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像苏联的《真理报》一样，是全国舆论机关的最高权威。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相对于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要求，比苏联共产党又高出一筹，《人民日报》在中国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很多人认为这家报纸上的每篇文章甚至每句话都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志。文章在报纸上的位置、标题字号的大小、中央领导人姓名排列的顺序或在报纸上出现的次数，都常常是许多干部用以揣测政治动向的依据。
一九七八年以后，当各省的党报和北京的其它报纸都基本上保持历来的面孔，官气十足，四平八稳，似乎有意拒读者于千里之外时，《人民日报》独树一帜地有了很大变化。它成了党内改革派的号角，对于排除种种阻力，贯彻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O年，是《人民日报》的黄金时代。像中国其它领域的情况一样，并无明令新闻自由可以扩大，而实际上《人民日报》却大大改变了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国新闻界只能做官方的传声筒和一味粉饰太平的状态，使自己享有的自由比其它同是党报的报纸扩大了许多。这一方面和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较好、胡耀邦的地位比较稳定有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哲学家王若水和报社编辑部许多人有较大的道德勇气，敢于承担风险。
即使在那三年，《人民日报》也常常遭到保守派的箝制与攻击：有时不能发表自己认为需要发表的文章，又不得不发表不该发表的文章。有时，一篇明明受到读者广泛欢迎、政治效果也很有利的文章，也会招来中央某些权威人士的强烈指责。
一九七九年新疆石河子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在一个军垦农场里，青年女子蒋爱珍遭到一些人诽谤，散布谣言说她和一名男子有不正当的性关系。她四处求助、控告无效，激愤之下便拿起民兵的步枪，打死几名造谣中伤她的人。《人民日报》就此发表了一篇报导，题为《蒋爱珍为什么杀人?》，顿时引起全国热烈反响，收到一万多封来信，创报纸历史的最高纪录。各地读者以种种方式给蒋爱珍以同情和支持，向陈腐的、不能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提出抗议。这强大的浪潮阻止了当地法院按常规判蒋爱珍死刑，经过长时间折冲，一九八六年最终判了她十五年徒刑。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同情一名故意杀人犯呢?这本来是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事件，但官方某些权威人士却不予理睬，反过来责难《人民日报》，指责那篇报导是“提倡杀人”！完全不顾报纸的动机和良好的效果。
编辑部时常接到来自权威人士的电话，对一篇报导甚至一首诗、一句话严加责难。
一九八O年初，迎合党内保守派，借政治气氛突变之机，一位共青团中央书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竟发表长篇演说，从头到尾攻击《人民日报》。
这位工人、劳动模范出身的政治家，从六十年代起就受到胡耀邦赏识，也是经胡提擢，方当上团中央书记和人大常委的。而一九八O年初，正是胡耀邦和他所支持的《人民日报》在党内保守派攻击下处境艰难之时，此人何以出此一举呢?我惊异不解。从此，这个人物就成了我注意的目标。他在以后数年中继续走红，名震全国。到一九八六年夏季，他又以一次关于文艺问题的开明的讲话受到万里的高度赞赏，又由万里推荐给邓小平，邓小平也很赏识他。但几个月后，善于审时度势和揣摩最高领导人意图的他，又以对本市学生运动采取“铁腕”政策而得到邓小平的青睐。那时，其它城市的领导人却都因对学生手软而受到责难。于是，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此人便跃入中共权力的顶峰。
《人民日报》编委会仍然没有屈服于这种压力。胡绩伟在应对那位已经并不年轻的共青团书记的指责的信件中，只承认《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一文的标题或有不妥，但接下来就以嘲弄的口吻写道：令我们深感惊诧的是：“一位团中央书记竟然反对人民日报宣传张志新的英雄事迹!”女烈士张志新一九七九年以来已成为全中国青年敬佩的英雄，团中央也提倡过青年人要向张志新学习。
但是进入一九八一年以后，随着党内保守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反攻——在批判作家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的同时，又一次举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人民日报》的境况便愈益艰难了。
这年夏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的一个文件作了规定：今后报纸上的批评揭露性报导，须经（被批评与揭露的单位或个人的）上级党委审阅批准，并经被批评者本人过目，始能见报。
事实上是在这个规定以前，各省、市党报上也从来很少见到批评揭露性报导，即使《人民日报》驻外省的记者，愿意写这种报导的人也只有少数几人，而他们却不断接到恫吓性电话和信件，有一位记者的孩子甚至遭到殴打。
这就是说，如果共产党中央认为报纸不应只是歌功颂德，还应该使公众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仍然像一九五八——七八年那样蒙蔽他们），并使报纸成为克服党风腐败、制止党政官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和欺压公民的武器的话，它今天应该做的就不是进一步限制记者和报纸的自由，而是扩大新闻自由。
然而，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却仍然一再表示党风必须整顿，因为那是一个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所系!
