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正命:北大百廿周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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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盈虚者如彼。转眼间,北大就要过120岁的生日了。

对北大而言,这120年亦是一个国家的近现代史,北大坐阅三帝四朝五强十霸,北大所处的国家、时代皆沧桑巨变。对历史长河而言,这120年只是倏忽一瞬,日月星辰依然亘古如斯。

这一东方之象和西方之数上的节点是值得庆贺的大事。我中国人常说,19年为一章,30年为一世,北大已经过了六章又六年,已经过了四世。我中国人还说,60年风水轮流转,60而耳顺,60为一甲子,120年是医学称道的上寿,是文人乐道的甲子双庆。在数学意义上,120意味着合数、佩服数、盈数,又意味着半完全数……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北大乎?

北大确是值得骄傲的,对北大的某种贡献的叙述已经成了一种主流套路话语,比如这一段: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当然个人性话语同样高评北大,比如这一句判断,“北大对中国精神传统的影响,高于任何一座大学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而北大人严复先生的话,“中国不可一日无北京大学。”虽有自夸之嫌,但仍是一种事实。如果我们现代以来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还有一种庆幸,还有一种认同,那么北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非北大人克林顿承认的,“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像北大一样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跟一切国外的高校、名校相比,北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一个悠久文明在近乎无助、迷失的应战中庄重的付托,它是一个民族几乎全部精神能量的象征。有关它的成绩已经有无数的文字进行论证说明,有关它的成长则是一个悲壮的、感人的、曲折的故事,它有壮烈的捐舍、英勇的探索和自新,又有“以待来者”的惨淡、险恶又壮丽的旅行。

北大和北大人的起点即高标,北大和北大人代表了我们中国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北大和北大人时时处处的“正确”。虽然北大,“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大人蔡元培先生语),但北大和北大人一开始即卷入攸关文明生死的启蒙和救亡。在中英鸦片战争半个世纪之后、中日甲午战争四年之后诞生的北大,几乎一直处在民族兴亡和国家变革的是非漩涡之中。庚子事变后的北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北大,更是走上街头,到广场上宣扬革命和激进主义思潮。走出上古中古时代的文明多以政与教分离、治与道平衡为立国原则,北大人则一度走向反动,北大人以君师合一、口含天宪、以吏为师的方式治理现代社会,一个北大人的思想和文体甚至成为主导大陆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想和文体。

借用非北大人冯克利教授的话语,北大人至今仍未形成对西方的正确判断,自然也未形成对我中国自身的正确判断。即使考察我们中国和北大一流的启蒙思想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短板和盲区。比如他们(包括我们)唯新是尚,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引进了西方大量的支流和末流思想,很少理解外人的信仰、希望和爱;他们(包括我们)厚今薄古、扬西抑中,不再能理解古典文明和东方文明的至高价值;他们(包括我们)为时势左右,很少能回归于道统或精神知识的纯粹,很少能为人心人性立极立命。相反,由于敏感、脆弱等原因,我们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理解是: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落后就要挨打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等等。

北大校长、影响数代中国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曾经背离过古典文明的和同之义、背离过现代文明的博爱之义,他引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思想,开启了中国百年来的斗争大幕。一百多年前,斯宾塞就立意要把“自己全部的综合哲学作为一座堂殿献给他的个人自由之神”;但严复曲解了斯氏思想,以为在斯氏的自由制度中,释放出的个人力量终将为国家富强服务。当斯宾塞对大英帝国国势日盛、向外扩张感到惊愕乃至沮丧之时,严复却对之敬慕不已。研究严复的美国思想大家史华慈写道:“毫无疑问,严复在这里扭曲了斯宾塞最心爱的价值。”史华慈为此感叹中国知识人的变异:“我们很难对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关切国力的问题下什么判语。中国确实一直深受羞辱,而且当今世界,没有国力就无法生存。不过,事实却是,一旦价值是按照作为获取力量的手段来评估,这些价值就非常可能变得脆弱难保,扭曲变形。”

