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内地,时隔五年分别翻译出版了一百多年前日本汉学家紫山川崎三郎的著作《东邦伟人曾国藩》。译者就是王纪卿。这是一部国外经典曾国藩传记版本,而且是出版年代最早的一部,问世于1903年,距日本明治维新和曾国藩去世只有短短的三十余年,是以近代文明的观念,贴近时代解读曾国藩其人的一部难得的传记作品。曾国藩是清代三百年第一名臣,王纪卿的译作真实原著,介绍了曾国藩出将入相的非凡人生,深入剖析了其内圣外王的罕见人格。如果说当年唐浩明的《曾国藩》一书让那位晚清重臣时隔百年后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么王纪卿近年翻译的《东邦伟人曾国藩》更让读者穿越到那个年代,体察到日本汉学家紫山川崎三郎对曾国藩的评价与学识。

“自学成才”的关键在于自学二字。自学,有多种含义,可以指人汲收接纳事物的能力。也指一种状态,即在没有接受指导和教育的情况下掌握某种技能。成才既可成为专家也可成为学者,合并也可称为“专家学者”。我的好朋友王纪卿就是属于学者类型。我们的父辈都是抗战将领,两家又是隔邻,自然相互了解。上世纪80年代我与其兄王纪平主编的《外国笑话集锦》就是王纪卿担任的责任编辑,后来我在三环出版社主编的《百姓致富通书》亦是王纪卿的责编。王先生认为学者就是认真做学问的人,也是求学之人,水平高低则是另一回事。不过,我更认同《论语·宪问》中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一点,王先生做得很好,他为人很低调,不像我喜欢吹吹牛。王先生与我相差无几,但仍属小“知青”的范围,毫无疑问,他亦是“知青”中出类拔萃者之一。

王纪卿1985年就获得首届湖南省青年自学成才奖(十位青年之一)。

获奖时,三十有三。

王纪卿曾是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的主力编辑,懂日语、英语与俄语。王纪卿没有进过外语学校的大门,全靠自学而成。

说他自学也不完全是,他毕竟还读了初中,尽管读的是长沙市一所不显眼的民办中学——“真知中学”,教师还以“右派”居多,但教学质量不一定差,王纪卿还是班上的英语课代表呢,这点好基础不容否定。

弹指之间,我们都老了。

今天的王纪卿先生已是当代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翻译家、资深编辑。他潜心研究湘军及湖湘文化20余年,著作、译作多部。近年来主持湖湘文化的电视讲座,接受凤凰卫视特别专访,接应不暇。另外,在研究中国抗战史方面也毫不逊色。当国家“正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他即时推出了由云南德宏出版社出版的抗日专著《血战十四年》。

就抗战作品而言,云南人的确先人一步。

在七十周年抗战纪念日(9月3日)之前,湖南人民出版社将隆重出版王纪卿先生的著作《中国保卫战:抗战十四年》,该书一百万字,分四卷出版。十年辛劳,即成正果。当前,即使出版抗战类书籍也不容易,国家新闻出版署审稿就审了好几个月。委托的审读人也颇有权威,他就是彭顺厚先生,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部研究员、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原秘书长。

书稿“审批”拖了很久很久,我们这些关注中国抗战史的朋友们时常询问王纪卿这本书还能出不?好久能出?真有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架势。

2014年10月的一天,我正巧在王先生家中品茗聊天,正在兴头上他手机响了,他知道是谁就打开了免提,对方是出版社负责人周政先生,话筒中传出宏亮的声音:王总好,《抗战十四年》审读意见与批文下来了,等下我就把彭教授的审读意见传给你。

对重大题材的审读与批准是中国出版界的常态,这点大家都懂。如果,自己花了不少心血的书能获得批准,审批的程序再长,能批下来,就谢天谢地谢“皇恩”了。倒是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却惊人的快,王纪卿刚放下手机不到一分钟,对方就把专家的审读意见传了过来。

彭顺厚审读意见摘录:王纪卿著的《中国血:抗战十四年》(申报选题书名),虽然不是一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纯学术性著作,但确实是一部比较客观、全面和生动地阐述和描写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带有文学性质的纪实性作品。该书具有两大鲜明特色。一是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的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进行连续记述,把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战融合起来并忠实于其关连性进行叙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军民长达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综合了前人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记载,打破了各种分域的条条框框,比较全面、真实和生动地反映了正面战场的波澜壮阔的大会战以及敌后战场艰苦卓绝和卓有成效的对敌斗争……