我此时并不怀疑它的诚意，并且深知消除党内的腐败现像绝非易事，因而更加不能理解：既然如此，为什么对于贪官污吏最惧怕（其它制约已不起多大作用了）的报纸上的公开批评，不是鼓励而是施加限制呢?
那个文件还写道：近来文艺作品中以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多了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后还是少写为佳。对于中宣部那个文件，我的感觉是：我本来就被绳索捆住了手脚，现在又被勒紧了喉咙。
这时，我已被中国社会一个巨大的浪潮推入一种特殊的境地。
各地读者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找我的作品。一本刊物，只要目录上有我的名字，很快就会脱销。我的几本书，由于中国的特殊出版制度，每本只能印一两万册，不出一周就卖光。我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和各种年龄层次。他们常常靠传阅或复制才能读到我的文章。党内的腐败和社会上危机在继续发展，而能够对这类现象给以揭露、分析和抨击的人却越来越少。这就使全社会，首先是关心中国命运并意欲献身于变革的人和受到不法官僚欺压迫害的人，把期望集中到我的身上。
我每天平均收到二十几封信件。每天到《人民日报》传达室找我的人，大约有十六七个。为了不使我负担过重，人们不轻易把我家的地址告诉来访者。
仍然有接待不完的客人找上门来。时常是我早上尚未起床，门外已有人等候。中午归来，楼梯上坐着两位。晚上我刚刚端起饭碗，敲门声又打断了我的晚餐。
只要我在北京，倾听来客的谈话并记录下来，便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一个人的倾诉，常常会打开一面窗子，使我进入一个前所未知的世界。我足不出户，便可以经常保持对许多省份现状的了解。有些人的充满戏剧性事件的经历，常使我惊叹：简直超出小说家的想象!我开初以为坐听别人叙述是件轻松的事，后来发觉它竟也很累人!!我常常受到谈话内容的震撼——惊奇，愤慨和同情一起向我袭来：我常和对方一起发愁和一起研讨如何摆脱苦境；我又有一个作详细记录的习惯……
柴树珍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拄着拐，艰难地爬上我的楼层。她四十多岁了，尚未结婚。当她十六岁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造纸厂当女工时，第一次遭到侮辱——一个科长对她使用暴力，企图强奸。不久，她向之求助的另一个干部又企图强行奸污她。她四处投告的结果，是招来残酷的打击报复——从道德上和政治上公开诋毁，利用政治运动之机残酷批斗。文革中诬她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文革后又诬她为“四人帮”爪牙，逮捕她并投入水牢，她的下肢和视力就是这时被毁坏的。
