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一个血性思者的质文熔炼——阅读周剑岐(上)

一、发现周剑岐:一个网上读-写时代的开始

我撰文评论过很多作者,不管是应约写稿还是我自己有话要说,所有的评论均基于那些作者已发表的作品,且多为读者比较熟悉的读物。作为评论者,我至少可以假定,我的读者在读我的评论时都与我共享了他们认可其存在的作品及其作者。自从印刷业垄断了文本流通的方式,书写者非要通过正式出版来获得承认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从报刊的书评专栏到学院内审定教授的业绩,评价一个人所写的文字,至今仍只限于印刷出来装订成册的东西。长期以来,出版成为文本问世的唯一方式及其存在被认可的证明,处于手稿状态的文本就像产品无商标或营业无执照一样被搁置在正规的流通渠道之外。

本文要讨论的周剑岐先生及其所写的文字便属于类似的情况。他写了很多东西,有好几本读书笔记,有多年来写给我和其它人的电子邮件,有我们俩就不同的话题讨论后由他执笔追记的谈话要点,还有他平日随时札记的片断思考,也有不少或长或短的文章。所有这些文字都未正式出版,直到不久前,他才整理出其中的一部分贴入了他开在博讯博客(http://www.boxun.com/hero/baijia.shtml)上的”周剑岐文集”。

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印刷业垄断出版和限制阅读的局面, 人类今日已进入一个新型的读-写时代。在学院、出版社和报刊控制的发表领地外,成千上万的网站为任何一个有表达欲望的书写者提供了写跟贴和建博客的方便,将私人手稿转为公开出版,如今成了只需点一下鼠标即可完成的事情。发表不再受编辑的审查和篇幅的限制,也不再是学者、作家和特约撰稿人的专利。表达及其传播方式正在从极少数被认可的作者为广大读者制作读物的狭小天地转向一个无限开放的读-写空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网上书写,一个互为读者的书写群体已日益壮大起来,各具特色的文体和文风正在把狭隘的可读性逐步扩张到正式出版物设定的界限之外。被阅读就是被认可被接受。正如图书市场通常总是按某书的销售量确定其是否畅销,现在你点出一篇网上的文字,一眼就可从所标明的点击数看出它已被阅读的次数。与成千上万普通的博客户主一样,周剑岐的文名还远未到网络名家们那样广为网民所知的程度,但仅就其文集至今已有的四万多点击量来看,我至少可以假定,在有兴趣点开本文往下读的浏览者中,多少总会有些人已涉猎过他写在网上的文字。现在,让我们就从这一点共识出发,直接展开对周剑岐及其言说的初步讨论。

二、认识周剑岐:从读书到读人

我与周剑岐的交往可从我应邀参加他所筹办的一个会议说起。康州哈德福地区有个华人组织叫南纽英伦科技协会,该协会的成员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港台来美留学,学有所成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工程科技人员。为促进本地华人工商业的发展,该协会每隔几年常会办一次科技交流大会。与会者按学科分组座谈,由各行业的专家们在一起讨论本行业的相关问题。在科学家和实业家交流信息,推销产品的主会场之外,大会还附设了一个人文组的会场,此会场的主要召集人就是周剑岐先生。我移居纽黑文十五年来,已多次参与周所主持的会议,每一次开会,从创意、发起到组织安排,多为周剑岐一人负责运作,几乎所有的讲员都由他四处联络,从附近的大专院校或更远的地方约请而来。他们的演讲不只文化意味浓厚,也常关系到两岸三地的现实情况,讨论中每涉及在美华人所关注的时政社会问题,总会在听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应,一时间台上与台下争辩得十分热闹。这些自筹自办的会议虽不能与学院中召开的大型学术会议相比,但在周剑岐本人及其同仁这些年来以文会友的生涯中还是留下了难忘的纪录。1

与常见的会议主持人总要登台露个面讲讲话的情况不同,我发现周剑岐只埋头在幕后和台下做他该做的工作。对他来说,每召集一次会议,就好像编导一台大戏,会前的组织工作早已通过发电邮打电话安排就绪,等讲员们陆续到会,各小组都按预定的议程发言讨论起来,他就功成身退,恍若置身局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较远的角落静心听讲,只是偶尔会拿起照相机,凑趣地抓几个台上讲员的镜头。不认识他的人,多半会以为他是个外来采访的记者。有时候,我特意从台上讲员的角度看他几眼,每当注视到他平板的面孔上那种行家看门道的神情时,我能隐隐感觉出他热心办会的独特乐趣:既不是要摆出在前台主持会场的主席姿态,也无意于报幕员那样的穿插性表演,他只要静观他安排的节目在进行中产生的效果,看哪些人的话搔到了痒处,哪些人的话没有说透,哪些人的话还不到位……眼前的会场恍若在进行着一场由对话组成的谈吐实验,他在趁机感受他一手促成的论辩氛围,玩味着其间的思想踫撞,似乎竭力要抓住讲员们情意流露之际所传达的什么重要信息。

与科技会的其它成员一样,周剑岐也是理工出身,从七十年代就业至今,一直在本地的一家保险公司做IT工作。人文社科的知识与他的本职工作当然没有多大的关系,一周五天,一年到头,他都坐在计算机屏幕前处理数据和维修程序。这是谋生养家的基础,他干得敬业而知足,其中的苦乐惟有他自知,我从未听到他谈论过任何有关他日常工作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几十年的办公室事务并未把他消磨成一个事务主义者,工作之余,他仍兴味十足地保持着自学生时代以来就喜欢读书思考和参与同仁活动的习惯。常常是在晚饭后,他走出家门,去附近的购物中心散步,走过陌生的人群,在顾盼间瞥见的音容笑貌中感受着他欣然融入的人气。其实,他热心组织讨论会和参与其它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要寻求能够更集中地与他人交流的机会。对第一代华人移民来说,北美实在是个冷清寂寞的地方,一个华人学者若在所跻身的学院内只埋头做书本上的学问,他/她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有干死在书本中的可能。周剑岐的业余做学问反倒给他的机动求知方式带来了方便,在勤于文本阅读的同时,他有机会,也比学者们更有自由去阅读社会、生活与人群。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有一双听话时敏于听音的耳朵,当他带着喜悦的探求态度进入会场和参与讨论,除了听一听学者们所讲的书本道理,还会更留心他们讲话的思路。他就是有兴致在活跃的交谈中把握世态时潮的脉搏,趁机研讨另一种书本外的学问。

来美后接触的华人中,我发现不少学理工的人士对文史工作者多持疏远的或漠视的态度,而不少来自台湾的移民,在与这里的大陆客接触时,还常会流露出某种警惕而不信任的神情,甚至连提说大陆人所用的措词,仍会无意中带出白色恐怖年代的余韵。但周剑岐却有所不同,他在待人接物上不但包容面较广,而且有兴致主动地走向对方,与上述的两种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我第一次在我家客厅与他见面时,他还带来了一位在他家附近一所大学访学的大陆学者。那学者来自湖南的岳麓书院,专门研究理学,围绕着他正在筹办的人文组讨论会,周剑岐就大陆的儒学研究现状问了不少问题。谈话过程中,他一直是讨教和询问的口吻,问题都问得简明扼要,但也颇具挑战,你要准确回答他那些问题,还确实得费些心思。周其实是很会问话的,在从你口中问出他想暸解的情况之同时,他也将眼前正在进行的谈话引入了他所营造的系络。在我们认识后最初几年的交谈中,两个人之间也时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聋子对话:听到周剑岐喜欢提说的”民德”或”血性”等属于他自己的口头禅,常听得我有点不知所云;而对我那时正在钻研性别研究理论的热劲,周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鼓励。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交谈中都存在着不少自说自话的成分。包括参加他组织的各种活动在内,看到他热心联络和忙迫操办的情形,我有时甚至觉得此人多事而好动。

直到后来相知日深,我才逐渐觉察出他迥异于我的为学态度。他读书、为文以及与人交谈,既非为单纯求知,也无意做成名成家的学问。很久以来,他更多的情况是带着自己内心的困惑,个人生活中种种切身的问题,去阅读中求疏解,通过书面或口头的表述来理思路的。所谓读书明理,对他来说,为的就是要有个心无芥蒂的感觉,步入行无挂碍的情境。因此,能够在思考和交谈的带动下活出自己的生命,度过生活中难免的坎坷,在他看来,也就算发挥了他阅读、书写和交谈的功效。但在读和写之外,周剑岐似乎更喜欢与人交谈,只要能踫到合适的交流场合,他总会带着叩问的态度,把在场的谈话不知不觉地引入他自己的文化关怀。

周剑岐的傍晚散步,最终总会走入购物中心的一家书店。那正是米诺瓦的猫头鹰起飞的时分,白昼的喧哗已沉入夜色,凝聚的灯光下,读书的人们沐浴在一片舒适的色调之中。周剑岐来这里翻阅,心里常带着正在思考的问题,凭他那长期养成的信息敏感性,他很快就从花花绿绿的新书堆中拿起他要找的书浏览起来,在他一目十行的快读中,或获得启发,或得到释疑,或证实了他一直在琢磨着的某个推测。有时候,他认为值得买的书的就当下买回去–日积月累,他收藏的中英文书籍不只使我大开眼界,也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比去图书馆更方便的参考–,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则是站在那儿浏览上一两个小时。他确实没有充足的时间通读太多的新旧书籍,死啃书本也不符合他的阅读习性。书店阅读之于他,只是工余的零碎时间中活动一下脑筋的知识狩猎和信息勘探,是一种弥补”日知其所无”的野外采集行动。他勤于抓紧那一点时间有效地扫描要点,回家后常会写电邮发附件,把阅读印象中抓到的线索向我转述,写上几条可供我们讨论的话题。而近年来随着网上阅读的丰富和方便,他更上网博览搜索,经常把他从其它文章中剪贴下来的文字集中起来,加以评点,及时寄来与我分享。我把他众多的干条条电邮比作史前先民的结绳记事,因为他那些”短章记思”的文字读起来实在是没头没尾,很可能让局外的读者觉得疙里疙瘩,啃不下去。但对他自己–也包括我在内–来说,积累的多了,把它们按时闲顺序排下来连贯阅读,常会从杂乱的记录中理出一条条令人感到豁然贯通的线索。

周剑岐一贯奉行的是庄子”得意而忘言”的思维潇洒,他写那些干条条,仅为弄清胡塞尔所谓的”事情本身”,只要通过即兴的书写获得了思想上的澄明,文字读起来流畅或优美与否,他认为并不特别重要。他这种好为文,不求甚工的手笔潇洒,还真可与五柳先生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有那么一拼。古人有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说,周剑岐那些干条条到了我手中,对我的阅读和写作常起到探照灯射出光束的作用。我的英文阅读水平至今仍很有限,面对大量有待阅读的英文数据,要做到快速检索和把握要领,还是会感到有些吃力和隔膜。长期以来,周剑岐所做的勘探工作不但对我选择读书多有引导,还为我提供了不少写作时需要的参考数据。没有他为我做过的那些类似图书馆数据员所做的工作,我有些文章很可能会写到思路不通时中途夭折。就他这种”古之学者为己”式的读-写成果而言,受益最多最深者大概就数我了。

我是个做事情好从兴趣出发的人,多年来耽读犹如贪食,博览虽有余,贯通实不足,思想的成熟较为迟缓,在读和写的方向上,一直是在不断的调整中逐步明确起来的。来美后结识了周剑岐,他对我思想上开导尤多,纠正上也用力甚勤,在我们将近十五年的交往中,或交谈,或通信,或参加他组织的各种活动,所有与他接触过程中发生的思想踫撞和对话机锋,都像一面他人的镜子闪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照出了我长期以来惯性思维中存在的问题症结,以及我的大陆经历难免会有的局限。周剑岐并非专业学者,更不在公认的作家之列,在学界和读者群中,至今还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有关他的言说、思想和情怀,除了我有较多的了解,且有兴趣解说,此外恐怕再无人热心作评介,书面上当见证了。

天下的道术一直都散布于天下,并非只集中于学院。很多叫嚷得特别响亮的人都是在死抓细枝末节,真得其要领者反倒因专心思考自己的问题而安于其真人不露相的状态。周剑岐的阅读书写和思考交谈无疑属于后者。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将以博讯博客上”周剑岐文集”中所收的文字为主要的数据依据,再辅之以他写给我的很多干条条电邮以及平日接触和交谈的印象,对他的思想言说中我个人颇有体会的内容,试向有兴趣了解的读者作一初步的评介。写这篇并不指望引起学者或评论家重视的文章,让我一直感到犹豫的并不是我写作的信心和能力,以及可能引起的反应,而是在我开始阐述那些我想说清楚的问题时,我忽然发现,我在平日撰写评论时常用的措词和运用自如的操作,如今进入了周剑岐的系络,竟无端地有些不太适用。真要做到比较准确的把握和尽可能让普通读者容易理解的说明,即使是像我这样还算熟悉周剑岐的作者,也感到颇有难度和面临挑战。我不得不在这篇讲述别人的文章中将自己拉出来抛进去,在我与周对比分明的框架下,以我的坐标系曲折地点染出周式思考言说的来龙去脉。

三、探源周剑岐:血性之根

周式言说的首要特点是他重人尚质的人文情怀。在周剑岐的系络中,对人文的关注更偏重于人的文采,这文采不只是文字本身,它更多的是指人在文字以外表现出来的精彩。关于这一点,可直接从我与周早年不同经验的对比切入话题。