二是较好的体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相信该书的公开出版发行,对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增加社会的正能量,以及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如果说当年唐浩明的《曾国藩》一书让那位晚清重臣时隔百年后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么王纪卿的《湘军为什么这么牛》则让“湘军”成为了一个时期最有热度的名词。

胡锦涛先生“高风亮节”卸任后首次访湘,第一站就是拜访湖南大学并参观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还向专家求证岳麓书院讲堂上的“实事求是”这块匾词意的来龙去脉,涛哥听懂后,恍然大悟:“实事求是还有这样一个来龙去脉。”可见,“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并非虚名。

《湘军为什么这么牛》出版后,国内也引起了轰动:国内首部通俗解读湘军史的巨著、“湖南十大畅销书”,不仅在各书店名例销售前茅,同时也成为各网站文化频道最热书籍。王纪卿人气直线飙升,风头盖不住。其实当初的书名不叫这个,出版社八零后编辑们善开脑洞,换成了《湘军为什么这么牛》“标题党”似的书名。

“易中天品三国,王纪卿侃湘军”,他们都是湖南人。

“湘军”作为近代史上一股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因其作战风格悍勇异常而著称。从太平天国运动到平定新疆,从中法战争到甲午败北,湘军的身影始终与近代中国最波澜起伏的历史画面相联系。不仅如此,湘军将领皆登高位,曾国藩、左宗棠、江忠源、胡林翼、彭玉麟、罗泽南……再加上与湘军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湘军对晚清历史影响,能不牛吗?但就是这样一股影响深远的力量,在后世却饱受争议。特别在因为湘军势力崛起是建立在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作战中,故而在过去的50年里,人们谈及湘军时都讳莫如深,一句带过。直到90年代初,随着《曾国藩》等著作相继面世,一些尘封已久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

王纪卿关注湘军,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关注湘军资料的目的,就是为了写一本好书,通过这部书来还原一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湘军。”他说当初的想法也很“功利”。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想法终于成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书,封面大红大黄,题目后面赫然以“揭开湘军将帅百战百胜、仕途通达的彪悍人生”为内容提要。书名很通俗、封面艳丽,提要也有噱头,但书的内容却是对晚清湘军兴衰史的纪实,还原的是数十位湘军主要将领的人物形象。从朝廷中枢到乡野荒村,从后方谋划到战阵相接,书中既有湘军将帅军事作战的勇猛、政治智慧的圆滑,也不回避湘军疯狂屠城的野蛮、内部倾轧的无奈。一组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跃然纸上,一幅晚清风云的历史画卷向世人展开。

早在《湘军为什么这么牛》一书之前,王纪卿就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一本叫《湘军》的专著,这是当代人撰写的一部湘军编年史,无疑该书也成了研究湘军的人士必读参考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要出版教育、学术人文、珍稀文献等图书。该社在业内享有盛誉,因他们对人文历史题材的质量要求极高。

王纪卿是老编辑,经常要约稿、走稿,拜访过不少文化名人,知道名人背后都有一段艰辛史。很多人认为,通俗写史,自由度高,只要不违背大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很多东西就可以自由发挥。事实上,稍显泛滥的主观、时髦的发挥,正是现在很多以“通俗”为名的历史文学书籍的通病。

娱乐可以演义,写史要摆事实。要想展示群像,每一个人的生平、年谱都要研究,所有资料都要看一看。不仅主要人物的资料要特别用心,边缘人物也需要特别留意。朋友们赞纪卿的书有可读性,越读越想读,王纪卿却解释:无非是将历史资料组合并翻译出来而已。

在中国近代史上,湘军的研究者甚多,但写编年史的只有三人,都姓王,我姑且称之为“三王”,他们就是:王闿运、王定安、王纪卿三人。前两人是先辈,早己作古。王闿运撰湘军的专著叫《湘军志》;王定安后写的叫《湘军记》,这两本著作也是后生王纪卿研究湘军的参照对比与研究的历史资料之一。

