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网上看到李劼一篇评论,题目叫《自由需要运动吗》,其内容主要评论袁红冰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纲要》。讥评之余,没来由的打了独立中文笔会一闷棍。我看了大失所望,因为在我印象中,李劼虽个性张扬,遗世独立,却自称为怜悯、淡泊之人,还喜欢“田野和放风”。因此,国内出现重大事件,他不表态,不签名声援,我也没把他视为逃避现实的软骨头。可此文,对袁红冰苛刻刁钻、吹毛求疵,简直不近情理。他说:难道自由需要运动吗?其实,袁先生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称呼而已,就象文艺复兴,习惯上我们也称为运动一样。这种问题见仁见智,争一万年,也争不出结果。李劼这么说,明显捣浆糊,估计忘了好多年前,他在上海发起的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重构、复兴,座谈,发表,讲演厅、会议桌、电视台上窜下跳,唾沫四溅,忙得不亦乐乎,好像工农大众一字不识,都是茹毛饮血的猿人,只有他们这些精神贵族御用文人,晓得不能吃人肉睡女儿。由于没有话语权,当时我们只好做哑巴,听他们指点江山、瞎嚼喷蛆。当然,吃官家的饭,穿官家的衣,应该为官家掩盖血迹、粉饰太平。

感到好笑的是,他接着说:“1989年以后,海外曾经也有人以袁红冰先生相类的口气,声称重建中国文化。”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们可以“讨论”,人家就不能“重建”。我想,要是当时不称为“讨论”,而称为“运动”,李劼现在就不好意思寻袁先生的事了。

这个倒也罢了,不过字眼之争而已。大概精力过剩,或者银根紧缺,潜意识对铜钿充满向往,他又急吼吼的探询袁先生的日后准备颁发的奖金来源。他问得可详细了,就像盘点人家的皮夹子,搜查人家的保险箱。他晓得“袁红冰先生一口气设了十项大奖,每项五千美金;并且,每五年颁一次大奖,奖金五万美金。”他如数家珍,说得这么详细,让我动心,我也立即将美元跟人民币换算了一遍。他还晓得“奖金的范围,包罗万象。从文学到史学,从哲学到法学,此外还有政论奖,人权奖……几乎是应有尽有。”他嘴上说:“我并不关心究竟是哪个基金会在支撑着袁红冰先生如此这般的一番宏大抱负。”可是已断定袁先生的运作方式:“先有思想者和写作者,然后再去找基金会什么的。上家下家,总得先有一家,才能说动另一家。对于生意人来说,此乃常见的起家方式,叫做空手套白狼。”话说得这般刻薄,这般冷酷,将一个投奔自由的法学家、小说家,说得像商人似的,只能说他跟袁先生是前世冤家。

李劼还担心日后袁红冰的“自由圣火”网站今后评奖不公正,他说得蛮有理由:“就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也不敢说自己如何客观公正,如何慧眼独具。”按他这种说法,我看他吃饭免了,开车免了,乘飞机免了,因为吃饭开车乘飞机一不小心都要出问题。或者让李劼亲自操刀分猪肉,或许会公正一点。

李劼说了这些还不解瘾,他又诬蔑追求民主自由、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是些“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说“他们得了江山,也会像毛泽东那样,牛皮哄哄地把昆仑分成三份,‘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听上去像是强盗分赃一样。”

接下来,李劼攻击独立中文笔会。他先一棍子打尽天下读书人,说“中国的文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跟在中国的武人后面学会了割据。你占了基督教的地盘,他占了独立写作的地盘,另有人占了人权地盘、维权地盘或者民运地盘。”他说“独立,被人悄悄地组织了起来。”又未卜先知的说:“早在独立笔会初创的时候,我就怀疑过,那样的笔会最终会不会使其成员丧失独立的人格,那样的笔会最终会不会使其中某些执事人产生权力欲和私有欲?”又乱念三官经说:“独立笔会最后的走向,无非就是独立工会式的政治团体。不管其中的执事或者中坚人物如何标榜自己是个自由思想者,如何标榜自己是个有信仰的人,他们真正想扮演的似乎是哈维尔或者瓦文萨。”他这种说法不知有何根据!独立笔会的笔友有几个同意?他有啥权利对独立笔会指手划脚?他是不是给夜郎朝廷指点迷津?他身在纽约,为什么不向联合国要求解散国际笔会?