年近五十的邓明远是另一种牺牲。一九五五年他刚从技校毕业，因揭发辽宁省一家林场场长贪污，被扭送精神病院。那场长的罪行后来被证实，被判刑十五年，而这个罪犯刑满恢复自由之后多年，邓明远却还不能恢复正常人身分。中央林业部部长亲自干预，还不能去掉他“精神病患者”的帽子，至今不能成家，不能得到正常工作的权利。他流落北京街头，餐风露宿已经多年。为了维持生存，他先是扛着一套设备给人们的T恤或背心上印字印图案，现在又学会了微雕。只用几秒钟，他就把我的姓名刻到一支钢笔上，字体清秀工整。
滕天羽又属于另一种类型。一九四七年他是记者，在苏北《盐阜日报》发表一篇不出三百字的报导，揭露一个县委书记贪吞农民的土改果实（地主的浮财）。事隔几天，那人就到滕的家乡揑造罪名枪毙了滕的父亲，一位政治上开明、为共产党工作的教师。将近四十年间，滕搜集了许多人的证言，证实其父无罪，那起枪杀纯是出于政治报复。他不断控告，结果是罪犯的官职节节上升，而滕天羽却不断受到陷害，直至被剥夺工作的权利。
找我者并不都是历史上的受害者。几乎所有各种性质的历史陈案，还都在眼前重复发生，甚至在有一定地位、因而理应受到更多保障的人身上，也在发生。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党的市委书记，军内担任高级职位的老干部，在省级党报头版头条上受过表彰的先进人物，也无力在他们反对过的坏人面前保护自己，有的失去职位，有的被陷害和开除党籍，有的连人身安全都不得保障。
带有嘲弄意味的是：许多人正是因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教导、主张或指示而行动，或为保护国家财产，或为忠于职守，或为推行改革而触怒了那些损害社会和党的利益的人而受到迫害的，而共产党的政府、法院或党纪机关却无力或无意给他们以保护。
来找我的并不都是求援的受害者。有很多是来自各省的仁人志士，出于忧国忧民的胸怀，找我共商改造中国的大计。贵州省贵阳市一位青年数学家蒋光棣，曾从北京很远的地方拖着一条残腿，接连找我四次，我都不在。想到他以病残之躯每次都要在路上辗转跋涉数小时，我很觉内疚，便特地约好时间相会。
“我们想向党中央提出一个建议，”他代表贵州省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说，“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考入大学的青年人，对国家特别宝贵。他们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狂热、失望、反省、觉醒（有的还受过迫害）的整个过程，又大都在农村、工厂或军队磨练过，可以说是十几年在中国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体验和认识了很多东西。他们痛恨极左路线，对改革有很高的热忱，年纪虽轻但已相当成熟，是一支很可贵的力量。若是毕业以后就各奔东西，便会沈没下去，很难有所作为。能否成立一个类似北伐革命期间的黄埔军校那种学校，把每届毕业生集中起来进行一番政治训练，然后派往各地做为改革的骨干力量呢?他们将会对抗保守派，把改革进行到底。”
他又谦卑地说：“也许这个设想太大，难以实现。我们还有退一步的想法：把一个地区或一个县交给我们，让我们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率先地、不打折扣地推行改革，行不行?”
