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毛泽东的影子——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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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胡乔木

我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从上海前往延安,先分派在“陕北公学”,三个月就算毕业,于是调至“中央青委”(全称是“中共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冯文彬,组织部长李昌,宣传部长胡乔木,我任青工处长。这时对胡乔木只是一般性的印象(?#38738;工?#30340;业务不属于宣传部)。

引起重视的王实味事件,在陕北公学和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们广为流传。在当时的《新中华报》上刊登了中央领导人的表态。胡乔木当面批判他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埸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埸,那篇杂文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们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引自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新中华报》。

王实味没有接受胡乔木的劝告,在最后从延安撤退至晋北的途中,贺龙的部下用大刀砍死了他。

和胡乔木有过直接关系的事件,是由我和童大林创办了大型墙报《轻骑队》,取此题名原是在延安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作为杂感公诸同好,这就需要宜传部长批准了。当童大林和我向胡乔木说明办墙报的宗旨及其影响,他表示赞许:“作为大报的补充,不必排字,又节约纸张,小本经营而又能吸引读者,可算得别出心裁”。他还为第一期的墙报,挥笔写了仿宋体的《轻骑队》,不过他没有具名。

创刊号上登出丁玲和何其芳的两篇短评:墙报的面积有两个四方桌那么大,有一人再举起手臂那样高,果然吸引了过路的所有行人,不妨引李锐所作的杂文:“苦瓜的味道”中谈起他有关《轻骑队>)的回忆:“……只有1941年中央青委的同仁们办《轻骑队》时,我写过两、三篇真正的杂文,开初有过一期专刊,讽刺延安某些文化人和文化程度,我写了一篇‘想当年’,人们一看便知讲的是哪一位。记得墙报刚出没几天,晚饭后散步,遇见李富春,他就朝我说:‘李锐呀,你好尖锐呀’!《轻骑队》是立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大砭沟口的大型墙报,后来出了油印版,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引自九五年九月十六日上海出版的《新民晚报》)

在墙报刊出的杂文,就有柯仲平,萧军,艾青,刘白羽,陈荒煤等。凡是在延安的知识分子,都看过竖在大砭沟的墙报。刚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在第二天也都争着来看墙报,《轻骑队》出到第九期,胡乔木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就说:“看来,你那个墙报必须停办,我也投有办法”。

我问:“是哪篇杂文犯了错误呢?我们在下一期刊出纠正的声明总是允许的吧”?

“不行”!他的态度很坚决:“这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这是反党,比起‘野百合花’来更严重”。

我追问:“好吧,你就直说是哪篇文章,我也接受教训嘛”!

胡压低嗓音说:“在第七期上曾发表过一份读者来信,揭发抗大四中队的支书(支部书记)检查学员的家信。即使确有其事,一旦刊登在墙报上,这就说明党中央准许下边都是这么做的。产生了极坏的后果,如今你承认做错了,岂不是欲盖弥彰吗?我认为乘此机会下马,落个清闲”。

当我把胡乔木的决定转告童大林,他也认为:“毕竟在这里的自由是有限的,发表这份读者来信,本来的用意是防止其它单位再犯,这才是爱党,没料到成了反党”。他不胜遗憾地说:“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

安吴堡重逢

当中央青委主任冯文彬有意吸收从大后方来的青年,接受党的培训,经陕西省教育厅长的同意,选在泾阳县的安吴堡,这里本有一家姓吴的大地主庄园,有四大间客厅,还有砌着假山的后花园,经历年的战乱,吴家人全都迁至西安,正好让青委办起一所“青年训练学校”。我也调往安吴堡,初任八大队队长,由于本人姓王,同事们戏称为王八队长,我也并不介意。

在安吴堡生活六天之后,便知道两个重要情况:国民党的三青团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青年军训团;从西安出发的青年,走到半路就会被三青团的人员劫持过去;也有前往三原的学生,竟遭游击队绑架来到安吴堡。国共两党争夺青年的交战日有所闻。

