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南海困局,中国的选择空间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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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黄岩岛所属之争,并未落下帷幕。菲方极力促成争议的国际化,而中方,一直以来的政策,是就事论事,只跟“争议”方谈争议,至多参加东盟为解决此类争端的务虚会。中方宣示的态度很明确,即南海及其诸岛,中国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东盟为此斡旋,中方既出于礼节,也是不失强调自己立场的机会考虑,选择了高姿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菲方要求美方就黄岩岛争端表明支持菲方诉求时,美方再次表达一贯政策立场,希望南海主权争端,用和平方式解决,美国不介入争端,不支持任何一方。将美方态度解读为暗地里偏袒菲律宾,是对美国南海政策的不了解。就在此次表态的同时,国务卿希拉里再次强调,“确保航行自由、维护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保障合法贸易无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南海争端按下不表,我们先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不久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号召东京人捐款,包括东京都做出预算,将钓鱼岛购买下来——日本人认为,钓鱼岛为私人所有,东京都买下来,将其直接划归东京都管理。4月30日,再次传出中国渔民在黄海水域靠近韩方一侧捕鱼作业时,与韩方海警发生冲突,刺伤4名韩国海警,9名中国渔民被捕的消息。稍加留意便知,最近半年,类似情况分别发生在韩国、日本、菲律宾和帕劳。打开地图,一眼可辨,从韩国到帕劳的海上纠纷,表面上的经济利益之争背后,无不闪现着海域水面和岛屿主权争议的影子。

海上困局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历史上,边防重点,是正北和西北的游牧部落(民族),直到明代,“海防”才提到朝廷议事日程——边防政策的转变,与西方列强开启大航海时代,恰在一个时间点上。但考诸历史,西方海上探险对中国边防政策调整,没有直接关系。真正的动因,来自内部。可循的轨迹有两个。一是对张士诚、方国珍武装集团残部,利用海上卷土重来的担心;一是海上贸易引发的海盗活动猖獗,直接影响了从浙江到广东沿海社会的稳定。明清两朝统治者,500年的海防政策,以禁为主,间歇松弛,是迫不得已,基本思路是寓禁于驰。

近代以来,一个等值的文明,来自海上,给帝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帝国海防政策的性质。虽然晚清政府组建了北洋、南洋、广东等水师,但清日战争,大部被日本海军歼灭,一蹶不振。之后历经北洋政府、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届政权,虽也戮力建设海军,注意维护海上主权权益,但比起陆地国防建设,对海洋、海权、海上武装力量的认知,从而出手建设的力度,仍是小巫见大巫。

直到最近10年,由于“中国制造”布满全球的现实,国际海运份额中的很大部分,与中国有关——不论运出工业制成品,还是运进工业原材料、重工机电设备和各种生活用品,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的日常生活,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程度,陡然提高。海洋是所有中国人的生命线。应该说,中国人突然发现海洋具有重大意义,但认识依然有限。可海洋并不因你的忽视,而脱离自己的运转逻辑。等到中国人慢慢醒来的时候,海洋引发的问题,早已堆积如山,或也可以说,已积重难返。

这就是中国海洋政策选择的现实背景。总结起来,一句话,政策选择空间,小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如此庞大的身躯,闪躲腾挪的余地,极其有限。

现实是,在海上,中国与几乎所有邻国,除12海里领海,包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绝大多数水面,和区内岛屿,都有主权(权益)之争,且南海多数岛屿,早被邻国瓜分完毕,作为主权国的中国,反倒成了那里的“客人”,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在意中国关于主权的“严正声明”。

尽管如此,有多少中国人,包括决策者,真正意识到中国在海上遇到的困局?

海上困局之困局

有解困的药方么?笔者之见,恐怕要到造成今天局面的原因中去寻找。可同样不可理喻的是,笔者发现,寻找海上困局的原因,成了更大困局。包括南海在内的海上困局,至今不能成为官民两造自由讨论的话题,而没有民间的参与,笔者断言,海上困局,不可能找到解套的办法。对此一问题所有驼鸟式的议论,比如留给后代,都是不智、不作为的借口。浩瀚海洋,已关乎每个中国人的福祉,到了把它的前途,交给人民的时候了。

那些皮毛议论,比如建设强大海军,甚至不惜与争端国开战,皆舍本求末,于解困,毫无意义。中国的海洋困局,本质上,首先是内政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关乎人心的政治问题。在此意义上,关于海洋的认知,都还在其次。