我在大学教书转眼就快三十年了,讽刺的是,回想我自己当学生的经历,却找不出一个曾使我深受教益的老师。很多学有所成者都有他们的恩师,但我没有。我不但没有恩师,提起我那些代课老师,其中有好几个都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左右下参与过整治我的活动。就这些人教室内外的言行而论,他们在我面前可谓更多地扮演了反面教员的角色。我在师生际遇上的这个阴影虽说纯为我个人求学路上的不幸和缺憾,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共党化教育所造成的恶果:随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优秀教师被整肃殆尽,经新社会的不断改造和培养,相当一部分教师都呈现出素质劣化的趋势。在那个缺乏典范,无可师承的环境中,我只能自发地采取我反向选择的做法:课堂学习,我只用来应付考试,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都用在图书馆内自己读书。硕士学位到最后还是拿到了手,但对我来说,它除了用作谋职的凭证外并无任何意义,因为我从课堂上和导师那里几乎没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

这种反向选择的做法乃出于现实压迫出来的逆反心理,它可被称作”为渊驱鱼”效应:一种以政治高压的手段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其对立面的现象。我是因不喜欢报刊上那些歌颂党和新社会的诗歌,才耽读起古典诗词的;因不爱看宣扬阶级斗争的国产电影,才对当时还允许公演的外国电影倍感兴趣的;因学不进去列入课程的马列主义理论,才发现那些被贬为唯心主义的哲学著作更有意思的。总而言之,是压倒一切的批判和禁止激发我爱上了被批判被禁止的东西。对我来说,读和写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属于此类逃避现实的行动,读的和写的越多,我的想法和言行便愈加显得与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这正是五、六十年代中国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状况下很多文学青年所陷入的困境:文学本来是有助于读书人作兴观群怨表达的召唤结构,按照传统的观念,学问的积累常被认为可以优化人的气质,不幸在政治干预无处不在的毛时代,沉溺文字却使我麻烦缠身,历尽忧患。逃入文字的习染使我处于萨特所谓的”文学神经症”状况,除了困守在词语的世界中维持我对人群和现实的抗拒,我其实没有任何能力介入改变现状的实际活动,而无处可用的精力和激情就这样长期地坎陷到文字之中。

与我同年出生的周剑岐早在国民政府退出大陆时就随父母迁去了台湾。他父亲周伯道黄埔四期生,毕业后历经北伐、抗日、剿共诸战役,内战末期带兵退守舟山群岛一带,在登步岛与共军追兵殊死周旋,曾打过几场硬仗,撤退台湾后,任职中部防卫区八十七军军长。周剑岐从小随父母在军中长大,他耳闻目睹的人和事自然与我在大陆历史课堂上被灌输的那些信条有很大的不同。在给龙应台的一封信中,周剑岐是这样讲述的:”影向我最深的不是事,不是书,而是人。北伐抗战世代大江南北的民国人中,我生于斯长于斯。汉唐明清的质地,我以大江南北民国人的素质与教养来理解验证。除却活人的气质素养,文字是空的,话是空的,文化又何尝不空?” (《民国世代的文明格局–与龙应台聊天》,以下引文凡括号内直注篇名者,均出自网上”周剑岐文集”。)

周剑岐所说的那些”活人的气质素养”,不只来自周剑岐的父亲及其同僚,还有很多是他喜欢与之厮混的普通士兵留给他难忘的印象。这些受苦人来自大陆的不同省份,他们南腔北调,心性各异,狡黠与忠厚相杂,放辟与敬事并存,在周剑岐年幼的心目中,他们的音容笑貌纷乱地拼凑出旧中国江湖世界的一团杂色。三民主义或反共教育的大道理多为当局的文宣辞令,就部队中–从将官到士兵–个人的实际情况而言,差不多都是在战争洪流的冲击下上了同一条险恶的大船上。只因为大家已经结伙干上了,就只有扭成一股绳拼命硬打下去。这就是军营内战场上极普遍的同袍气概,面对他从小即司空见惯的大量人员伤亡,周剑岐深切地感受到民国军人的忍辱负重和血性义烈。也正是在这群人硬承受不叫屈的苦撑坚守中,爱读王度庐剑侠小说,更爱在锣鼓喧天中看旧戏的周剑岐,对江湖侠义和戏台上那些忠孝节义的角色,渐渐有了更加生动和实在的体认。就是在这样一个角色与个性交融的世界中,周剑岐感受了有血有肉的德性。

好在那海峡的天险和冷战的壁垒挫败了共军大举进攻的气焰,台湾在偏安中转向了繁荣的经济建设。蒋介石和他带去的几十万官兵在他们”毋忘在莒”的等待中日益老去,乱世烽烟随风吹散,一个人不再有机会卷入大规模拼命的惨烈行动。军营、戏台和剑侠小说在周剑岐胸中激发的血性义烈并未付诸任何真正的冒险壮举,他那一股子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素愿最终都在他少年的热望中趋于耗散。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周剑岐胸中的那团热逐渐转化为求知与思考动力。国民政府退守台湾,除了带去几十万大军,仓皇逃亡中,也有大批层次不同的文化人先后避难来台,从陶希圣、胡秋原、徐复观、方东美等文化名人到西南联大等名校毕业的流亡青年,一时间大批的民国文化人都补充到各高等、中等学校的教师群中,给刚摆脱殖民化教育的台湾带来了”再中国化”的文艺复兴气象。与我上中学时为逃避学校教育,从祖父的藏书中搜罗出四书五经和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著作胡乱贪读的自学情况应有所不同,周剑岐起码是在官方弘扬传统文化的氛围下和老师的正规指导下接受国学基础教育的。不管他在他老师跟前曾受过多大程度的教益,他至少不会像我那样让太多的反面教员败坏了亲近师长的兴致。上有可亲近的师长,下有军营内耳濡目染的袍泽情谊,应该说正是这些从小影响过周剑岐的各类民国人物,使他先入为主地受到了”泛爱众而亲仁(人)”之类走向生活实际的诱导。

而我的反向选择的做法,则是对当局那一全面否定的压力被迫作出的否定之否定,它使我在消极对抗的同时也受到了我的对立面那一”否定趋向”的感染。黑夜给我了黑色的眼睛,我看到的多为历史和现实中阴暗的方面,因而从一开始就让沉重的黑暗过多地消蚀了专注光明的动力。直到我移居美国,读到了在大陆看不到的很多历史资料,并与自称为”长沮”的周剑岐长期在一起思想耦耕,原来在我的头脑里被抹得一团黑的民国史才开始有所澄清,我才从一直把所谓”解放前”的中国笼统地归结为”旧社会”的历史虚无感中拔出泥腿,开始在补课式的研读中吃力地提升自己的认识。很多很多大陆人,或仇恨型的反共者,或对现状有不满情绪者,或参与民运活动者,他们批共反共的指向大都基于1949年以后历次运动所造成的危害,以及他们自身的受害经历。但很少人能够跳出”新社会”的范围发表异议,对1949年以前被称为”旧社会”的世代,他们基本上都与中共官方的历史定性持一致否定的论调。这一铺天盖地的歪曲误导了大陆好几代人的历史观,它至今仍如一剂注射进国人大脑的麻药,造成了普遍的认识残缺。有心的读者若能留意周剑岐在他的文集中反复申诉的”民国世代”说,以及他在国共作战史方面所做的零星考订工作,我相信,阅读后多少都会减少历史盲点,会在清醒起来的回顾中瞥见被蒙蔽的点点光亮。

四、周剑岐的透视:父辈经验及其民国世代的重构

周剑岐为什么致力于民国世代的再现性描述?为什么特别对国共作战史怀有零星考订的兴趣?作为一个IT工作者,他业余做这些事情,既谈不上有多大的学术抱负,更无意作单纯的翻案文章。应该说,那一切多半起因于他父亲去世后留给子孙的一部自述传手稿。周父大半生戎马倥偬,老人在世时多次有意向周提说从前的征战经历,但对于父亲的陈年旧事,年轻旁骛的儿子在当时并无多大的兴趣耐心倾听。只是在父亲去世后,他翻出了那部自述手稿,才发觉自己对父亲经历的烽火年代了解太少。出于扫除无知的内心需求,他在近年来多方搜集材料,从澄清事实入手,做起了追寻民国世代的工作。

在《怒潮澎湃–1927年国民革命的分裂》和《无形的决战–从1945后国共决战与分裂说起》两文中,周剑岐惯用的亁条条叙述方式颇有古代史书编年纪事纲目的明晰简洁,他坚持要言不烦的原则,只求把事件梗概如实陈述出来,绝不信笔挥洒大发议论的文字。点到即止的语调基本上呈客观概述的走势,国共两党的冲突始终是放在革命军中反帝情绪的激变与苏联顾问的一手操纵这两大动力的相互作用下历史辩证地叙述出来的。这里面既有人事纠纷的擦枪走火,也有义和团式盲动的乱中添乱,而在那一场苏联直接援助下发起的武装革命中,由于受到莫斯科指令的牵制,不断在左与右之间动荡的危机则是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刀插而入的致命裂痕。建立这一支革命军,本来为的是反对军阀与列强互相勾结,制止国家的分裂,最终促成统一的大局,结果却在组建过程中受到另一个红色列强的支配,最后闹得比军阀混战更为混乱,造成了贻害至今的国家分裂。周剑岐的陈述既未用激昂的调子偏袒任何一方的革命正义,也无意于夸大他们在冲突中发生的暴行,他只集中勾画事态的发展和参与者如何一步步卷入其中的趋势,好让我们看出两党及其中的个人在走向分裂的过程都做了什么事情,起了什么作用。藉助互联网的方便,周剑岐还特意在干条条文字间插入经过精心挑选的配图。按照他的构想,在今日这个读图时代,图像特有的表现力是文字无从替代的,如能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图像代替文字说话,其效果当比单纯的白文更佳。此一图文并行的表述方式在减少文字赘叙的同时,更发挥了淡墨皴染的勾绘效果,其虚实相间的排列从侧面烘托出历史的形势,而其间的留白则摊给了读者。周剑岐坚持避免在行文中强作解人的做法,他相信读者中自有明眼人在,作者只需点到穴位上,人家都判断得出其中的是非曲直。

顺便一提的是,周剑岐的岳父郭修甲黄埔十三期毕业后也历尽战火,特别是滇缅远征归来后投入了四平会战,曾在与林彪军队的交战中出生入死。基于此战事曾牵连过周家亲属死生安危的经验,对有关辽沈战役的资料,周剑岐投入了特别多的钻研。在《无形的决战》一文的侧面检讨中,他对国共两方情况的粗线条勾画首先排除了种种事后盖棺定论的干扰。透过历史的阴差阳错,他理出一连串偶发的机缘,让我们在事隔六十多年后更家清晰地看出,就那些被渲染得神乎其神的战争结局来说,获胜者到底侥幸在哪里,失败者又不幸错失在何处。由于中共官方的历史教育长期以来已深入人心,大多数大陆民众至今仍难免用成王败寇的势利眼光看待有关国共斗争的一系列问题。在此,我必须郑重地向读者指出,所谓正义战胜邪恶,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类的历史观,不过是巧妙翻新的红色天命论罢了。历史的洪流向来都充满了随机的曲折和无目的的激荡,论史者若能抓住任一起到转折点作用的偶然事件,明确地追踪出它深远的影响,都有助于读者理解战局中随时变动的不定因素,让他们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必然性中看出一个个掩盖不住的破绽。

周剑岐在国共作战史上所做的零星考订工作并非他独家臆断的海外奇谈,此一敏锐的史识与近年来大陆从党内到民间历史意识的普遍觉醒是灵犀相通,遥相呼应的。不要只看到大陆民众至今还习惯在口头上重复历史教科书上那些老生常谈,也别以为荧屏银幕上大演特演的激情岁月戏真的会重新唤起观众对革命传统的崇敬,改革开放毕竟三十年了,如今的世道人心已非同昔比。官方一手制造的历史冰封正在从根子上解冻崩塌,从党校教授到个别的独立撰稿人,不少学者和作家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他们重写民国新史的工作。一叶落而知天下皆秋,随着更多的真相陆续披露出来,”伟光正”历史的崇高形象已经在层层剥落中捉襟见肘,露出了它固有的低下和寒伧。

做这些零星的考订工作,周剑岐自有他更为广阔的思路。作为一个长期涵养的时间旅游者,凭着他观往知来的眼光,纵览今日后毛邓的中国大地,他已从红旗虚掩下看出一片遮盖不住的熠熠蓝光。旧社会并没有在六十年的盖棺论定中被完全封死,长期受到压抑的现代性正在以各种方式长入现在。如何用适当的论述做正确的还原工作,如何把不断长入的新东西及其微弱的可能性明晰地分离出来,让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扭曲的种种事物各归其位,各正性命,这才是周剑岐期待海内外有心人努力去做的,也是他一直在苦心琢磨的事情。民国并不仅仅意味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周剑岐文集”中,有多处文字都对民国世界和民国文化作出了具体的描述。为求准确和详尽,我特从他的网上文集选出几段论述,现抄录如下:

活着的中国文化是辛亥以来的民国文化。要谈先进文化,就得以民国文化为主体。民国文化中有南中国的上海、苏杭、江浙、湖湘、广东、香港与台湾等文化,还有华中、华北、西北、东北各地的民间社会经济与区域文化。