北大校长、影响数代中国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也背离过文明的至高价值,虽然他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他对我自家文化的至高经典抱持玩笑态度。众所周知,《易经》是我中国文化的“群经之首”,自伏羲“一画开天”,我文化即以其为基石构筑出东方壮盛的文明大厦,老子、孔子以下,几乎每一代一流的哲士都研读探索并提供自己的答案,而江湖术士和民众也借以获得救济和安顿。当精神分析学家荣格问胡适对《易经》的看法时,胡适的回答是,“噢,那本书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头的巫术魔法选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不止于此,胡适对传统文化的隔膜和自得是多方面的,如他自承:“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

严复、胡适对西人价值和传统文化的扭曲并非个案,而有时代的典型意义。尽管早期的北大和中国人多是“富家子”,他们拥有东西方文化丰厚的遗产,但他们也多离家出走,并以外人的目光打量自家。即使今人艳称早期北大和民国的文化底蕴,但早期北大人或民国人对西方文化和我传统文化的介绍是六经注我、为我所用的。借用非北大人王汎森先生的观察来说,这些东西方文化在北大人眼中从一个整体分裂成一个个思想分子,“原来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无论引进西学的“拿来主义”,还是整理国故的“中西体用”,我们都能看到北大和北大人身上有“知识自负”和“隔膜”的嫌疑。

为人称道的早年北大如此,我们就更能理解北大后来的变异。现代史确实是变动剧烈的历史,跟北大有关的“青年导师”梁启超、胡适都以变闻名,“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从“不谈政治”的诺言到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到做了“过河卒子”……这种变动,不仅是以不断否定自己和时代的面相出现,而且是以“推倒一切价值”为前提。“打倒孔家店”,把孔子等人请回诸子行列固然正当,但审判式地对待传统文化却种下了苦果。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尚未见出实绩,跟随导师们的青年人就到广场上发动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北大人毛泽东先生语)。五四运动的社会启蒙尚未见效,一二九运动的救亡就压倒了启蒙(北大人李泽厚先生语)。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反思,北大就经历了抗战的艰难,并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临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最穷的大学”虽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但其中的党争现象也极为严重。

北大几乎一直在运动之中。抗战结束,北大经历了饥饿、内战的考验,经历了新政权建立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整顿,然后是反右,是文革,是文革后的“告别革命”(北大人李泽厚先生语)……北大和北大人的变异非止一例,在更为坎陷的当代,大师等桂冠也成了庸人们得享人间的庸福之一。我在《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中提及:“身受五四的余荫,同伴纷纷谢世而得‘国学大师’美誉的季羡林先生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立言结束了一生问学的追求,在简洁中暴露了‘国学’反智的本质。”

北大的善变和每况愈下不用奇怪。北大希望启蒙,但启蒙容易流于收取“爱国税”、“情怀税”、“智商税”的生意;北大希望成为头脑,但头脑极易转换成为喉舌;北大希望成为心灵,但心灵极易变异为愤青或文青。北大从道义、知识和精神的高地一步步沦陷,以至于充当了帮闲和帮凶(北大人鲁迅先生语),成为了政治的诠释者和工具。北大甚至跟以工具理性见长的清华大学组成了“梁效”,直接为时政服务,以至于从文革过来的人听到聂元梓和梁效的名字仍如谈虎色变、噤若寒蝉。

好在北大精神从未死绝,北大一直有其精神的守望者、捍卫者。即使在反传统文化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年代,北大人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的开篇庄严声明: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以上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即使冯友兰教授、周一良教授、林庚教授、魏建功教授等人受辱曲膝,但北大这个精神家族中仍薪火传承。北大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声明过,“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但也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北大人梁漱溟先生被围攻时声言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年轻的北大人林昭在受难死亡前为作恶者哭泣过,“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同样地,即使在今日功利化的时代,即使眼镜肉店、博士米粉见怪不怪,即使北大“敲诈事件”“假引进事件”“腐化事件”众多,即使“北大负面新闻频出”“北大已无净土”(网友语),即使警察闯入北大教授的课堂,即使“明天系”的北大人甘为权力的“白手套”,即使“百度”的北大人挑战商业伦理和我们人类的伦理……但在我们引以为傲的精神家族里,仍活跃着钱理群先生、胡平先生、贺卫方先生、刘军宁先生、张千帆先生、许志永先生、余杰先生、郭玉闪先生……而在青年人心中,上世纪80年代北大广播台的歌声、三角地的烛光、未名诗歌节上的朗诵,等等,亦是我们时代只可追忆、堪为“宁馨儿”的风景。