使我惊诧的第二个景象:涌到安吴堡来的青年每天有五百余人,我所负责的八大队就有四百二十人,以前编成的七个大队,已有三千四百人了,居住的房屋早就挤满,只得分散住到邻近的村庄和小镇,去探讨产生这一“涌流”的基础,主要是日本帝国发动了侵华战争;大后方的人民为了安全,只得奔向西北边区;在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在门口贴着:在延安开办的抗大,陕公和安吴青训班的招生布告。这也是促成人数猛增的原因。

我在小圈子内为十二位同学讲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此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来移至露天的广场,参加的人数竟有一千多人,我是站在一只茶几上讲话,那时还没月有麦克风,只得如唱高音一般,声嘶力竭地讲了一小时。所举的动、植物,都是大家亲见的,多次引起热烈的鼓掌。

第二天却有了两种反应,各大队的支书认为:“生物学虽然有趣,不过远离政治问题,这是转移正确的目标”,六大队的支书又提出:“王八队长的讲课是否获得教育处长(胡乔木)的批准?”

凡是那天听过的学员,都一致的赞扬。学校领导人为此举行了一次联席会。据张琴秋(生活指导处处长)事后通知我:“胡乔木站在你这一边,并且指出:‘马克思也称赞过达尔文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发现’。我也站着听完你的演说,你不带参考书,一口气顺流而下,真有本事”。(顺便说明,张琴秋曾在张国涛的部队中组成‘妇女战斗团’时,任团长,她是留苏大学生,在“文革”期间,跳楼自杀,她唯一的女儿玛哑也在七六年四月,因参加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集会中被捕,在监狱中受迫害致死)

在获得合法的支持下,又讲了?#27425;,听众都是没听过上一回的人,参加的学员还有五百余人,往后人们不再唤“王八队长”,改称“达尔文二世”了。

胡乔木已有二十六岁,还是单身汉,他在二大队的女学生中,对一位黄桂英相当满意,他又不敢正面提出来,只得委托我去作试探,于是会见了她,我说:“乔木对您有好感呢,他至今还是个光棍,您若能同意,我便立即去回复他”。

她表现出胆怯的神情说:“怎么配得上他呢?何况我已结过婚了。请你转告副主任,再物色一位更年轻的对象吧”。

一星期以后,黄桂英调走了,过了四天胡乔木也去了延安……。后来他们还是走到一起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俩是在延安结婚的。新娘改名谷羽,也就把过往与前夫的一段情抹去了。

追随毛泽东三十七年

我作过统计,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三十八年者(引1939至76年毛泽东过世为止)。只有胡乔木一人。本文只能挑选几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介绍如下:

三九年七月,冯文彬带着胡乔木和李昌来到窑洞里,向毛汇报白区的青年工作。

1941年2月,胡乔木调任为毛泽东秘书,那时正当原有的《新中华报》改版扩大为《解放日报》,需要发表社论,就让胡乔木执笔,第一篇社论标题为“救大后方的青年”,其中的词句有“嗜杀的暴君,为刀头下的青年唱安魂曲”。分明是针对蒋介石。

自六月八日发表第一篇“社论”,直至十一月六日,共写出五十八篇“社论”其中即有三十五篇是攻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给他的帽子有:暴君、独裁者、历史的罪人等。

四二年五月,毛泽东作了“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到会作家有五十余人,陕公、抗大一百几十名师生参加旁听,胡乔木一面听一面作笔记,后来在《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定稿,就是依据他润饰过的完整著作。

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中正举行谈判,随行人员中就有胡乔木,他不宜公开讲什么,只能在背后出主意,而在重庆版的《新华日报》上,具名胡乔木的评论短文就有三篇,对会谈中各种所谓的歪曲和骄横言词,加以驳斥。

四六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演说,其中有: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的纷争和不安的先决条件。

于是在三天以后,《解放日报》发表了“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的长篇评论,作者是胡乔木。这里引其中的一节:“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尝试人民以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笔者按:在批判蒋介石不愿保障“一切基本的民主权利”,可是经半个世纪以来,自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哪一个对“民主政治”不是既怕得要命,又恨得咬牙切齿?谁敢要求实行民主,立即逮捕法办,为提出民主要求而入狱的政治犯即有一千四百余人,对照而言,其罪行大大超过蒋介石)。

一九四九年三月,遭遇胡宗南统率的军队包围了延安,毛泽东决定即速撤退,当时胡乔木在甘肃省的石门区参加土改,收到电报后立即按指定的地区集合,奔走三天之后,才遇上了三支队,终于到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又与毛泽东会合了。在这里驻守近一年内,胡乔木为《新华社》写出了大量的电讯、评论,其中有几篇被东南亚国家办的报章刊载,有:“哀悼无济于事”47年6月20日),“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月攻开始”(同年九月一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年十一月七日),“假和平与真和平”(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军的将领们也能收到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和社论。占领全中国之后,任命胡乔木为新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创刊第一期的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团万岁”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新华社社长,他成了新闻和报刊的绝对权威!

