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吃祖宗”?即依靠祖宗余荫混日子之谓也。一般适用财大气粗家庭的纨绔子弟,本人不事生产,将祖宗遗产吃光用光,加之吸毒,玩女人等等,最後变成破落户,被同宗同族耻笑,并告戒子弟曰:“某人不知自爱自重,他同样分得祖产,而他至今流落为乞丐,万万不可学他呢”!

环顾大范围的一国,是不是也有以吃祖宗为生的败落子弟呢?我们只须收集中国大陆浮面的社会现象,综合论证,可知“靠吃祖宗吃饭”者,比比皆是也。

中餐馆行销世界

中国的科技和文化教育比较落後,称得上世界之最的唯有“吃文化”, 二人相遇,打招呼的口头语便是“你吃了吗”?通关节开後门也是请对方大吃大喝作铺垫,故有“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之俗谚。

中共下令不得用公款请客,屡禁不止,据统计每年用公款吃喝报销之数额,相当於建成两座长江大桥(南京、武汉)。当然,在报销的凭证上还得弄虚作假,有的写成住宾馆开销;或者在用公款购物的单据上加码。

上级干部下去巡视工作,照样请客不误,只不过将几种菜肴拼成一大盆。不得超过四菜一汤。原来国务院三令五申,发现下边“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延至一九八五年,不得不作让步,才规定只准请吃四菜一汤。

西方人的菜单一般不超过十至十二种:“吃文化”比较发达的法国,法国菜至多十六七种。而中国餐馆的菜单竟有六七十种。只举豆制品为例,不同吃法就有几十种。至於从豆浆变成豆腐,这一过程就需应用有机化学的原理。据说最早发明做豆腐约在宋、元之间,这个发明权应归於十二世纪的老祖宗。

有的历史学家颇为自豪地嘲讽西方人:还没离开野蛮的茹毛饮血的风习(日本人在内)。严复在他的旅欧随笔中就这么说,虽然他对西方的科技和学术著作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来到海外,发现各个城市皆有挂着汉字招牌的中餐馆,偏远的城市也不例外。

凡有唐人街,总有多家中餐馆争奇斗胜。仅仅纽约地区,华人餐馆便有三万多家,靠祖宗吃饭的从业人员就有五十余万人。恰好占华侨人口的一半依靠祖宗的食谱谋生。

这还不算,大陆和港、台的中国同胞,刚刚来到美国,不论是著名的医生,名牌大学的教授,蜚声舞台的演员等等,踏上美国土地,只有中餐馆吸收他们打工,中餐馆成了藏龙卧虎之地。换句话说:这些第一流人才情愿远离祖国,到外国打杂苦捱,受资本家剥削也是好的,谁曾料到,这些杰出人才踏上外国的土地,还得依仗中餐中吃的余荫养活自己!

至於吸引了西方食客,让他们同享唐人祖宗的余荫,可算是“吃文化”化了“野蛮”人。

吃丝绸、吃茶

中国人吃祖宗的饭,最有滋味的是自古以来的四大发明:印刷,造纸,指南针,火药。只是发现自己的科技大大落後於西方,就像气球一下子泄了气,不好意思再提了。於是又把中华民族的荣名附丽在茶叶上。茶叶的产地在中国,它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当年出口茶叶的币值甚至超过英国输入的鸦片。茶叶滋补养神,还能治癌,而鸦片却是万恶之源。

毛泽东的声威多半靠美国人埃得加。斯诺的一本《西行漫记》。不妨说,毛是靠吃洋人的饭长大的,即“挟洋自重”是也。

斯诺不如十三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前者赞美一个暴君,後者赞美的是整个中国和大元的子民。《马可波罗纪行》轰动了欧洲,使欧洲人头一次听说东方有个新大陆,引得另一位旅行家哥伦布,发誓也要探访新大陆。谁知他误入桃花源,他发现的是阿美利加新大陆。这是後话,略过不提。