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今天可谈。一,为什么随便哪个海上邻国,都可以置中国海上主权(权益)于不顾,“恣意妄为”。一个通行说法是,中国经济发展,引起周边国家忌惮——它们害怕“强大的中国”,所以先下手为强,造成既成事实。不用太仔细分辨,这逻辑根本不成立。听说过一个国家虚弱时被人“欺负”,没听说过强大时,仍遭人“欺负”的。翻开历史我们知道,中国海上困局,严重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很表面的原因,与海上资源发现和争夺有关。其实,海上资源争夺,自古有之,哪怕是二战前后鸟粪资源的争夺。石油、油气固然更像是战略资源,最近几十年有关水面和岛屿的主权之争,似乎与此关联密切,但我们不能假定,更不能确定它就是引发争端的根本原因。小(弱)国敢于挑战大(强)国,且生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必有更深层的原因。

不可将中国与邻国的海上之争,比附比如韩国与日本竹岛,马来西亚与越南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之争。它们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争到底,我们很难想象各国为之开战。中国政府为海上利益,眼下也不太可能选择开战,但这种不开战,与上述各国的不开战,也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任何比附以及因此开出的药方,都是不懂国家利益的行为——这里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名词。

二,不论周边国家还是传统列强,真的怕中国强大么?这个问题的肯定表述,振振有词,近些年颇有些市场。如此表述,因其无法周延,本身没有任何逻辑。不要说一个强大的美国、德国,不可能构成其周边国家的安全隐患,即便遭人诟病的当代俄国,也不会有人真怕它强大起来。可以肯定地说,没人害怕一个爱好和平、自由民主的中国强大起来。正如中国人民一再向世界承诺的那样,一个自由民主富裕的中国,是世界和平安全的保障力量。

毋庸讳言,整个世界,包括周边国家,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同时输出不确定性。世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可能输出不确定性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经济、军事强大,不是真正的强大。一个现代强大国家,离不开制度优势,其立国原则,不可缺少可被世界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这也正是许多小国亦是强大国家的秘密。政治哲学家张亚中“小国也可以伟大”的立论,正基于上述要素分析(参见《小国崛起》)。今天的俄国并不比当年的苏俄更虚弱,但它不再那么被人害怕,内在原因,很值得玩味。

选择空间愈益局促

就事论事,中国政策选择的空间亦愈益局促。无论因内政还是外交,中国政府都很难承受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代价。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开战的充足条件。《联合国海洋公约》以及国际法院提供的争端解决机制,由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很难成为选项之一。

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20年来,收效极微——政策本身的矛盾,也是不能收效的原因之一。与中国争端的各国都首先拿主权说事,主权争议如果“搁置”?既然存在主权争议,怎么可能利益导向地“共同开发”资源?是主权重要,还是索取利益重要?岂不有拿原则做交易嫌疑?正因其内在矛盾——共同开发前提,是要承认中国拥有主权,所以,该政策提出后,与有关各国,达不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共同开发”协议(参见“国际危机组”报告《沸腾的南中国海》)。上述矛盾政策,亦有其远因——1954年中国政府与越南北方,在北部湾归属问题谈判中,主动将实施多年的11条断续线,去掉两条,使得中国一贯申明对南海的主权立场,有了自我损害的先例。

就事论事,中国人也到了该检讨南海政策的时候了。只有首先检讨自己政策得失,才能找到应对外部挑战的有效之策,所谓正己正人。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实用主义的考虑,都可能将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即使暂时过关,也经受不起历史的挑剔,此一责任也不是谁想负便负得起的。解决陆地边界争端,既有可吸取的经验,更有应该汲取的教训。

联想起越南政经革新的力度,以及缅甸官民民主化的决心——此一联想并非无的放矢,制度红利效应,是中国两个近邻勇敢迈向宪政道路的诱因。内政修,外交回旋余地则大,两国各自开启的变革进程,即使前景有待明朗,却已然在对外关系上,收到意想不到的效益。在笔者思考南海困局时,常常想到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不由得生出猜想:中国存在本身,或是它们变革的动力,尤其越南。越南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有关各大国,美、俄、印、日,似乎更同情越南,其中况味,用所有国家害怕中国强大来解释,于情于理恐难说通。

爱思想201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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