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权民德的政治解放——汪晖近作质疑:谁的主权?什么平等?(上)

康正果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

跳着皮筋舞代拟国情咨文

汪晖先生多年来以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批判论述驰名中外学界,属于甘阳亲点的“自由左派”四干将之一。与表达上较为明快的另外三员左将相比,这位《读书》杂志前主编一向偏好纠缠思辨,善于包装理论,读起他那些绕来拐去的长句子,常让人有一种被拖入了文字皮筋舞的感觉。在我的印象中,女孩子常跳的皮筋舞似带有几分作茧自缚的舞态,由于有两根约束的皮筋紧绷在那里,双足的蹦跶只能反复在原地踏步。因此,不管舞动者作出多少次跳跃或奔腾的假动作,她们最终都没越出过雷池一步。皮筋间舞动的天足的确是活泼灵巧的,但在那跨不出羁绊的舞步中,你也许会隐约看出缠足年代残留下来的动作痕迹。

这就是我初读汪晖论著时模糊的感觉。现作为本文的起兴写在这里,聊为以下要切入的论题拈出一个富于联想的意象。

谈到韩寒的读书和写作,崔卫平极力赞赏他“拥有对于世界以及对于自身少有的直接性,”说他的知识系统直接朝向这个世界,说他“扎根于自身,他的世界朝向四面八方而延展开来。”与韩寒用身体踫撞现实,凭血肉探求认知的情况正好相反,汪晖的知识系统全面朝向已有的符号体系。他在文本知识的汪洋中左右逢源,犹如蜘蛛缘蛛网而四处网罗,八头拉扯。套话和观念就是他运思行文的舞蹈皮筋,长期以来,他牢牢把住那自我捆绑的学术绳索,既为他思考的重载奋勇拉纤,也趁便与诸多西方论著及其名作者卖力地拔河。这文字皮筋舞蹦跶得汪晖也实在艰辛,致使他那些趋向等身的著作不啻为压在蝜蝂背上的物累。

最近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题曰〈中国的崛起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以下引用简称“汪文”)。我现在撰写这篇文字,就是要针对汪文谈一些必需认真澄清的问题。我发觉汪晖在这篇新作中的措词用语更加刻意地趋于中性,而那一本正经的准官方腔调,则煞似一位公平的局外发言人登上台代替执政当局宣读动听的国情咨文。从汪晖那嘴头特硬且沉得住气的宣示来看,他在政治修辞上的功夫已磨练得十分到位。文心即人心,读完这篇汪文,汪晖的心态和面貌也就清晰呈现在我们眼前。你现在可以看到,他已有足厚的脸皮将国务院发言人矢口抵赖的庄严与各级领导统统不说实话的默契融为一炉,因此他也就更加有魄力把罔顾事实的论断发挥到学术冷酷的地步。

断裂的危机及其修补

我越来越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中,有相当大一批人比今日中国的当权派和主流话语还要落后和反动。时至今日,共产党自己都不想再正儿八经地当共产党了,可这批人还死抓住共产党旧时的观念,沉溺于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妄想阻止党变颜色。当权派搞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们所走的是什么道路。因为毛泽东走过的革命歪路线早走不通了,所以他们才被迫向毛所担心的和一再堵截的“回头路”走去。这条路便是受干扰被中断的资产阶级现代化道路,其实也就是回归民国世代半途而废的老路。中国的民族国家建立已整整百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这“回头路”充其量仅返回到国民政府那个威权统治加假议会的训政阶段,且毫无转向宪政的打算和承诺。今日的市场经济社会虽在很多方面优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但由于党权仍在支配法制,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不但受到一定的约束,而且为权力所扭曲,使它更多地显示出资本主义为人所厌恶的一面。因此,在这一回归之路上出现的种种弊病,有很多很多自然也就与当年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十分相似,甚至更变本加厉。面对此严峻的现实,从当权派到老百姓都日益感到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危险的断裂,它既呈现为中共长期塑造的自我形象与其正在败坏的现状之间的断裂,也明显地暴露出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的断裂。对执政当局来说,如一任此断裂继续扩大下去,现有的政权便会丧失合法的基础,其尴尬的处境恰如一个人唾向他人的唾沫无端飞回来落到了自己的老脸之上。早在发表于2007年的〈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中,甘阳已敏锐地觉察到党国所陷入的窘境,为维护我党的“伟光正”形象,他急起分辩,及时作出必要的纠正。他说:

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们,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这个整体性的论述就是甘阳接下来倡导的“新的改革共识”,以及他稀泥抹光墙的“通三统”高论。他提议把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平等传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传统结合起来,还扬言要把二者统合到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之中。甘阳在当代思潮的紊乱涌动中曾不止一次地放过开风气定调子的言论,现在,汪晖在其长文的开头,显然也顺着甘阳牵强的领唱,续上了他自己更加护短的变调。立足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统合之说,他要进一步为中国今日的崛起姿态搭建归功于前三十年政绩的坚实支柱。

与甘阳的用意很相近,汪晖建构的支柱不只要为党国当前的蜕变窘境修补合法性的基础,还试图把昔日更多的社会主义内涵发扬到崛起的进程之中。比起甘阳那一套即兴放言的宏论,汪晖则显得有些措词暧昧,但他的行文打磨平滑,躲闪有序,让你乍一读起来会莫辨深浅,即使觉得有些话不太对劲儿,一时也不知该从何驳起。汪晖确实是个缝制文字百衲衣的修辞能手,很善于从后现代批评理论的用语中剪裁些大字眼和夹生概念,将已经陈旧的政治用语稍作翻新的处理,统统作为鲜艳的补丁缝合到行文之中,从而为他所辩护的观念或实践修补破绽,为他难以忘情的“社会主义时期”——这是他为前三十年制定的一个中性指称——推出一连串文过饰非的创意。明明是毛泽东反帝反修反得中国封闭了近三十年,错过欧亚各国经济大举起飞的六、七十年代好时光,坐视战后废墟的日本和西德迅速崛起,干看亚洲四小龙起跑领先,而中国的经济自大跃进到十年动乱,则让毛的革命路线几经折腾,在他死后一片凋敝,落了个今日的后发展劣势。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事实,可时至今日,汪晖还要为这样的满清式闭关锁国状况辩护,把类似于今日朝鲜金氏王朝那样孤立的处境界定为中国“独立的主权性格”。他振振有词地说:“无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经犯过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汪晖是50后一代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并非不知道他亲身经历过的荒谬现实,但他仅敷衍地承认一下,便一笔带过不想提说的事实。按照汪晖 “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 的提议回顾前三十年,那就是说,大炼钢铁的荒谬做法和文革期间很多工矿企业全面停产所造成的破坏全不足挂齿,饿死了三千万人的人祸也可以悬置括号之内,只要中国对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没有像日、韩或东欧国家那样处于依附地位,中国人民就应该满怀独立自主的自豪,从而把毛泽东时代的种种倒行逆施消解为不必据以判断是非的“个别细节”。这样一来,汪晖所标举的“独立的主权性格”自然就可以无所依傍地树立起来,成为肯定前三十年响当当的依据了。

是独立性格还是依附势力?

让我们回到“主权”这个概念最常识性的内涵,先从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其疆土和地理领域拥有的彻底的支配权那一个基本点来讨论问题。如果说晚清以降,中国人痛感主权丧失的耻辱是那段无力抗拒列强侵华的历史,那么截至抗战胜利,中华民国晋升为世界四强之一,可以说,国民政府基本上已争得领土完整的国家主权,尽管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恰恰是由于国共和谈破裂,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打赢内战,独占了抗战胜利果实,在大陆建立一党专制的政权,从此才造成延续至今的国家分裂,致使两岸任何一边的政府都未能彻底地支配所宣称拥有的疆土。这一跛足的领土主权至今犹为两岸人民心头的缺憾。如果进一步追溯中共建党及其整个的发展过程,你还会看到,其中的每一阶段都依赖过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扶植。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年代,中共曾一度高喊“保卫苏维埃”的抗日口号,其撤出江西北上抗日的打算,在最初就是要长征到蒙古边界与苏军相接应。汪晖在他讨论琉球归属问题的一篇长文中特别谈到,在中国参加“四国宣言”的问题上,苏联处处从中作梗,排挤蒋介石参加会议。正由于苏联从其本国利益出发大占了盟国获胜后的诸多好处,致使中国的领土主权至今仍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坏。1汪晖在 此文中认真参阅蒋介石日记,所作的事实澄清实属可嘉,对国民政府在争取中国的国家主权上所作的努力和所承受的重压也作出了尽可能客观的表述。其中有不少可圈可点的片段都向我们说明,在当时各国实力较量的局势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国力较弱的中方如何克服苏俄和英国制造的障碍,赢得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争取到的利益。但在详述蒋介石为争中国主权而备受困扰的过程中,汪晖却只字未提中共那时在干什么,未提准备武力夺权的共军与苏联有什么联系,更没有交代至少到那时为止,中共为中国的主权独立到底做过什么努力和特别的贡献,也没有吐露中共武装力量的存在对国民政府在争取国家主权上的努力造成了什么干扰和破坏。现在,只要我们摊开史料,列举出中共依靠苏联支持以分裂国家的任何一条史实,所谓“独立的主权性格”这一论断就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了。

毛泽东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说白了,就是在暗自吐露中共安身立命的路线抉择:不是依附苏联以反美,就是拉拢美国以抗苏,在美苏对抗的消长中乘势坐大,夺权固权,树立党天下控制一切的党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由于中共一边倒追随苏联,受斯大林指使而卷入韩战,为完成美苏两国免除直接交战的国际共产主义使命,毛泽东拿志愿军的血肉做了制造缓冲的垫片,在两大霸权的冲突中扮演了一个自我卖命,替人送死的角色。结果使本可能另有更佳政治选择和外交局面的新政权深陷美苏冷战的格局,从此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中国在联合国多年拿不到席位。从反面来看,汪晖所谓“独立的主权性格”,只能说是孤立中被迫屈就的处境,但绝不是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还应该看到,后来中共与苏联闹分裂,其实是中共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遭到了苏共的愤怒抛弃。毛泽东执意要搞他的土法炼钢大跃进,至少在当时不符合苏维埃加电气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因而受到苏共强烈的批评。这一分歧引发两党多年来的积怨,从而导致了后来的九评苏共大辩论。

即便如此,五十年代由苏联援建的各项工业设施及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仍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从未摆脱苏联的影响,此一甩不掉的尾巴一直拖累着改革进程,比如东北那些问题最多的大型国营企业,有很多便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工程。然而,汪文中却说:“中国国家的政治性格是主权性的和高度独立自主的,在这一政治性格主导下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也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没有这一自主性前提,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很难设想中国在1989年后的命运。”这类睁眼说瞎话的论断在汪文中随处可见,难道土高炉炼钢,农业学大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雷锋精神,批判唯生产力论,所有那些毫无科学发展观可言的瞎折腾今日还值得称道,还可作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前提来肯定吗!