马可波罗的游记,又给中国人自大狂撒上一把盐。意大利的披萨和意式面条,据何复国先生的论证,就是马可波罗传播过去的(参见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世界日报》)。马氏打开了丝绸之路。丝绸比茶更有价值,嫘祖发明养蚕,比“四大发明”还要早。

美哉无烟囱工业

吸引成群结队的中外游客,只因大陆的景点星罗棋布:名山,大川,北有长城、故宫,南有桂林山水甲天下;而下有苏杭,上有天堂,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都相宜,这些地方不可不到。

旅游业又称无烟囱工业,政府从无烟囱工业中所得的收入,据一九九二年的统计,约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二。其中省、市、县中饱的部分还不计在内。政府的这部份财政收入也未能用之於民,多半用在整军经武,浪费於发射导弹、试验核武方面。

所谓“中国人靠祖宗吃饭”,就掩盖着大小党干私吞祖宗的饭,老百姓所得不过是风景区附近摆地摊之类的羡余。

凡旅游者都怀有同一心理,不仅观赏风景之美,还考究历史之古,越古越有价值。而中国有三千年的文物和古迹,连希腊、罗马也瞠乎其後矣。

谁能料到,那个貌似文雅的毛泽东,偏偏下令毁坏古迹文物,於是乳臭未干的红卫兵使劲地打砸抢。毛说文物古迹是“封、资、修”。且不谈後两字与“古”字当头的景点不沾边,只剩下一个“封”字,即封建文化,跟古迹文物又有什么牵连呢?

所谓“无烟囱的工业”,它的优点是几乎不需要投资,越是尊重自然越是美;旅客来到风景点,吃,住,购买纪念品,以及支付导游的赏金等,在在都得花钱。中共给洋人,台湾,香港人另定加倍的付费标准,把港台同胞划进外国人之列,属於敲竹杠。这种双重标准,只能让港台同胞渐行渐远。旅游本是赏心乐事,不仅乐不起来,每念及此,不由得不生气!

大陆更需要人权和民主

再介绍一个令人愤慨的例子:长江三峡原是最壮观最富魅力的旅游胜地。 自古流行两句赞美三峡的话:“不过三峡,不知平地”。自邓小平接受李鹏、林一山、邹家华等人的创议,规划开发长江水利,凭借老毛的“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把他空想的两句诗当成真。我於九三年十一月《争鸣》上,以“三峡上马与党文化”为题,曾指出“中共指望以修长江水利摆脱困境,其结果必然是祸国殃民的自杀政策,其实并不缺电,中国更缺的是人权与民主”。

三峡工程於前年开始施工,毁坏沿岸名胜古迹、寺庙以及村落,“中新社”时有报导。

据九五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纽约时报》透露:美国政府坚决阻止出口信贷机构给予长江三峡投资,该报称:“三峡水坝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预料耗资三百亿美元,世界银行与民间银行家对中国大陆预估的工程开支及经济利益严重存疑。三峡工程将淹没三十五哩长的河谷,迫迁一百三十万人,长江三峡没入水中,原有的风景区将全部淹没,因此失去家园的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引自九五年十月十四日《世界日报》)。

而三峡建设委员会还颇为得意地宣布,施工头一年便从畅游三峡的旅客中增收八十亿几千万人民币。这些好大喜功的狂人公开骗人:为什么旅客蜂拥而至?这是由於“三峡出平湖”“自我成之”之日,接踵而来必然是“自我毁之”,即永远断绝了游山玩水的财路和观赏之路也。

上述的“自我毁之”,范围还是很小的,更大的可怕後果,谁也不能保证今後不会发生特大洪水,一旦水库崩裂,正如毛的“昆仑”诗中所述:“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你振振有词指出毛的语录,我也能搬出毛的语录把你打翻在地,此乃文革时期创造的“打语录仗”是也。

毛诗接下来还有一句:“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句诗应看作一种谶语,即预示着历史老人必将给始作恶者邓小平,李鹏等人戴上“千古罪人”的帽子,而且永远摘不掉。

寺庙是祖宗最佳遗产

在共产党人眼里,寺庙是唯心论的迷信,文化大革命中难逃浩劫。砍下泥菩萨的头,罪该万死。有谁去可怜泥塑木雕呢?