纪卿也给我侃过一段小故事:王闿运写的《湘军志》与王定安写的《湘军记》同是记述湘军的史书,但由于撰者的态度有别,出书后受到的待遇也根本不同:王闿运受到当事者的恶毒攻击,《湘军志》遭到毁版的厄运;而王定安和《湘军记》则受到当事人的优礼待遇和吹捧。然而,史书的价值要由历史来评判,百年以来,二者受到的后人评说,和当时当事者就完全两样了。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失败后,湘军统帅曾国藩自以为功在自己创办的湘军,故此打算修一部湘军史志,自表功烈。然而,志书议而未编,他就死去了。光绪初年,其子曾纪泽依照他的遗愿,把修志任务交给了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王闿运自1877年至1881年撰成《湘军志》。可是,当曾国荃等与湘军有关者看到初版的《湘军志》时,皆大为震怒,其中尤以曾国荃、郭嵩焘反对最力。曾国荃“几欲得此老而甘心”,郭嵩焘攻击《湘军志》是“诬谤之书”,追索其版……

王纪卿所著的《湘军》,克服了先辈的局限性,对人物的褒贬姑且不论,前人撰写的湘军编年史,按照湘军作战的不同地区和集团划分板块,是各板块的编年史,不容易看出同一时期各集团之间的联系,王纪卿所著的《湘军》一书,打破了板块分割,是湘军各集团统一的编年史,令人容易看到同一时期全国湘军的活动概况。此外,以前的编年史以天干地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在现代人阅读有诸多不便,而《湘军》书采用公历纪元,为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王纪卿还把湘军史延续了近20年。

自1851年起,湘军转战大半个中国,战太平、镇捻军、平西北、复新疆、兴军屯、办洋务、抗法国、拒日寇,直到1894年的牛庄之役,湘军全军覆没,一段历史风尘跃然纸上。作者着力再现湘军将帅的秉性,拓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十多位清末名臣,发掘已被历史烟尘湮没的上百位湘军将领。湘军的成败得失以及清王朝的国运兴衰。作品气势恢弘,布局严整,叙事井然,分析恳切,雅俗共赏,堪称佳构。

王纪卿可谓:知周万物,道济天下。

王纪卿不是“神人”但可称奇人。他奇在不但能写好“湘军”,还能翻译外国学者写的湘军将帅和清末重要历史人物传,以及外国学者写的其他历史时期人物的传记,如秦始皇传、李世民传、武则天传等。

我们看看网友对王先生翻译的曾国藩等将帅人物是如何评价的。

国外经典曾国藩传记版本:清代三百年第一名臣,生动讲述出将入相的非凡人生,深入剖析内圣外王的罕见人格。

国外经典李鸿章传记版本:亲自采访过李鸿章的知名西方学者,有助于国人重新认识备受争议的李鸿章。舍小得大的政治智慧,内外逢源的驭人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闻社记者蔡剑、左宣2012年年底还采访过美国W.L.贝尔斯所著《左宗棠传》译者王纪卿。

下面是采访内容:

在晚清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诞辰200周年之际,笔者与著名翻译家、作家王纪卿就他翻译美国学者W•.L•贝尔斯的《左宗棠传》进行了对话。了解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对目前中国统一大业和领土完整有着现实的意义和启示。

记者:翻译美国人W•.L•贝尔斯《左宗棠传》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

王纪卿:岳麓书社在1980年预告第二年将要出版贝尔斯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家》中译本,但此书迟迟未见出版。等了这么多年,我打算自己来翻译这本书,但苦于找不到译本,直到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有个即将离开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决定转让这本书的复印件,我毫不犹豫买了下来,翻译成中文才有了可能。作为一个湘军人物研究者,我很想看看外国学者是如何评价曾左胡等湘军人物的。因此,我不仅翻译了此书,还翻译了黑尔博士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湖南人民出版社很早就出版过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是介绍中国人看世界的书,影响很大。反过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也是很有意义的。从出版后的反响来看,确实引起了读者的好奇与好评。

记者:您如何评价左宗棠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的功绩呢?

王纪卿:左宗棠虽然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但他跟曾国藩及其他湘军人物不同。他从青年时代开始,主要的关注不在于内乱,而在于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与侵略。他和胡林翼是很好的朋友,都提前看到了中国乱世即将来临,但胡林翼看到的是国内民怨沸腾,治安混乱,左宗棠看到的则是国防危机。左宗棠对两次鸦片战争非同寻常地关注,在思想上积极参与抵御外侮,是众多湘军人物所不及的;他在镇压太平军以后,积极创建中国第一个近代舰船制造机构,积极筹备中国近代化海军的建设,在镇压捻军、回民军以后,又收复新疆、率部抵抗法国侵略。

从左宗棠的这一系列思想寄托和作为来看,他与林则徐一脉相承,为清末国防第一人,其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不仅所有的湘军人物无法望其项背,就是全国的将军督抚,也无人能及。所以,人们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收复国土最多的将军。左宗棠开创近代化海军和加强西部塞防之举,以及他的外交、国防态度与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仍有延伸的影响。

记者:W•.L•贝尔斯写《左宗棠传》是出于学术原因的需要,还是左宗棠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他?