成功与失败

自四九年起的二十七年中,胡乔木紧跟毛泽东,如影随形,亦涉亦趋,完全埋没了自我。这里挑选成功的两件事实:

五一年六月是中共成立三十周年,但是尚未有详实的历史著作,在隆重庆祝的大会上,指定由刘少奇作报告,又得请胡乔木代劳,他赶在大会开幕之前(只有六天时间),竟写六万三千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经毛泽东审阅,交给刘少奇,并在六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上具名胡乔木,同日由广播电台播出全文。在这以前,他所写的全部社论、评论都没有具名,从此作者的名字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我曾谓过谊本《党史》,认为有两处不恰当:一处是吹捧毛泽东过份了,例如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数字就夸大,追赶的中央军多次扑空,红军方面的损失不大,充分显示英明领袖的神计妙算。其实自瑞金出发时红军有两万三千余人,到达四川东部,与张团涛的两万两千人会合,到达陕北,与高岗、刘志丹的部队会合,共只剩下两万两千人,在损失的士兵中,大多数是半路上刚小差跑掉了。

另一处是贬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绐李立三戴的帽子是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分子;对王明(陈绍禹)的评价:“迷信斯大林,由此使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十分之九;他又是促成红军被迫撤离苏区的决策人物之一”。业已查明却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军官里德主张按“正规战争”的教条促成的。

虽然有若干缺失之处,由于这是第一部中共党史,且成为全体党员的必读课本,因此列为胡乔木的成功业绩。

五九年的七月二十四日,在庐山召开党中央的会议,先由毛泽东指定七人来起草会议纪要,分配胡乔木写“形势和任务”。他在上山过程中又对遇着的一位朋友说:“五八年的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船,至今还没有恢复原气”。而他的朋友又给本单位领导汇报上去。这原是灵魂深处一闪念,压抑在心中的感受终于爆发出来。毛泽东听到了这句出格的话,并投有批评他,只是对他疏远起来。

历来是唯命是从的弄臣,二十年来对最高领袖总是奉命唯谨,奴颜婢膝,竟然敢于传播反上的呼声,着实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哪。

再举两件失败的事实:五九年四月,召开中共七中全会二次会议,通过了钢产量一零七零万吨;煤产量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产量一万零五亿斤;棉花产量一亿担。这次会议的公报是由胡乔木执笔。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分管金融、财政方面,他对胡乔木提出:“不宜把四大指标写进公报,公布出去便很被动,你将这个建议在毛主席跟前讲一下”。

结果只能是公报上的四大高指标照登不误,陈云又把同样的意见去给毛说了一遍,最后增加了三句话:“在二次会议散会的时侯,我就找胡乔木提出过,而且请他转告毛主席,公报上的高指标公布出来产生的影响,不太好哇”。

于是毛泽东当面对胡乔木说:“你不过是个秘书,对副总理的意见投有对我讲,会误了大事的”。

使他犯这次错误的根由:在胡乔木的眼中,只有尊崇永远正确的毛泽东,其它人便等而下之,当然听不进去;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毛本人也开始认识:那四项高指标都是想当然的数据,没有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这次胡乔木挨批,也表示内心已有后悔的情绪。

另一次失败的后果更严重,五九年的四月五日,毛泽东委托胡乔木找一位明史专家,发扬海瑞的刚正不阿的精神,在第三天便选中了吴晗,这位专家在六天之内便写出了:“海瑞骂皇帝”(5 9年6月1 6日《人民日报》登出,署名刘勉之)。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时正是江青最得意的时侯,她请了姚文元,写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这篇评论起,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追查炮制这棵大毒草的黑后台中,胡乔木也在其内,他急于见到毛泽东,准备承认错谋,深刻检讨,却被江青挡驾了。