我手头没有资料,不晓得他是否参加过共青团、共产党、文学社团,还有没有加入过上海作协和中国作协,假如都加入了,或者加入了其中一项,他就是自打耳光。既然说“组织是精神上的圈地运动”,又何必参加上述这些组织?我看他拜先生都免了,省得丧失了他的独立性,钱谷融也没福气做他的先生。按这种逻辑,既然独立,他也没必要到华东师大去读书。

李劼坦言:“我本人并不想选择成为哈维尔或者瓦文萨。我内心认同的是伯夷叔齐那样的存在方式。”好一个伯夷叔齐!我晓得这两位挺有骨气,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他俩可不会滑脚美国,一边享受民主自由,吃面包咖啡,一边不顾夜郎前程,隔岸观火对“弱势群体”说这种不三不四的风凉话!李劼说话还昏了头,好像他想做,就可以做哈维尔、瓦文萨似的。

最近李劼还有一篇文章,叫《从王朔的背后看王朔》,讥刺了王朔一通。称嘲讽崇高,颠覆主流话语、具有极高文学成就的王朔为“痞子作家、大院猴子、新时代的两面黄、毛泽东的好战士”,不过,总算大度说了句“王朔算是一个文人”。又骂敢说敢做、著作等身的李敖为“流氓作家”,断定他在“将来的文化版图上,只是一个省略号。”李敖跟蒋家王朝斗争几十年,吃了那么多的苦,在他眼里,“李敖不过是让国民党的牢房给烤了一烤。”李劼这么说,大概没吃过官司,要是他上过老虎凳、扁担绑,说话就不会这么轻飘飘。

李劼百骂之中,还没忘记攻击自由主义,他说:“自由主义,全都世故到了成精的地步。他们一会悲天悯人,仿佛把天底下所有的受苦人全都扛在了肩膀上;一会儿又做出一付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样,朝同行吐吐口水,向当局做做鬼脸。”李劼也没忘记攻击方励之,他说:“英雄是要扮演的,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就算是为了自由故,性命也是绝对不可抛的。”

李劼这么狂妄,这么四面树敌,我吃不准是个性,还是毛病,还是为了讨好夜郎朝廷,以免给剥夺回国权,要紧在网上搜索了一通他的资料。才晓得他真名叫陆伟民,还是我的本家。你们看,他的老师是怎样委婉的批评他的:“你不能一点世故都不懂,那样怎么跟人相处哪?可是,你真的变得世故了,那又不像是你了。你完全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看不见别人在干什么,别人在想什么。”

以下是1988年记者对他的采访片断,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李劼的为人:

记者:听人说你是一个比较经常地为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以及其他事情与单位有关部门和人员争执的人。

被访者:我认为为了具体的生存权益与人发生争执并不丢脸,相反是光荣的事。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两年,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人身权益和人格尊严问题,在校内与人争吵过十几次。

为了避免误读李劼,我心底里曾为他辩护:李劼是个上海滩上的文化人,是个早已成名的评论家、小说家,他虽比我小五岁,可他晓得卡夫卡和局外人,还精读《红楼梦》,而我只晓得《金瓶梅》,他还写了历史小说《商周春秋》和《吴越春秋》。他自负,认为“李劼从一个乡村师范中发现的故事,足够海明威那样的记者型作家忙乎上好几年。”这不过是作家的通病。他在网上一味攻击人家,或许为了解除寂寞,或许为了促销作品。

你看他是怎样自说自话,推销自己的小说的:“1989年以后,我几乎不读当代小说,不管是先锋的还是不先锋的,然而,李劼的小说是例外。我几乎读了这几年李劼在全国各地杂志上发表的所有小说,包括他的那部长篇力作《情戒》。这并不仅仅因为彼此之间的友谊,而且更是由于我这位朋友的小说值得一读,并且耐人寻味。”

再者,他连朱成虎都批评了,有啥不理解呢。他赏识流泪的胡太太,不欣赏无情的胡先生,也可以了。攻击,“并不意味着他拒绝朋友。”他还是认为,“友谊像高山流水那样的。”他拣软柿子捏,估计是出于迫不得已,他既然想做伯夷叔齐,又不想饿死首阳山,只想在美国享福,只好脚踏东西两条船,一边享受美国民主,一边获得夜郎版税。摆出目前这种四不像的架势。怪谁呢?只能怪他那只填不满的皮囊,和日常没完没了的开销,还要怪那些被攻击的苦主,谁叫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呢?

江苏/陆文
2007、3、16

文章来源:博讯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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