再退一步来看,没有对苏联的依附,今日中国的军事工业和军备水平又会是何等见不得人的状况!中国当年出兵朝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赢得苏联的帮助,迅速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雄赳赳气昂昂”的志愿军无形中在充当着用来换取苏联先进武器的雇佣兵而已。共和国建国已过六十个年头,为发展尖端武器,中方至今还不得不费尽心思,大把花钱,一面委曲求全,与俄方讨价还价,一面巧施伎俩,盗用人家的先进技术。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正是通过对俄制先进武器的模仿和改进,中国才艰难地发展出自己的军事工业。俄国对中国纵有千错万罪,就援建中国的工业,向中国输入武器而言,中俄的交往中,中方的获益还是不少的。这不叫依附又叫什么!汪晖所谓的“独立的主权性格”,仅一句冠冕堂皇的遁词,它所掩盖的乃是三十年关在门背后称霸王这一耽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孤立和落后。直到苏联的军事威胁已让中共感到恐惧,毛泽东才转向与尼克松握手,开始借用“西风压倒东风”的势力,转而靠拢另一个霸权。而汪晖却断言“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改革的前提”。难道他已经忘记:正是在邓小平访问美国,确定向西方学习之后,中国才正式打开了国门。

综上所述,中共当局的改革开放政策是被迫开放在先,改革随之跟进。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歪路线结怨天下,搞垮了经济,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中共难以继续抗拒世界潮流,为了党国的幸存,只好放弃原有的教条,不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从此摸着石头过河,冒险投入了全球化市场的角逐。只是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国力显著提高,中国才在世界政经舞台上逐渐赢得参与和发言之权。

主权与实力的反差

汪晖惯于拿预制的命题投放他滔滔不绝的论述,我没有他那么多高深的理论贮备,在此只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辩方式。其实,国与国之间的主权问题,说破了就是一个实力较量的问题。占领者、打击者无需宣示领土主权,他们常常用士兵的皮靴去践履主权。苏军用坦克在柏林践履了主权,美军用轰炸和登陆在日本践履了主权,中国却因国家内部的分裂抽不出手派兵去占领被要求占领的琉球,没有实力把反击进行到底。由于未实现对入侵者的彻底征服,一种别扭的国家主权情结已成为中国人反复发作的情绪炎症。几年前,悬置已久的中俄边界划线争端终于勘定签约,国人自认为属于中国的大片领土在俄方长期的事实占领后从此永归俄国。网上有很多“愤情爱国”言论对执政当局横加指责,甚至给他们戴上“卖国”的帽子。其实,不管是今日的江泽民还是昔日的段祺瑞,就其个人及其政府而言,都与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看重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签署了被认为“丧权”的条约,归根结底还是受到国家实力的限制。在强力较量的世界上,你的实力不行,就只有接受该由你承受的冰冷现实。中国今日的军事力量假若远远强于俄国,中俄领土纷争的结果就会是另一本戏了。倘若把中共比为原野上一头猛兽,这猛兽在发动攻击上则是颇为狡黠而略知分寸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它并不轻易拿自己的性命去冒爱国主义的风险。比如说,中国若比美国的军事实力更强大,美国“误炸”了中国驻南使馆,中国理应也去“误炸”美国驻南使馆;美国的侦察机闯入中国的南海领空,中国必将其立马击落。美国驻苏丹使馆遭到恐怖袭击,美国不就随即发射巡航导弹,对阿富汗基地组织狂轰乱炸了吗!不久之前,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商船在俄国海域违规,不就在海参威近海让俄国军舰白白击沉了吗!美国和俄国都不喊“主权”,它们只用轰炸和炮击宣示其不可侵凌的意志。然而,在处理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上,执政当局对美国却采取了阿Q式的做法,仅纵容一群愤青给美国驻京使馆投掷了不少砖块。愤青的发作有不少作态愤怒的成分,仿佛受到隐形樊篱(invisible fence)的约束,他们的狂吠从未越过既定的界限。比起那些扔石头砸以色列士兵的巴勒斯坦男孩,他们的胆量和凶悍显然就差劲多了。而对付美国侦察机,则是以解放军飞行员自杀式的擦边球撞了一下。因受实力的限制,中国政府的强硬往往流于外强中干。这种沉郁顿挫的动作总是弄得国人的反美情绪周期性高涨,只可惜高涨的情绪涨到最终,也只能达到“把栏杆拍遍”的地步。更不要说政府在保钓问题上始终干打雷不下雨,至今仍开不出航空母舰去事实上控制属于中国的南海诸岛。日本人并不空喊“主权”,海上自卫队自有舰艇把你的保钓船驱走或撞翻。但对于越南、菲律宾诸国占岛屿侵领海的动作,中国除高喊主权外,至今还无力作到日本那样寸步不让的地步。

作为压制的主权

以上的主权讨论,仅限于领土完整的问题。此外,主权还有它对内而言的含义,那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事务,不容许外国妄加干涉。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党天下营造了一个关起门打狗的环境,从屠杀地主到发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种种迫害都在主权的屏障下封闭于铁幕之内。无产阶级专政绝对地拥有斗批改和关押杀的大权,没有任何国家得以干涉和制止,也没有任何观念和理论强大到足以对抗各种运动所制造的迫害。尽管如此,汪晖仍抽象地肯定说:“这一主权根源是政治性的……我们很难从规范性的主权概念出发来理解(它)独立自主的含义。”阶级斗争当然早就不讲了,但正是汪晖标举的这个“独立的主权性格”至今仍悍然挺立,中国政府才有理由,很多跟着政府起哄的国人也才有自豪,拒不接受以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为核心的国际共识。在一篇自称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崛起经验的文章中,汪晖只谈国家主权的伸张,不谈国家强权对内的压迫,他所起的作用就只能被认为是支持执政当局“主权高于人权”的强硬立场了。赶走谷歌,严密堵截网络也好;暴力拆迁,逼死人命也好;逮捕政治异议人士,镇压民众维权抗议也好,全都属于中国的内政,绝不许外国政府说三道四。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汪文中对所谓“独立的主权性格”的一再肯定,是在支持中共对内的施暴特权,更在张扬其对外的国际豁免。

然而,随着政府日益对外开放,中国在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进入中国,中外的交流不可能只是赚钱的事务,在生意的往来中,还存在着接受普世价值的问题。中国政府至今在这个问题上仍持保留态度和抗拒的反应,所持的说辞就是汪文中夸奖的“独立的主权性格”。能说会道的汪晖显然深知执政当局最倚重严控内部的一贯做法,不许外人插嘴的主权乃是党权的支柱,是粘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断裂的万能胶,是保障当权派及其利益集团不受西方和平演变影响的加固建筑,是他们延续红色统治的命脉。因此对当局来说,在国内坚持维稳的政策就远比维护领土完整的对外事务重要多了。国家领土并不等于共产党的江山,领土可大可小,但坐稳江山的“和谐社会”绝不能动摇。所以,你那些民间保钓或向日方索赔之类的活动,自然就常在打压之列了。

没有实质的理论辩论

既然按照汪晖的论述,“不受制于外来的指点”是政府的基本立场,那政府又该如何纠正政策上的错误,有效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呢?汪晖提出了一个叫作“理论辩论”的“纠错机制”。他说:“现在常讲民主是一个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个纠错机制,是政党的纠错机制。”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了,就像谈主权时对前三十年错误路线的“个别细节”避而不谈,现在谈纠错,同样对民主的纠错机制不置可否,一笔带过,而把值得提倡的做法偏向党内的自我纠正。一个执政党如果能在内部通过辩论有效地纠错,且会纠得越来越正确越光荣,世界各国也就没必要搞两党或多党争论不休的民主制了。有关“六四”平反的要求从未停息,党内也有呼吁,赵紫阳生前从未放弃争辩,现在纠错了吗?有关彻底批判毛泽东的建议,党内一直有人提出,李锐和辛子陵两位老党员都出了好多书,党中央接受了吗?在一个没有多党代表传达不同利益选民声音的体制内,在一个没有通过议会辩论和最终的投票表决来做出各项决定的专制国家中,高谈不痛不痒的“理论辩论”,几近扯淡。新左与自由主义多年前的口水仗旷日持久,最终到底起到什么纠错机制的作用,参战者自己心里最清楚。尽管如此,汪文仍一再以领导讲话的语调重复加强调,最后总结说:“尤其是公开的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界的辩论部分地替代了以往党内路线辩论的功能。”应该说,肯定党内的理论辩论,只是行文中的过门和套话,汪晖真正要突出的,是他们“自由左派”的主张及其强烈的献策意图。明眼人不难看出,他在向党内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保守势力暗送秋波,以期回应。王绍光和崔之元的文章据说都作为奏折发挥过纠错机制,以致影响到人大出台的某些政策。海归的甘阳先是寓居香港,在完成其“向左转”的辉煌过渡后,便开通捷径,直奔中山大学,补了双料院长之缺,一直在全国巡回演讲他的“通三统”高论。汪晖那部被称为“史诗般”的巨著出版后反响尚佳,他在该书中翻检历史陈迹以搜求启蒙,已为中国的后帝国时代疏通了发展“跨体系社会”的脉络。就凭他所发掘的那一大笔“帝国遗产”,现在当然有资本做经世致用的事业,有资格为中国的崛起出谋划策了。写文章总结“中国崛起的经验”,就是旨在为社会主义新政的复兴提供思想库的服务。

但我还是担心汪晖的良苦用心不合时宜。因为我不相信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说的空话,不管你说得对还是不对,不管你说的话对人民有多大的好处,你只要批评了毛及其同党,你肯定就会挨整。特别是在今日的中国,很多很多对人民有好处的话,说出来都是不利于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换言之,也就是不利于安定团结,有被“和谐”掉的危险。所以,即使是“理论辩论”这样低调的汪式措词,也未必能发挥“纠错”的功能。近来听外面传说,温家寳的职位下一届将由王岐山接掌。假如此小道消息果然成真,新左们所押的新政理论宝肯定泡汤。其实,后毛邓时代的抗争早已突破汪晖那种拘谨的理论辩论,而更多地表现为街头行动和文字揭露:是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维权抗议迫使政府在个别情况下稍有收敛,做出点让步;是新闻媒体频频的不屈从中宣部,揭露出今日社会大量的弊病;是互联网上删不胜删的论坛排除了网警的干扰,把真相公布给越来越多的网民。汪晖行文中连“维权”俩字都不敢提,而含混地称之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就拿这篇一篇文章来说,措词用语都自我审查到近乎洁癖的程度,还能指望他以实际行动保护谁的权利!我仅在在“天涯网”上浏览了一下读者贴上的评论,便发现有很多网友对汪文不满,愤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略引数条如下:

汪晖是从政府立场出发思考中国问题的,用躲躲闪闪,冒似学术的晦涩语言说出了政府不便说出的话,这就是汪晖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能说出这话,足见这厮缺乏良知良能。房价高涨、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学生跳楼自杀不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既得利益集团肆无忌惮、下层人民绝无出路,开个世博会连打火机、菜刀都禁,老夫不明白,这怎么就体现了政府的能力优势呢?

汪之荒谬观点根源为:以反经验主义之完美主义先入为主,以证明存在所谓中国模式。此既违背常识,强词夺理,炫人眼目,且有讨巧意味!