六六年六月,康生会见胡乔木,通知他迁出中南海。在新居处他忙着写检查,共有“关于清宫秘史,海瑞罢官,庐山会议和《人民日报》工作时期的四篇检查,而交上去的结局是石沉大海”。只因胡乔木兼职不少,本是多才多艺的天才,一旦被打翻在地,批斗的单位就接踵而来,自六七年一月五日,先是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揪出去作了检查;九日下午,是应用物理研究所的“革命造反司令部”,参加“斗争胡乔木大会”,两天以后,《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再把他揪走,在批斗会上低头认罪;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对胡乔木最无情,十二日下午批斗,站在台上四个小时,共有十四个红卫兵轮流批判他;五天以后,又把胡乔木押上大卡车,胸前挂着:“文霸胡乔木”,只因他的儿子是邮电学院的学员。

过着一个月的安静生括,又被戚本禹的一篇:“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卷进去,在此文中曾提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某某等”。这分明指的是胡乔木,4月l 2日,又是邮电学院发起组织“批判胡乔木联赂站”,在十五日上午,在该学院大礼堂内召开批斗大会,挨斗的有周扬、陆定一、吴冷西和彭真,胡乔木属于陪斗分子。

一九七五年正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常委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邓小平提出:成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并任命胡乔木为主任,刚上任的第三天,就为胡耀邦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修正,有几处引用马克思的词句不恰当,根据原著,逐一补正,并作批语:“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引伸就算完事”。接着邓小平又请胡乔木审查《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问题》列出三十条,同样他作了认真的修改。

七五年十一月,又兴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过去经邓小平赞赏的《汇报提纲》、《工业三十条》,加上《论总纲》被四人帮指为“三棵大毒草”,前两棵毒草原是经胡乔木审定的,他又被迫写检查,处在靠边站的窘境中。七斗八斗,体弱多病的胡乔木总算挺过来了。

雨过天晴迎新主

七六年是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四月五日周恩来逝世,兴起了三十多万人集合在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行动;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十月四日,活捉四人帮,华国锋接替了毛泽东生前的全部权力。

这里谈一下,胡乔木得知毛泽东死亡的讣告后的心情;虽然在文革时期斗得死去话来,搬了家又被抄家,对他的恩公毛泽东还是感激涕零,对毛的死,他思前想后,不胜伤感之至。据《光明日报》的记者采访谷羽,她谈起:“他头五天不思茶饭,不愿多说什么,晚上必须服安眠药,睡不着觉时就捧读毛主席著作。有一次整夜没睡觉,连电话钤响都不去听,后来乔木也没去参加毛主席的遗体告别仪式”。

一九七七年七月,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他又给胡乔木恢复原职并领导评报小组。所有对外公布的发言或解释党中央新政策的文件,都请他审阅。

七九年一月,由胡乔木为首,联合李鑫(林彪的秘书)、熊复(《红旗》主编)、吴冷西和胡绳,策划了一场新的反右斗争,胡乔木提出:“当前存在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的‘三股风’,现在的形势比五七年右派进攻时的形势更严重”。(引自阮铭着《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帮》第七节)

这个五人帮的打击对象是对西单民主墙兴起的民主运动,也是针对党内的改革派。

后来有人告到胡耀邦那里:“最近胡乔木煽起三把火,还想发动一场反右运动,这可是历史的大倒退咧”。他即日批评了胡乔木,再作出自我批评。

对爬上顶峰的新皇上,胡乔木还是按照旧习惯对他无微不至的献上愚忠,所谓三把火,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出五天果然补足。

七九年一月十八日,召开“理论务虚会”,邀请一百六十余名各界知识分子,探讨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理论建设。

务虚会的领导小组,第一名胡耀邦,第二名胡乔木,这次会议开了七十二天,(因中越战争休会一个多月)会议结束前,由邓小平作报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四项原则完全继承毛泽东的老一套,这就决定着在他执政期间决不进行政治改革,甚至在天安门广场实行大屠杀,也遵循着“坚持”的原则哪,胡乔木对六四屠杀表示谅解,说:“……再退一步,党、军和政府部门就守不住,采取暴力镇压原是被迫的嘛”。

如果说胡乔木紧跟毛泽东,在毛死后,他即以双倍的热情紧跟邓小平!

