泽民在一九九零年曾发狠地讲过:“我要叫个体户个个倾家荡产。”不仅此也,他在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发展经济不能忽视这个基本点。”正是中共领导层的保守派不愿触动国营企业,才使得国营企业迟迟不得转型。把上述情况说成“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其实是支持中共的保守派。严峻的事实是,江李体制政权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已构成社会的经济的严重危机。

那么,中共保守派为什么百般阻挠国营企业改变所有制呢?尽管国营企业工人庞大,产品积压,工人没有积极性,但对中共官员和太子公主党来说,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因为公有的公款,公家人有权挥霍、浪费,一旦化公营为私营,所有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就无用武之地了。这就是中共的特权阶层必须死保国营企业的秘密。

至于“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显著转变”,所谓“开放社会”的概念,包括开放党禁报禁,不以言论或文字治罪。远的不说,同是华人的地区台湾、香港才配称作“开放社会”,大陆有哪一条做得到呢?民运团体为大陆的开放党禁报禁而奋斗了好多年而收效甚微,连邓小平许诺的“来去自由”都做不到,世上有如此“开放”的国家乎?

两个糊涂观念

在民联阵的《新闻公告》中,呼应上述三条“显著转变”,他们对中共的评价不用“转变”,而改用贬义的“蜕变”。怎么蜕变呢,“公报”说是“由过去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先锋队’蜕变为一个由多种复杂利益集团构成的综合体。”这里暴露了两个糊涂观念:一、首先要问,中国共产党哪有一点儿无产阶级味道呢?它从来就是冒充无产阶级欺骗世人嘛。在苏联、中国和所有冒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社会主义国家,连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据《亚洲观察》的材料,中共囚禁民运人士,凡组织工会或本人是工人者,判刑特别重。至于“先锋队”原给自己锦上添花,以实践来检验的话,称它是残害人民的先锋队才符合实际。

二、第二个糊涂观念,说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一个由多种复杂利益集团构成的综合体”,是一句佶屈聱牙又不通的杜撰名词。拆开其中的组件,“复杂利益”是不是代表各阶级的利益、或是全民的利益?中共自诞生那年起,就吹嘘代表人民的利益,很多人上当受骗,民联阵改成了“复杂利益集团”,莫非还要让中国人上当不成?既然称作“集团”,为啥又加上“综合体”?为什么故意回避约定俗成、众口一词的“中共是坚持一党专政的政党”的定性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生怕得罪中共,甚至连中国共产党是政党都不敢提。是否怀有给它换个好听的新名字,给它旧貌换新颜的招牌以便洗刷掉过去的罪行?

本人费了一番咬文嚼字的功夫,为了探索杜撰名词后面的意蕴。考证的结果,却是拙劣地为这个反民主反人权的“综合体”,掩盖其罪行而煞费苦心。

自我膨胀的“刻舟求剑”

“新闻公告”另外还有一段文字,是替民联阵作广告。在海外,做广告当然允许,不过不要说假话自吹自擂。原文这么说:民联阵“不仅聚合整编了原民联、民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基层支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会员,而且有效地调整了民主运动的大陆政策和外交政策。”

最后一句所谓“有效地调整了民主运动的大陆政策”,看来是调整到中共保守派那一边了,大概的情况在上述分析中已见分晓。

他们宣告的整合数字确是抬高自己贬低其他民运组织自我膨胀。据我所知,华府会议以前,民联、民阵的成员各有两千人上下,整合百分之九十五,那么民联阵应该有三千八百人了。十月号《北京之春》公布的中国民联、民阵在世界各地的分支部、联络站即有六十七处。民联阵自称合并了民联、民阵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支部,那么你们的基层支部应该有一千多个了。你们是不是也把民联阵上千个支部的名单公布出来?如此吹牛未免太离谱了。原来,民联阵仍在发扬惯于自我膨胀的不老实作风,企图以吹肥皂泡来给自己包装门面。该公告不肯说出百分比的底数是多少,所以“刻舟”求不到“剑”了。这是玩弄小聪明掩饰自己的虚弱。类似的弄虚做假非止一桩。今年六月六日加州检察长作出裁决,原件是英文,《中国之春》发表中译时,竟将原文译成对自己有利、甚至译成与原文相反的意思。(参看七月号与十月号《北京之春》刊出马大维和吴欣作出纠正的文字。)例如:编造出两句:“大会选出了合并后新的团体的领导人。新的团体继民阵、民联的诉求。民阵和民联两团体随之停止存在。”这是徐邦泰等人一厢情愿,总检察长的裁决意见书里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八月号《中国之春》特地用“民联、民阵停止其存在”作为封面的大字标题。民联阵负责人欺骗舆论,似乎欺人太甚(瞒过不识洋文者)!

上述种种,证明了民运队伍中闹分裂的行为,必然伴随着理念上与民主运动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东西。

“新闻公告”在夸大了民联阵有多么庞大的队伍以后,接着说:“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将一如既往地尊重和团结一切对中国历史进步进行了这样或那样贡献的个人和团体。”怀有这样的胸襟当然是好的。问题在于,正是由于老大哥盛气凌人,才使有“这样或那样贡献的个人和团体”望而生畏呀!

我以为:若要提升海外民运组织,在理念上坚持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纲领,在个人素质上培养道德和老实的作风,这两条是最起码的要求。在华府会议上,本人目睹了徐邦泰、朱嘉明等人的弄虚做假不老实的行为,最后愤而退选。经一年余的观察,看来彼辈并无长进,反而在歪风邪气中愈演愈烈。本人如听任其继续欺骗公众,不去批判和揭露这一类不光彩的东西,那就是倡导了无原则的随波逐流。

我怀着欢迎公开论战的心情写出这篇东西,我期待民联阵诸君拿出事实对此文进行批评和驳难,只有平等地自由地各抒己见,有利于达致理念上的一致吧。

《北京之春》1994年12月1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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