王纪卿:是左宗棠的战功引起贝尔斯的注意,据贝尔斯自己说,是因为他在研究中国西北的问题时,发现左宗棠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因此,他一开始,主要是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作为做了研究,作为一个军人,看到左宗棠做到了全世界的将军们都很难办到的事情,为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这个基础上,他出于对这个“中国四亿人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钦佩,才开始对左宗棠的生平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W•.L•贝尔斯1937年在中国处于抗日救国时期出版的《左宗棠传》中高度评价道:“左宗棠是一个具有真正伟大灵魂的男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在国外名声不广,在他的国家也未得到应有的声望。他的同胞只要认真研究他的生平和功绩,就会获得极大的价值。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他的国人在悠久的历史中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他尊敬圣贤,不懈的听从他们的教诲。他把自己的力量和才智毫无保留的用于服务祖国,深信国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左宗棠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记者:目前,国内研究左宗棠的氛围如何?您作为著名文史学家、翻译家研究左宗棠取得了那些成果?您对成立全国性左宗棠研究会有何建议?

王纪卿:国内对左宗棠的研究,由于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氛围并非很浓,不如曾国藩的研究那么热闹那么盛行,但也有一点值得庆幸,因为对于左宗棠的研究,尚未像曾国藩的研究那样,被一些哗众取宠的人引入看相算命、研究官场权术的邪门歪道。我在翻译贝尔斯著作的同时,在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做了一个“名臣左宗棠”的电视讲座,写了一本《清末有个左宗棠》,出版后反响不错。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力争真实地反映左宗棠的生平事迹,还原并强调其作为近代杰出国防人物的一面,同时将左宗棠与其他湘军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以及淮军人物李鸿章做了比较。

左宗棠诞辰二百周年之际,这本书经过很大幅度的修订补充,已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王纪卿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坛的再读湘军系列中讲述了左宗棠的成功之道。

研究湘军多年的王纪卿也有反思。他说,自己有一个忧虑,即今人过于关注曾国藩的“术”以及忽视曾国藩的担当和自律,心中有天下的那种情操是和自小受圣贤情怀的熏陶分不开的,若只学其术,不仅学不会,还会造就社会上更多的玩弄权术者,对人类对同胞造成更多的伤害。作为学者,有责任纠正这样的误读。正是因为王纪卿有这种觉悟,所以无论是在凤凰卫视的电视讲堂上,还是在明伦书院的高端讲座中,他的湘军讲座无一例外地都获得了满堂喝彩。

虽然王纪卿因湘军研究而名声在外,虽然他从来不写“没人看的书”,但到目前为此,他从未得到任何史学或文学的正式学位头衔,这在国外也不足为奇。

事实上,王纪卿一直以“学者”自谦。其实,他在海南出版社早就破格评为副编审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的本职工作是出版社的编辑,业余时间才种自留地,进行写作、翻译。职业生涯里先后为出版社编发书稿60余种,语种包括英、法、德、日、俄、土耳其等,字数超过1亿。他编辑水平之高,行内无人不佩服。复旦大学日语系著名教授谢宜鹏翻译的《叶子》(日)有岛武郎著,就是王纪卿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谢教授译著出版后对纪卿赞不绝口;湖南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主任周炎辉教授的好几本书都是王纪卿的责编,周炎辉的译著代表作有《八墓村》(日)横沟正史著;世界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由他担任责编的就更多了,如:《牵牛花》,志贺直哉著,楼适夷译;《万叶集》,其文学地位被誉为日本的《诗经》,土耳其著名讽刺小说家阿吉兹涅辛的著作《我是怎样自杀的》,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名著《黑夜的终止》,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名著《曼斯菲尔德庄园》,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名著《刀锋》,英国著名作家克罗宁的名著《黛绿年华》,等等。

一个优秀的译文类图书编辑,不但要有文学素养,对国内外出版业务一定要熟悉,这方面,王纪卿也是佼佼者。他翻译了国际出版商协会会长斯坦利·安文著的《出版概论》,该书收入书海出版社的编辑丛书,还被列为编辑出版方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参考书目之一。由此可见王纪卿的编辑水平很不一般。