我们当然需要正视北大的坎陷,正视北大在当代更为复杂的处境。北大仍有风波,北大人卷入了当代社会的左右之争、中西之争。北大和北大人仍时被利用,虽然有人警惕北大人“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中国不高兴》语),但北大自身也盛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北大人钱理群先生语)。

如果我们把百廿年华两分,即以1949年划界来分北大的前后阶段;或以北大三分,即以1949、1979等年代大致来分北大的阶段,在舆论眼里,前一阶段的正面性、成绩似乎要大得多,后面阶段负面的因素多,成绩不够出彩。如果我们把这一社会想当然的印象当作前提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说,这其中有着时间的辩证法则,有东西方文化涵咏其中的自然哲学。即百廿年华有前期的正题,有后期的反题。前期的北大能以道抗势,后期的北大不免成为“时势权力”(费孝通先生语)的跟班;前期的北大能够公开地反强权、反专制、反独裁、反饥饿,后期的北大可以赞美社会、可以赞美时代;前期的北大保护自己的学生,后期的北大多跟学生区隔开来;前期的北大以天下为己任,后期的北大以自己活着为天下;前期的北大以新文化改造天下,后期的北大则成为改造的对象,先后经历政治文革和经济文革的变异……

对时空的系统性观察还有三分、四分、五分等角度。其中四分角度是一个经验和假说多取用的事实,春夏秋冬、东南西北等构成的时空四象有其天地人逻辑,以天道论,时空的春夏秋冬具有我中国人称道的元亨利贞四德。对天地人文时间的四象描述是东西方人共有的经验,不仅岁时有春夏秋冬,就是文明和时代也有春夏秋冬,社会发展也有“科学的春天”(非北大人郭沫若先生语),知识分子也有“早春天气”(北大人费孝通先生语)。

泰极否来,春去秋来。我曾经说过,1919年的春天、1949年的春天、1979的春天、1992年的春天,都曾经冲击过我们的社会,北大主动被动地拥抱过春天。但这四类时空演进到当代都到了总结的时候,不止一个人意识到需要总结,如北大人甘阳先生就有“通三统”的抱负,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至少四个冬天重叠到当代北大和北大人这里意味着什么。既有坚贞不屈,以待贞下起元的理想呐喊,又有虚无主义泛滥、唯功利和欲望是从的堕落;既有专攻学术的痴着,又有以学术为名作威作福,有消费北大、“三观尽毁节操碎了一地”的无耻……

非北大人马克斯·韦伯对知识沦陷的描述也适用于部分北大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一个废物幻想着自己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但冬天仍有春消息,我们仍能从北大人身上看到信念、理想和心灵。何况冬去春来,无论是两分三分的辩证法则,还是四分的贞元之际,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北大百廿周年之后的天命乃是开启新的春天,乃是正、反之后的合题。

即使在人心的时令过后,人们仍会向时空的完整归队。北大人鲁迅在晚年曾多次向他的对手致意,甚至将他的论敌和仇敌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列为民族社会最优秀的作家。北大人胡适晚年也接纳了鲁迅,他说过,鲁迅是我们的人。对新文化排斥的北大人钱穆晚年对鲁迅等人深怀同情。钱对弟子们说,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要能“振衰起弊”,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笃初诚美,慎终宜令。”(《千字文》语)这些北大人有过片面、偏激,但他们的片面是深刻的,他们的偏激里有着深情,他们在晚年不仅和解,而且视对方如家人同类。起北大人冯友兰先生于地下,他一定从钱穆、鲁迅、胡适的关系中看到,照着讲、接着讲甚至对着讲,正是他“和解”思想的明证。