民国文化指的是:戊戌、辛亥、北洋、南京、上海到抗战,包括鲁迅的阿Q、林语堂《吾国吾民》和《京华烟云》、以及钱锺书《围城》到张爱玲的小说、胡兰成《今生今世》中的民国男女。对我来说,台湾文化只是民国文化的延长,尤其是曾与台湾生死厮守的军公教世代群,正是抗战后忍辱负重,不弃传统,又能接受现代文化的几个世代。大家平起平坐,不论阶级出身,读一样的书,考一样的试,接受一样的国难,不喊冤,不叫娘。刺刀炸弹下,有谁区分过谁的长江,谁的黄河,谁的浊水溪,谁的淡水河?(《民国世代的文明格局–与龙应台聊天》)

民国世界与民国文化的特色,正是在由地方派系和乡绅文士无形中制衡着国民党党治训政下的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以约法制衡党治)而形成一新旧交融的政治文化,才会有30年代的社会史论争,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也有国民党内西山派、政学系、CC、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学者的兼收并蓄,以及桂系、闽系、粤系、直系、奉系、晋系、皖系与黄埔系的山头林立。

对孙蒋的历史叙述必注意其历史的系络。他们的时代是一群雄并立,朝野对垒的民国世界。合则留,不合则去。说下野,就下野。说去国,就去国。出仕从政,是名望,是声势,是为天下效力。纵使派系(除国共清党和武装暴动外)斗争,也是点到为止,较之后来,几不可同日而语。孙蒋信念不移,但都能包容,方有新旧交融,东西兼容,联俄容共,英美德日、远来近交的南中国的开放胸怀。(《民国世界的义烈血性》)

民国文化不等同国民党党政制度与运作,但国民党党政制度却得依赖民国文化中现代化人文质地,方能作用。

国民党是在民国文化中顺势同构广纳多元成素,不论中西,不分英美日俄……唯多依赖个人操守,因而难以贯彻团队纪律。但民国文化的精彩正在于它广纳多元成素中那个等级有序和多向度的框架,它吸纳传统与现代血性质地中的优质,从而成其人文教化的价值基础,由城乡士绅、事业商贾、新军、新学、工程师、教师、记者、知识青年等,成其多元现代化的民间社会。

民国文化是一自然转化传统后的现代中国文化。它是顺着自然的价值序列,经个体生命转化,再配合上制度法律务实的现代化转化,从而完成传统价值情怀质地向现代的转化。

最为重要的是,民国文化不但不颠覆或倒错自然价值,甚至还改造了传统的建制或价值中违背自然的一面。(2008年1月致康正果信)

从以上所引各段落可以看出,周剑岐的中国现代史观是一个通观的大历史透视。如果把清末至今的中国现代史比为一段曲折激荡的河流,那中共官方历史教程所做的褒贬性区分–如新旧社会的一刀切分,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一切被称为反动派势力的敌我对立性划分–就是一堵堵截断历史流向的拦河坝了。从本质上讲,这一段历史应被定性为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冲击下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曲折过程,但由于在其间不幸插入了中共主导的暴力革命,六十年来,它一直被曲解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建立民国世代的通观历史,有利于拆除此类观念障碍,也便于在百年中国现代化巨轮的无情滚动下勾绘出国共两党残酷倾轧的轨迹。周剑岐的论述不但不是将两党的任何一方从历史进程中排除在外,反而是要将双方对立的现代化取向纳入此一进程,进而从两者交错对抗的歧途中疏导出一条历史的可能性虚线,为当前的社会转型进程提供一可参照的正轨。

周式历史通观首先要让我们认清,宪政共和是在派系对立中打出来的局面,它不可能按西方进口的脚本在议会的舞台上排演出成功的盛典。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直到抗战期间的南京和重庆,乃至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国共的反复分合,不管其间有多少混战与斗争,曾经在冲突中推进的联合,争论中达成的共识,当时若能在良性互动下假以时日,再有所进展,则均可为宪政共和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是因为民国世界本来就包容了社会各阶层和全国各地域,地方势力本来就土生土长地扎根在那里,多元的和多向度的框架已在混乱中初具成型的规模,无论就民间社会蕴含的生命力来看,还是就各方实力在对抗中造成的制衡与合力来看,都有利于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自然转化。国民党一贯的兼收并蓄固然失之涣散,弱化了中央的权力,但不管怎么说,从五四到抗战,那几十年间产生的民国文化及其潜在的影响,都是1949后的党文化无法比拟,也绝对取代不了的。对周剑岐来说,”今天来回顾这股强劲的生命力,并非出于个人的怀旧,而是明明看见它像一道江流,正从深山中重新涌现出来,使人不得不注视它江阔水深的源头和后浪推起前浪的流向。……此一现代的民国新文化,是在北伐、抗战苦难的战火考验下应时而生的,从梁启超、章太炎到张爱玲、沈从文,其精神素质、人文风貌,即使与英伦的维多利亚和德国威玛等现代文化相比,也毫不逊色。”(《花样的年华–民国文化的生命力》)

现代性到底是什么?要领会中国的现代性,从自由主义与新左们口水战文章的泛文论述中恐怕很难读出多少真切的信息,还不如把平实的目光转向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那些生动的民国人物及其所置身的社会文化景观。被林琴南指斥为引车卖浆者流的早期白话文,被鲁迅挖苦的洋行西崽相,礼帽、皮鞋加长袍的土洋结合装束,创造社的伪狂飙嚎叫,新月派被讥笑的费厄泼赖,游行队伍中女学生半大的解放脚,茅盾小说中肺结核型的革命青年,张爱玲笔下的小奸小恶和胡兰成不以为耻的跌宕自喜,涌入城市当工人的破产农民,既传统又洋气的东南商绅,所有那一切蠢动着促使现状改变的力量,以及形形色色各有其生命情调的个人,在帝制崩溃后的纷乱中,都精力弥满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构成因素。好比从蝌蚪变成青蛙,民国的新面貌还拖着帝制年代的旧尾巴,它的洋气中杂有村俗,它那未成款式的新面貌,以及拖泥带水的旧情怀,在在都反映了渐进演变中自然的转化形态。它在守旧派眼中的不成体统,以及在激进派眼中的不够理想,正是那原汁原味的质地在长入其新形式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的不纯粹和不规则。但惟其为自然的转化,故基本上还能维持一种自足平和的气象,正如胡兰成所描述的那样:”乡村里也响亮,城市里也平稳。胡村亦不像是个农村,而绍兴、苏州城市里亦闾巷风日洒然。”按照周剑岐的生命哲学观,每一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质地,质地不同,故生命力能量的大小强弱有别,但人无论贵贱智愚贤不肖,只要各安其分,在各自的价值序列(order of ranks)2 中尽其所能,便可自成其德性,均构成人世繁华中有机的一份。帝制崩溃后的民国世界,总軆情况是各方面都呈现一趋平的发展势态,周剑岐之所以特别强调其杂乱组合的面貌,是因为正是在此各呈异彩的纷乱中,每一个体的生命才得以自然流溢,在保持价值序列完整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出民间社会的活力。

注释:

1读者若有兴趣了解这些会议的情况,可参看”周剑岐文集”中以下各篇中有关会议的综述:《后现代东亚文明精神生命的动向与展望》(1994);《华夏文明的异化与再生–文化深层结构与脉络的反思》(1999);《传承中华新文化–从花果飘零到浴火凤凰》(2006)。

2关于价值序列的论述可参看Max Scheler, The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在 pp. 86-87中是这样说的,”在整个的价值领域中有一独特的秩序,即一切价值所具有的序列。正因如此,价值有高低对比之分。此一秩序乃价值自身的本质,其性质一如价值的正面与负面之分。”为避免打断行文,特在稍作说明,下文将详加发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16/2009

康正果:一个血性思者的质文熔炼——阅读周剑岐(中)

五、周剑岐的马刺: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

白色恐怖和反共教育下的台湾人,一般来说,很少有研究共产思想和阅读相关书籍的胆量和情趣。周剑岐却有所不同,他的台湾背景及其国民党军干家庭出身,并未对他阅读思考的视野造成任何偏狭的束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非但无政治诋毁的偏见,而且很早即从求知的态度出发有所涉猎。来美之后,在他博览的西方经典中,马克思几部重要著作的英译本–从《资本论》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他都做过细心的阅读。与我从马列教育的摇篮中浪荡出来的情况相比,他不只对我无意涉猎的东西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且常有他得自第三只眼观察的独特体会。他采取的论证方法是用祖师爷的至理名言来反衬不肖继承人的歪嘴念经,老马的言说成了他骑着马赶马的马刺,给他的追溯性论辩增添了持之有故的论据。比如他注意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段重要论述: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

市民社会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十八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它的观念的上层建筑。……

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3

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所赞赏的市民社会即当时出现在欧洲的资产阶级社会。针对马克思这段论述,周剑岐进一步解释说,马克思”在回溯英法的政治经济两百年的史实中逐渐发现,历史的潮流是以社会结构的整体形态的变迁来运作的。此现代社会的出现,是以一激烈而漫长的变动与革命方式进行的,从一保守传统的有等级区别却比较松散的封建社会,逐渐趋向以有产者为首,人人都想变为有产者的规律化的跨国生产竞争洪流。他也很清楚,他面对的不是一家一派的思想意见,而是一文明浪潮跨世纪趋势的面具游行。他把此先进主流的趋势,定位为英国资产者带动起的全面变动–从抗争封建秩序的政治革命到潜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社会法律经济面的变动。他认为资产者只是此先进物流趋势的选民与历史工具。”(《民国世代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我在此特别征引周剑岐所赞赏的马克思言论和他对马克思的个人解读,并无援经立说的用意,与其说这样做是为了拉近读惯了马列著作的大陆背景读者阅读本文的距离,不如说旨在突出中国的各类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马克思著作上存在的盲点:比如让他们看到马克思如何以清醒的唯物–不是官方马列教程那种机械唯物论–态度动态地分析此资本主义先进的物流,如何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批评普鲁东等左派分子在德法时空错位下所犯的双重错误。尽管马克思后来同样也犯有他自己的双重错误–他在他《资本论》中错误的经济学论述原来是建立在错误的德国左派抽象哲学的基础之上–,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生产机制的分析与批判至今仍很有意义。他对资本主义这一先进的生产方式及其交往形式所作的肯定性论述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进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孙中山所看到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也言之确凿,他说:”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它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4请注意这个”自然的发展阶段”,放在中国,就是传统向现代自然转化的阶段。

当年的国民革命若能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就有可能起到”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作用。即使是远在俄国领导布尔什维克武装夺权的列宁,当时都看出了中国不同于俄国的特殊情况,因而用”民粹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界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样的界定至少表明,列宁未必认为中国革命者必须跟苏联一起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若没有出现后来的曲折,它本应发挥促进资本与土地结合的作用,在城乡资本累积的过程中发展工商企业,从而渐进地激发生产力的产业转型。对照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太不发达,既”没有一定的生产力”,也没有形成”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但中共偏要把苏联的阶级斗争搬到中国变本加厉地施行,四处煽动和组织暴力分田,结果把大量被纠集起来的流氓无产者和乡村地痞煽动成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群众”。现在看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提出的那些”变革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不但如马克思所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最终导致了国共的分裂,把中国的现代化彻底引向了灾难的歧途。

至于周剑岐用新旧混杂的庸常现象来正面地描述民国的现代性特征,读者可别因至今还很少有人道及此说而轻率地视其为私心臆断或无稽之谈,近来在国内,我发现已有个别作者撰文提及类似的现象,5周剑岐在这方面无疑做出了他早鸟先飞的工作。新旧混杂正是传统自然长入现代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的现象,在当时实为既風雅又洋氣的常態。只是經過中共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以及建國後一連串政治文化批判運動,那些人物和他們的趣事才被籠統地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而抛入了歷史的垃圾堆。

关于资产阶级负面形象的发生,周剑岐也做过片段的考察。如果我们留意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的小说,不难从他们笔下的没落贵族眼中看出,新生的资产阶级就是那一群被描写成言行粗鄙,穿着不伦不类的人物。特别在欧洲十九世纪末的反犹(anti-Semitism)论述中,论者在谈到钻钱眼、自私自利和冷酷剥削的恶劣行径时,往往把犹太人的贪婪猥琐与资产阶级的粗俗划上等号。对资产阶级的鄙视,一时竟成为文化人的风尚,以致在西文的语境中,”资产阶级”一词从此含有了相当程度的贬义。在欧洲,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负面形象极大地投射了旧贵族自命优越的偏见,那偏见就是再偏也偏得有根有源,但在中国,那些跟风的反资产阶级论述则大有百犬吠虚的荒谬,完全是在价值序列上偏低的一群对一个尚未成形的较高等级捕风捉影的嫉恨了。那更多的是一种词语的偏执,是那些热衷于搬运西方用语的文化人对”资产阶级”一词重点扩散的夸大使用。五四的西潮也带入了欧洲浪漫主义论述与激进革命思潮中鄙视和仇恨资产阶级的情绪,资产阶级的负面形象先是经时髦文化人的文字渲染,后来又在革命文学中被横加贬斥,随着中国大地上的反帝情绪不断高涨,反资产阶级,连同反资本主义,便混合成为左倾文化人强化其革命激情的动力。