自八零年后的七年中,胡乔木成为极左派的领袖,笼络了王忍之,邓力群,贺敬之,林默涵,胡绳、郑必坚等一伙左将。

八三年三月,在中央党校举行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由周扬作报告: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在《人民日报》发表前经王若水看过并作补充)。其中有两点引起争议:(一)提倡人道主义;(二)“异化”可以解释为: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经历多长时间,必然会“化”成对立的异物,意味着专制暴政必亡。

政治敏感度极高的胡乔木,即刻打电话给党校,指出周扬的报告犯有政治错误,并建议继续进行批判会,他本人还要求出席发言纠正周扬的错误言论。党校校长王震婉言拒绝;胡乔木又组织四埸对抗性的报告会,作报告的有胡绳、林默涵、熊复和他本人。可怜听众很少,加之作报告的批判无力;而《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学术报告,连同四位左将的讲稿也发表出来,对照下来,谁是谁非,一目了然。反而揭示了左王、左将的丑态。

八零年的九月二十四日,胡乔木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其中引用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原文有一千四百字,此处摘录重要的段落:“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因此对所谓自发组织决不能以驱入地下为了结。而政治的有计划有领导的民主化,对这些组织的成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争取分化工作并辅以必要的打击措施应为当务之急……。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大问题),工会之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以出现类似情况”。

此信的用意有三点,一、禁止持不同政见者与工人阶级联合;二、不准人民享有集会结社的权利;三、对自发组织中的成员,先采取教育方式,对方不接受,便使用分化和打击的手段。

胡耀邦对这封信没有表态,胡乔木和邓力群又去争取陈云,在他面前强调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带有瘟疫般的扩散危险。终于在八零年十二月的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暂援,发展求稳”的全面倒退,并且开始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

胡乔木统战王若望

一九八三年,市委宣传部转来北京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在五日内晋京去见胡乔木。我去找新任的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询问,到北京去有什么紧要大事,找我一个人又能干什么?

王元化也不知底细,只是说:“你就快点去吧,大概有什么事情要你去面谈吧”。我是带着莫测高深的疑惑上路的。

出了北京机场,中宣部已派了汽车等着我,喘喘不安的心情开始放开,我估计这是中央一级要员才能享受的待遇。住景山宾馆,电话通知我:第二天乔木在他家中接见我。我可以使用一辆轿车,请我记下电话号码,如果外出有事,打这个电话,便来汽车接送。

谜底尚未揭晓,这一晚上作了种种猜测,怎样也猜不着胡乔木是把我当作统战对象!

第二天如期来到他的寓所,言谈间他承认“小王”(他这么称呼我,由于我十九岁上与他初次见面,所以显得格外亲切吧),你在文化界是有影响人物,接着便讲出了他的意图,我把记忆中的对话介绍如下:

胡:我们决心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概念并不清楚,不过叫惯了,给这个概念加进一些极右的东西,还是可以的,中宣部草拟了一份名单,其中也有你,我觉着你所犯的污染还不算突出,我了解你并无一定的主见,认为你是可以争取的,我们认识有半个世纪了吧,在名单中只有你跟我有这么久的历史。我对力群(即小邓)说了,我可以说服你,看能不能挽救,在两条路钱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我没有明确站在哪一边,我以装傻的口吻说):

王:什么叫精神污染,这个概念委实不大清楚,是不是周扬、王若水的文章算是精神圬染呢?

当时文化界正在批判周扬发表在《人民日报》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论点,文艺界则批判宗福先、流沙河、戴厚英、刘索拉、白桦等人的“污染”。这些人大概就在邓力群草拟的黑名单之中吧。

胡:(压低嗓子,似乎还有更严重的消息)这些人的问题不大,全国范围除了周扬同志,巴金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他对毛主席的否定,连王震将军都不满。他在香港报纸上诋毁他。(指巴金在香港《明报》发表的专栏“随想录”。那时还没有结集出版)

(听了我很吃惊,只当作没看过随想绿,我插话打断他):

王:我倒听说,王震当着外国人,骂巴金是反革命,是不是太过火了!