我相信，这两个建议都是蒋和他的朋友们看到党内保守派对改革的威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方案。几个月以后，我从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口中听到和第一方案几乎完全相同的设想。
蒋光棣的赤诚，令我受到鼓舞。以后很多年我还记得他的身影。我开始注意贵州省，逐渐了解到在那个边远而落后的省份里，年轻人政治热情特高。“这将是产生中国新一代政治家的地方”，我想。
我把蒋光棣写好的建议转送胡耀邦。两年以后收到蒋从贵州的来信，告诉我：胡耀邦把他的信批转中共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又转给贵州省委组织部。那里的官员找蒋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座谈了一次，从此便再无下文了。
我很难过。我想象得出蒋光棣将如何失望。但他这种人的存在，却是我的希望所在。
党内也常传来令我振奋的信息，湖南省慈溪县一位年轻人瘦削而挺拔的身影几次出现在我面前。他是中共县委宣传部的干部。他向我描绘的图景是：全县很多党政部门，甚至包括公安局的局长，都热切希望实现彻底的改革，一致反对保守和腐败的县委书记，却硬是拿不掉他，只因他在地委有一个后台。他代表很多党的干部要求我用自己的笔助他们一臂之力。
我是一个很易被打动的人。他头一次来我便应允了，但第三次来我还没能践约成行。他显然是很失望，但并不放弃对我的期望。
河南省洛阳市的伊川县，县委宣传部有三名大学毕业生（自然是党员），不止一次联名写信来，告诉我他们和县委书记本身以及他包庇下的黑暗势力进行艰难斗争的情况。那是名酒杜康的产地。县委书记每年动用几千瓶酒来讨好和贿赂从地、省到中央的上级。改革已进行四年，那里的．农民见到记者下来，还会围住吉普车，跪倒在尘埃，苦苦哀求记者帮他们解除基层官员的勒索和压迫。写信的三位知识分子甘冒风险，和县委书记坚持不懈地斗争了几年——给报纸写稿公开揭露、给“内参”写稿报知上级，竟然一概无效，最终一一被调出县委。而县委书记却荣升到地委，包庇他的一个地委书记则到省委荣任要职去了。
这些消息，自然会令人沮丧，但我也从中看到可喜的变化：在六十年代，党委机关内部下级干部敢于如此公开而持久地反抗腐败的上级，是不可想象的。
我很想到伊川去。我写的将不会是一篇纯暴露性的报导，那三位知识分子难道不是正面人物，可以鼓舞党内外人士起来为清除党内腐朽势力而斗争吗?
然而我又没有去成。精力和时间有限，并不是主要原因。那两处的地委和省委是不会同意我发表这样的报导的。发表后也会招来“破坏安定团结”的指控。
我长期为一个疑问所困扰：为什么越是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报导，上边越是不满呢?为什么当《人民日报》销行七百万份时，他们指责不休，而当降到三百多万份时，他们反而满意和表扬这张报纸呢?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曾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新闻工作者因批评性稿件而被定为右派。二十余年来中国大地上进行的无声的、然而都是充满血和泪的辩论，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一场又一场灾难并非由于报纸上暴露黑暗太多而是由于掩饰了一切错误与问题吗?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报纸上充满关于光明的谎言与虚夸，而正是这个时期，中国走向无边的黑暗!
在反复的思索中，我发现：一九七九年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以来，经济领域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很大改变，文学创作也突破了一九四九年以来一个又一个禁区，新闻工作则根本没有任何变动—从理论到政策，一切依旧，对于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新闻史上的是非，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回顾与清算。
不能排除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年迈的领导人仍然把报纸看成自己发号施令，用一个口号、一种思想或一种政策把全国人民统一到一个意念或一种行动中去的工具。他们不认为“国家的主人公”有必要、有权利了解哪怕是一部分重要信息，参与哪怕是一小部分政治和决策。他们自己当然需要了解全国情况，但那可以通过多种“内参”来解决。不过由于那些老朽的人不爱听不愉快的消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内参”上关于党内和社会上各种危机的信息也越来越少了。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他们不相信人民，同时又对自己的统治缺乏自信。我曾利用多种机会表明：人民并不是一看到坏消息就惊慌失望、失去对未来的信心的，相反，我的读者除个别例外，几乎所有人在来信中都写道：“读了你的作品，我感到振奋，看到战胜黑暗的希望。”然而老年人却持不同看法，依然认为维持和加强人民对党和对未来的信心最好的办法还是尽量多讲成绩，让整个报纸充满光明。
我越来越看出问题不仅在于认识，甚至首先不在于认识。不然，当报纸上出现关于里根总统的儿子排队申请就业和意大利总统夫妇生活如何俭朴等等时，为什么他们那样敏感，责难报纸总编辑：“你们发这些报导是什么意思”呢?