汪晖找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视角,但可惜的是,这个中国人是一个空心人,他没有心肝,在欧洲主义和亚洲主义的双重力量的碰撞之下的现代中国人究竟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些与中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汪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或者说他隐藏了自己的立场。

网友们进一步点明,汪文中大谈中国“独立的主权性格”,却并未点清“主权”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只强调党国主权,始终未触及主权在民的观念。网友们既然提出了主权来源的问题,那就让我们将汪文暂置一边,对主权的概念作一些理论探讨。

自然权利观批判

很久以前,我翻阅过霍布斯《利维坦》的中译本,但没能读进去该书。他把世界描述为人与人敌对的战争状态,每个人都处于凶杀的威胁之下,他的躲避恐惧论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惧,我尤其不喜欢他那种半机械半怪兽的国家设计。霍布斯理论的出发点是人人都有“主观要求”(subjective claim),这要求就像你下了飞机直接到行李提取处拿你的箱子一样自然而然,无可置疑。这就是人人皆有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它不依赖任何法律、秩序或义务,它就是法律、秩序和义务的来源。霍布斯如此描绘,意在呈示国家形成的初始状态,他只是要向读者强调,如果每个人都按他的主观要求办事,这个世界就会失去秩序而发生争夺,一个人连个人生命这一最低要求都难保住。为安全计,人们不得不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利,把它转让给应允保护其安全的君主及其国家,在“现存国家”(existing State)的保护下过自己的安宁日子,从而满足获取福祉的最高要求。这个能够维持治安的国家即“合法国家”(right State),一个有权立法司法的国家。由此推理,他建立起一个与古代的“自然法”(natural law)观念相反的次序,即先有权,后有法,而且法从属于权。霍布斯所说的国家是君主制国家,君主与国家同一,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sovereign power)。君主从意志而非从理性出发施行其权力,在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脉络中,这个“权”就是汪文反复强调的“主权”(sovereignty)。主权论所显示的事实是,最高掌权者按他或他们的意志行事,而非理性行事。质言之,他或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客观的法反而无法约束他或他们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者并非有能力商讨计划的‘头脑’,而是向全国发号司令的‘灵魂’。” 2汪晖与霍布斯可谓不谋而合,他所声言的“主权性格”不多不少,即这一权力意志意义上的性格。话说到这里,我才明白当初我为什么不喜欢读《利维坦》一书了。我是个凭性情感知问题,靠直觉辨识是非的人,尽管那时候我还不懂法权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难由这个“主权”联想到毛泽东“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句等于说“朕即国家”的狂言。贫下中农要有自己的耕地,不也属于霍布斯的“主观要求”吗?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反动派欺压,不就是处于霍布斯所谓遭受“凶杀”(violent death)的悲惨现实吗?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建立新中国,不就是寓“现存国家”于“合法国家”之中吗?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人民,并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不就是实现了人民的最高要求,从而代表人民,并拥有人民所转让出的“自然权利”了吗?无产阶级专政从此就这样打造起来,在“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光辉图景背后,自开始即投射下“利维坦”险恶的阴影。

近年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著作大量翻译成中文,在国内一时成为显学,仍然是开风气的甘阳大力评介的结果。甘阳在芝加哥大学深造多年,早已在施特劳斯的大本营学有心得,他那篇阐述老施学说的长文脉络清晰,征引丰富,对我们绝大多数初次接触施特劳斯的读者,可谓引人入胜的导读。甘阳在左与右上的兼收并蓄,既反映出他在价值上的精神分裂,又表明了他取巧的拿来主义手段。他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一文中如是说,“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我常常更同情美国所谓自由派的取向,但在思想文化上我则比较同情保守派的学术取向。在具体阅读上,我以为要理解当代世界不能不多读自由派和左翼学者的著作,但在理解西方古典和思想传统上则我又往往更重视保守派学者的著作。”事实上甘阳看重老施,更偏重引入其批判现代性的言论,而对其学说中阐发古典德性和贵族政治伦理精神的一面,则未必有多么深入的领会。比如在辨析“自然权利”的那段论述中,就看不出他是否留意过施特劳斯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评析。由于霍布斯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维稳”,由于他预设了存在着“动乱”威胁这个建国需求的假设,所以他直接便由现存国家推导出合法国家的结论。施特劳斯就此指出,霍布斯并不关注“什么是德(virtue)”或“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类问题。他的政治哲学的出发点与古代背道而驰:古代是从“法”出发,而霍布斯则从“权利”出发。因此,施特劳斯批评“霍布斯否定了‘法’(可以说也同样否定了‘德’)的优先地位,建立了反古典唯心论的传统。” 此处所强调的“法”,即以上已提到的“自然法”。

关于欧洲古代的自然法观念,我们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中有关“伦理秩序”(ethical order)或“伦理生活”(ethical life)的论述切入。黑格尔是从自由意志的外化来谈权利与法的。就个人而言,伦理作为客观精神,是自由的实现,伦理的规定性就是个人的实体性和普遍本质。无论是德性还是冲动,当其未发之中,也就是处于主观状态时,都是不确定和不实在的。一个人必须从诚信出发,进入伦理秩序,履行个人的责任,才得以完成正确的行动。这就是说:“在普遍意志和个别意志同一的情况下,权利和责任是互相并存的。一个人进入了伦理秩序,他有什么权利就有什么责任,有什么责任就有什么权利。”假若把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评议置诸黑格尔的语境来理解,那么他所崇尚的古代自然法就是指一个人从缔结婚姻到建立家庭,一直到参与市民社会和国家制宪的整个过程所进入的伦理秩序,所度过的伦理生活。3

之所以在此特别引述黑格尔有关伦理秩序的论述以体现自然法的观念,是因为他那些主客体统一过程的论述读起来虽让人颇感抽象,但在精神上倒与古代中国的伦理本体论有所相通,只需转换为中国人习惯的表述方式,便展现出平易简明的道理。比如通常都比较熟悉的《易•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个有先后次序,有亲疏远近的等级序列,就是中国古代的伦理秩序,也就是自然法的本源。打个浅显的比方,孩子学说话,一开口先叫“妈妈爸爸”,这一天籁之叫即确认了一个人“是谁”和接下来要“做什么”的问题。只是通过往后的熏习教养,孩子才渐渐懂得“要有什么”和“该有什么”的权利。所以在点明霍布斯颠倒法权关系的问题之后,施特劳斯特别强调说, “在古希腊人看来,所谓‘正义’,就是履行该履行的责任和因履行责任而得到应获奖赏的权利。”但从霍布斯自然权利观的出发点看问题,情况就完全不同,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

注:

1参看汪晖:《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14。

2 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 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 (translated from German Manuscript by Elsa M. Sinclai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160. 本文中其它相关论述可参阅该书Preface, and pp. 152-161. 有关施特劳斯和以下黑格尔、哈耶克英文资料及相关思路,均为友人周剑岐提供,特此致谢。

3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T. M.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06-111.

【 转载 纵览中国 】 时间: 7/27/2010

走向民权民德的政治解放——汪晖近作质疑:谁的主权?什么平等?(中)

康正果

照抄官话的理论创新

现在我们已论证出霍布斯主权论的弊病,顺便可由此出发,回过头审视中共武装夺权的斗争路线。读过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人都不会忘记,毛当年如何发动农民暴力分田的革命行动。自三农问题在媒体上展开广泛讨论以来,土改运动中的暴行及其对传统民间社会的破坏也逐渐披露,广为国人所知。然而对毛所主导的错误路线,汪晖完全置若罔闻,他写这篇长文,竟不惜篇幅,辟出专题,大赞起“农民的能动性”。他把前三十年中共当局在农村所搞的一系列灾难性运动浓缩结晶,经过卫生的修辞处理,统统归结为农民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更说什么“伴随着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整个乡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组了。这一持久而激烈的乡村变革产生出三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农民阶级获得强烈的政治意识;即便是东欧国家,甚至苏联,也罕见如此长久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没有这一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以土地关系的变更为中心的、持久的农民动员。” “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新的土地关系为改革提供了前提。很难设想,在没有经过如此深刻的社会转变的条件下,传统的农民及其村社组织能够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能动精神。”

汪文中此类空泛的论述连篇累牍,笔者之所以不避繁冗,毅然操笔写这篇评议性文字,即因汪晖的冷漠措词和僵硬的官话刺痛了我的是非良知,不戳破他那些诐词和遁词,实难消我心头的阅读闷气。可以说,撰写此文,论述的主线虽是批驳汪晖的言说,最终的目的则是要解除心中疑惑,以提高我自己的认识。

熟悉官报社论和领导讲话的读者,不难在以上所引的汪文中看出从过时文件上照搬下来的官话。当然,谁也不会在意这一类“抄袭”或指责其为抄袭。因为在六十年来的中国,从上到下,通过传达文件的方式,官员们一直在一级一级地照抄;从小学写作文到大学写论文,几代人都在统一教程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地照抄。抄袭早已是党风横被下的当代文风,甚至成为普通人在正式场合发言表态的通用模式。只是到了高手如汪晖者的笔下,照抄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已达到以理论创新的方式重复官话的高度,而且通过国际汉学会议上的论文宣读,更获得将党的政策性话语作后现代理论包装的陌生化效果,唬得半懂不懂的白人汉学家围坐在圆桌旁一愣一愣。从今日中国政府的政治正确角度来看,汪文的行文方式甚至可称为新的形势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之举。汪晖即使在惯性思维主导下无意中抄袭了什么,应该说,也不失为创造性的抄袭。

颠覆和倒错的能动性

让我们继续回顾历史,进一步讨论所谓农民主体的能动性问题。在中共被苏共抛弃而尚未与美国挂钩的年代,毛泽东开辟了他的第三世界革命路线。这一路线可与毛泽东在国共分裂后所发动的暴力分田路线作一对比。

因与党内莫斯科派在城市发动工运的方针发生分歧,毛把自己在党内斗争的失意,以及在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上均比不上陈独秀诸人的满肚子怨气转向投入具体的造反行动。他走向穷乡僻壤,煽动那里大量存在的流氓无产阶级,靠他们的“痞子运动”——马克思早已在《共产党宣言》中点明,“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入到运动里来”——作引信,引爆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颠覆性和倒错性是从划分敌我入手的。敌我的划分涵盖了是非、善恶、美丑等整个价值系列的划分标准,只要划归革命阵线,老贫农粘上牛粪的脚也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干净,而一旦被打入阶级敌人一边,土豪劣绅太太的卧床便谁都可径直上去打滚。这类将低下的东西变态拔高,将现存的伦理秩序彻底颠覆的煽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文中都写得清清楚楚,至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然而对毛泽东这种连今日党内理论家都失去兴趣的敌我划分,汪晖还要大加理论发挥,将其置入“结构—功能”分析,把划归革命阵线的群体界定为“能动的主体”,说毛的敌友划分“是一种在阶级分析构架下的动态的政治分析——政治分析的特点是重视主体的能动性……对于能动的主体而言,国际主义与其说产生于对民族认同的拒绝或遗忘,毋宁说产生于一种将自身民族的解放与其它民族的解放关联起来的政治意识或政治自觉。……这一视野的最为有力之处,就在于它能超越国家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框架,从不同的社会中分解出不同的政治力量……”此外,“这一视野的最为有力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超越国家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框架,从不同的社会中分解出不同的政治力量;在这个视野之下,对立或联合的问题不是建立在国家关系或民族关系的框架内,而是建立在对于各自社会的内部力量极其可能的动态关系之中。” 4

汪晖著作中此类读得人一头雾水的论述还有很多,我现在必须暂停征引,以免读者连我这篇评议汪文的文字也失去阅读的耐心。毛泽东成功地动员了落后的农村力量,使正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城市文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所取得的胜利。但对城市的占领不能只是持续的军事占领,从毛泽东离开京郊,搬入城内时所说的——“进京赶考”——那句话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不知道共产党在当时对现代化的经济文化建设还缺乏了解,毫无经验。但毛泽东从他自己那种价值序列的低层次出发,一味敌视传统伦理秩序和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怨愤情绪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靠人民战争获取的军事胜利一时冲昏了头脑,国家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依旧采取战时动员的土方式搞社会主义经济。汪晖一再强调的“主体的能动性”,就是军事动员式的蛮干,是不怕牺牲,在主观意志指挥下的猛冲硬攻,是用源源不断的数量——人的数量和物的数量——违反科学,糟踏质量的食肉蚁猎食行动。感性和灵性趋于壅蔽的汪晖只满足于从文本到文本的征引组合,只热心拿夹生的洋概念乱贴标签,他最终将毛泽东反现代化的土办法拉出历史脉络,文本化为成风干的概念标本。这概念标本一经消毒处理,历史的血腥和罪恶便过滤干净,仅在纸面上留下了一个让人失去思考能力的干瘪结论。

