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追忆我的一位小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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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2日,晴,燥热。

下午参加“经典的不同读法”暨李零先生作品讨论会结束后,主办方约请几位参会者共进晚餐。席间,几乎就说了一个话题,“文革”时期的暴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退休教授关于语言暴力是如何演变成现实暴力的论点。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姚文元有过一文,提出对阶级敌人,应该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并踏上一只脚。果然,“文革”期间的中学生,不止拿皮带抽他们的老师,剃阴阳头,左右开弓打老师嘴巴,直至把老师、同学打翻在地,踏上不止一只脚,更厉害的是私设刑讯室,以各种方法残害同类,到死为止。比如,那个被称为“雷锋同志”的说过一句名言,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果然,岂止“扫落叶”。席间一位教授讲了他亲历的一件事。他班上有一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孙女儿,同学知道她的身份后,让她与家庭划清界限,并强迫她对奶奶“扫落叶”,她不肯,同学们冲到她家里,将她奶奶活活打死并吊在门前的树上。“文革”期间,流行顺口溜“好人打好人是好人间的误会,好人打坏人是被打者的幸福,坏人打好人那是犯极大的罪。”结果呢,人人间大打出手,都把对方当坏人。

我无法听下去这样的故事,虽然我也从“文革”走过来。尤其听不得好些打人的小将们,今天在各种位置上,当着国营企业的总裁、董事长,在省部级的官位上“从着政”,在学坛教坛上为人师表、高谈阔论……潇洒着,游刃有余着,酒足饭饱着,睡眠滋润着——不仅不忏悔自己的罪过,还痛说自己“文革”所受到的迫害!

回书店的路上,夜色中,我想起了我小学的老师。她姓陈,名字给忘记了。其实,几十年来,陈老师的影子总是一有机会就晃在我眼前,她微胖,梳短发(那时俗称“五号头”),下巴有颗痣,南方口音。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她的眼神儿,凄苦而无奈,略带愤恨。她从无笑容。

就是我上一年级前一点点,她“犯”了当时天大的“罪过”——鬼使神差地把一滴墨水溅在毛像的右眼。我们一入学,就看到她略微驼背的身影,给全校教室生炉子。将近三十个教室啊。我们七点到校,炉子生好了,我算过,生一只炉子要用十分钟左右。她得几点起床、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生好全部的炉子。不止如此,她每天还要负责给炉子添火(加煤)、打扫学校奇大无比的校园,晚上学生放学后,他还要负责清理炉灰。不止如此,她每天还要受到小学生的打骂,随便谁就可以让她站在毛的像前低头认罪。我甚至还见过有人向她撇石子、泼水。不止如此,每周,陈老师要轮流到各班接受批斗,腰弯得低低的,认罪,教室里回荡着“打倒陈**”的口号。

我入校第三个冬季,再未见到过陈老师。

我六岁半入学。我完全不记得,我对陈老师的处境,投过同情。我没帮过她任何事情,哪怕是抱柴火的小事。我不记得,望着陈老师的眼神儿,我有过一丝哪怕是怜悯。我自己就是黑五类子女,我那七品芝麻官的父亲刚刚走出监狱,还在蹲牛棚。我见过我父亲跟陈老师几乎一样的眼神儿,我对父亲有同情,甚至还不止同情。可我当见到陈老师时,怎就如此无动于衷?

我肯定在批斗陈老师的会上喊过口号。但我肯定,我没侮辱过陈老师,更没打过她。但今天想起来,这些都不是我可以躲避忏悔的理由。当我的老师身心受到残害的时候,我没帮过她,甚至没同情过她。当我的老师非人般活着的时候,当我自己同时也是黑五类的“狗崽子”的时候,我没有她是我同类的感觉。陈老师的身影四十年挥之不去,我分不清是什么在“作怪”——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陈老师,她既未教过我,也没带过我。可我怎么就忘不了她呢?是我稍长成人,人性慢慢复苏,而觉得对不起陈老师吧。或正是陈老师的遭遇,才启发我慢慢复苏人性中那些无论如何不可丧失的东西,同情心,爱,正义感等等吧。我说不清楚。今天说起“文革”,我又想起陈老师,也还是说不清楚我到底“欠”了她什么。

只那么连猜带蒙地找理由去搞什么“忏悔”,我自己都觉得不那么真诚,有做作的成分。为什么?因为我的“忏悔”不是对着陈老师本人的。如果有一天,我能见到陈老师,到那时,我还能有向陈老师忏悔之心,并向她当面说出我的心愿,我想,陈老师的影子即使还会让我记起,那性质肯定是变了。她见到我肯定会有笑容。她再留给我的印象,是有笑容的。

陈老师要是还健在,该八十几岁了。陈老师曾留学苏联,学什么,我不知道。

谁又能肯定我一定还会见到陈老师?

爱思想2007-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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