从个人经历来讲,如今曾经的知青能够当上官的人,有自身的努力、机遇和家庭背景等因素,但仕途沉浮却与王纪卿无缘,他不感兴趣亦是原因之一。王纪卿的人生简历与他笔下的湘军同样充满了传奇。王纪卿父亲王正,在抗战期间曾是宋希濂部队的上校军医,在战火硝烟中救死扶伤,是抗战将士的保护神。抗战胜利后一直行医,还成为了湖南著名的妇产科医生。一个家庭的磨难亦可反映中华民族的苦难。

他一家下放知青就有三个。二老兄王纪平早他几年下放到湖南江永山区,成了“江永记忆”中的“素描大师”,他与姐姐下到湖南靖县插队落户。枯燥与辛劳让不少男知青学会了抽烟,烟叶也是好心农民提供的旱烟叶,一般人都是用薄纸或报纸将烟丝卷为喇叭筒点燃来抽,而小王则用了一个精致的烟斗,一个知青想出点钱购买他的烟斗,王纪卿则说除非用你的书来换,于是王纪卿轻易获得了一本英语词典。说到干农活,王纪卿自小就羸弱,还患有结核,体力的确不行,好心的生产队长安排他与妇女一起出工,照顾他拿妇女最高的七分工。王纪卿调侃说,如果只给我五分或六分工还可以躲躲懒,拿了个最高工分就只有拼命干,结核病的低烧常让他直冒冷汗,插秧锄草尚可,担重担就吃不消了。尽管这样辛苦,他收了工,吃点饭,每天仍坚持挑灯夜读学外语。文革期间,“老三篇”与毛语录都有中英文对照本,毛泽东思想将照遍全世界,这无疑也给王纪卿一个“活学活用”的好机会,他甚至可以用英语倒背“老三篇”,虽说他聪慧,刻苦还是关键。

1974年,王纪卿病退回城。为了谋生,他开始卖冰棍、推板车、公交售票、刻蜡版做油印、担任代课老师。让人惊奇的是,在此期间,得到英语词典仅仅三年的他,就为其父主持的输卵管银夹绝育法科研项目翻译专业的英文资料。

凭借外语专长,1980年初他被招进了湖南环保研究所,成为情报室的一名翻译员。在环保所的一年之中,除了翻译出10多万字的文献资料外,业余时间还试着翻了不少英文与日文的推理小说,这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废寝忘食不知疲倦。

由于当今中国的教学模式采用的是捆绑式教育,一个学生要应付十多门的课程,教育出来的学生貌似什么都懂,实际上是什么都不精,而且出来工作后在学校学的东西一般都应用不上,加上学得又不精,就造成了知识容易遗忘,遗忘后学了的知识等于没有学,造成了教育的浪费,中央电视台有个游戏节目《幸运52》就是用小学的知识去考出来工作后的成年人,好多人都答不出小学的题目,这就可以说明问题,而自学者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和根据自己的学习特点去学东西,可以把精力都放到专门的一样学问上,学习效果比在校学习还要强。

早在1979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全国思想解放的闸门。老出版人,被“自划右派”的曾彦修也恢复了工作,调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

曾彦修认为,出版界要顺应思想解放的潮流,要放眼看世界,多出一点启发民智的开明书籍。一开始工作,他就致力于多出版一些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学说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的种种理论和做法的翻译书籍。说到底,他是想打破30年来铁桶式的闭关锁国状态,把中断了30年的外国情况介绍到中国来。他向上级的建议书信获得了开明领导的首肯。胡耀邦直接复信给该编辑室:“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