的确,无论个人,还是国家社会,只有接纳了异己、异端、敌人,才算拥有时空的圆满,只有拥有时空的完整,才可以说是抵达了世界,才是世界的。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费孝通先生所观察到的“差序格局”现象使我们置身的时空有所欠缺,当差序格局的德治礼治异化成政治社会结构中的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时,我们时空的坍塌就更为明显了。秦汉之后的王朝及其子民拥有的四象精神时空,最为匮乏的乃是西方维度,于是从帝王、将军、大德、才子、贤良都曾本能地期待西方,甚至发兵以灭国战争求取一位来自西方的高僧大德。

来自西方的印度佛教文化具有的慈悲、无分别心、缘起因果等等,补充了吾人的精神时空。方便、烦恼、习气、导师、尊重、平等、胜利、利益、志愿、妄想、现在、现身说法、三生有幸、自作自受、前因后果、生老病死……等等这些外来的观念加持了我们。但这还不够,明清之后,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具有的自由、理性、科学、民主、博爱、逻辑等等,再度补充吾人的精神时空,这一民族社会的长时段历史任务,至今尚未完成。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 哲学、美学、服务、组织、政治、政府、政策、宪政、申请、解决、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民主、共和……等等这些外来的观念至今仍挑战着我们。北大即是这一阶段东西方时空具足的地带,它的使命之一即在于夯实吾人人生社会,并服务于文明世界。

太初有言,言与道同在,言就是道。但我文化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背离了大道。我文化和人民在人生社会的展开中多只是经验的存在,不需要语言。在漫长的煎熬里,我人民多是哑口无声地活着。天下无道,民众失声,上帝无言,百鬼狰狞。可以说,引进外人的话语观念,呐喊并说出来,既是时空完整的需要,也是补课救赎的需要。当然,时间的完整不仅需要外脑,也需要自家的明德,更需要这些智慧能够发挥有机有效的作用。即使如北大者曾经率先离家出走、对自家文化传统逆反过,但时过境迁,北大也需要回家、亲近夫子,也需要拿来的主义与自家“合两姓之好”、完成“拜舅姑”之礼(北大人李猛先生语)。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如是如是。是以我们当知往而有返,大道好还。对一百多年来的包括北大人在内困扰不已的东西南北关系,我们需要这种大时间的尺度考量。

在世界化(胡适先生语)、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体用、本位乃至功与罪的念兹在兹将逐渐成为历史。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为《中国文化》杂志所写的卷首语中,我为此感慨:我汉语世界一度以“体”“用”判断世界的关系,今天的汉语人仍多以体用看待古今、中外、雅俗、新旧,很少人省察此一思维与网络时代、英特纳雄耐尔极为扞格。迄今为止的全部互联网资讯乃至仍在增富的网络世界,都建立在0和1的进位组合之上。所有的“上帝”、创造网络世界的编程师们知道,0和1非为体用,而是互根。这印证了中国先哲的教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我感慨说:现代中国转型初始的中西、传统与现代、有用无用一类的辨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时间性、文明阶段性的考量,今天需要加入空间性、文明局部性的维度。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化乃至仍在增富的人类文明,都建立在时、空的进位组合之上。这种共生或向多维、高维之境的迈进状态,使我们每一个体享用或参与创造的文明福祉,是一种对有限时空的承认和超越。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半个北大人陈寅恪先生语)。

我在《托命者》一文中寄望过人类时空意识的深化:

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其天命在于尽职于其时空角色。东仁西义、南礼北智。今天,在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义、利之争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冲突,如果我们能够时时记取北方之智,以智慧看待利益之争或正义之自定,能够记取南方之礼,即以秩序看待双边多边之存在理性,能够记取东方之仁,即以初心看待各大文化存在的正当,或者人类的文明可以少些悲剧,而有更大的创造。

