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民主的情怀

Share on Google+

王若望与刘青的交往……

原题:民主的情怀

羊子

“茉莉的话”王若望先生的遗孀羊子大姐,最近撰写了《王若望与刘青的交往……》(原题:民主的情怀)一文。此文是一份珍贵而真实的历史见证,它见证了王若望先生的高贵、善良和宽容大度,也见证了刘青诽谤王若望、至今仍拒绝道歉的恶劣态度。文中特别令人震动的是,羊子大姐发现,刘青今天仍不思悔改,仍然如此对待刘宾雁、方励之、郭罗基等流亡老人。

茉莉曾经在三年前致中国人权组织理事会的一封信中,为刘青造成王若望先生晚年的痛苦鸣不平。今天茉莉仍然要说:刘青,你欠已故的王若望先生一个道歉!如果你还良知未泯,请你在羊子大姐健在的时候,尽快地向她道歉,也一并安慰王若望先生的地下之灵。

近来,“中国人权”内部发生了风波,有人形容为地震,焦点人物是刘青先生。大家知道,本来,我是王若望的家属,直到若望去世,他毕生追求的目标未能实现,所以,我给自己定位为中国民运的家属,表明继续支持民主未来,直到中国大陆民主化了,我就像美国人一样,不必操心中国事务了,或在美国或在中国,安度晚年。

作为家属,对于民运圈内人物,我有所了解。现试着向朋友们说些什么。

我们1992年抵达美国后,认识刘青,很快成为朋友,记得,我刚刚学会开车时,兴致勃勃地同刘青、韩晓蓉、老伴,驾车去长岛一家大商店购物,一路上谈笑风生,甚为轻松和欢乐。

过后,我们一直相知有素,记得他还曾经代表台湾的“世盟”,在某年年终给了我们两千美元,表示关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位邵先生“政治庇护”发生困难,求助老伴,老伴就想到请刘青帮忙,确实,刘青帮助了邵先生,后来成功了。

大约不到一年时间,无风起浪,曹长青先生从英国开会回来,电话问我们,在会上听说王先生为“政治庇护”的人做伪证,接受贿赂,不少人议论这件事,问我们究竟怎么回事?(关于这件事,我在另一篇习作“谁‘为理想而承受苦难’”中有较详细的解释,该文将发表在四月号《北京之春》上,但文中没有公开谣言始作俑者的名字)听后,我们两人第一感觉是莫名其妙,若望随后通过朋友打听原委,了解谣言从何而起。数月内,其它人纷纷传说,有的爱护我们向我们直接打听,也有人相信谣言而远离我们,从而发生了我们夫妇去参加美国友人“罗德、包湐漪夫妇家晚宴中,遇到众朋友爱理不理”那件事。

慢慢地,理出头绪来了,原来这个说法来自“中国人权”。中国人权的人还把“证据材料”转给我们。我们一看这明明是张冠李戴了,因为文件上写的是,从1989~1993年期间,“中国民主党主席”给人出过政治庇护证明材料,有很多。但我们1992年才从上海来美国,而且王若望出任主席的中国民主党,是我们来美国三年之后的1995年才成立的,怎么可能在成立之前七年就出政治庇护材料?后来有朋友分析了来龙去脉,八十年代后期在纽约确曾有人组织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不断出政治庇护材料。结果有人把这个“民主党”当成了王若望担任主席的民主党,因此让若望背了黑锅,名誉受到很大损害,因为在民运圈中,几乎传遍了,而且由于是出自中国人权那里,真有不少人相信。

看到这个材料之后,我们提出和刘青先生当面“对质”。当时独有很仗义的傅申奇先生陪同我们一起和刘青见面,我们四个人面对面澄清此事。刘青先生当时支吾搪塞,而傅申奇说,刘青兄曾对他不止一次说过:王若望品质不好,为别人政治庇护出假材料。

刘青从此没有再同我们联系,更没有理睬申奇了。大约又过了一年左右,陈破空先生通过孙云先生转告若望和我,说是刘青想与我们见面谈谈,我们猜想他可能是好意,来缓和关系,因此回话说“很好啊”。我们提出邀请傅申奇先生一起见面谈心,以谋求团结,但结果石沈大海,再无音讯。我估摸着,当年刘青找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想私底下同我们和解,向若望道歉,而我们提出请傅申奇一起参加,刘青改变了主意。

从此刘青和我们夫妇不再联系,即使在2001年12月10日若望病危住院,很多民运朋友去医院探望时,刘青也没有来。曾经写文章批评刘青不放权、并一向和刘青不往来的曹长青先生听到后,不失时机地关注若望病情,然后给刘青家里打电话问他是否知道王若望病危,住在医院里?对方说不知道。在长青的电话之后,刘青先生于(大约)16日,也就是若望去世前三天,去艾姆赫斯特医院看望了若望,若望一见刘青,马上拉着我,让我凑近他,告诉我:“是刘青来了吗?谢谢他来看我。”若望的眼睛含着泪,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看到刘青的眼圈也红了。