当时留洋归来的文化人带回的主义和理论五花八门,这些文本上的主义宣传家和理论搬运工大都好空谈民主、公平、自由等美好的字眼,他们只热衷于呼吁在中国建成那个空中楼阁的上层建筑,却很少思考如何在他们不喜欢正视,更缺乏了解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夯实他们奢谈的宪政大厦。于是他们只在口头上欣赏”鲁索的柔情,洛克的乡绅优雅与孟德思鸠的节制有度”,却对英法两国从帝制到共和经历的混乱和斗争熟视无睹,因而也很难悟出,正是通过”克伦威尔的剑,罗勃斯卑尔的断头台,辉格的贪婪,拿破伦的骑兵,才有了民主社会中自由文明的果实。”(《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我在撰写《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那篇长文时,周剑岐就与我反复讨论过欧洲系络中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关问题。他一再强调说:”西方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体两面,早自威尼斯起,民邦共和与工商财税自主是同一原动力。血缘语言文化,土地信仰,因红与黑外第三阶级的抬头,成为现代民族共和国家认同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才有政法代议的宪政可言。自由民主是一个民族以革命争来的成果,不是玩文字剪贴,炒理论定义,向当权集团或国际舆论跪求乞讨可以得到的。空有主观意愿,不可能变成历史。在当代中国要谈自由主义,就要落实到如何转主观意愿为客观现实的自由主义群体的实践。”(同上)

这样看来,国民党清党后搞训政,联合乡绅和地方军阀,试图以地方长老参政统合南北民间社会与派系势力,所走的就正是这种民族/国家主义的路线了。其目的就是在维持”乡村里也响亮,城市里也平稳”那种人世繁华气象的基础上促进民间社会在中国的成长。只可惜时势不利,南京当局在当时既受到外国势力与地方派系的牵制,又困于财税来源不足,每有改善举措,辄有不利因素掣肘,本来是力图突破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劣势,结果却正好为左倾文化人批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论调提供了口实。中国的左倾文化人就是在此一吊诡的形势下唱高了他们的调子,一方面,把民主社会既有的成果捧为光辉的目标;另一方面,对达到此目标的过程中各派势力如何拼搏,如何妥协,如何在尽可能公平的竞争中捍卫各自权利等复杂的现实情况,却视而不见,弃而不图,完全让文本上民主、自由之类的大字眼遮住了眼睛。结果一任空喊与口水造成声势,反而让共产党带领的农村暴力革命夺了先锋,致使发育还不健全的中国资产阶级,连同转变中的地方乡绅,都被宣布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在中共建国后统统打倒,从此后,马克思所谓的市民社会所赖以建立的大好根基被彻底地破坏了风水。

六、周剑岐的针砭:为中国的左症诊脉

我写这篇阅读周剑岐的文章,不只要阐明周如何为还原民国世代铺一条可能的来路,还特别想讲清他一直力求从情绪和认识上为各种拥共反共者驱散迷雾的良苦用心。特别是大量的反共者,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那些反共论述的思维表达方式,实质上也是共味十足的。比如有一本题为《谁是新中国》的巨著,在揭露中共的反动性上,该书的确提供了大量可贵的史实,只可惜书中的毛式话语连篇累牍,字里行间散发出十足的共味,因而极大地削弱了该书的可读性。共症感染者的架势颇似《三岔口》中摸黑的对打,他们总是在敌意十足的敏感中就事论事地口诛笔伐,浑不知随着当今中共实体持续地衰变下去,陷入共式思维表达的激愤人士最终都难免为死而不僵的共尸陪葬。周式言说最值得反共人士省思的,首先是他的现实主义的清醒眼光。如上所述,之所以本着包容的态度还原民国世界,首先是要打破六十年来共产党所谓”新旧社会”和”解放前后”那一偏狭的界线划分。既然中共本身即民国世界的一部分,它发展壮大的过程自应置于民国的系络中予以还原。只有通过一种”现形记”的还原过程,才能从那个被笼统地视为中共整体的审查对象中剥离出众多被感染的非共成分,才能把解构的光束直射孤零零的中共内核,最终从情绪和认识上祛除无论是拥共者还是反共者都被附了体的共式思维。

周剑岐的剥离过程首先从左派及其左情左思的综合症–可简称为左症–入手。为什么首先要把左派剥离出去?因为左派并不等于共产党,他们只是促使中共实体壮大起来的激素及其赖以发威的寄軆。共产党的核心成员乃是靠左情左思的动力而兴风作浪的一群机会主义者、权谋家和煽动者,经过长期与左倾和右倾的反复斗争,他们最终幸存下来,并夺取了优势的权力。左情左思在这一政治动力过程中曾发过光出过热,但历经残酷的斗争和逐步的淘汰,无数的革命者或光荣牺牲,或作为废渣被清理出革命队伍,他们不管是被认为有功还是有过,都或荣或辱地给那一取得胜利的革命步履当了血污的垫脚石。他们才真正是左的精魂,而最后幸存的共党庸人,实际上早已失去理想和热情,甚至压根就没有过左的信仰。

情况既然如此,那又该如何给左派定位呢?请看以下周剑岐对左派的出现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分离所作的简要勾勒:

左与自由原是西方资产阶级向封建王权争共和、争产权、争公义、争政治自由以确保生命福祉自主的天赋人权的理念与话语。但在十九世纪后,却经民粹与文化的反动,转化质变为社民、社革到布尔什维克的暴力专政党。左与自由的情综,不多不少是暴力专政下不断革命寄生变态的资具。左与自由同暴力专政间有一极为隐匿的辩证关系。左与自由的情综,对布尔什维克式共产党而言,只是一动员民气、瓦解敌人的道德口号。精神上而言,后者仇视前者的激情热焰,以群众普罗之名,置于死地是一定的后果,韬光养晦实庸平自欺的掩饰。

左与自由的分裂起之于宗教气质与教派文化的分殊,政治的意识型态分野于1848,而后自由主义被老左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五四后中国左与自由的深层情意结构,为何转为历史运命的崇高和个体的卑劣与怨愤。在普罗文学与社会史的论争上,义愤的情综已转藉受难的冤曲,以划分敌我为对敌无情为圣洁的清涤。受难的冤曲必以暴力清涤,在瞿秋白等人几代知识分子身上附体。(《从左倾情综到残缺物灵–共产精神结构的形变与物化》)

以赛亚·伯林洞悉俄国思想家的来龙去脉,他对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激进思潮及其狂热做过深入的分析,现将其要点简述在此,对理解中国左症的发生过程,或有一定的帮助。按照《俄国思想家》一书编者克雷的描述,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领袖们都具有道德使命感,他们以热烈的道德感反对现存秩序,同时满脑子信仰理性和科学的观念。他们的理论均来自欧美,但对拿来的理论大都缺乏透彻的理解。克雷把这种迷恋观念的热烈兴趣称之为头脑与道德失序的症状,他向我们指出,柏林的论述抓住了这些激进知识分子所坚信的”观念在行动中所起的作用,特别在精神与道德的吸引力上所起的作用。”此外,他们还相信,在所有的现象下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统一,并认为此统一源自一普遍的世界目的。这样,在思想认识上,他们奉行的观念便成了一种用抽象压倒个人的暴政。观念使他们自以为是,他们甚至认为,只要本着观念做事,完全可以用非人的态度来对待人:人最终被当作抽象的历史力量的工具。这种极端的看法导致了政治实践上的罪恶颠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柏林明确反对综合地解决所有的价值冲突,在他看来,并不存在唯一独尊的价值,一种方法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任何制度和措施都免不了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都得不断地修正和补充。6另一个当代美国的民主党自由主义者在其批评美国平均主义的著作中,也对一种非自由主义的偏狭态度(illiberal)–如将善恶对立,妖魔化敌对的一方,颂扬暴力,迷信一种启示录式的或千禧年的世界观念等等–提出了批评。他简明地指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必须为政治的自由充分发挥而保障一个不可缺少的政治条件。”7

不幸在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的俄国,年轻激进的知识分子只看重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们不但坚决抵制英美的资本主义,而且把俄国缺少真正的资产阶级这一现状视为俄国革命的优势。相对而言,俄国人民则被他们捧为”真理的支柱”,他们所谓的”人民”,是对现实中普通人的具体统一,而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则将农民和劳动阶级奉为人民的主体。但他们自己不但不是来自人民,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出身富裕家庭,因不满长辈的保守,遂发起”到民间去”的运动,因而被称为民粹主义者。这些人在民间其实并无市场,连他们所美化的农民都不欢迎他们,于是他们便与恐怖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合流,开始采取非常手段来呼唤革命的到来。他们的口号是:不平等是天下最大的罪恶;破坏欲即创造欲;罪恶的旧社会一旦消失,只需在革命先觉的领导下,一个公正的新社会即会从旧社会的灰烬中产生。社会的进步被他们描绘为由罪恶到死亡,在复苏后走向乐园的大转变。而个人的经验,则被描绘为从兽性到思想,最后造反。8 由接受思想到感染情绪,然后情绪再发酵思想,最后激化出暴烈的行动,这就是俄国的民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只要对比一下我们从文学作品和回忆录等书中了解到的某些五四文化人及其后的激进青年,便可看出他们的思想资源和情意结构与上述思潮的关系。

那时的年轻学生从思想激进到参加革命的道路通常也是观念先行的:他们往往是从学校和朋友群中接触到某些文学作品和宣传社会思潮的小册子,受到了其中新观念新思想的影响, 回到家中便与他们官僚、地主、乡绅或资本家的长辈发生冲突,结果供给他们上学的长辈反成了他们要打倒的对象。其中的个别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家庭,参加了革命。但他们对革命的大道理,比如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俄国革命者以及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情况,大都只有极肤浅的了解,连做过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瞿秋白临死前都承认,他不只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没读过相关的经典著作。9正是这些年轻人、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最易受左情左思的感染,为当时的激进思潮造了声势,也为共产党组织的产生和壮大贮备了人力资源。

此外,民国时代的激进青年普遍有志大气盛的毛病,不管他们是否倾向革命,大都容易在文字的感染下高涨起激昂的情绪。如毛泽东年轻时高唱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再如徐志摩在新月社成立宣言上说:”几个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 10比较而言,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以及职业革命家与他们很大的不同在于,俄国民粹派和早期革命者的革命热情中具有他们固有的东正教精神,同时还有骨子里的斯拉夫主义民族自豪,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拒斥,含有其民族自信和自尊的浓厚情怀。如果用周剑岐的血性质地观来看这一特征,可以说俄国的左倾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职业革命家,就他们身上具备的民德而言,尚存有其养育那些新思想新观念的血性质地,因而他们的人格较为充盈实在,其革命精神常带有某种圣洁的理想主义色彩。相比之下,中国的左倾文化人就显得浮躁和贫血多了。一因在五四反传统倾向的大气候下,他们普遍缺乏民族自信的底气;二是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屡遭屈辱,他们对西方观念的认识和接受多少都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虚火的干扰。他们处于既激烈反传统又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矛盾之中,高涨的义愤与自卑的怨诅阳亢阴虚,从而构成了他们中国特色的左症病灶。再加上文化人对自己身上某些旧文人成分还有所不满–所谓”一为文人,便不足观”–, 因而很容易用自责自审的眼光挑剔自身或他人的小资产阶级作风。11

正是存在着这些弱点,他们在文化归属上不自觉地选择了自我过继的方式:不只盲目地投奔民众,甚至热衷于发表崇拜民众的言论,以至把民众混同于民族,甚或引入俄国革命者的”人民”观,直接用以替代民族。而”无产阶级”这个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拿来的新帽子,正好为他们把自己无根的个人与虚拟的人民大众群体结合在一起充当了一顶堂皇的冠冕。特别后来又引入日文的转译,将那个”普罗”一加在大众身上,大众立马就高大神气了许多,连曾经挖苦过阿Q的鲁迅,进入三十年代,都加入了讴歌普罗大众的合唱。再往下走一步,无产阶级更作为公分母,把中华民族及其民德的独特性仅从观念上那么简单地一除,中国革命就被拉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轨,强行纳入了苏联及其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

七、民德与江湖血性

左症的病变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落后挨打的总背景下发生的,以往的论述多将此落后状况笼统归罪于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 都犯了柏林所批评的那种试图用一个总体的变革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的错误。周剑岐有幸避过了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他没有在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和一切被指责为旧社会的事物被逐个打倒的天翻地覆中遭受血性气质的悲惨失重,而是有幸寄身在海峡那边,在自然延续下来的民国世代大氛围中感受了台湾乡镇的”宗教祭祀,敬老尊贤,乡里亲缘等人文气息”,因而得以无心插柳地领略到仍活在民间的盎然古风;而有关民质民德的思考,正是在此”祭神如神在”的情景宛然间,触发了他的幽怀,使他有了感而遂通的向往(参看他《断岸叫西风–两岸文化的困境》一文)。对于近代中国衰落的问题,他产生了古道溯源的想法,后来大读钱穆等其它新儒家的一系列有关著作,带上他自己的疑虑和困惑,遂尝试如何把近代中国的问题症结引向对民质民德的检讨。关于民质和民德,他在《民德与君子–华夏文明跨世纪的反思》一文中有个简单的界说:

一个民族精神质地的内涵为民质。其在某一时代的动态显示为民风。其依终极源泉之供输,而成其生命力的汇集为民气。将质地的内涵在时节的触激与开展中,回溯其生命力的终极源泉,以成其理想与价值,其以生命践现此内涵的功价为民德。

文化传承的意义,不过是传延、涵存此精神内涵,发而用之,以在与时潮的互动与挑战中不失其质地,并代代提升之。而民德的践现,则在每一代子孙,精神生命的总体成就与功价。

周剑岐的民质民德说是他的言说中颇具原创性的论述,至少由此说出发,来思考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展挑战下出现的种种问题,来检讨当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弊病,要比五四文化人–特别是鲁迅–所肆意鞭笞的国民性更切合实际,也更具建设性。国民性论述根本的偏差在于把中国人的特性–即学舌Arthur Smith所谓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本质化了,此说先是将中国的落后挨打笼统地归罪传统文化,进而从中国人身上搜罗出各种以漫画化方式描绘的劣质–更多的是来自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所观察到的劣质–作为案例,从其中挖出国体衰弱的病根,最后将那一切总归为国民性。从周剑岐以下一段对华夏民质民德状况的历时性勾勒可以看出,与缺乏民族自信心的国民性论述相比,他对华夏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和对宋元以来衰变趋势的解释,不仅更切合历史的实际,而且特别富于历史辩证的思考:

原型民德之儒道的特色,即在对天地终极源泉的道,均有一份亲和深切的神圣信念。也就是对自身质地的来由,深信与天道一源,有着不隔不异的自信。”民无信不立”一辞,应在此神圣灵明、信守涵存的宗教泉源与民质民德的互动交澈的层面上来解读。三代先秦对这份来自天源的质地之内涵的解读是:容乃公,公乃王,平平荡荡,并育不害,并行不悖的王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绵绵若存,疏而不失。

华夏的民德,显然形成于诸系氏族千年的融合。秦汉魏晋而后,经草原民族的挑战与再融合之际,那份农业共耕细作,氏族共和的王道文明,不得不在内忧外患中,凝结成君权霸道,刑名礼法的刚性结构。但不论柔性核心或刚性外壳,均环绕着农业文明的形而上价值,未经工商活动之形而上价值的冲击与挑战。宋元之际,原有冲破农业文明心态之瓶颈的转机。明清重农抑商,大帝国中央集权之吏治与财政,无柔性核心之价值供输精神的血流,终之于刚性结构的腐化而自残。民间迷信与宗教运动是政法结构失却终极价值合法性的病象,也是刚柔失衡,泉源异化的危机,但也是民质再生,优劣辩证的转机。转危机为生机者,则在民德的自新。(《民德与君子–华夏文明跨世纪的反思》)

谈基督教、被征服民族。近代中国是一被征服民族?文化性的阿Q与优雅性的麻痹比比皆是。周作人、余秋雨式的典故把玩精致中,有一种深度自残后选择性的遗忘与病态的自怜,一如小脚。元、明、清、五四,伪满、汪伪、民盟、靠拢为中共抱抬脚的民族自卑情综、为独台跑腿的,为现世颠倒编说辞的,以白开水搅和价值原态的,到尊卑贵贱失衡的,全都是灵魂受虐、本能退化后的奴性反应。(《历史失忆与灵的残缺》)

与本质化的国民性论述根本的不同在于,周式民质民德说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系络中来探求民质民德盛衰的轨迹,它首先与华夏大地上的族种演变和人口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从三代到隋唐,中华民族的发展呈现为征服性的同化,至宋元以降,则渐变为被征服性的同化。应该明确地指出,”华夏”这一族群称号,在上古时代并非一本质性的血缘种族概念,而更多的是强调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较周围的蛮族更为文明的一个文化及价值系统的独特标志。所谓”华夏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华夏则华夏之,”至少在今日黄河中下游区的北部中国一带,那时候自称为华夏的众多小国与被称为夷狄的众多小国,自远古以来即杂处在一起,而华夏这一范畴的确立,则是在周边的夷狄陆续被同化进来的过程中渐进地发生的。后来经过秦汉的扩张性征服,华夏文化的同化更从江淮扩向岭南,向东北远达幽燕,向西北超过了陇西。五胡乱华后,更多的入侵者陆续融合到他们所占领地区的人口中,经此数百年占领和抵抗的残酷厮杀,至隋唐时代,同化后的整合局面达到了兴盛的顶峰。惟其为征服性的同化,故具有开放性的强势,华夏的民质民德反因异族的输血而凸现其刚健包容的优越。但从北宋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辽金征服占领北部中国,接下来蒙古和满洲全面入侵,在中国建立了元和清两个王朝。异族统治下的汉人从此进入被征服性的同化,华夏族群出现了周剑岐所谓”自身分化、异化和质变”的劣化趋势。12

在入侵与抵抗的血腥厮杀中,牺牲的无疑以刚强勇敢者居多,软弱怯懦的顺从者自然更容易幸存下来,华夏人口的质地遂在此被征服的同化过程中渐趋劣化,好比被稀释的汁液,民质中的古道成分日益淡薄。此一民族质地的劣化乃华夏质变的第一个方面。此外,历朝的科举取士和文官体制造成了庸俗的泛文泛情,读书做官的道路不只削弱了读书人的道德勇气,而且通过虚饰的文字腐蚀了一切被表述的知识和思想。元明以降的八股文取士,更加剧了文字对性灵和民气的戕害,至满清有意以此笼络控制汉人,文对质的侵蚀可谓败坏到极致。此一浮华虚文的泛滥乃华夏质变的第二个方面。征服者–特别是旗人–在享受其占有华夏文化的特权之同时,也弱化腐化了他们自身,他们不只渐渐丧失祖先在渔猎游牧生活中的强悍气质,而且以自身的腐败加重了国人整体上质地劣化的成分。此一退化因素的加入乃华夏质变的第三个方面。

这样看来,五四文化人所痛心疾首的国民性问题就不能只简单地归咎于孔孟之道或所谓的封建专制制度了,当然更不能把它本质化为中国人的人种缺陷。打一个比方,就好比人在营围血气失调的情况下抵抗力变弱,容易感染疾病一样,晚清至民初,乃是华夏民质中的抵抗力变得十分衰弱,而外部环境又极为恶劣的时期,就连本来在征服性同化时期显示为优点的诸多方面,在此时竟都衰变为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更不要说突然”值此二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窘境中,被迫地卷入资本主义扩张所难免的进退失据了。至此,中华民族陷入被征服性同化的劣势已暴露无遗。

尽管如此,华夏民质民德中占主流的优良因素仍以其脊梁骨般的坚硬顽强地支撑着衰病的国体。就拿清末的反清势力来说,便由那远在大清顺民与臣僚之外的三股势力组成:一为清末接受西洋现代文明洗礼的新生一代;二为自清初即转入地下的反清复明组织,其中尤以洪门为最有实力;三为逃避清朝压迫而远迁海外,始终心系故国的华侨。13此三股反清势力后来也成了清室退位后建立民国的中坚力量,包括北洋政府和各地军阀在内,有不少重要人物都兼有留洋和参与会党组织的身份,他们集传统教育与洋学堂训练于一身,其中个别人还杂有江湖帮会的传习,禀赋民间义士的刚烈,从徐锡麟、秋瑾到黄花岗烈士等反清先烈到后来临时政府的创立者,他们的气质和学养都显示出华夏民质民德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以自新的面貌自然长入现代的优化方向。正是着眼于此一被忽视的历史脉络,周剑岐特别强调了”南中国血性义烈的传统”,并严格区分了它与政治暗杀的不同,进而辨析了胡兰成所倡言的”民间起兵”与被煽动的盲众作乱造反之间本质的区别。顺便指出,周剑岐原籍浙江诸暨,对于鲁迅所谓”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的乡俗,他自然有其地方亲缘的体会。

“血性义烈的传统”和”民间起兵”的出发点是捍卫地方的自主和财产权利,它是地方对中央的不服从,是民间对官府的抗拒,是用武器来保护土地和商业利益的自卫行动,是地方豪强抵抗土匪打家劫舍的团练组织,借用今日流行的一个用语来说,就是武力保障下的”维权”行动。促使辛亥革命爆发的四川护路运动,孙中山二次革命前的护法运动,都属于此血性义烈的民间起兵。阅读英美历史受到了启发,周剑岐在好几篇文章中都一再为历史上一直都声名不佳的地方豪强鸣其不平。他在《民德与君子》一文中如是说:

读西方近世民议民治群势的兴起历史,可知自由公民、自制恒产的动力,方是民邦自治,法制民主与自由人权思潮的泉源。有地有产斯有德,管仲孔孟均深知其理。反观英伦民气抗争的历史,集士绅群德,不惜血溅剑锋的君子德义,方能制神赋君权之任意恣肆的不负责。此等商务民议、恒产生德、一以贯之的民质德义的内涵,乃是十七、十八世纪英伦辉格自由主义精神的深义。不惜血溅剑锋以捍卫恒产之义,方是消极自由理念的血肉生命。此财德互辅之劲力与其主动创就出的客观物质条件,实也是西周君子,能沉潜砥砺、博厚高明,成其精神风范之重要成素之一环。

在此一系思绪的光照下,对中国历史上之民间豪强,遭违乱法纪、据地自雄大帽子的命运,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英雄世界中有黄天霸之公门差役,若他果真是替清官办案的话。也有窦尔敦,据地自雄对官门有本能的不信赖。民间道义实是官门朝廷最忠实的镜子。只读书士子功名熏心,斥之为小道而不为。朝廷动则责豪强兼并土地,民不聊生,充公没收之。这到底是分化封建,削弱贵冑的合法延续,还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奴才们减低地方自治权力的勾当,抑或异族征服朝代或部落派系党私想死抓权势,千秋万世的恶性积累?值得研究。土地如此,商人资本更是如此。这皇极一统的观念绝不是王道平平荡荡、无党无偏的原义。

从十七、十八世纪英伦辉格自由主义的精神与演变中,可看出非乡绅豪强如克伦威尔,非精诚虔敬如清教徒,非转私产谋利为厚生群德之际遇,则不足因应时势的机遇,而突破文明的内在瓶颈。所有的风云际会,并非先王的设计。恰是应势,但却忠于各自的质地情境,方能启材质、物能、气性之德,尽义利、功价、理想之宜,而开出群德川流,汇集成民权立法、农商相辅、向外突破的新制度之契机。其所以不惧变之为乱,能从乱中抵定新的重心,就在于地主乡绅,有产有德,终之于转农益为商利,……若无英伦强悍自主,务实崇法的民德,内战弒君,独裁复辟,实难不保不落入法国革命的血祭灾乱的下场,焉能在辉格主政后,将欧洲自相残杀的困局突破转化为商务海权的世界文明。

我在此之所以不惜篇幅,大段抄录了周文中表彰英伦辉格精神和替古代地方豪强说公道话的论述,是因为至今还未见到任何教授学者或异议人士在讨论中国历史和百年来社会艰难转型过程的文字中触及此一极为关键的问题。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经武力捍卫财产权的斗争而赢得的自主和权利。荒谬的是,为建立其暴力革命的传统,中共所改写的历史反而把历代破坏私有财产权的造反作乱一律追封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此类以掠夺为生的暴乱多发生在王朝末世或饥荒流行时期,通常多起于饥民为活命而对富人或官仓的抢掠,其中有个别的武装力量壮大了声势,更升级到打江山夺皇位的地步。其动员方式多带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类的蛊惑性号召,历代王朝深知此类谶纬话语和秘密会社的可怕,就像中共畏惧和严打反革命集团那样不择手段,始终将此一粗暴力量压抑在无可名状的黑暗草莽中。对此以劫掠为目的的武装力量,之所以历代皆称之为”贼”或”匪”,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为维护私产而建立武装,反而是为剥夺他人私产而采用暴力。因此,不管他们打着多么道义的旗号,都始终为纲常法纪所不容。这样看来,同在江湖,同为帮会,以武力和组织杀人越货的乌合之众便与像洪门那类为反清复明而聚义的秘密组织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价值序列上明显存在着高与低之差。

说起帮会,我们自不必纯粹用今日健全的法制社会中黑白分明的标准去衡量从前的是非曲直。江湖世界向来良莠不齐,帮会运作中往往黑白并行。14论史者应做的不是一味站在今日的制高点上做盖棺论定的道德判决,而是透过历史的混沌去观察清者上浮和浊者下沉的复杂过程,抓住其中良性的趋势,分离出破坏性的因子。比如太平天国,就明显属于被压抑的粗暴力量在国脉脆弱的情况下产生的癫痫性暴发,其武装席卷南中国的浩大声势与其说是为了反清,不如说是旨在称王,是在杀人如麻和自相残杀中建立其邪教惑众的军事独裁政权。以洪门为基层组织而建立的湘军便与之形成明显的对比,其剿灭太平军的行动就起到了保卫民众生命财产的作用。对此类江湖血性义烈所体现之民德及其鼓舞军队士气的关系,孙中山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传统的演讲中曾有详尽的细节描述。