观念二道贩及其文化新产品

毛所激发的这一“能动性” 实际上一直都在产生趋向负面的动力,它汇聚人群中的劣质成分,而且不断败坏和同化既有的优质成分,以致形成一个总体的劣化运动,劣化了国家、民族、社会、日常生活和国民。奢谈“制度创新”的新左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通过所谈的“制度创新”来推广他们自己的理论创新。对那些被毛泽东路线劣化的事物,他们最喜欢称道,常选以为个案分析,显示他们化腐朽为神奇的学术功力。甘阳甚至称赞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的破坏是“创造性的破坏”,表彰其“反现代化的现代化”之功。甘阳拥有丰富的英文资料贮备,他的惊人之谈往往都有其洋理论的来头。比如谈到毛泽东“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他就拉出Susan Shirk和Franz Schurmann等很少有人称引的美国学者唬人,拿他们那些在美国学界未必入流的一孔之见为毛的倒行逆施作荒谬的辩护,津津乐道恶因生出来的善果。经过甘阳这一夸张,“能动性”便在他事后推定的论述中产生了历史的杠杆作用。改革开放的成功于是被说成毛泽东歪打正着的意外遗泽,历史的鉴别不再有绝对的善恶是非标准,一切都可从眼下值得肯定的后果出发,去逆向推导出歪理,对曾经发生的愚行或罪过追赠一个“再发现”的褒奖。我无暇在此驳斥新左们的理论创新,关于中国与苏联或东欧国家在市场转型上的区别及其得失利弊,有兴趣深究的读者,一阅金雁和秦晖有关东欧改革的专题研究,就知道“后”理论学者们的见解是一种多么缺乏经济学常识和实地考察资料的无稽之谈了。5

走笔至此,我想起CNN发布的一则最新消息。说是中国一些企业讲究面子,花钱聘白人假扮老板或合伙人,以白面孔赢得客户或商务合作者的信任,为中国公司塑造一种国际形象。天下的奇事现在都汇聚到中国去发生了,仅就那些充当假雇员的白人有脸皮伙同中国公司欺骗客户的行径来看,他们绝非白人中行为端正之辈,其中有不少人很可能就是通常在美国所说的“白渣”(white trash)。照此推理,新左们借用来塑造国际学术形象的洋理论中,自然也难免混有理论“白渣”的东西。就靠那些掺和了理论“白渣”的东西,他们不只在国内占据讲坛,散布影响,近来还远征美国,在AAS会议上发言惊人,以巧言饰辩之论博得美籍华人大腕学者的捧场。这一学术新景观折射出西方的东方学生产正在向外包加工(outsourcing)的方向扩展,文化产品的产销渠道也在向制造业的转向看齐。由中国学者提供本土信息的文化新产品目前已打入美国,与沃尔玛超市上中国造的内裤鞋袜并驾齐驱,正在赢得美国学界不求甚解的认同。早在多年前,美国左派理论的老领班詹姆逊就对此类可提供第三世界国家本土信息的次文本发出过东方学兴趣的召唤。

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者及其文本现在也苟合为现代性的景观之一,同时更化入市场,具有了文化新产品的价值,在作为知识展销会和人才交流市场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上各呈异彩,出尽了“小世界”范围内的风头。真可谓“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了。如果不是市场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盈余资金,如果没有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家和财团捐基金供大学和研究机构聘用相当数量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哈耶克称之为职业“观念二道贩”的知识分子恐怕就很难谋取职业,无从宣泄其思辨冲动了。一百五十年前资本主义市场远不如今日发达的时候,像马克思那样的原创性思想家就因无学院或研究所收养而穷困潦倒,不得不依靠身为资本家的朋友恩格斯接济,尽管他在从事解剖资本的工作。这就是市场的吊诡之所在,它以物质的力量为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那些通过传播知识和阐释观念来获取影响力和个人利益的人带来了机会,市场批判者及其言说如今也作为市场的一个内涵而被捧上市场卖了钱。就在此一派泥沙俱下的涌流中,既有稀少的真知灼见被提出来照亮我们的思路,也有不少心怀不平者和思想激进者,由于缺乏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没有深入社会实际的兴趣,便扛起社会至上主义的大旗,为展示一己的学术成果而高深其词,散布出了大量空洞的道理。甘阳在谈论施特劳斯的文章中十分赞赏老施的“知性真诚”(intellectual probity),但新左们的治学最缺乏的也许就是这个“诚”。古人云:不诚无物。新左们不诚,却非要例外地有物不可。像汪晖那样热衷在观念迷宫内兜圈子的学者,实在无知性真诚可言,充其量也只是卖力地“知性迫近”(intellectual approach)罢了。余世存在多年前早就指出他陷入文字障的歧途,说他是“一个沉浸于抒情而不能切实地思考吾人民胞物与的文人,一个空洞地思辨政治自由而无视他所指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行们真实的焦虑和无奈处境的学者,一个抽象地看待人民大众而不能躬身履践的思想者,一个无视在现代性的边缘徘徊的吾人困境而炫示深思也作态于国际学术的学界巨子。” 6 余评确为的评。

劣化与优化的殊途

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论及其对外政策是他的劣化路线从国内向世界范围的扩张。在中共与苏共和东欧诸共产党组织相比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中共的逆反之举只能是转向东欧共产党国家中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拉拢各方面都很差的阿尔巴尼亚为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把中共的整体建构比喻为一座向地下修建的塔,这座塔的高度始终向负面延伸,毛泽东时期的对外路线即此负面延伸的一个分支。它大约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模拟当年苏共开展国际共运的方式,大搞革命输出,在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推行红色渗透,支持和策划那里的武装颠覆活动。从印度尼西亚到柬埔寨,中共所参与的红色恐怖活动不只给那些国家的人民造成灾难,也累及华侨,直接造成数十万华侨被残酷屠杀,更多的华人家庭流离失所,落到国际难民的境地。7其二是慷国家人民之慨,对亚非拉某些穷国家作无偿的经济援助,企图通过凯子外交型的友好关系建立意识形态上的新型朝贡体系。据已经披露的资料所载,甚至在大饥荒饿死人的年代,中共仍大量外运粮食,去救济那些频频发生军事政变的劣质国家。六十年来的对外援助,不知做了多少有损国家利益的愚行。若要说此类援外物资赢得了什么实效,大概只能是在联合国换取诸多小国的支持票,处处排斥中华民国的国际参与了。

上述两种低下的对外政策均落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中共与越共早已反目为仇,而朝鲜则成为难以甩掉的定时炸弹。共产党现在连自己都不当革命党了,汪晖还在他的文章中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高调。行文至此,我方才悟出,汪晖为什么在他的著作中那样不惜篇幅,大谈清朝的朝贡体系和所遗留的帝国遗产。原来汪晖在为崛起的中国绘制21世纪的朝贡蓝图,怪不得汪文中反复强调,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有能力“改变传统的三个世界的格局”,而且还照抄官方的外交辞令,说中国“真诚关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社会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一条平等、民主和共同发展的道路。 ”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汪晖所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即使中国确实按照所宣扬的和平崛起路线行事,世界局势的现状及发展也未必允许中国走那一理想的坦途。在能源需求的压迫下,中国已加入西方在亚非拉搜刮资源的竞争,媒体上更有文章开始质疑中国政府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行径。面对当前的挑战,汪晖以提问的语气强调了中国应走的另一条道路:“中国能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但找到一条另类的发展道路,而且也不重复西方在其它地区做过的方式?”我能理解他温和的愿望,但眼前的现实却不容人那样乐观。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言,与其跟着政府的外交辞令说此类好听话,不如现实而冷峻地估计充满危机的未来。能源短缺,市场竞争,周边国家与中国的领土争议随时都可能激化,所有这一切冲突因素正在一步步把中国导向提高军事实力,为经济发展护航,向更广阔的范围争夺霸权的道路。这条路怎样走和会走到什么地步,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可以预想的是,大概也只有在这条路走得通畅,走到了张扬实力,振奋民心之日,国人百年来别扭的国家主权情结才会怡然消解。

当了几十年的世界工厂,近来,中国的投资公司也开始向其它更贫穷的国家寻求建立世界工厂了。这种新动向正好是对毛泽东负面低下运动的反动,也是资本和市场运行的动力趋势。似非而是的是,这一看起来逐步向下榨取利润的趋势反而呈现出提升低水平的效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经过几百年的斗争,再结合着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民主改革,大量的蓝领阶层才争得可观的福利和权利,随后出现了向中产阶级挪移的趋势。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在资本主义世界全面爆发,后来的情况是,在各方面逐渐趋平的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渐趋缓解。工人通过工会,少数族裔通过民权运动,青年学生通过对抗文化,各个弱势群体均在西方社会民主的和法制的条件下争得各自的权利,同时不断地促进了法案的修改。权利与平等遂在此冲突与和解,争持与让步的拉锯中渐次赢得。要说“能动性”,这一斗争方式才是良性的能动。

随着无产阶级的有产化,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联合在一起,由于冷战终结后原有的贸易壁垒逐步消除,如今反倒出现了全世界的大财团大公司连手占领市场的景象。在发达国家,蓝领待遇的提升增加了生产成本,它迫使欧美的制造业向南韩和台湾等东亚国家外包。接着四小龙腾飞,港台日韩的投资者转而在中国东南沿海开发区建立劳动密集型工厂,首先繁荣了那里的经济。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打工者的工资要求日益提高,很多工厂也在向高科技转型,投资人自然把工厂的开发转向相对贫困的西部,甚至到越南、非洲等更适合开办世界工厂的地方。物质生活水平,自由民主的程度,国民的素质,国家整个环境的宜居得分,就在这种一级吃一级的血汗拼搏中残酷地磨砺,在道路曲折的踫撞中缓缓提升。这一全球化的过程是存在着不公平的成分,具有富裕的北方剥削贫穷的南方的因素,更造成环境污染,引发族群冲突……但在克服种种负面后果的努力中,仍然可以看到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和福利,这才是值得发挥和肯定的“能动性”,应予大力促进的优化动力。不管怎么说,它毕竟产生了有效的脱贫作用,在局部范围内推动了缓慢的,不同程度的提升。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初若没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而是在被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走中国式自发自为的资本主义道路,早八辈子都过上奔小康的生活了。今日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多少都有些历史嘲弄中国人的成分:你走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歪路,自然要遭到报复,承受走歪路的后果。

请照一照马克思的镜子

马克思实际上是一个清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撇开他共产主义学说的谬误不谈,仅就肯定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和资产阶级文化的革命性而言,他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批评至今仍然有效。《共产党宣言》虽不是推背图,其中有些文字却早已为今日的毛左派和“自由左派”画了肖像,立足于一百五十年前似有点类似今日中国的德国,马克思生动的描述最能触发我们对今日中国现状的联想。不必我费口舌多说什么,只需把几段相关的文字抄在下面,读者自可从中得到批判汪晖言说的明鉴。

关于“封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如是说:

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们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如果你把上文中“贵族”俩字换成“毛左派”,对比一下今日的大唱红歌和“乌有之乡”等红网站上的东西,不难在他们的正义叫嚣和公平呐喊中瞥见类似的闹剧,以及他们在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当今中国所扮演的丑角。再看马克思有关“小资产阶级的”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描述:

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企图恢复旧的生产数据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数据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接下来的这几句最值得玩味:“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8同理,美国学者对市场、全球化以及现代性的批判,是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前提的,中国的情况比当年的德国还要落后,远没达到美国的发达程度,却盲目照搬人家先进国家的批判话语,用来针砭自己后进状况下的社会弊病。这样的做法不只有视野超前,立论奢侈之失,且有为落后事物辩护之嫌。“自由左派”在搬弄西方现代性批判论述上的时空错位,一如落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拾取先进的法国批判之牙慧。

在一次与查建英的谈话中,甘阳曾为自己对现代性所持的“诗意批判”甚感得意,不意让敏锐聪慧的查建英一语道破了他思考问题的毛病。查建英显然懂得马克思所批评的错位现象,甘阳的话刚落点,她便尖锐地向甘阳指出,说他是“通过书本直接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语境”的,说得甘阳自己也承认他对资本主义毫无感性的暸解,仅属理性的进入而已。尽管甘阳承认他抄了捷径,参了死禅,但出于他诗意的轻薄,他还是要坚持其理性的进入,只图开他的学术洋荤,过他的批判干瘾。查建英提醒甘阳说,西方学者“反现代性的冲动与方式来自他们那个历史语境,和我们很不一样。他们的现代性也和我们的现代性很不一样,从发生、进入到衍变都不一样。这些过程、话语肯定会有交叉、相似之处,但我觉得在横移过来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否则会造成似是而非的错位。”她接着转述了刘东对她所说的一句话:“为什么中国不早点把这个专制问题解决掉,那样我们大家就都可以好好的去当左派了。” 9

大孩子的刘东童言无忌,他的天真愿望既道出了中国左情知识分子对“诗意批判”的粗俗迷恋,也反映出八十年代还比较单纯的启蒙岁月,左情冲动者对现存专制的戒备心理。刘东多少意识到,在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语境中,要高谈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等理论问题,会受到现实的掣肘,有可能走形变味,变成为专制帮腔。如今专制所滋补的优惠早已磨损刘东当年的天真,不久前他来耶鲁演讲,竟大谈起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相接合之类的话题。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回事,至少,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读懂《共产党宣言》中某些含意深远的重要篇章。在该宣言的序幕中出现的那个幽灵,与其说指的是共产主义鬼魂的出现,不如说勾绘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云腾雾罩中龙蛇凶险的征兆。幽灵的威胁力来自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过程中所造的声势,形成的氛围,及其所投射的阴影。那一时势大变动带出来的阴影才是后来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当然是充满了病症的,确切地说,共产主义就是它冷热发作中产生的抗体及其症状,是伴随着它整个发展过程的一种副作用。它内在于资本主义,它的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间或能起到有益的调节作用,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消受得起它造成的冲击。但在落后的非资本主义社会打造共产主义制度,则无异拿他人的病来救自己的命,事实已证明那完全是自讨苦吃的灾难。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扩散,迟到的资本主义幽灵才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放肆地游荡起来。讽刺的是,它早先的阴影——共产主义——在中国落户已久,被根本读不懂马克思,也没读过多少马克思著作的毛泽东及其共产党捞到手作了夺权的武器。10以下是《共产党宣言》中最著名的段落,现对其中的关键词稍作替换(置入括号),读者自可从中看到此幽灵对现存制度——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现存国家”——造成了多么强烈的冲击和破坏:

资产阶级在它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毛泽东时代的)、宗法的(公有制的)和田园诗般的(阶级友爱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政治教条),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马列主义信仰)、骑士热忱(革命斗志)、小市民伤感(崇高理想)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工人阶级的)和自力挣得的(贫下中农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共产主义远景和社会主义优越性)掩盖着的剥削(特权、压迫和欺骗)。11

从上引文句中替换的关键词可以看出,毛泽东担心的和平演变正在四面包抄而来,真正反党的和反得成党的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人自己。资本主义幽灵已笼罩今日中国的大地,只是党权及其所维护的利益集团还在死守地盘,苦于拿不出与时俱进的万全之策。像一条想变成人却死活变不过来的人鱼,当权派至今还拖着前三十年的鱼鳞尾巴。毛左派就是爬在鳞甲上蠕动的小虫虫,他们的动作影响不了大局。

回归传统的歧路

当权派急于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外壳下加固新的根基,从民间到学界,近来回归传统的思潮正好为当局的病急乱投医提供了一个偏方。这一潮流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沉渣的泛起,有商业的炒作,有藉以设立学科和学术职位的建制要求,有忧虑世道人心的道德考虑,有闻风而动的凑热闹作为,但透过罩在表层的世俗功利因素,还是可以看到毛泽东劣化路线破产退潮后,中国社会在返回被中断的现代化道路上人心思旧的趋势:曾作为“四旧”被批倒批臭的人情风俗和价值趣味,现在都通过民国怀旧的或民族文化复兴的内容成为流行的东西,它与毛左派“封建社会主义”的红色文化热闹剧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也表现出对后者的不屑和压倒性的抵制。它在催生民间社会和传统伦理秩序的复原,重振被压制了几十年的民气民德,仿佛大地春回中阳气从地下上升,时势激荡着人心之所向,触动了社会的神经,可以展望的前景正在地方党务、村社民众和工商团体错杂冲突的“新江湖”上露出模糊的端倪。如能将民国世代已萌芽而在后来被压抑下去的能动因素激活起来,就可为瓦解党国威权垦出丰腴的园地,养育出打造自由民主的新民。至于对古代经典的学术阐释,高头讲章的普及宣扬,倒还在其次。如果把传统的回归或复兴仅仅局限在文本层次上,甚或聚焦在今日所谓的“儒学”上,恐怕仍会像以前的某某文化热热闹一时后便随风而散,惟独让书商赚了大钱,学者成了虚名。

以上所说的刘东演讲话题,颇耐人寻味。他的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水平如何,这里没有评价的必要。他现已任职清华国学院副院长,他的转向标志了一个新的动向。长期以来,在学界文坛,有崇洋媚外的,有左情涌动的,也有两者交织混合的,如今传统回潮,便都看风使舵,纷纷向传统靠拢,去忙着占山头拉资源,各为稻粱谋了。甘阳迈的步子比刘东更大,他左右开弓,双向出招,一面批新自由主义,一面主持儒学讲座,甚至发出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号召,为当权派无枝可依的紧急情况搭起向传统撤退的便桥。康晓光更主张“儒化”,大谈儒教兴国,为当局的拒不接受民主制度竖起堂皇的挡箭牌。比起此类在前台活动的人物,汪晖更为潜沉一些。他早已在做追根溯源的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可继承的帝国遗产,要仔细检讨曾经为中央集权,特别是为入主华夏的夷狄政权服务过的公羊学,好从中牵扯出一条勾连今日国家主权的合法性线索。

显而易见,在回归传统的潮流上存在着显隐交织,强弱对立的两个方向。明显的强势是在奢谈儒学的一群人中,他们的操作多有为当局营造退路的嫌疑。因此,他们的儒学很可能堕落成赵普的“半部论语主义”儒学,不是用传统装点盛世,就是拿旧话语润色现政策,最终起到让党魂附上儒尸的作用。文革时评法批儒运动对儒学的伤害仅限于皮毛,多属于物质层面的破坏。倘若按甘阳或康晓光的调子唱下去,在儒家的殿堂内正式收养改宗的中共,让俗儒贱儒主持了论坛,让喝狼奶长大的一群接了香火,则儒尸不但难以复活,更会变成一堆臭肉,把党魂养成蟒蛇般的肥蛆,中华文明最后的一块风水地也就彻底腐败掉了。

从死文本中是讨不回活传统的,也没必要把中国的现代性溯源拉到汪晖那么遥远的学术探幽之境,需要关注和促其实现的是向传统回归的一股潜流。传统的回归应该走向普通人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应该成为他们亲自去过的伦理生活,而非仅仅表现在学者的书写或口头上。如果你对1949年以前的社会和日常生活还有记忆,对旧社会过来的长辈还有印象,如果你读过费孝通的著作,对其中描述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有所了解,或者对近年来的出版物和影视中有关民国世代的人和事略有涉猎,并对那一切作回归传统的体察和思考,则活生生的传统与现代性已隐现其中,而毛泽东革命歪路线毁掉了什么,阻挠了什么,也自然会向你的觉醒的意识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来。只有确定了这一联结传统与现代的交点,才有具体的目标可以回归。

毛泽东时代平等吗?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所谈的问题。汪晖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能顺利发展,取得今日的成就,是因为党和政府强硬镇压了六四动乱,维持了社会稳定,使中国避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命运。而这一幸免的基础便是所谓中国国家“独立的主权性格”。

几年前我旅行欧洲,去过很多东欧的前共产国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几十年的共产专制纯属苏联强加给那些国家的制度,共产党一旦垮台,就像一股风吹走了几十年来国家表面的蒙尘,整个社会很快就玉宇澄清,光复了原貌。因为社会基础并未彻底破坏,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有迹可寻,教堂和正常的宗教信仰,市民社会的旧事旧物,还都牢固地保存在那里。因此,曾经从旧欧洲分裂出去的那一大部分,现在经过政经地缘的重组,很容易就转向融入新欧洲的整合。汪晖说这些国家是苏联的附庸,他只说对了那些国家曾受苏联控制的表象,但苏俄强权并没摧毁其内部独特固有的东西这一事实,他的偏狭的目光根本就没有看到。

汪晖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说话的,他庆幸中国保持了稳定,没有被苏联的解体拖入那个骨牌效应。我站在对立的立场上看问题,对比苏联和东欧,自然便痛切地感到,中国的社会原状在1949年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社会结构到国民觉悟,至今仍缺乏迅速瓦解中共专制的充足条件。本文之所以一再痛批毛泽东暴力分田的路线,就是要强调,由此导致的土改和随后的公社化运动不但彻底破坏了原有的民间社会,而且使所有的农民都失去了地权。城市则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充公了所有的工商资本,城市居民连私人所拥有的房地产权亦遭到不同程度的剥夺。针对这一状况,汪晖的清华同事许章润教授撰文控诉说:“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公权,不管它叫主权也好,还是治权也罢,竟然有权将普天之下的土地悉归己有。倘言一切土地属于自己,并且仅仅属于自己,从本根上来说违犯天意,老天爷,古往今来,可曾有过这等强横之事。论者谓之‘地主国家’,可谓形象而辛辣。这样的国家,哪里堪当全体国民托庇的家园?这样的国度,如何能够成为成熟的国族?” 12许文对此不义的政府之控诉已达到仰天长啸的激烈程度,转观汪文,却还在巧为政府辩护说:“中国的土地没有私有化(但能够相对自由地流转以适应市场条件的需求),不但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低成本保障体制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国家利用土地资源组织开发并进行土地分红提供了可能性。”汪晖对政府这种“理解的同情”实在让人发指,用鲁迅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和“鬼脸上的雪花膏”了。