有整整三年时间，我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出我认为最需要发表的任何一篇报导。我仍然可以在文学刊物上发一些报告文学，但也必须小心谨慎。
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这三年我只能写“正面报导”。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它给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从生活方式到人际关系造成的变化，我也愿意去写，并也确写了不少。但我从四面八方获得的信息，都呼唤着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对于党本身的改造。因而我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中国政治生活的弊端方面。当报纸的八个版每天向人民传送喜报时，我认为自己的使命越发是要把社会上和党内愈益加深的危机报告给人民。
然而我却只能写光明与成绩，于是我就想方设法在这种正面报导中透露一点反面的信息。写辽宁省的改革者的成绩，我同时写他遇到的保守势力的对抗。写江苏省县和市里整顿党风，开头和结尾我写成绩，中间部份我一定要写取得这成绩要遇到多少艰难，同时告诉读者还有哪些事至今未能解决。写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先进人物朱伯儒，我不像有些报刊那样只写他如何行善，扶危济贫，而一定要写他是在怎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下行善的——党风普遍败坏，他无力改变，只能靠个人一点有限的力量做一些杯水车薪的好事。我特别写明他两次救人，都是在公社党委门前，而那本应是共产党任何一级组织的天职。
这样，我就使朱伯儒不仅仅起到一个行善榜样的作用，同时唤起人们注意这个党今天也没有多少改变：不医治它的腐败，纵有一万个朱伯儒也解救不了中国人民的困境!有些上层人物很敏感，他们觉察出我的用意，说“这篇文章里有刺！”的确有刺，然而它明明就长在生活里面。写出来才叫真实。
从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出党到一九八八年三月我出国为止，我随时可能接到法院的传票，出庭受审。这一小片阴影始终悬挂在我头上。祸根自然是在“失实”——开除党籍的决定中所写的一条罪名“颠倒黑白，造谣中伤”上。
所谓“失实”，是从一九七九年我重返新闻界后始终跟踪我的一个罪名。对于我的几乎每一篇都引起争议的作品，只有一篇由中宣部派出一组人进行了调查。那是一九八O年夏季的事。四个人在二十天中征询了赞成和反对《人妖之间》的上百人的意见，结论是：在非主要情节的细处，确有几处出入。但作品的价值应予肯定，它的主要缺陷与其说是失实，毋宁说对于与王守信一案有关的主要问题上还未揭深揭透。中共黑龙江省委拒绝接受这个调查报告。报告中对省委也有批评。但删掉批评的词句之后，它仍然不被接受，调查成果也就报废了。
从《人妖之间》以来，我所写的报告文学的命运，大抵如此。我不敢保证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细节都没有任何差错，但就基本事实 而言，则我敢说是符合实情的。我曾做过一个比喻：一座大楼建成了，质量不错，就是厕所里掉了二块瓷砖，难道就因此要把整座大楼推倒吗?
固然，厕所里一块瓷砖也不掉，岂不更好?但是，在疾患缠身的中国社会，要查清与“党的领导”有关的案件是极为艰难的。《人民日报》曾披露，河北省一个县的一个局长贪污二千余元公款。省委派出几次调查组，先后竟有八百多人次提供伪证，硬说此人没有贪污!一个单枪匹马、权威远低于省委调查组的记者，又将如何获得绝对真实的情况?