烧香拜佛的和尚、尼姑,还有虔诚的老太,人们嘲笑之,称之为“愚夫愚妇”。

我并非佛教徒,我倒要说:“谁干了毁坏寺庙,砍下泥菩萨的头,谁便是真正的愚夫愚妇。”

故在下特辟一章,来阐明被颠倒的是非,即佛说“颠倒众生”的禅理:名山必有名刹,凡名胜古迹,谁去保养,谁去接待游客?你定会承认:只有寺庙的和尚、比丘最能胜任。

和尚、比丘的薪金由谁发给?最早建造寺庙、从事泥塑木雕的资金从哪里支出?

答曰:一切不用政府补助,也不希图按月发工资,我们托钵化缘,靠香客布施,或者利用寺庙附近荒地,春耕秋收,自食其力,帝力於我有何哉,南无阿弥陀佛。

寺庙还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功能,人们遭极大挫折,或者面临生死关头,又没勇气一死了之,体面的退路尚有“遁入空门”之一途。不过和尚尼姑不得婚嫁,这是最大的烦恼。

老毛平白无故毁坏了寺庙,他的愚蠢和疯狂不仅得罪了众多的佛门弟子,而且连带毁坏了许多名胜古迹。

当老毛一死,中央领导有点儿觉悟提出重建寺庙,有将功赎罪之旨。但没有经济上的物力,“重建”仍是一句空话。可以说,老毛的一成一毁之间,是双倍的浪费,双向的无奈。

更有甚者,和尚、比丘早已还俗,有的成家立业,不能召之即来;而年轻一代又不愿出家,不能看破红尘。

我曾去过四川,离乐山大佛不远处,竖立一尊济公活佛,听得导游哀叹地介绍:“党龄只有三年的济公石像,远远不如毁掉的原有的济公。”言下不胜惋惜之意。

我讨教他:“三年党龄的济公”有什么出典?导游人员说:“古代的艺术家真神,毁掉的那个济公活佛,你站在不同的角度,觉着济公总在向你弄癫微笑。现在你看吧,这个济公不是很像雷锋吗?”

再说我老家常州有个天宁寺,其中塑着五百尊罗汉,个个神气活现,可恨在共产党治下毁於一旦。邓小平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天宁寺又重塑五百金身。富於讽刺意味的是,捐献资金者竟是同乡的香港资本家,这就给所有的游客上了无声的一堂历史课:党性压碎佛性,佛性又压碎了党性,专门从事破坏是的共产党,慷慨奉献的却是一度被打翻在地的资产阶级!

顺便提一下,著名的风景区还有魏晋时代的宝贵遗产,如洛阳的龙门造像,山西大同云岗的千佛岩,我小时侯读书的南京栖霞山师范,学校附近有寺庙和千佛洞。

旅客们到此一游,便会发现,原来的佛像都遭杀头之罪,人们看到的是用水泥糊成的人头。如果不经修理,断头菩萨或许保有断臂维纳斯之美,如今的丑陋佛像不过是“佛头着粪”!这句四字成语移用在中共的种种暴行,称得上“妙喻”。如中共抓了政治犯、思想犯,遭到国内外舆论同声谴责,便把政治犯、思想犯“佛头着粪”,改作刑事犯处理之类。

为此感慨万千,乃作蹩脚律诗一首:

我佛如来遭赤祸 出家几曾识干戈 五百罗汉今何在 一尊腐尸且打坐
古庙有钟敲不得 地狱无门念弥陀 粉墙未跳成焦土 状告当代活阎罗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於纽约

《北京之春》1996年2月1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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