在这种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也应运而生,缺的就是人才,走马上任的湖南省出版局胡真局长亦是被改正的“老右派”,不是惺惺相惜而是他对“反右运动”有切肤之痛,他一走马上任就不拘一格聘人才。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也一样。这也就给了病退知青王纪卿一个好机遇,但是,该译文编辑室夏主任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头,他也经历了“五七干校”的自我改造与“斗私批修”的“洗礼”,初次面试王纪卿时说,你虽做过点科技情报翻译不错,但我们社要出版的是文学译著,不过,你也可以翻译一本文学作品试试?小王诚惶诚恐的回答:好,您要我译日文还是英文呢?夏主任亲自带他到出版局的图书室,找了一本日文的推理小说让他试试,这本书是《芙蓉公馆的秘密》,作者为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横沟正史。他笔下的侦探,通过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介,一时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王纪卿仅花了半个月就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如此高的速度,翻译质量又如何呢?经老翻译们的“三堂会审”,编译室的日文编辑林怀秋先生首先拍桌叫绝!大家看了都叫好。的确,俗话说:美文不可译!再经典的文章如果没有文化底蕴,也是空中楼阁罢了,如果既能真实于原著,又能感动中国读者,很不容易。遗憾的事,该书原著本身的部分情节有“色情”之嫌,出版社未能通过出版预审,暂且不能公开发行。接着编译室又为王纪卿挑了一本,仍是横沟正史的作品–《迷宫之门》。王纪卿只花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翻译任务。

《迷宫之门》顺利通过审查,不久即付梓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推理小说译介史上的繁荣时期。那时候,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起步,不少出版社版权意识相对较差,而《追捕》、《人证》等日本推理影片的大量引进和强烈反响,一时出版日本推理小说成风,其中译介比较多的就是森村诚一、横沟正史、松本清张、西村寿行等人的作品,其中署名横沟正史的主要有以下作品:《冷美人》、《溅血的遗嘱》、《芙蓉公馆的秘密》、《怪兽男爵》、《迷宫之门》等。而《迷宫之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王纪卿译)是其中卖得最好的一本,因为该书在初版之后5年内重印了两次,印数也很大,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王纪卿于1980年年底正式被湖南人民出版社聘用,任编译室翻译及英、日文图书出版的责任编辑。

王纪卿虽然调入了这个不容易进入的好单位,但因百废俱兴,好单位也住房紧张,一时无法安置,新来的编辑多数在外面租房居住,公家给予津贴。由此,我又“重新”认识了多年未见面的王纪卿。

插曲也有趣: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俄文翻译老郭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一个热心肠的大好人,因为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附近的郊区做兽医,还砌了一栋土砖屋,他常过来吃点土菜,聊聊天,叙叙旧,还找我为他们社里的编辑们寻租农房居住。有一次,他对我说,要介绍一位“奇才”让我认识认识,其意也是要我帮忙租一间栖身之所,我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我出诊回家,一看老郭带来的人竟是我原来住在富雅坪的老邻居王纪卿。当场,我和王纪卿相对而笑,介绍人老郭一时懵了,突然醒悟说:“原来你们早认识?呵呵,呵呵,那就好办了。”

我对王纪卿说,我家暂时腾了一间“偏房”,不过以前是做猪舍的,若不嫌弃你就可以搬过来住。王纪卿是夫妇同来的,夫人有孕在身,挺着大肚子一起看了看房子,居然还很满意,接着就忙问我月租多少钱啊?我笑了笑说,快莫讲钱,可以过渡到你单位分房子。过去我俩是老邻居,今天的王纪卿又成了我的“佃户”,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两家虽没有同桌吃饭但共用一个厨房,谁家炒了好菜都会送给对方一碗,其乐融融。王纪卿到出版社上班,编译室有大量的书稿压头,任务繁重。编辑工作不简单,既辛苦又责任重大。说得不好听就是“为人作嫁”。为人作嫁也不能胡来,尤其不能犯文字上的“政治”错误。作者们送来的稿件,说句难听的话,尽管文章水准不差,但多数字迹潦草,很费编辑们的精力,影响编辑效率与出版进度,编辑们总不能时刻把“译者”叫来核实文字,于是大量的文稿还得请人誊写一遍。我们夫妇在纪卿的指导下也就成了誊写人,也可以说是受益者,在那艰难的岁月,挣钱不容易,誊写文稿就成了咱家的一项副业。我们记得,不允许农民搞副业的年代就是饿殍遍野的年代,不堪回首。

誊写文稿,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功.这种基本功包括字迹工整、标点正确、书写规范、行款对头、文面整洁等内容。王纪卿的硬笔书法很好,不亚于庞中华,他对我们誊写要求很严格,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也要剪上一方格小纸粘补纠正。咱们虽只有初中文化,字却写得不差。短期之内,誊写的文稿深受编辑们的赞赏,业务愈来愈多,每个月还能挣一百多元呢,好像誊写费先由出版社垫付,最终还是在译者稿费中扣除,尽管羊毛出在羊身上,谁叫他们的字像医生开的拉丁文处方呢。其实,译者也心甘情愿,谁不想译著早日面世呢?