东西问题、南北问题曾经是也仍然是一百年来国际政治的大问题。北大人毛泽东和非北大人邓小平都企图一言九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近二百年来,我中国人深为东西问题所困。但在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经验里,最为严重的问题不是发生在东西之间,而是在南北之间。南渡北归的艰难、悲剧远甚于东西方之间的冲突。相比中国历史南北冲突的血腥、一个王朝北方对南方的压制和盘剥、一个城市中对南城人口的整肃,无论是佛法东传,还是西学东渐,还是丝绸之路,东西方的交流是彼此增益的……

但无论东西问题,还是南北问题,俱往矣。现代中国人称赞一个人的文化底蕴,最高的赞辞之一即有“学贯中西”。非北大人钱钟书先生把东西方的大经大典读过,其结论正是对东西南北问题的终极解答:“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北大人费孝通先生以社会调查见长,他的结论同样是对东南西北问题的超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今天的人们明白,北大人更明白,时空不再有唯一的中心,不再只有中心边缘、主导跟从的关系,而且有着同时性、共生性的关系。有春生者,有夏长者,有秋收者,有元气淋漓的,有意态亨通的,有正义贞定的,每一代人在时空的一维或多维中职尽自己的生命。

我个人曾在北大求学四年。三十年来,北大身份给予了我不小的荣誉,也带给了我足够的压力和责任。近年来,在读写生活中,我更是多次想起北大,想起五四。在微博写作的两三年里,我写过几十条有关北大和五四的条目。

有回忆北大生活的条目。

其一。刚上北大时,遇到诗人牛汉介绍《中国》杂志被迫停刊的事,牛汉先生寡言,说了两句无罪凋谢就结束了:不要踏着露水——因为有过人夜哭……哦,我底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其二。年轻时,并未真正懂得现代化和中国的关系。在北大,一位校友曾经给了我当头一棒,说我是邓小平培养起来的一代人。我当时瞠目结舌,因为确实没想过自己生命意识的材料只是来自一个历史人物的安排,倘若事实如此,那么我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一个人的阴影笼罩之下又有多少创造的天地和可能性呢?

有谈论北大人的条目。

其一。多年后跟钱理群先生坐在一起。“翩翩少年今白头”,两个白发书生坐在一起,我嗫嚅起来:老师,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对您有所批评……钱先生笑了,我看了,我看了,我觉得蛮好啊。回来看“幸存者的精神突围”一文,真是汗颜。

其二。华人数学家张益唐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的一个弱化形式,据说这个突破性进展的影响将超过陈景润的“1+2”证明。这个1978年考入北大的校友今天只是讲师。老校长丁石孙先生曾力邀他的高足回母校,但张先生一直在海外不为人注意地生活。很多人以为他已经“消失”。他害羞、亲和,也自负,“太痴迷数学”。

其三。同学汤军曾有文记80年代的北大盛况,青春理想、生命创造迸发。有一晚他在图书馆门口遇见一高年级师兄,醉醺醺地对他说,TMD,今晚一不小心又出手了一套体系。那时人人都可以都渴望建构自己对世界的总体性解释。有人感慨,那一代北大人的雄心不知道哪里去了?今天有这样愿心的年轻人还多吗?

有谈论北大和五四的条目。

其一。郭罗基回忆当年,造反派在历史系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李讷看到后,回去向毛汇报,毛改了一个字:“池深王八多”。军宣队又加油添醋,说:“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地质地理系的一个学生名“王七一”,军宣队居然叫他“王八”。

其二。有人说他发现一个规律:但凡1949年以前的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到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都是爱国运动;而1949年后,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是反动的,都是非爱国的,甚至都是境外势力煽动的。他说自己不能不思考,为什么1949年以后,学生就变坏了呢?

其三。一个受五四影响很深的青年说,“我们”不是一个固化的存在。我们经常想抱团取暖,但经常地,我们中间有人阔了,发达得让我们中间乱作一团。这中间的悲剧在于,“我们”没有处理好独立性和主体性。个人一遇到事就失去了独立和主体地位,他要依附一个看得见的真理和人物。

其四。孔子为什么反而不倒?“无论来自外部的反对派如阳虎、叔孙武叔、齐景公,还是内部的反对派如墨子、庄子、楚狂,还是后来的李贽、五四巨子、毛和文革小将……都不足以撼动这个国度以及它当之无愧的开国领袖。”重读旧文,我是不是把夫子写得太神了?