事实上，大众传播媒介的失真问题，确实存在，而且不可谓不严重。虚夸成绩，歪曲以致颠倒重大历史事件的是非，最晚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报报喜不报忧的问题，直至今日，从未改正过。我在讲演中说过：这些报纸连全国或本地区的阴暗面的百分之一都从来没有披露过，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不真实吗?任何一家报纸都经不起这样的质问。远的不说，一九五八年以来你曾经发表过多少虚夸成绩、甚至无中生有的正面报导?你又曾隐瞒过多少党和各级官员的错误以及它们造成的灾祸?吹嘘和伪造成绩的报导受到鼓励、嘉奖或默许，是遍及全国的现实。甚至有明文规定的制度：一篇这类报导在一定级别的报纸上见报，作者就能立一次战功。那些口口声声攻击我“失实”的中共省委，没有一个不是鼓励或默许着它们本省的党报上连篇累牍地夸大成绩而隐瞒错误和问题。
我被开除出党后全国各地刮起的翻案风，并不限于我本人所写的报导。几乎所有写了这类报导的记者，都遭到攻击。
而在中国新闻界，愿意写这种报导的人虽然不少，真正能写的却只是极少数人。以我的估计，不会超过记者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即使这样，“左派”即保守派仍不放心。“反对自由化”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新闻界，说是要“理直气壮地整顿报刊”！除必须封掉一批报刊外，还要整顿“新闻队伍”，把带有“自由化”倾向的记者和编辑统统从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杂志的编辑部清洗出去。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来到过中国的天然良港连云港，那里的朋友提醒我注意本地官员和居民的一个特点：感觉迟钝，表情呆板。果然有同感。连云港是陇海铁路的东端，西通新疆，横贯全部大陆，东临大海，面对全世界，这些人何以会给人以木钝之感呢?我明白了：长期闭关锁国，使大海如同沙漠，原是联系外界的通道，反成了隔绝的屏障。一切等待“上边”摆布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消失，又剥夺了人们主动去感觉外界和予以反应的必要。总之，生活的呆滞造成人们思维方式与精神状态的呆滞。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新闻记者身上。中国的政治制度把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变成官员，他们只能也只须聆听上级官员的指示，按照党的需要和党的思想去写指定的题材，越是顺从、越是对事关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幸与不幸的各种现象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在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上越是没有私人特色越好。这就使记者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无异于官员，以致从他们的神态和风度上，你都很难发现新闻记者的特色。
从八十年代第一年起，一些敏于感受和勇于直言的记者，常常在发表第一篇报导之后就遭到地方党委的压力而不能再写下去，甚至不再能作记者了。这就使另一些记者不敢步其后尘。《黑龙江日报》后来甚至不得不在记者中指定专人去采写点不违大忌的批评性报导，但被指定的记者的妻子得知此情，便到报社来闹，不肯使全家人承担风险。于是又不得不从经济上给记者一点补偿。
但是人毕竟是一种特殊生物，有时在囚笼里也会有跳舞的欲望。没有新闻自由，也要打扮一下自己的报纸的外貌，使它不那么令人望而生厌。一些地方报纸就在栏目的增减、编排形式和标题的处理之类东西上搞“新闻改革”了。
《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这时也忽生一念，提倡记者们写“评论性新闻”，还把西方记者的这类作品拿来供大家观摩。开会讨论时，我很不耐烦，就发表了反对意见：“学习是可以的，但是做得到吗?为什么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报纸上不见这种评论性新闻?这不是个形式和技巧的问题，是记者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决定的精神状态的问题。中国的记者写什么、不写什么自己不能决定，甚至怎么写也不能作主，为了一篇报导必须迈几次衙门的门坎是常事。处处仰人鼻息，怎么能有独立思考指点江山，高谈阔论的气概?首先要改变这种‘三孙子’似的地位，然后才能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和勇气。”
几年过去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报纸上果然就没有出现过什么评论性新闻。
大陆新闻工作者所处的这种卑微的、因而不能有所作为的地位已经贻误了中国三代记者。很多人辛勤劳作一生，到白发苍苍时仍然写不出几篇给读者留下一点印象、对生活发生一点影响的报导。还在五十年代，人们已经在议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名记者?”的问题。我为中国的老记者们很难编出一本有一点价值的文集而难过。在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的中国报纸上，有哪个记者能发出真正是自己的声音?
现在，这样的历史还在被某些人人为地延长下去，怎不令人心焦?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