美国的工会不但与国际共运毫无关系,反而是在帮会的血腥拼杀中壮大起来的,就是在此粗暴力量的较量中,逐渐发展出捍卫工人利益的力量。这一迫使资本家自我调整,引起法律和制度不断修改的斗争,显然与列宁所煽动的工人武装起义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像拉萨尔那类工人运动活动家,之所以受到马克思的批评,也正是因为他们把工人的斗争导入一建设性的方向,即把政治活动具体化为一个个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比如限制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小孩上学,普选权,对生产过程管理上的介入等等。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开辟了这一条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西欧道路”,才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滋生出社会主义的成分而创造了条件。就”西欧道路”所提供的例证来看,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发展过程,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抽象存在的无产阶级队伍去领导任何革命。真正的革命只有一个,那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急于从临时政府手中夺权,非要把普列汉诺夫设计的”两步走”并作一步去走,结果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派掌权还没有几天,就被苏维埃的枪杆子夺取了所有的权力。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不但为东方非工业化国家的暴力革命提供了范例,而且把苏联建立成一个促使暴力革命在世界范围扩散的策划中心,使形形色色的权谋家和机会主义者都步入职业革命家的行列,并为他们破坏旧秩序的造反行动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为中共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个让中共的莫斯科派叫得特别响亮的口号就这样在国共分裂前后主导了中共的革命路线。在共产党煽动下准备城市暴动的工运纯粹是破坏生产的阴谋,它不只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也从没给工人赢得任何真正的个人好处,而且还害得很多盲目的参与者白送了性命。倒是上海滩上那些被指责为反动和罪恶的帮会自有其帮会的原则,他们游走在各种势力之间,利用租界的地盘,反而发展出民族企业的雏形。包括今日的香港,有不少经营成功的大财团都与黑社会有过纠缠不清的关系。

我如此评价帮会,并无赞赏黑社会的意思,而是要强调周式言说对那些未受左症感染的民间生命力所采取的独特透视。生命力本身无所谓善恶好坏,最恶最坏的事情其实是寄生在粗暴生命力之上的贫乏平庸者对此生命力的误导、扭曲和滥用。周剑岐是一个勤于在模糊现象中洞察幽微的思考者,他的视境(vision)中常有黑白混淆的社会气象云图飘来飘去,他敏于在明暗不定的阴阳变化中捕捉机缘性的东西。他让想我起了那个站在电影Deja vu “时空之窗”前的警官,就像那一场穿越时间隧道的拼刺,直接到灾难萌发的过程中阻止其进展,周式论述也是一场追踪既往的拼刺,它介入到历史的重述中,执意要把被磨损的文化生命力挽救回来。就这一取向而言,周剑岐的读书思考已超出了一般性的求知做学问,他那力透纸背的眼光似乎要延伸到接通古今的层面,为起死回生的转承找到一个支点。因此,他指出,华夏文化的生命力”必得寻一现代血肉架构之载体与生命,才能延续下去,否则就只能变为失魂落魄幽灵野鬼,幢然游荡于故纸文物和陵墓宫庙之间。……失德败德者,失丧败坏的不只是俗成礼法之道德而已,而正是失丧败坏这个上升、精进、创生的灵明公德的生命能力。”(《民德与君子》)

注释:

3、按:周所引者本为英译文,此处所引的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41、44,下同。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页207。
5、如孙郁在《民国文人的趣味与操守》(见《南方周末》,2006年8月10日)一文中便就很多民国文人的趣味与操守总结说:”外来的与固有的东西有时还处于碰撞的状态,间或还显得错杂、零乱的排列,不过以我的看法,恰恰是别别扭扭之中,诞生了罕有的生气。古无此类新人,今无其继者,那也像六朝之人,后人只能爱之而不可及之了。”他还说:”那时的中国正从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文人团体都在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他们当时思考的问题、生活的情调和兴奋点和现在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文化处于过渡阶段时,最大的丰富性莫过于不旧不新又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所以那个时代的文人身上,会自然散发出那种松散的、自娱自乐的趣味。而这种儒雅、混沌、自然、悠然的文化状态,现在都被那种学科化的,非常条理化的东西代替了。现在的文人学者都各干各的,在自己的专业中打拼,但也因此成为被驯化的、单向度的人。这是看似现代化进程中最遗憾的事情。”
6、见Aileen Kelly为Russian Thinkers(Penguin Books, 1978)一书所写的引言。
7、Richard J. Ellis, The Dark Side of the Left: Illiberal Egalitarianism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8, pp.1-14 )
8、参看Isaiah Berlin, Russian Thinkers中Russian Populism一章。另见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译),三联书店,1996年,页99-128。
9、瞿秋白《多余的话》:”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10、参看孔庆余《1921:谁主沉浮》,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59。
11、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即提到,中国知识分子对小资产阶级作风的自审自责,与读书人对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的不满情绪有一定的联系,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12、在《无信不立–中国宗教精神的扭曲与衰落》一文中,周剑岐说:”与康正果谈文革、恶官、刁民与儒家。我强调有清一代,是被征服的一代文化恶质低能化因素之成形。在我眼中,儒的精神已随宋明衰亡。花果飘零,灵根自植,不仅是曾、左、胡、康、梁而后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儒门不得不沉潜山林市井,结合民间社会,不再存圣君外王的迷梦,而以民德自立自强再续命脉的新机运。儒在均产、减租、平权、德治、礼制上是稳健保守的,但在是非善恶、明德、新民上应是积极进取的,在顺天应人的情况下,还是激进革命,杀身舍生,在所不惜的。儒在大局的考虑上理应是左派的。”
13、参看姚大中《近代中国的成立》,三民书局,1985年,页406-407。其脚注引朱琳《洪门志》序曰:”洪门组织,自明末清初,于今三百余年,历史悠久,势力庞大,人多称为’秘密社会’,忠国勤民,卓具功绩。原本天赋人权,倡导’民族革命’,并以’反清复明’运动,建立’民国’基础”。
14、正如周剑岐在《血性江湖的悲剧》一文中所说:”江湖未必是一个侠义公道的世界。它黑白混杂,良莠不齐,有其特殊的语言价值与群集结社的规律,但均带有强烈的地域民风色彩。也有它滋长寄生的经济行业,谋生技能等特殊社会结构与文化。”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23/2009

康正果:一个血性思者的质文熔炼——阅读周剑岐(下)

八、在左症与群氓之间:颠覆/倒错/物化

职业革命家在中国的涌现,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送到中国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我们通常谈论此类人物,多着眼于他们献身革命的精神,却很少想到一个做全职革命工作的人靠什么吃饭。既然是职业,就应有报酬,当一个职业革命家,不只意味着全力以赴地干革命工作,同时也包括从中领取经费,谋得一个革命家所享有的饭碗。从前在鲁迅著作中读到有关”领取卢布津贴”的说法时,我还以为都是当时的反动派流言,后来接触到更多的文字记载,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及其早期活动,所有的经费均来自苏联。那时候,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这些住在大城市领取”项目资金”,过着白领革命家生活的人物,从发表文章到策划罢工闹事等活动,全都按共产国际的指令办事。这种拿着卢布津贴,从事东点火西煽风活动的革命工作,就与中共成立前,李大钊、陈独秀最初在北大热衷讨论共产主义思想的情况有了了根本的区别。那时候教授们发表言论,多出于探讨问题和宣扬主义的激情,他们当教授的收入本已十分丰厚,不但没必要领取赏金性质的津贴,有时候为印发刊物或组织活动,还会自己掏腰包往里面贴钱。所以在那一段比较天真的文化论战岁月,他们的左思左情都还左得较为理想和纯真,不管他们发表的那些过激言论今日看起来显得多么幼稚,但在当初,他们就是再过激也都只限于纸面。

步入职业革命家的行列,性质就有了完全的不同。你不可能再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你拿了共产国际的钱,你就得充当国际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代理人,这就叫从事上层投机活动。怪不得到后来,那些人都陆续被打成了左倾或右倾的机会主义。这种动辄应招去莫斯科开会或短期受训的革命生涯,在当时的圈内人看来,想必自有其风光之处,但投射到从来都无缘参与其事的毛泽东心中,就有了微妙的刺激和复杂的回味。毛泽东自从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起,就似乎被定位于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边缘处境。他身边的很多朋友和熟人都结帮去法国勤工俭学,独有他错失了那一次留学的机会。他说他为留在国内做实际工作而主动放弃了留学,实际上应为他外语太差而没通过留学资格的考试。随后他两次去北京寻求发展,均与他仰慕的文化精英们擦肩而过,最后带着颇为挫折的心情返回了湖南。即使他后来参加过中共成立的首次集会,在那几十位代表之中,他充其量只能算无人重视的一员。在早期中共领导人的眼中,他不是被认为政治水平很低,只适合在农运中做实际工作,就是被发现读书不多,中西学问的底子都比较欠缺。15总的来说,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期,年轻的毛泽东似乎一直都为他那一身外省的土气所累,以致长期处于不入流的地位。由此可见,在价值序列上,毛显然处于偏低的位置。毛泽东自从小时候和他父亲作对起,一直遵循的都是尼采所说的”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从否定”外界”、”他人”和”非我”开始,把对立面全都确立为”丑恶的敌人”,进而在此一基础上另立对立面,把他和他那一方确定为好人。16

周剑岐从尼采和舍勒(Max Scheler)有关怨愤(ressentiment)以及价值序列的论述出发,在与我的多次笔谈面谈中,对毛泽东出于自卑心理而竭力提升平庸者及其平庸的颠覆与倒错(subversion and perversion)曾做过深入的剖析。按照他的说法,神化毛固然荒唐幼稚,但妖魔化毛也不符合事实。从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来看,毛的所作所为多源于他的低劣平庸,他既谈不上有什么神机妙算的军事指挥,更不具备克利斯玛的震慑魅力。从很多陆续披露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在长征途中不过充当一支逃兵虚有其表的首领,扮演了象征性角色而已,当时的日常决策,实际上均来自一组实干的团队。毛之所以能以如此平庸的质地而成其伟大,主要在于他引爆了那股压抑在民间的粗暴力量,是此力量所造成的破坏哄抬了他的地位。

毛的转入农村闹土地革命,固然与他入不了城市职业革命家的流,更领不到国际拨款有直接的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他在价值序列上原先就处于较低层次的本性决定了他的选择:只能到没有老虎的荒山中去称其猴子霸王。陈独秀说毛是”农运中一个实际工作的人员”,明显把毛的工作能力与他们所从事的上层投机活动划清了界线。应该说,处于他大学教授的序列上,陈从一开始即直觉出毛身上那股农村边缘人的浓厚气息。关于这一点,余英时在其《打天下的光棍》一文中有几句精炼的描述:”毛可以说是集各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挥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17关于边缘人的界定,余文仅点到即止,周剑岐则从民质劣化的线索追踪到需要进一步讨论的社会病理根源。

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灾害丛生,战火连天,大量民质劣化的盲众,也就是尼采所说的the herd,正好为毛这样的bad shepherd提供了大量可供驱使的力量。如果说good shepherd 所做的是将牛羊引向水草丰盛的牧场,那么bad shepherd 所做的就是把牛群疯搞成狂奔的火牛阵,让群羊都披上狼皮去吓唬良民了。”群氓本能地认为中资和下愚是最高级最有价值的,因为大多数人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规范,所以他们反对等级序列,他们把从低向高的提升视为从多数跌落到少数。因此你只要表现得特殊,与他们不一样,你就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被视为有害。……得不到他们的信任,致使你因自己的特殊而感到内疚。”18只需拿尼采的这段描述对照一下毛那条著名的言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如何通过贬低特殊来抬高群氓,从而赢得大多数中资和下愚跟上他起哄,并通过他们的力量,把他自己所猜忌和不能容忍的特殊人物排除在外的手法了。为了将压抑在黑暗中的粗暴力量释放出来,毛领导的中共边缘人首先揪出了他们的对头–地主富农,土豪劣绅。这一革命死对头的树立,很快即引爆起中共的农村暴力革命,使他们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的抢劫获得了正义的旗号。因为只有人为地强化现存社会的不正义–例如大肆宣传地主剥削佃户–,无能和渺小的自我才会满怀崇高的义愤,才会将他们的无赖和暴行提升为为轰轰烈烈的革命壮举。比如,痞子们得机会到少奶奶的床上打一打滚,在一般人看来,那无疑是很下流的行为。但此下流行为一旦被称赞为”好得很”的革命行动,被作为值得夸奖的表现去大肆推广,那就给本来只敢暗中去做的低劣恶行鸣锣开道,给猥琐与下流鼓噪了耀武扬威的声势,最后起到全面扭曲世道和败坏人心的作用。贫穷本身并不会把人变成暴民,由于在传统社会中,对”穷斯滥矣”的行为一直都有严格的约束,因而长期以来,穷者、弱者和贱者对富者、强者和贵者的不满多被压抑在舍勒所谓的怨愤状态。但这种怨愤并不导致对一种对抗价值的肯定,怨愤者虽怀有怨愤,却仍暗中渴求他们所艳羡的富裕、强壮和高贵。毛泽东所做的颠覆是空前的破坏性的,他扬言要把被颠倒的世界整个地再颠倒过来。这个他所认为的”被颠倒的世界”,就像一个倒挂在树枝上的猴子眼中的天地,是低下者对正常秩序的歪看斜视,而那一”整个地再颠倒过来”的手法,则让人想起了《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那些夺了权的猪猡们最简单的思路,猪猡们的口号是”四条腿比两条腿更好”。然而毛的变态的颠覆比猪猡们走得更远:你只承认农夫脚上的牛粪不脏还不够彻底,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表现自己革命,还得承认牛粪是最干净最好闻的东西,你最好把你的脚上也弄满牛粪,这才显得出你与劳苦大众紧密结合的决心。同理,痞子在少奶奶的床上打滚不只”好得很”而已,正是通过在少奶奶的床上打了滚,痞子才一个个提升了革命的勇气,经受了斗争的考验。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就这样从井冈山燎原到宝塔山,直至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还有很多问题需在此进一步深究,譬如:毛泽东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后来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果真只是为搞土地革命吗?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和朱德带领那么多人上了井冈山,又没有共产国际发下来的”革命经费”,他们吃什么用什么呢?几年前网上曾发出一系列《两个局外人对谈录》的文章,我们可从中读出一些令人惊异的消息。那两位富有洞察的局外人显然熟知局内的情况,他们翻出了红军靠抢粮食挖浮财来维持部队的陈年旧账;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周剑岐早在他发表于三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做过初步的讨论。19现在,让我们先看那两个局外人是怎样讲的:

毛上井冈山,也是先拿枪换袁、王的银元和粮食。毛手上只有武器,给袁、王100多支步枪作为交换。这几千人上井冈,很快就只剩下了经费问题,即便袁文才、王佐把自己劫得的财宝都给你,也没有多少。山上只有两千多户人家。山民原本就穷困,所以就只有南瓜汤喝。于是毛就不断带人下山搞钱粮。整个1928年,他主要就是干这个事。

“打土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意像。从早期的国民革命、中共苏区,到土改,到文革,一直都在”打土豪”,而且打的方式也差不多。从南方一些县志数据上看,打土豪的那些方式方法,倒并不是中共发明的,民间早已有了,中共在早期农村动员时,借用、光大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一个视角,即当中共从城市败退下来,走入乡村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其实并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动员乡村的力量。他们只是无处可去,只有进入乡村去拼命,然后想到或看到了民间的那些独特的方式,抓过来用,”打土豪”的那些办法,就是这样来的,保留在革命的记忆中,一到大事不妙,就拿出来。抗日后期在晋绥之类的地方,也用南方乡村的办法,同样很灵。

“分田地”就逐渐成了幌子,”打土豪”又成了当务之急。红军有口号叫做”向一切剥削者筹款”。剥削者自然有个定义,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就给扩大了。中农也算进去了,可能有些贫农也给算进去了。反正到了差不多这个时候,已有几十万的”土劣”被逐出或自己逃出了苏区,男的当苦力,妻女当娼妓。这是党内档案明确记载的。20

从上引谈话可以看出,红军的活动在当时并不存在什么预定的正确方向,所谓的革命路线,其实都是在生死存亡的具体情境中随机发生的和被迫选择的,至于后来印在教科书上那些堂皇的革命修辞,多属在事后为其并不光彩的行动所确立的正当理由,不过把幸存者无数的集体共谋掩盖在”伟光正”碑版的背后罢了。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其性质一如曾国藩带领湘军剿灭给大半个江南造成严重破坏的太平天国。可惜蒋的军力十分有限,经过五次围剿,最终只做到把红军逼上长征,赶到陕北的地步。国共两军就是在如此长期的残酷厮杀中日益加剧了双方的恶性互动,蒋那种农药除虫式的反共手段最终竟从反面塑造了共军,使他们在幸存中发展出顽强的抗药性能。21

然而中共也为他们的幸存和最终胜利付出了代价。就共军与国军的殊死拼搏而言,首先是靠大量的人员牺牲来顶住和打垮敌方的。死者已矣,成千上万战死的农民子弟兵就不说了,需要追究的是那些活下来的成员。他们在习惯死亡的生存中逐渐变得漠视生命,其磨练得更为坚强的革命意志明显地标志着中共大量党干军干人物贫血、冷血而嗜血的独特面貌。残酷的阶级斗争塑造了幸存者存在的境况,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残酷斗争的工具。革命将他们革成了物,他们视残酷为必要和正确,通过拉高就低的抹平方式,最终提高了自身的平庸。正是这种周剑岐称之为”残缺物灵”的党干军干人物,凝聚了中国社会”平庸恶”的强大阵营。勤于田间农作的农夫不以脚上的牛粪为脏,那本是农作环境下一自然正常的务农心态,其中并不存在任何政治上正确与否的判断。但当毛泽东硬是把那牛粪脚提升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低头膜拜的高度,硬是把自卑情结的价值提升为崇高的美学,他本人便已在心理上出现了变态。沉默的民质于是遭到扭曲,被用来充实了革命的歪理,日常的举止被造型为刻板的姿态,进而被赋予政治审美的模式,朴素的民风民俗就按照这样的模式被编排成延安土窑洞文艺的狂欢节观摩。臭裹脚布一旦被祭成一面战旗,就有了毁灭性的魔力,在它的引导下,千军万马齐奔腾,汇为一支海畔逐臭之夫的盛大游行。

残缺物灵的嗜血性特别表现为它对热血青年的无情吞噬,按照周剑岐的统计,中共的革命养分包含了两波青年的投入:一是北伐前后,黄埔与地方的中级干部;二是抗战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这两股左情左思的力量均在中共的内部斗争中被陆续消耗:一部分是流血牺牲,被消耗了生命;另一部份活下来的成员继续留在党内,他们则被消耗了人格和意志,变成了残缺物灵。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的煎熬,在互相残损中自残自损的一群就像被老虎吃掉的伥鬼,他们把自己被伤害后的幸存融入害人的势力,继续在残损他人的行动中存活下去。这又是周剑岐所说的虎伥症候群。那些怀着抗日热情涌入延安的青年学生和文化人,在当初恐怕很难想到投入革命会陷入如此残酷的内斗,等他们在批斗王实味等人的大会上吓破胆也喊破了嗓子,他们的纯真理想和朝气便在革命熔炉中渐趋消磨,不知不觉地地陷入灵的残缺,一个个都板结成可憎的政工干部面孔。此后的运动接连不断,从批胡风到批丁陈,直到反右,打倒别人的人在后来也都难以幸免地再被人打倒,最后经过十年文革浩劫,全中国整个地卷入了在互相残损中自残自损的疯狂。

九 平庸恶与三鬼影

周剑岐谈论问题时从不做一棍子打死的判断,每当他把一条线拉扯到趋于极端时,他的解析便适可而止,好像对刚做出的结论又打了折扣,他接着再拉出一条线扯向事情的另一方面,在似乎显得混淆和模糊的范畴内,他渐渐地清理出某种召唤性的澄明。周剑岐年轻时曾对现象学有过一阵子苦读苦思,至今在他的抽屉里还保存有两大本读胡塞尔、海德格等人著作的笔记。我翻阅过他的笔记,面对那些已经褪色的英文笔迹,我只能淡淡地感受到他年轻的思辨激情退潮后留下的几丝残痕。好在他学无所成,没把那门高深的学问做成他此生的饭碗,没出息成一位执教或着书的现象学学家,而是仅从中受了些熏陶,感触过几缕灵思,品尝到一点妙味。

对海德格的高足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平庸恶”(banality of evil),周剑岐独有他在中国语境中的心解。阿伦特过:”恶只是极端,绝不是根本,它不但毫无深度,也无任何强力的向度。它像霉菌一样四处疯长,大有荒芜整个世界之势。正如我说过,恶是抗拒思想的,思想要达到某种深度,要趋向事物的根源,但它对恶却无能为力,因其原本就一无所有。”这就是阿伦特有关”平庸恶”的著名论述。22阿伦特的”平庸恶”可谓从根子上给毛泽东及其一伙定了品位。对抢粮食挖浮财斗地主,直到后来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文革中全中国被拖入自相残杀的混乱等一系列野蛮罪行,毛始终都自以为是,从无自省和反悔,而中共集团,不但至今拒不检讨,甚至不许有思想要论说的人对他们提出任何批评。为什么他们会如此顽冥不灵呢?原来,那个被称为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领袖,压根就没有思想,他没有意愿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跟着他干革命的千千万万共党庸人,甚至连思考的能力都不具备。看来,我们的古人早就对”平庸恶”有所针砭,仅看”顽冥不灵”这四个字,真可谓把那种没有思想的状态点得惟妙惟肖。平庸恶就这样使平庸的共产党人弄权操控在自由同左的结盟与中资下愚的盲众之间,上采补左的精血滋润自己的平庸,下藉助激荡群氓的浊浪洪波壮大自己的淫威。按周剑岐的分析,”从左与自由的深层情意结构,转到一党独霸暴力专政的深层情意结构,看起来是相互对反的,但在历史现实中,它们却是难兄难弟,如虎如伥,在历史灾难的暗夜里,一前一后,如影随身。”(《从左倾情综到残缺物灵》)在利用左的动力掀起一个又一个暴烈行动的过程中,左的资源总是被作为推进卫星上天的多级火箭而遭到陆续的废弃。因为平庸的党干军干人物一旦面对左气昂扬的自由倾向,立刻就会为自身的心智贫瘠而感到危机,他们是在与左倾势力打得一团火热后,很快便转向总是愤愤不平,随时准备起哄的盲众,唆使和纵容那一帮普罗畜群的铁蹄狂奔而去,将一批批青春热焰的精英都践踏成肉泥。试读周剑岐简要勾绘的六十年左倾动力曲折图:

中共1949前,靠左与自由民盟,拖垮国民党。四九年后把自由民盟打为右派,靠左冒进把国民经济搞得奄奄一息。知错的务实派偷偷摸摸,想以生产力为号召的社会主义往现代化的世界潮流靠拢,反被文革的左斗成走资派。六四流血到改革开放后的共产党,大多谈左色变。但打天下暴力专政的道德正当性,却仍是左的,是而三个代表的转向,有其布党逻辑的迫急性。是而三个代表的论述,要比左与自由更贴切中共的政治现实。但左与自由同三个代表却是两组不同而无可交接的话语。(《从左倾情综到残缺物灵》)

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左势动力的定位已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左势动力从以前的壮阳性刺激渐成为弄不好就可能造成大麻烦的政治干扰。中共当局今日与左势动力的尴尬相处,真可谓养左遗患,自诒伊戚,已弄得自己左右都不是人了。自从邓小平南巡中在谈到既反左又反右的问题时特别强调要反左的方向以来,左症一直是中共当局的心腹大患。中共至今在政改上之所以举步艰难,与其说是单纯地恐惧民主,拒绝宪政,绝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倒不如说是要命地惧左,自上至下都摆不脱左情左思后遗症的困扰。周剑岐将其总结为”三大鬼影”:”一曰毛泽东的父性崇拜;二曰共产党革命救亡神话与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大乱的深层自欺;三曰中国受难的贫苦大众,被共产党迫害的冤鬼,以及童稚麻木的大众文化。”此三大鬼影几乎成为中共当局头上的悬剑。他忧虑地指出,

若不为此三鬼解咒,中国近代史与过往是断裂的。任何政治改革都可能被三鬼附身,引入歧途,尤其是民粹式的民主与平等。大陆民主的机遇指日可待,说来就来。但大众文化仍停留在解放前后的前现代的政治童稚期,精英文化却沉耽于后现代超现实的政治话语,逐渐成形的中产阶层只能活在红尘洋场官商营利的半下流文化中,让技术官僚拥着权贵,独霸行政法权与正当性,而人代政协以娼妓之质把宪法错乱为全民的卖身契。入世、申奥、三代表、十六大的现实,而国内耽迷在左与自由的口水论争,海外论述精英联盟卖身以助中共执政兴国,此大势正足显示此三大鬼影仍在左右中国的精神现象与历史辩证。

真正的政治体制与恶质文化的逐渐改造,必得在技术官僚宏观调控,多次失灵后方会开始。而积弊经年,落伍保守的势力,在改革开放中,借机已树起各自的堡垒与法规的掩护。若不为左情综解毒,未来的政治与文化抗争,仍有落入无理想的残缺物灵的历史旋涡的可能。(同上)

三大鬼影中,我看最难驱除的就是”中国受难的贫苦大众”。在改革已搞了三十年的今日僵局中,前两个鬼影的浮沉出没,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反映了后一个鬼影的不满和欲求。权贵与资本的结合使得中共当局与左和自由以及广大民众的关系变得远比以前复杂,毛泽东的父性崇拜成了各方势力用以满足其表达诉求的武装工具。从胡锦涛前拜西柏坡后上井冈山到弱势群体示威时打出毛像壮声势,直到不满现状者怀念毛主席及其”清廉”的五十年代,经济起飞中出现的任何不义不公现象–贫富差距,下岗潮,三农问题,拆迁和征地纠纷,自上而下的腐败–都不同程度地刺激到左情左思的蠢动,甚至在当前维权活动、政治异议和民运话语的众声喧嚣中,都或多或少地掺入了与三个鬼影纠缠不清的杂音。当中共当局的专制腐败被描述得越来越像中共左派人士当年所口诛笔伐的国民党当局时,形形色色的反共话语听起来也就越来越像来自那个年代左情左思的回声了。反共情绪与恋共心理就这样以连体婴儿的方式滑稽地固着在中国人的政治无意识之中。