六四运动中,汪晖曾是广场上最后一批撤下来的抗议者。据他自述,他的思想是在受处罚被社科院派到陕西商洛地区蹲点,因亲眼目睹农民疾苦而开始向左转的。从此,批判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公平现象成为他著述的主要方向,而对于公正和平等的强烈诉求则如通天的梯子,使他得以爬上道德的制高点,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发出喋喋不休的指责。这一批判的反作用动力更促使他返回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使他怀着失乐园的心情搜罗起可用来重新武装自己的资源。他利用《读书》杂志的阵地,开始发表一些怀念五、六十年代的文章,并扬言要大力发掘受到今日主流话语压抑的社会主义价值。重新发掘被压抑的历史遗产一直是汪晖治学的偏好,哪怕那种发掘行动就像某些热心寻寳者拿着金属探测器整天在沙滩上徒劳地探测一样,只要找出了几分硬币,便算是不小的收获。像高默波《高家村》及其英文新作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之类美化人民公社和文革年代的书籍,便成为汪晖大力推荐的范本,也作为外包加工的东方学新产品受到西方汉学界个别人浅薄的哄传。高默波讲述的是什么性质的记忆呢?焦国标的一篇批评告诉我们,原来他们“只让自己记忆,不让别人记忆,过滤别人的记忆,有意泯灭某种记忆。”高默波之流以边缘立场作屏障,拿多元声音自壮声势,打着反“去政治化”的幌子,伸张其再政治化的辩护,把黑夜中某一流萤的亮点渲染成阳光一样明丽的卖点,利用很多人不满现状的情绪,向无知者兜售他讲述往日虚幻幸福的故事。

毛泽东时代的平等是全国农民都给“国家地主”当佃农的平等,是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维持低生活水平的全民贫穷,也是通过配给制施加全面控制的经济专政。在那个人人端稳了铁饭碗的平等背后,实际上掩盖着各种各样不平等的事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由掌握党政大权的个人及其关系网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腐败之源早已在那时候形成。只不过当初是夹心糖一样包裹在红色的糖纸内,而如今则腐败到四处糜烂的地步。如果说前三十年有什么传统通到了后三十年,并形成后三十年的新传统,那就是权力的接力棒,就是这个东西明晃晃攥在权贵集团的手里肆意挥舞,现在才充分暴露出从前的虚假平等。今日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现象与其说是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如说是市场受到国家的控制和干扰,权力资本造成的恶果。不从土地所有权出发保证耕者和居者最基本的权利,社会平等和公民权就无落实扎根之处,而恢复民间社会的基础,培养草根民主的力量,根本就无从谈起。你现在维权也好,上访也好,草拟08宪章要求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也好,实质上都是在向绝对拥有主权的执政当局争取和乞讨你想要的东西,你根本没有坚实的立足点可以与政府抗衡。所以,你的下场就是:被截访人员殴打后关入黑牢,被地方当局强行征去全村人活命的土地,被开发公司雇来的黑社会暴力拆毁世代居住的旧宅,被指控为颠覆国家罪而遭到逮捕判刑。在这样一种民与官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中国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

针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汪文继续强调理论辩论的纠错机制,他建议通过执政党的自我更新推动改革的步伐,并就此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和最为深刻的革命,中国社会对于公正和社会平等的要求极为强烈,这一历史的和政治的传统应该如何转化为当代条件下的民主诉求?即什么是新时代的群众路线或大众民主?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经历了巨大转变的政党,它日益与国家机器混合在一起,如何使得这一政党体制更加民主,如何在政党角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保证国家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第三,如何在社会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众社会获得政治的能量,以克服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状态?”

非常明显,汪晖几乎是在全面肯定前三十年的前提下提出这三个问题的。他所谓“漫长的和最为深刻的革命”,其内涵是什么呢?如前所述,那就是武装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通过土改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主导下的平均分配。那个时候的“公正和社会平等”又是什么呢?就是持城市户口者在国营单位工作,享有应有的福利,而持农村户口者在生产队劳动和分粮。在城乡的悬殊差别中,城里人和乡下人各享有各自条件下的“平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至今仍未完全摆脱那个“当佃农的平等”,城乡分割的户籍制使得农村户口的居民仍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国企改革举步艰难,若无民营和外资企业带来的经济繁荣,城市的就业情况不知会糟糕到什么地步。所有那一切麻烦都是社会主义尾巴造成的瓶颈,执政当局想甩都甩不掉,汪晖犹痴人说梦,称其为“历史的和政治的传统”,似乎还想发扬那一落后的平等价值来应对“当代条件下的民主诉求”。

注:

4《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頁29-30。

5 秦暉談“中東歐與中國的三大區別”,見博訊博客上的“秦暉文集”。

6 余世存:〈汪暉:中國學界的堂吉訶德〉。http://jus.pku.edu.cn/phpcms/2010/0425/520.php

7《我與中共和柬共》,周德高口述,朱學淵撰寫,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鍾魁:〈中共支援越共柬共真相〉,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8/02/200802281148.shtml

8 以上引文均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95-300。

9 參看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59-230。

10 左舜生在〈給毛澤東一個初步的剖解〉一文中說:毛澤東生平也覺得“凡新的總是對的”,也一樣“好讀書不求甚解”,他的敢作敢為,更早進入了胡作亂為,他對共產主義的愛好,開始於讀了陳望道從日文翻譯的一篇“共產黨宣言”,現在他儘管滿口馬列主義,其實他隔馬列之門還有十萬八千里,你想,他憑什麼可以窺見馬克思列寧的全貌?充其量不過“拿著鷄毛當令箭”,利用這一工具,來演一回搶奪政權的全武行而已。見“縱覽中國”網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7171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274-275。

12 許章潤:〈地權的國家德性〉,《比較法研究》,2010年第2期。

【 转载 纵览中国 】 时间: 7/29/2010

走向民权民德的政治解放——汪晖近作质疑:谁的主权?什么平等?(下)

康正果

自发的秩序vs建构的秩序

汪晖的批判目标主要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状态”的,那就让我们在自由主义的脉络中澄清一下有关自由、民主和市场的问题,至于他在早先一篇访谈中涉及的“去政治化”批判,这里就不再花费笔墨转述他从鲁索(A. Russo)那里拿来的相关理论了。13

按照哈耶克的论述,建立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对个人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护,但为保护个人自由而设立的政府却常常凭借其拥有的权力侵犯了个人自由,即使在实施宪政的国家,民主程序下的多数权力有时也会扩大到超出限制的程度。在《法律、立法和自由》一书的序言中,哈耶克首先指出,自生自发的秩序和有组织的秩序是两种不同的秩序,两者各有其不同的规则或律法贯串其中。其次,他对今日流行的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作出批判性的分析,并指出这种正义只有就有组织的秩序而言时才有意义,但在亚当•斯密所谓“大社会”或波普所谓“开放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中并无意义。最后,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大行其道,他流露出深远的忧虑,他担心立法机构设置一套用于有组织秩序中的规则来支配政府,会逐渐把自由社会中自生自发的秩序变成一个全面管制的系统,以至于迎合利益集团,危害到个人自由。针对无限政府的问题,哈耶克专就刻意设计制度的思想和做法展开了批判,他把这种理念称之为“建构论唯理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这一理论认为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是刻意设计的,然而按哈耶克的观察,事实上并非现存的所有机构都出于设计,人类也不可能毫无限制地应用可用的知识,全靠设计来维持社会秩序。这一理论的错误在于高抬了人的意识,以为它凌驾于自然和社会之上,殊不知它本身就是社会机构演化过程的产物。此外,哈耶克还指出,法律实证主义及其所信奉的最高权力也与此错误的观点有关,建构论往往把它无法解释的价值说成是意志或情感的专断决定,而非那些被视为当然的事实所必要的条件。就因这一号称科学的发展观大行其道,如今它已动摇了文明和科学的基础。14

在传统的自然/人为“二分观”之外,哈耶克提出了一个新的范畴,这就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一种“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人在不断地放弃较为低级的制度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能够促使不同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达致协调且和谐共存的制度,”这样的秩序即自生自发的秩序。即使是法律,也不能说完全是人刻意设计的产物,“而只是在一个并非由任何人发明的但却始终指导着人们的思考和行动(甚至在那些规则形诸文字之前亦复如此)的正义规则框架中接受评断和经受测验的” 结果。15总而言之,在不断矫正——即哈耶克所谓“否定性正义标准”——中形成的制度、规则、习俗,由于行之有效,便为人们所接受,逐渐形成种种社会秩序,此即自生自发的秩序。比较而言,传统社会基本上在此秩序中运行,而现代社会则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设计。再进一步比较,中国从苏联照搬过来的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的制度,以及五年计划之类的计划经济模式,就全属于刻意的人为设计,而在毛泽东主导下所搞的那一系列兴无灭资的运动,却是从此一机械唯物论发展路线中旁逸出的一条歪路,它不但偏离了刻意设计的秩序,也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原有的自生自发秩序。它的不守规则和一时得势正如突发的灾难,完全不可理喻。试问,汪晖到底要从此毁灭性的破坏中继承发扬什么传统?

去政治化即去毛化

如果进一步分析毛泽东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我们便可明确地看出毛与党内务实派之间的区别。务实派的路线更接近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科学方向,而毛所主导的运动则只破坏,不建设,以搅乱一切秩序为革命行动,可谓既反建构,又非理性,的确是史无前例,无从归类。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远非本文所能说清,这里只能从汪晖批评的中性政府和政党国家化说起,顺便作一些解释。如果毛泽东当初就规规矩矩当他的党主席,不插手乱管自己不懂的事情,而让周恩来、邓小平等务实能干的人就按照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去做,如果没有建立严密的各级党组织,没有从上到下都由外行的党组书记管束业务领导的制度,就不会有土法炼钢、农业学大寨等闹剧性的生产运动和反右、文革等政治灾难。毛泽东和他下面成千上万缺乏知识和专业训练的小毛泽东们,再加上被动员起来的盲从大众,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反秩序的力量。中国百年来的变革是由“落后挨打”逼出来的,求发展从一开始即为一迫不及待的动力。急于见效的求快心理可谓毛泽东及其盲从大众与党内务实派和知识专家的一大冲突,而在毛泽东和无数外行的小毛泽东们身上,还存在着对内行专家心怀怨愤和独揽大权的倾向。这一怨愤的揽权意识进一步扩展,提升到政策的高度,便是以中国的民族自主立场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体系,以中共为核心的第三世界反对苏共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土的、反科学的东西一旦被奉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大众的胡来蛮干便都成了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穷人想过好日子的天真愿望更给种种愚行增添庸众的狂热,从而酿成中国特色的革命浪漫恐怖。经过实践的检验,那一切早被证明是前三十年的重大错误,真不知汪晖为什么还要把那种劣化的“能动性”作为“群众路线”引入新时期的社会实践。

党政分家的决定就是基于毛泽东及其一伙外行管内行的痛苦经验而提出来的,“中性政府”则是行政操作与党务纠缠划清界限的努力,是新时期行政管理去毛化的明确方向。但不管怎么改,由于权力的内部没有建立分权的机制,党仍然握有最高权力,党政一直在尝试分开,结果却变成了党政合一。《金融时报》前驻华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最近新出的《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一书中向英语读者报告了一个事实:在今日中国,“党就像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无处不在。”行政和管理在形式上是摆脱了党务的支配,但分来分去,党最终还是附着到行政管理身上,明确地说,即资本主义的实体仍死抓在一党专制的手里,党与政呈二位一体的共生形式。这就是汪晖质疑的“政党国家化”的问题,一个“去政治化”的问题,一个政府失去监督,受利益集团影响,侵蚀了国家利益的严重问题。指出这一政党国家化的悖论,可谓汪文的亮点,请看他下面的一系列提问:

传统政党的普遍代表性(及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中立性)是通过其鲜明的政治价值来完成的,政党国家化则意味着政党的政治价值的弱化和转变。如果”中性国家”的达成与政党的政治价值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在新的条件下,中国始终能够保持其普遍代表性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政党究竟能够依靠什么力量才能获得自我更新?如何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公共领域中获得表达?如何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协商机制和官民互动不断对国家和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如何广泛地吸纳国内和国际的力量以形成最为广泛的民主?这是讨论政党自我更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汪晖的问题提得不错,可惜其前提仍与他一直偏执的前三十年路线粘连在一起。如上所述,中共作为革命党做了很多边建构秩序边破坏秩序的事情,但因执政党至今仍无自我更新的胆量和诚意,所有那些错误路线仍作为压在一边不议论的“个别细节”,党内都不许提说,更谈不上作全面公开的检讨,以至连文革研究都列为禁区。现在的政党国家化,只是在暗中转换原有的政治价值,力图把执政党转换成一个不只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全民党。“三个代表”理论早已释放出开放的代表空间,它模糊界限,游弋在各种利益冲突之间,企图以共党一身代表不同群体和诸多阶层,在扩大代表面的外衣下维持其一党专制的合法地位,但同时也把不同利益的冲突都集中到执政党自己头上。如果把党原先代表的工农大众比作原配,党现在的路线就明显有倒入第三者怀抱之嫌:党与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穿上了一条裤子。汪晖所强调的“政治价值”可以理解为党在今天无法摆脱的原配关系,正因为跳不出此一政治坎陷,胡温新政一直都在大摆其维护大众利益的姿态,一面说一些“情为民所系”的好听话,另一面还是要为维持高增长率而坚持市场经济的路线。这是执政当局目前的困境,也是他们在两根皮筋间所跳的高难度舞蹈。今日的“去政治化”仅仅是去毛化而已,丝毫也没偏离党核心。如今想入党要比从前容易多了,中共今日拥有七千万党员,党的扩散已呈现粉末化之势,中国人口中大量想当官贪求政治利益者都走了那条坦途。无须汪晖大作什么有关“党—国”和“国—党”划分的文章,只要无反对党站出来制衡,不管怎样叫都是个狗皮袜子没反正的事情。

作为公共性模特的批判姿态

我不得不再次明确地指出,前三十年的政治价值并不存在什么真正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实质性内涵。在那个民众思想单纯的年代,党为了动员民众一致对抗外敌,只是在用共产主义远景激励革命的理想和热情,从而降低全民的物质需求,让大家满足于贫困的现实,好保持不断革命的步调。所谓“独立的主权性格”,即建立在这一极权的基础之上。直到后来要挽救党的生存及其合法性,中共才被迫向威权政治过渡,政府既要拼全力发展经济,又得坚决抵制民主化道路,所谓“两手抓,两手硬”,就是要强行将两个冲突的方面平行向前推进。要富裕,要发展,但不要民主,这就叫“保先”。新左们努力统合前后三十年,既给执政当局铺垫了一个台阶,也造成了当局的某种不安。因为他们心中很清楚,前三十年对后三十年,乃至对以后,始终都存在着内在的威胁。他们现在比任何政权都害怕群众运动,拒不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和全民选举,倒未必是绝对不愿意照搬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是怕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再闹起来,他们的房子车子有一天就叫新红卫兵抄走了。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疑虑,到将来真要每人一票地选举,毛左派当选的可能性或许比今日的当权派还大。这就是今日中国险恶的政治形势:大众的落后意识一旦牵动毛泽东的幽灵,在未来的中国还会出现毛二世,乃至毛三世。

汪晖奢谈的“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倾向在他意识中的感应。他试图沿用毛泽东那个划分敌我,聚集各阶层力量的策略开展新的运动,甚至迎合齐泽克(Slavoj Zizek)的高调,似乎要把那面目模糊的社会运动从国内推衍到国际,展开其新共产主义的总动员。比如在重建公共性和批判性的讨论中,他就以毛式语气分析今日中国的阶级状况,指出“各个群体和个人都遭受着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的剥削和压迫”这一事实,并建议通过理论辩论,从中找到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共同支点,最后探求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可能。汪晖此类冗长的批判讨论明显地表现出纸上谈兵的浮夸,他俨然以这一主体力量的代言人自居,自以为他的理论辩论可起到领导社会运动的作用。难怪有论者说他有“批判的心态”,似乎在刻意炫示一种“批判的生活方式”。16齐泽克在《纽约时报》撰文,提到过一个名叫维克多•克拉普琴科的前苏联政治异议分子,他在叛逃美国后批完了共产极权,又转而批判起资本主义,结果厌弃美帝国主义,跑到南美洲搞社会主义试验去了。汪晖若真有种,且真信那一套,就径直到玻利维亚投身革命实践活动去好了,哪怕追踪切•格拉瓦的未竟之业也值,何必在文本的意义上扮演公共性模特的角色,在频换理论包装的灯光下走上看台,扭捏着身段去卖那个乖巧?

真正参与社会运动的是无数挨打被抓的上访者和维权者,是浦志强、滕彪那样为弱势群体和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庄严辩护的律师,是高瑜、姜维平等很多揭露贪官,为民伸冤的良心记者和报刊编辑,是刘晓波、黄琦等被关押的异议人士,是艾晓明、崔卫平那样勇于发言的知识女性,是许志永、万延海等很多默默经营非政府组织和修复民间社会的工作者,是余杰那样大胆挑战“中国影帝”和冉云飞那样领衔“推友”的独立撰稿人,是很多因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事实真相而被解雇,甚至被逮捕的教师……变革今日中国的社会运动是以他们所主导的活动为主体的,但不是汪晖及其新左们的理论创新,不是他们在文本上虚拟的人民的盛大节日。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听说汪晖及其同仁中的任何一个人做过上述惹祸的事情,发表过上述官方忌恨的文章。他们戴着白手套,在批评方向的抉择和批评程度的把握上向来都精明世故,绝不做自己砸饭碗的事情。

“自由左派”的改革主张是“改进的社会主义”,是制作建构论的社会设计,是企图在改革进程中减速刹车,不断拿出毛教条的油腻东涂西抹,做一些起润滑作用的事情。他们不管怎样批资本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从来都没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他们不但大体上肯定前三十年,而且以承接其“平等”传统的论说曲学惑世,在高柏称之为“魔方式国家”的今日中国,17直接构成了那六个面统合一体中的一面,通过其强烈的政治性批判,提出再政治化的诉求,与所谓“自由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形成必要的紧张,发挥了维护执政党“政治价值”的拉力作用。前不久余英时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质疑,同样是应邀参加今年春季美国的AAS会议,为什么汪晖能顺利出境,崔卫平却被严阻在国门之内。我可以在此解答余教授的疑问:汪晖的论说构成了上述魔方中六面的一面,属于可以统合的力量,党需要此类小批大帮忙的言论。而崔卫平及其08宪章群体则被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目前虽只逮捕判刑了刘晓波一人,其它成员全都在严密监控之下。他们处境危险,不要说出境,随时都有被“和谐”掉的可能。

综上所述,执政当局一要坚决杜绝民主化的道路,二是绝不放松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管束和限制。在至高党权的控制下,改革的进程始终难以进入自生自发的秩序,在漫长的拖延中,当权派总会不断推出应急的手段,只要能持续地维稳下去。

产权、民权和民主

汪文中可批者大体上已逐条批倒,现在我要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有益于读者探讨的思路了。按照哈耶克的论述,企图靠政府的调控去实现“社会”或“分配”正义的想法,最终只会“把自生自发市场秩序这种内部秩序改造成一种安排或外部秩序,或者把‘偶合秩序’扭转成一种严格的经济。”“市场始终激励着每个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目的的过程中使用它自己所拥有的有关特定机会和可能的独特知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公平的竞争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为竞争能够“迫使无数的个人必须以一种任何刻意的指令都不可能促成的方式去调整他们的生活方式。”政府需要做的不是用集体意志指导限制个人的活动,而是“保护个人以抵御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惟有凭靠私有财产权制度和整个自由主义的法律制度,才能够保护私人的创新努力和私人的企业精神。” 18

从以上引述再明显不过地看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部分恢复的自生自发市场秩序,还有解除了束缚的无数个人在竞争中的努力和创造。如今之所以出现悬殊的贫富差距和随处可见的不公平现象,并非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所致,而是由于政府仍控制和限制着市场秩序,国企还垄断着相当一部分市场,法律尚不健全,私有产权悬在半空,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广大民众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民权。现在大家都在谈民主和人权,却很少在此类论述中突出孙中山早就提说的“民权”两字,没有强调民权的本根意义。民权的基础乃是产权,在早期著作〈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便引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有关产权的条款论证说:

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但是,这种自由首先宣布了人权是“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由此可见,在今日中国,产权乃是人权的基础,在产权落实的问题上,今日中国的情况还不如当年德国,也远没有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会状况。国人只有从争取和保护产权的斗争出发,才谈得上马克思所谓“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从而获得“政治解放”。“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 19马克思说得很明确:从“现实的人” 提升到“真正的人”,才算是政治解放。中国大地“解放”都六十年了,中国人还没有争取到真正的政治解放!因为那个发生在1949年的“解放”,从一开始就着手剥夺私有财产了。新左们正在召唤的和想要接通的毛泽东时代那个“平等传统”,思想观念模糊的普通老百姓指望党和政府赐予他们的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确切地说,全都是哈耶克所说的“通向奴役之路”。

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正义的标准,只有从抗拒不正义的行动中才能找回有待确定的正义。已经拥有财产的个人或群体应该挺身维护各自的产权,通过抗衡政府和制止利益集团的侵权作为来促进司法的公正,直至争取到参与立法的权利。不能把那些抗拒暴力拆迁的房主只当作钉子户或刁民看待,不能把强征农用土地过程中村民的抗暴行动一律打成暴乱,要把他们的斗争提高到产权革命的高度去看待,只有坚强地站在捍卫产权和居住权的立足点上,中国人民才有根基和资本去争取起码的民权。像唐福珍之类为维护产权而惨烈死去的无数钉子户或失地村民,全都够得上维权英烈的称号。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所流的血,他们的惨死绝不低于林昭等自由战士的受难。我相信,在中国人民获得全面政治解放的未来,所有在房地产大掠夺中的死难者都会得到追思祭奠,他们的名字,还有被迫害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名字,有一天终将镌刻到产权革命的纪念碑上。

在撰文讨论“培养草根社会”的问题上,薛涌近年来的论述与汪晖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的言论和态度民间而不民粹,好像是左而实际上不左。他对西方论著的了解绝不次于汪晖诸人,但他的文风朴实,不发高论,不玩概念,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上,长期以来,始终关注中国的社会现状,这一切优点使他拥有的读者大概比全部新左派写手加起来拥有的读者都要多好多倍。他最值得赞扬的是,秉持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敢于从美国“反智主义”正面意义的角度批评当今左的和右的知识精英诸多混账的论说,替维权的老百姓说了不少公道话。但他的主持公道并无“社会正义”诉求的毛式义愤,而是强调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培育个人的权利,实现草根民主。薛涌出身报刊编辑,在美国读过经济和历史学位,这一履历使他获得了汪晖那种从现代文学批评出道的观念二道贩难以企及的民生关注情怀和古今中外通透视野。他颇有建设性的一个论说是,以英国光荣革命以来贵族们限制王权,制定宪章,确定产权的历史经验为对照,描述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优化方向。在不同的短小篇章中,薛涌一再强调,就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个人的权利特别是产权的保障,地方自治体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基础。”比如拿美国的小区自治权来说,“当既成的产权让渡给普通百姓后……老百姓觉得房子是自己的[财产],就对本小区投资,比如捐钱给当地学校,维护公共设施和社会秩序,保护环境。因为这样做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别人在这个小区购置房产,使房价提高,房主的资产升值。所以向个人让渡了既成产权后,国家应该进一步向小区让渡管理权和行政权,最终形成以基层选举为基础的小区自治。居民的产权,也进而过渡到本小区内的政治权利。国家由此从基层社会的管理中抽身,节省下大量行政经费。” 20