有出息的誊写人,历史上也不乏“伟人”。

侃一小段子:

黎锦熙(1890-1978)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民国头十年他在湖南办报,当时帮他誊写文稿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抄写员沉默寡言,只是老老实实地抄写文稿,错字、别字也照抄不误,后来这个人一直默默无闻。第二个抄写员则非常认真,对每份文稿都先进行认真仔细地检查然后才抄写。遇到错字、病句都要改正过来。后来,这个抄写员写了一首歌词,经聂耳谱曲后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他就是田汉。第三个抄写员则与众不同,他也仔细看每份文稿,但他只抄与自己意见相符的文稿,对那些意见不同的文稿则扔到好远,一句话也不抄。后来,这个人建立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就是毛泽东。

今天的头头们很开明,除了严惩腐败、整肃党纪,屡次表态共产党要为民众谋福祉,让民众过小康,习主席强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才是正道,打铁还需本身硬。

中国不能再折腾了,民众需要休养生息,安居才能乐业。

王纪卿有思想,也不乱想。

有朋友或许会问,你的好友王纪卿这样勤奋,著作等身,会不会是一个书呆子呢?他除了写作与翻译就没有其它爱好了吗?呵呵,他的爱好可广泛呢,还挺前卫的。在八十年代初期,美国著名作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刚面世他就读到了英文原版,那可是一本够前卫的书了。他告诉我们,该书的序言中有一段话:认识今天世界各种力量的冲突需要系统的结构。本书是综合规模庞大的书。它叙述了旧文明,全面而生动描绘了正在闯入我们生活中的新文明。悲观绝望是毫无根据的。许多导致今天巨大危险的情况,也是打开未来大门的力量。

三十多年过去了,阿尔温•托夫勒的预言兑现了。第三次浪潮文明建设新的信息领域,为无生命的环境输入智慧的关键是电子计算机。

今天的互联网已发展到云计算平台,够狠了。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数码产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十年前手机仅仅作为一个通讯设备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但是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手机俨然成为个人的“超级计算机”,品种多样的手机,纷乱复杂的程序软件,不断改变人们对手机使用的态度,也不断催生人们的好奇心。了不起的乔布斯做到了一时的改变,一时间改变了人们对手机的使用方式和思维,挖掘出了用户内心都不清楚的需求,所以他在“移动互联网”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iphone不能代表未来的智能手机,也不可能代表。它还远没有达到人们更宽范围的需求,它只是人们在智能手机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给智能手机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启示。

智能手机快速崛起,但是它也会被以同样的速度被其他消费电子产品取代掉。这也是技术进步的自然趋势,及“创新性毁灭”。正如智能手机毁灭了翻盖手机,iPad平板毁灭了传统个人电脑,其他的电子产品将会诞生,并毁灭智能手机。可能毁灭智能手机的将是类似谷歌眼镜的产品。可穿戴计算装备,被视为下一代计算发展方向。这一点,咱们都搞不清了,人脸识别技术即将消灭二维码,贴心机器人也登场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几十年前谁会料到超大型的“3D打印机”能打印出成型的房子?

有网站早就公布了可能影响未来十年的十项新技术(包括私有云技术)。虽然每个人的观点会有不同,但是我们相信,这十项新技术足以代表大部分的观点,同时也可以确信在未来几年这十项技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十年前《第三次浪潮》的文明预言启迪了王纪卿。

他是湖南第一批使用互联网的特殊用户,也是全国最早的网购客户。他虽谈不上喜欢马云,但很喜欢“淘宝”与电视购物,凡有新型产品推出,他总想试用,当然“上当”也不少,不过他愈买愈精了。他最喜爱的“体育”运动,除了散步,就是“自驾游”,汽车携电脑、摄像机同行。名胜古迹、抗战旧址,小桥流水,什么都要看一看,把它们摄录下来。他说,读万卷书,真不如行万里路。但我听高僧讲: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一个“悟”字或是“自学成才”人士的成功决窍之一。王纪卿就是一个有“悟性”的人。

早在1910年初,蔡元培先生就撰写了《中国伦理学史》。针对清朝末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局面,蔡元培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指出“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他把散见于中国古书中的“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与时俱新”等激励人的说法概括综合为“与时俱进”。

对王纪卿来说,他的思想很“前卫”,让“与时俱进”也成了落后词汇。

爱思想201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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