来看望若望的民运朋友魏京生、王炳章、吕京花、唐柏桥等十多人商量若望后事处理时,当时魏京生、王炳章等提议由没参加过任何组织、比较中立的曹长青来组办王若望的追悼会,担心有派别意识的刘青会排挤某些民运人士。但曹长青力荐由刘青主办,说这样可以让他们“和解”,给刘青一个补救机会(刘青本有机会在那个特定时刻,向弥留之际的老人当面表达歉意,让老人更加安心地走完最后一程,可惜他没有这么做),而且中国人权出面的话,可以把追悼会办得规模更大。

从此,刘青马上接受了长青的建议,积极组织“王若望病情关怀小组”,每天报导若望病情进展,同时安排朋友们值班,看护若望,直到老伴去世,所有的后事料理,刘青表现了他的组织能力。在我最六神无主的时日,刘青帮了我很多忙,并为我收转了很多热心人的捐款,这是一件很辛苦,很繁琐的事情,我个人很惦记刘青对我的帮助。

但在追悼会发言人选上出现分歧,因王炳章想致词被拒绝。曹长青先生说,他支持炳章在会上致词,因为王炳章非常敬仰王先生的人格,追悼会应是开放的,允许民运各派别讲话。追悼会前一天,王炳章还给他打过电话,希望通过他说服刘青,可是刘青对中间传话人说,“不要管曹长青”。因此虽然炳章专程从温哥华赶来纽约,但没有被允许在追悼会上发言。

2003年3月,当获知王炳章被判无期徒刑后,朋友们立即在喜来顿饭店举办了“声援营救王炳章大会”。在会上,当着炳章弟妹们的面,我向他们,向大会鞠躬道歉;理由是:我在若望追悼会上,炳章几次电话要我同意让他讲几句话,表示对老伴最后的敬意,可是我没能做得了主让他发言,对此,我感到深深的亏疚。过后我才感到,营救会上我的道歉,可能伤害了刘青。刘青,请谅解我,因为我是家属,没能让炳章发言,在他身陷囹圄时,我应该向他说一声对不起!

对“中国人权”出现的风波,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应该按照章程和民主原则处理。刘青是一位明白人,当年他为追求自由民主,付出十年坐牢的代价,他明白民主机制的真谛,美国总统最多不得超过八年,并非犯了过错而被打下台,而是遵循选举法合法让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了,看到过几次总统选举,即使在选举中互相指控,互相揭短,闹得不可开交,但是,所有的前总统,都在交接仪式上,风度优雅地与新任总统握手告别,让贤后,继续过着受人尊敬的平民日子。这个仪式,看来简单,平平常常,可以说,咱们熟视无睹了;但是,直到“中国人权”风波平地起,我才忽然意识到,美国新旧总统交接仪式,其实是多么重要呀!确实,正如唐捷在她最近批评刘青的文章中所说的:不能只重视就职,更应该学会善于去职或者善于辞职,是不是可以说,凡是有执政意识的精英们,都应该学会如何善于去职?在最近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连江泽民都要辞去最后一个职务“国家军委主席”,虽然他可能还想当“太上皇”,但起码在形式上要这样做。而我们要争取民主的精英们,不能连自己制定的三年一选举的组织章程都完全不遵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怎么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党不选举,不遵从民意呢?民主是要从自己做起,否则唤不醒中国人,恐怕连自己民运圈子的人都不能信服。来美国这么多年,学到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是注重信誉,没有了信誉,一个人就什么都没有了。

忆往事,想未来,刘青错过了对若望表白心意的机会,刘青错过了对王炳章关心的机会。不久前,我去普林斯顿参加刘宾雁先生八十大寿祝寿会,我打心底里是希望刘青也能来出席的,如果他能来的话,不愉快的事情就可以消除许多,然而他始终也没有出现。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亲知的刘青与若望的交往过程,好象又出现在他与刘宾雁、方励之、郭罗基的交往中了。我想,中国人权发生的事情,是不会给当事人带来愉快回忆的,难道我们做人只能做到给别人一次“最后的补偿”吗?

当然,人微言轻,刘青先生不必在乎我所说的,但是,其实,刘青让贤,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天经地义的正常程序;我相信,刘青也许正在酝酿一种让贤的情怀,他也许是,在美国民主社会中,咱们华人为主的组织里,实践民主让贤的第一人。

羊子  3/6/05 于纽约(3/7/2005 1:6)(网刊《新世纪》)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阅读次数:764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