薛涌的朴素描述对我来说是再明确不过的事情了,它的整个过程就展现在我现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回顾上述黑格尔所说的伦理秩序——从个人及其家庭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有序进程,不就体现在这一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中吗?老百姓在安居乐业中出入作息,你可以通过投票权决定对政府的满意程度,谁会有兴趣关注汪晖那一类纠不了错的“理论辩论”?所谓“反智”,倒不是要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而是反对理论上“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反对会导致无限政府的刻意设计,当然,也压根儿不理会那些藉批判的姿态以谋取知识权力的观念二道贩。

民德的反思和重振

在批评今日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普遍的见利忘义现象时,薛涌特别就“看不见的手”涉及的问题纠正了经济学界的人云亦云之说。他向读者介绍了亚当•斯密另一本重要性并不次于《国富论》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一书,并强调了商业道德和富人所应具备的道德情操。薛涌所强调的“道德”属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出现后重商主义语境中的的道德(morals),而非施特劳斯批评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观所说的德(virtue),那个贵族政治和伦理秩序中的核心精神。其次,薛涌在讨论贵族限制王权和民间与政府的契约关系时,也未强调那一股抗衡的力量与德或民德的本质联系,没有突出领主与王室,民间与政府刀剑相向以争权利的曲折过程。接着薛涌驻足的地方,我要就“德”的问题作一总结性的探讨。

J.G.A. Pocock认为,不能把virtue一词与“权利”或法理学的词汇混为一谈,而应视其为“自然”、“本质”或“基本特征”的同义词。Pocock对virtue的界定与“德”字在中国古典语境中的含义颇为相近,古人所说的“德”盖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质,上天给予他的禀赋。君子上承天德即为明德,庶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是为恒德。这就是说,民德与庶民所持守的产业是联系在一起的。再回过头看Pocock对virtue的进一步界定,他还说virtue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武力自卫和私人产业”。21如果对英国自光荣革命已降的历史略作检讨,不难发现,带剑以捍卫私人的产业的壮举,正是英伦辉格与王权长期对抗中争自由的表现。同样,把辉格精神带到美国的新世界移民自抗税开始,就标举“公民不服从”的精神,美国西部片中那些骑马持枪者原野追杀或小镇激战的英雄事迹,全都围绕着保护家园和以武力抗暴的主题。所以在美国的宪法中,至今仍明文规定,人民有带抢自卫的自由。总之,大宪章也好,一般的契约也好,最初绝不是发表个宣言,写几篇文章,就能从强者手中轻易讨得的东西。那是经过世代的拼搏,坚持了公民的不服从,最终才争到手的权利。

对比西方的民德归厚,国人不能不想一想中国近百年来的情况。我们似乎从未把保护私人产权提高到“自由”或“正义”的高度,反观那么多爱自由争平等的革命者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怎么会干了些完全相反的事情?维护私人财产了吗?捍卫过个人的产权吗?没有,不但没有,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剥夺私人财产和践踏个人产权的暴行宣布为“好得很”的革命行动。从暴力分田到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党领导的革命一直都称作解放中国人民的事业,所以一切革命行动都以人民的名义进行,都归结为人民的权利。武装夺权建立的共和国叫人民共和国,新建立的政府叫人民政府,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叫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个人民化的国家,人民把权力交给上帝般无所不在的党,而人民至今仍对“主权在民”的说法深信不疑。

至此,我们不能不对civil rights意义上的“民权”和popular sovereignty 意义上的“民权”划清界线了。前者才是英美国家人民捍卫产权和争取政治解放的权利,而且是已经赢得,并仍在继续改善的权利。而后者则很容易被高喊“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的人——比如共产党——加以利用,在人民的名义下从事光明正大的恐怖活动,把革命导向集体犯罪。若按照民间的传统说法,共产党其实就是红色土匪,只不过“盗亦有道”罢了。由此看来,所谓“主权在民”的观念,其实是一个模糊影响的和很成问题说法,中国人民的不幸就在于轻信了这个稍一差毫厘就失之千里的概念,糊里胡涂上了贼船,到如今很多人还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载沉载浮。汪晖及其新左们不但在此病症中讨生活,而且还甘作伥鬼,用他们的理论创新捕获更多的观念牺牲者,害得他们痛定不思痛,反而去怀旧毛泽东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日子。“主权在民”的观念是需要进一步批判的,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尽可以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但也不得容许多数所掌握的权力在人民意志的借口下做不受限制的事情。谈到尊重“民意”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在“人民的意见”和“人民的意志”之间严加区分。政府是应该尊重人民的意见,所以在民主国家,对很多拟定中的政策和有争议的决定,媒体上常会就“同意不同意”或“支持不支持”作抽样调查的统计后公布出民调的数据。而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由于党早已窃据“人民的意志”,对党和政府已公布的所有政策,人民向来只有高喊拥护的份儿。因此,我们不只要批判共产专制,还要进一步质疑代议制的民主,如果一味天真地相信大多数的权力,如果错解了“主权在民”的微妙含义,则共产专制的极权和民主制下无限政府的滥权便殊途同归,最终都会造成民德的缺失,民质的败坏。

有关民德的缺失和重振民德的呼唤,是网络作者周剑岐在他的很多博文中一再强调的重要话题,有关此话题,至少就我所见,至今还没有其他人明确提出来认真讨论。针对奢谈民主的国人,周剑岐特别就今日中国人所缺欠的血性刚健提醒说:

若进一步去理解并反思西方工业商务之生命质地与其出现在历史上之不得不然,所成的精神功价与曲折过程,就会发现值得借鉴或可互以攻错的,不只是物质技术,不只是“精神文明”而已,而正是西方各民族间的群体民德,与其奋起精进的生命质地。华夏文明中先天不足的或后天颓废的,正是这个层面上文质互为增强的文化生命力。先秦古典中的“民德”一词,不多不少正是这个意思。失德败德者,失丧败坏的不只是俗成礼法之道德而已,而正是失丧败坏这个上升、精进、创生的灵明公德的生命能力。

从十七、十八世纪英伦辉格自由主义的精神与演变中,可看出非乡绅豪强如克伦威尔,非精诚虔敬如清教徒,非转私产谋利为厚生群德之际遇,则不足因应时势的机遇,而突破文明的内在瓶颈。22

自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流行以来,提起近代中国诸多不如人意的事情,论者多含混地归咎为国民性的问题,进而罪及传统文化,结果谈到近代中国的贫弱,往往都视之为民族/文化的本质似乎出了问题的事情。中国人固有的民质民德于是遭到怀疑和否定,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国体之衰微多被本质化为中国民性的鄙陋。周剑岐的民德论述撇开了国民性批判的争论,而从更为积极的方面切入了民质民德的考察,他试图据历代地方势力的存在状况以描述民质民德的消长。按照他的考察,历代并不缺乏地方对抗朝廷和民间武力自卫的传统,远的不说,就拿晚近较为人知的史实来说,如曾国藩率湘军平定洪杨之乱,就是靠民间出钱粮,民间组织志愿军保卫家乡的江湖义烈行动;再如清末的四川保路运动,就是捍卫地方投资利益,反对清政府随意兼并民营事业的资产阶级维权之举。这一类事件所显示的民间势力和强烈的乡土情怀正是民质民德的体现,也是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以乡绅、商会和江湖侠义之士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保自强,自发型求发展的现代化动力。设若有充足的历史条件容许此类事件在它可能的秩序中向纵深发展,则这种土生土长出来的现代化力量必会形成中国特有的自生自发秩序,从而实现效果更好的社会转型。只可惜阴差阳错,乱世中让毛泽东这个“竖子”错乱民意,颠倒名相,在中国民间的民质衰落,民德受损之际,释放了社会底层的戾气,把流氓无产者偷窃掠夺的暴力倾向导向了武装夺权的方向。讽刺的是,这一剥夺人民产权的革命却打起“主权在民”的旗号,把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引入了一个聚九州之铁铸成的大错,以致到改革开放的今日,普天下老百姓还在产权不明的处境中人身安全不保,财产利益受损。

本文之所以从质疑批判汪晖有关主权和平等的谬说切入,一再强调毛泽东走的是革命歪路线,就是要明确地拒斥前三十年的所谓“平等传统”,消解至今仍迷惑公众的社会正义幻象。我还要重复已多次重复的马克思那句老话:“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受了六十年党化教育的国人,还有很多很多人至今仍幻觉深重,难以自拔,而这也正是汪晖及其新左们之所以得以曲学惑世的群众基础。民主并不是我们社会的目的,而是人民争自由的手段,是实现政治解放过程中所形成的秩序。就目前中国的状况来看,民主宪政的实现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痛苦过程。周剑岐在他的博客文章中拨雾辨路,提纲挈领地描述说:“如何在社会主义体制的专制沙文性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狡黠腐蚀性的矛盾下,导引传统血性义气的民间伦理,来重建实质的人文价值,是个重要的课题;在此人文德义的培育下,来超越温驯的良民心理,也克服作乱的刁民怨愤,方可建立出尚德自新的民间结社之自治领导结构与网络,下以民间信仰的精神生命向乡土扎根,积累农经财力,结合商贸,稳固基层生产力与组织,上以财税、土地、产权立法的实际利益,串联城市工商,改革企管,建立尖端民营科技,终之以落实全民宪政,和平重构政统,以消弭诸侯割据与乱民变天,头重脚轻的恶性专政治乱的循环。” 23

周文费劲勾勒的路径显然不像文字皮筋舞那样跳起来轻盈灵巧,它是现实主义冷眼透视中的前途,其中有吊诡的冲突,有云气图一样阴阳莫测的变数,它呈现的是东拉西扯的方向,多项错杂的通道,美文的节奏或学术会议论文的规程无法统摄它的混乱的秩序。这正是自生自发秩序的特征,它是天道在人事中的展现,是存在的可能性发生的偶合,只有本着明明德的诚意,一个人才有足够的胆识穿越此一认知的探险。

2010年7月26日

___

注:

13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4这一段是该书导言的综述,见Friedrich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1-7.

15这一段是该书导言的综述,见Friedrich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1-7.

16这一段是该书导言的综述,见Friedrich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1-7.

17高柏:〈魔方式的国家——当代中国变迁的冲刺能思考〉。该文的主旨是:“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审视,过去30年里中国党国内部的变化可被视为面对全球化挑战所做的响应。一方面,这些响应既没有周密的计划,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往往是该政权面对各个时期挑战所做出的灵活反应。另一方面,党国在先前(译按:改革开放初期)已确定,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争取其政治生存,并拒绝了把民主化当作一个选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愿意吸收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不断增强其国家能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或削弱(其对经济的干预)或转变为守夜人的角色,唯有中国的党国体制一直在积极重建其能力,将自身转变为了一个具有六面特征的魔方式的国家:即威权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型国家、掠夺型国家、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统合主义国家。正是这六面的结合使中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并使其避免加入第三波民主化。”见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0/03/blog-post_8662.html

18 参看《哈耶克论文集》,页33-34,457-458。

1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0 薛涌:《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页55,58。

21 J.G.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1, p. 44.

22 周剑岐:〈民德与君子——华夏文明跨世纪的反思〉,见博讯博客“周剑岐文集”,http://boxun.com/hero/200802/zjq/4_3.shtml

23 同上。

【 转载 纵览中国 】 时间: 7/30/2010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