马克思说过,”要求抛弃关于自身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中共当局与当今的既得利益者或未得利益者,乃至受害者、反对者,都必须抛弃各自的处境所共同需要的幻想,因为左症正是在此一共同需要的幻想中继续着它得以作祟的邪力。托福勒在其近着《革命性的财富》一书中指出,中国当前最大的麻烦是三波浪的重迭,前现代的农业人口正在分化出一部分流向现代的工业城镇,后现代的高科技白领阶层与大量的低收入者拉出了过于悬殊的差距。西方国家分阶段走过的路程,如今在中国竟共时地交错在一起,垒成了新旧问题堆积的金字塔。面对法轮功的兴起和基督教的迅速传播,托福勒模糊地感觉到另一个比周剑岐所说的三个鬼影更为可怕的鬼影:某个噩梦般出现的毛二世人物。他说:”在一个渴求取代近乎宗教的共产主义的国度内,这个毛不是共产主义的毛或资本主义的毛,而是一个可将农民、工人和年轻的第三波因素积聚在一面宗教旗帜下的毛。” 23此噩梦般的鬼影正是中共的前世孽障,不难想象,中共当局也正是因深惧其兽样原形之醉后再现,才对法轮功和地下教会采取了残暴迫害和严加取缔的手段。曾经靠被压抑在黑暗中的粗暴力量和左情左思取得胜利的共党庸人集团,如今踫到了最头痛的事情:点火者终于点到了引火烧身的一天,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自身已越来越深地陷入了那两股力量的挤压之中。三个代表的修辞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其革命党的前身与执政党的现状早已矛盾百出,无论如何都拉扯不到一起了。

下一步到底怎么办?中共的遁词不管说得多好听,最终都逃不过剥皮卖肉的蜕变。那时候”伟光正”的蜗牛壳一旦破裂,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就是一条滑腻蠕动的软体虫了。

十 展望:民德自新三大波

托福勒的预测未免耸人听闻,对于此类西方学者就中国现状所发的宏论,吾人自不妨姑妄听之,权作为参考放到一边好了。周剑岐虽耽读西人之书,却很少以偏信的态度妄传西书之论。比如,对于近年来被海内外华人论者作为普世价值热谈的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等问题,他不但从未凑热闹随大流一起鼓噪,反而不避保守之嫌,对文本上的自由主义论调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近期间读海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评述,此等文字剪贴的论述益为显露不论反对与同意,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只是书斋里书本上政治学教课书中的自由主义。从不知自由主义之为一社会变动中争身家产业财税自主自律的群体政治意愿与潜在潮流,在马克思的话语中应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换言之,不只是鲁索的柔情,洛克的乡绅优雅,与孟德斯鸠的节制有度。而是克伦威尔的剑,罗勃斯卑的段头台,辉格的贪婪,拿破伦的骑兵,才有民主社会自由文明的果实。就因为中国从没有过如此的自由主义,才会有痞子流氓带头的共产主义,任意玩弄文字,而一批唱鸳鸯蝴蝶式的书斋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文人奴从其后,高歌社会主义祖国新民主万岁。等到反右,被割了尾巴,吃尽苦头平反后,仍觉十分委曲,仍以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借口,一面为共党的黑历史编说辞,一面为自身的奴从愚蠢作粉饰。若仍一味把自由主义限定为个人个性与一己意愿的伸张,就难免落入了土八路共产党祖国民族集体主义情综的陷阱。从1931到2001,以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面具跳加官的猴戏,把戏没变过,音乐一响,自有群猴起舞,漫山猿啼,连割过尾巴的也蠢蠢欲动,悲哉。(《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袁伟时、潘惠祥是我所谓的文字自由主义的历史学者,他们活在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下的文字话语世界。他们要求历史事件与人物能合乎自由主义人权宪政的理念。当历史的天足,不合他们的小鞋时,他们有与左症一样的义愤不满。

文字自由主义者往往得依附一殖民的现成文化租界(西方主义)的话语。开口洛克,闭口鲁索,从不知资产阶级政治的创世纪,是怎么发生的。其等上贼船后(不论是列宁的史大林的,还是毛泽东的),还想掌舵的天真,无关乎道德勇气,识见不足而已。善从来不是现成的。诚如克尔凯郭尔所言,”无知即罪”。中国自由主义是一进口启蒙西方的道义光环来掩护精神贫血症,就像一从不知奶牛之为何物,却坚持每人都应喝牛奶的阿木林。以西方主义的话语来看中国历史,就更是莫名其妙了。(《民国世界的义烈血性》)

要充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恐怕得另文深究,我在此只能三言两语来概括一下周剑岐反复申说的要点。他所批评的不是民主、宪政、自由等观念本身,而是批评此类观念的传播者仅在文本上夸夸其谈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西方国家争自由民主,建立宪政的过程视而不见的盲点。他特别指出,民主、自由之类的高调乃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及其胜利后的论述和修辞,而此革命之得以成功,民主宪政和自由平等之得以维持,则与该社会制度下民德的培育有着很重要的联系。社会秩序和民风民气不是仅慿主义的贯彻,观念的宣扬即可得到提升的,从苏共到中共的意识形态破产已证明了观念动力的虚幻。共有的价值是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活出来的精神,是普通人饱满的生命力开花结果的东西,绝非轻飘飘的泛文泛情所滋生得出。因此,展望未来,周剑岐巡视的眼光并未投向学院精英的论坛,而是落向了民间的厚土。他认为,”文明的新机往往起之于边缘厚实强劲的生命,它可以是圣洁自信而良善的,但也可以是原始粗野而强暴的。尼采超人的不测危机即在于此。华夏后现代的生命边缘和腹地在哪里?南下北上的流民外劳?乡镇企业或民间社群?也许正有一个英雄出渔樵的时代等在前面,华夏的质地将以民德自新,君子自强的精神出现。其间最大的挑战即在,如何将怨愤与贪婪下的平庸与扭曲,转化为因神明诚敬而可能的崇信愉悦与涵容感通。”(《断岸叫西风》)他将此形而上质地的转化称之为君子革命。

而这一场新民德的华夏再生,必先经过争身家产业的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再继之以后毛邓的新江湖政经团体–周认为用”新江湖”要比那个译自civil society的”民间社会”更实在–争财税自主自律的立法斗争 ,这期间还会有不知道多少难以预测的黑白杂交和优劣较量,直到形成了公德私德的整合,才谈得上民质的复原和民德的重建。这三场革命也是三大波,但却是渐进而隐蔽地推动着的三波,它们与托福勒所说的三大波交织在一起,并释放出一种将托福勒担忧的危机和不太明了的混乱化解为新的生机的动力。

头一波的冲击必须从加强商务文明的劲力上起步。商场一如战场,商务文明的劲力不是按照党的政策能闭门造车搞出台的,”数量管理、规则运作、质量提升均是生存竞争下的本能与手段。绅士风范的底层是,武士的荣誉,商人的利润,僧侣的救赎和工匠的技艺。知识的工具性与真理性,服事于欧洲民族终极价值与民德内涵的内在必然。商务、科技、民主、法制均有其伦理德行的一面,而统摄于公义与自主之西方民德之内。”(《民德与君子》)因此,必须在认识西方民德的基础上磨砺华夏的民质,才可能走出中共缺德教育的困境。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混沌状况,周剑岐并非如流行的批评论说那样,仅笼统地贬之为权贵资本主义。他仍然秉持其一贯的辩证洞察,透过那混浊的汪洋,他在寻找一线明灭闪现的可能性演变。这不是他的臆想,是他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引伸过来的延长线,从民国世代被中断的现代性延续下来的接头线,是他多年来观察思考所瞭望到的地平线。他指出:

当税务、地权、农商、社资、统独、产业、金融的动荡矛盾周期化中,出现各型瓶颈时,专政党权不得不述诸宪法与政务协商的方式,在新的公私勾结,商业族群的利益结构,以及旧的农村国营中层定薪依附集团间,为了给自身寻求存亡的平衡点与合法性时,全民制产业与产权立法的意愿就会悄悄启幕浮现。在外观上,它会是新型资产阶级汇集城乡中小型产业主的联盟,以争取合法的政经立法权。在底层上,它会是腐蚀性、颠覆性、狡黠性、实务性、妥协性、势利性、竞争性的;换言之,它是带着资本主义的精神的,它来自狼窟熊穴滋养出的顽强自然生命,毛邓一生赶资本主义的鬼,但事实上,连半个鬼影子都没看过,没想到摸着石头过河,还没一半,钟馗自己倒让鬼附了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个新的世代,将以势利冰冷的逻辑,替代封建权力的话语,从民间的山林市井中鼎现天命,而为一个盲信妄行的世代,悄悄地挖坟送终。待资本商品的规律,成熟到一定程度时,物化的运转,为开物成务,才德效率的伦理,形成有利的客观条件时,熊狼之质亦能成虎豹之德。(《民德与君子》)

不要只看到今日的权贵还铺天盖地地寄生在资本之中,也不要因此便以为金钱就是绝对的腐败。恶与恶相恶,往往会踫撞出非恶,尽管它还不是善。但面对恶的铁门,正义修辞的攻克力却总是显得银样蜡枪头的疲软。中共注定是要在自身的交叉感染中生疮流脓了,要观察周式三波说好戏的人,不妨冷下面硬下心来,挺起自己的承受力和免疫力穿越当今的社会溃疡,以现实主义的清醒目光洞察民质恢复的端倪。

按照周剑岐的勾绘,”捍卫恒产后,天道德义在人间的履现方能有物质基础。”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谈得上”以德聚财,以财养德,而在跨国商务、地方企业、民间社团中所汇集的新的豪强才得以进入议会,明文立法,来构制和凝结地域次结构实力的有形的民间管道与网络。”(同上)这时候,君子革命才得以水到渠成。君子革命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波文明是同步并进的,随着先进地域之间的科技落差逐渐缩小,在不同的国度、地区和社群之间,优势与劣势的竞争,贫富强弱的对比,就不再只是凭仗财力和物质,而更要取决于各自的生命伦理与群体和谐所呈现的精神质地之差异了。这就是说,物质文明背后的精神文化将是保证物质技术是否能精益求精和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此即周剑岐多年来在他的文章中喋喋不休地申辩着所要重建的民德。中国与中国人,是新生还是劣质化?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因为”一个厌弃自身根源的民族文化,不可能成为孕育文明新基因之来由之一。生物性的多数,并不保证灵魂素质的延续。文化中之生命气质,一如将断种的稀有动植物,一旦被混种同化,很可能就成为弱基因而不再生现了。”(《无信不立–中国宗教精神的扭曲与衰落》)
余 论

周剑岐这些古拙的措词用语–诸如”民德归厚,开物成务,崇德而广业”等华夏文明古训–置诸今日纷乱的时髦语境中,显然不易引起一般读者的理解和重视,包括我自己在内,初一接触,多不甚了了,很难一下吃透他的意思。十几年前我读到他交给我读的那些文章和干条条时,也曾不以为然,戏称其”民德说”为浪漫的伦理抒情。对他不断寄给我文字,好多年来,我一直都堆在一边或存入计算机,并未给予认真而全面的响应,致使他抚卷自惜,大有古道西风下一匹瘦马独行在天涯的苍茫之感。

那”古道”就是他凭着血性思索活出来的对华夏民质民德的体悟,”西风”则为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带给国人和他自己的种种影响,而”瘦马”就是迷失的古道,尚未转化到现代性中的传统,以及他这个执着的论说者在当前的孤立处境。

只是在后来经过反复交谈和相互沟通,我逐渐摸清了周剑岐那些长期以来我都觉得陈旧、含混的论述,才开始领会到他深沉的心意,才梳理出他连贯的思路,才对他独到的思考有了仔细咀嚼的兴趣,最后,才决定写一篇公开评介他的文章,把我这些年读周文闻周说的感想讲给普通读者。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缘由。

写这篇数万言的长文,首先要表达我对周本人的响应。投桃报李,我收了他那么多手写的,电邮的文字,也的确该有个总的回应了。之所以公开写出我的响应,当然有意要向网上的读-写公众尽我力所能及的导读之务。为吸引更多的读者有兴趣上网去读周的原作,我不但经过精心编排,把这篇转述他人思想的文章用我自己发挥的口气表述出来,更经过反复挑选,从他网上那榛楛丛生的文集中剪裁了大量精辟的段落,作为引文插入我的论述,以期读者能在我捧出的这一碗糊辣汤里多品到一些周文的原汁原味。

“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周剑岐的”古道西风瘦马”感,到此该有所宽慰了吧。有一条逐渐明晰的地平线已呈现于我们眼前的视野上,我从计算机上敲出的每一个字都飞向熹微的晨光,化作了闪闪的亮点。

注释:

15参看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1995年,页47。
16参看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三联书店,1992年,页21-24。
17《打天下的光棍》,页51。
18见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 edit. by Walter Kaufmann, Vintage Books, 1967), p. 159.
19此文题为《中共党政结构上的根本难题》,署名长沮,原载堪萨斯大学中国同学会会刊《方向》第六期,1973年。
20这十四篇对谈从局外深入到局内,对谈得生动平实,不乱掉书袋,不妄发高论,屡有切中肯綮的点拨。原载后遭中共查封的”世纪中国”网。
21我在《抗美援朝的炮灰》一文中对此有详尽的讨论。见康正果《肉像与纸韵》,允晨文化,2006年,页382-383。
22转引自Richard J. Bernstein, 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The MIT Press, 1996), p. 167. 此外,也可参看克里斯蒂瓦《汉纳·阿伦特》(刘成福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恶的平庸”一节,页143-152。
23 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Revolutionary Wealth (Knopf, 2006), p.329.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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