胡:王震缺乏涵养,不该在外国人跟前讲。我们的批评首先要与人为善嘛,象钱钟书,他就不谈政治嘛,没一个字讲到主席,所以没一个人骂他。这两天海外的夏志清,刚巧回国,他就要去拜望钱钟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里有一本(他随手从书架上找到这本书),这本书写得偏颇,估计钱老不会跟他辩论的。(话锋一转,他紧紧抓住统战目的,回到正题,他继续说下去):

上海的文联,改选的问题拖了五、六年,按你的资历,当个副主席或主席,不会有问题,到了正式召开的时侯,我会告诉王元化的。(统战的策提高到“封官许愿”了)。

你的问题就是党性不强,紧要关头就不听党的话,而你却对巴金、王蒙非常欣赏,王蒙至少是半个自由主义者吧?(胡掏出小的笔记本,看了一下)这里有两、三个题目,随你挑其中的一个,象王若水同志批评某某那样,也写一篇评精神污染的文章,先在《解放日报》上刊登,由《光明日报》转载,回到上诲你就动手写。

王:(我发觉他在招降纳叛,我得提防他)对你的建议,我还没吃透,有些犯有污染的文章,没有认真研究过,让我补课以后,还要参考一些有力的正面论点,写出批判污染的文章才有说服力。

胡:你那么认真,一定会写好,你先好好学习《邓小平文选》,把它吃透,多引用他老人家有关反污染的论点。(我怕他下不了台,就表示回到上海试试看。晋京谈话即宣告结束。我起身要走,又遇上邓力群,他客气地打招呼):“你们谈得怎么样?”(胡代我回答):“还好,小王答应回上海写出文章来”。

小邓微笑着说:“那就好嘛。明天还有徐悲鸿画展开幕,你参观了他的画展再走”。我点点头。

这次进京,以为能够见到胡的夫人谷羽,四十六年前在安吴堡青训班时,我们的关系良好,是否由于当今地位显赫而不愿见我呢?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即有《解放日报》副总编亲自上门约稿,要我写好稿子马上交给报社,“我们会很快发表,放在重要版面,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我没让他太扫兴,说了一句:“乔木同志关照,要我吃透《邓小平文选》,至少要学它一个礼拜,才能动手”。这样就把他打发走了。我心里想,往日我的投稿可没有这般重视,大概中宣部打来电话给他,一下子就身价十倍了。

我对胡乔木的招降坚决拒绝了,从此我和他只得绝交。他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开路先锋,发表了三、四篇批判文章,其中一篇举出王若望,只是使用“忘本”的帽子。文中所列的例证都是报纸上登载过的,看来他是抄袭人家的资料,比邓小平扣我“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差得远哩。

胡乔木追随毛泽东三十七年,我和乔木的关系前后五十多年,最后七年与他再无联系,(我在九二年赴美)但还是关心他的结局如何,在海外报纸上,才得知九六年八月份胡乔木已经去世。只得由我来作盖棺论定,也应介绍死者生前的长处,有三点比较突出的表现:

(一)对马列著作全部读过,而且作了笔记,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也读过五十多种。有一次胡乔木跟我谈到列宁,他指出:“在世界经济发生总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侯”。这一论点至今没有兑现吧;

(二)在历届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只有胡乔木是唯一善始善终而且是任期最长的部长,以才能而论,他比起七位部长高明得多(其它宣传部部长:按次序为——凯丰、陆定一、王任重、胡耀邦、邓力群、朱厚泽、丁关根)。虽然胡耀邦的政治立场和才能高过胡,可惜任期只有七个月,即转任中央组织部长去了;

(三)在道德品行方面,胡乔木也是够格的。找不出一件贪污腐化的事实,作风正派,即使和谷羽的结合上有一个小黑点,却作到了两相情愿,从一而终。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我找不出有别人能象他那样一以贯之。

最后给他的一生作一个小总结:

文名盖世,忠于暴君;
左派统领,逢右必反;
历史往前,拼命阻拦;
改革高潮,力挽狂澜;
至死不悟,怡然自得;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1997.7.8.于纽约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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