其五。我们的一些知识人惯会告别革命。从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国模式,发展到认为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当纽约一家杂志的记者远道来访,问高尔泰,这个同样的五四之子、终生实践并笃信“自由”的中国圣贤,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高尔泰说:“我没有那样想过。”

其六。有一年轻人神往一历史上参与过中国历史的名牌大学,他以为那校园里出没的都是五四式的青年,待他考上后,非常失望。他看到的师兄师姐们都现实,这个角落的同学在死记硬背英语,那个树林下的男女同学在练习情侣。偌大的校园,理想青年何在。有一天他在校园里走着,恍然大悟:原来理想的青年就是我。

我感谢北大。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写过一篇短文。二十年间,我的闻思修行更为丰富,在有机会为北大读本做介绍的时候,却一度长久无语。我的北大。我们中国人的北大。人类世界的北大。我们该怎样寄语?怎样系辞?

还有,如何谈论北大及其时代?在今天,把自己跟共同体及时代区隔开来的民粹主义是“全球性的”(非北大人班农语)。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谈论说,你国如何?贵国如何?你国的官员和人民如何?这一届的中产家庭如何?你们北大人如何?……如果我们中间没有人活出基督,没有人活出抗争者的样子,没有人活出蔡元培、陈独秀或五四青年,我们作为人民或乌合之众就是一种罪,生活就只配称为“猪栏生活”,就不配活出幸福和意义吗?但是,每一个时代的文明品质是由其社会成员的勇气、直言决定的;如果我们无声、失语,我们难道不该为一个不义的世界、罪恶的政权和荒唐的社会感到羞愧?

自宋明以来,这类问题其实折磨着我文化中的头脑和心灵。很多人为此做梦,寻醉,以醉梦为活着的要义。我曾经感慨冬天的封冻现象,“像没事人一样的市民们同意/睡眠可以活过保鲜时节。”东西方众多的精英民众都曾如此做梦过冬。非北大人布莱希特试图为自己的怯懦和罪性寻求救赎:“假如你们谈论起我们的缺点,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你们逃避的正是这个时代。”他也喊出来了,“确实,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

我们前述北大和北大人的是非也跟其时间、时代有关。春天的北大跟冬天的北大不同。放在120年的历史里,更可看见北大的光荣和罪苦。春天的北大举手投足都是诗,春天的北大是少作精严而不磨灭,春天的北大是痴情的,是人弘北大、校以人重;冬天的北大是怯情的、迟钝的、散乱的,冬天的北大是人以校传、寿也多辱。春天,北大人海子可以抒情,“万人都要将火熄灭,独我一人将火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以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但在冬天,我们有着最庄重和最坚贞的工作,半个北大人穆旦发现:“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北大在贞元之际诞生,北大人熟悉冬天和春天的情态,是以留学西方的前清翰林蔡元培发现,在无信仰的冬天,可以用春天的美来使人自立。但起蔡元培先生于地下,他也会对当代文明的冬天情态无可奈何,他的“美育代宗教”固然已成事实,但在一个仿真、伪善的共同体里生活,主动被动呈现的情感多是傻美、臭美、丑陋、恶俗的。真善美的火苗被封冻住了,虽然诗人穆旦仍坚定地说:“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誉。”

因此,北大和北大人不应只拥有骄傲的人格期许和谦卑的智慧,还需要既当仁不让又脚踏实地的愿行。北大和北大人确实不仅属于它们自己,它们也属于中国,属于人类。在理解并实现人类的全部才能方面,北大和北大人有责任走在前列。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阿拉伯世界的先知曾留下如此遗训。其实不止阿拉伯世界、基督教世界,就是我们自己也对中国文化抱有期望。但我们最近几百年的成绩令人汗颜,我曾经为此激愤过:

这个数千年来‘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而坐霸天下的语言如今不过是一种方言,这个有着庞大言说者规模的语言不过是一个弱小的语种。汉语的知识总量极为微小,汉语的思想分布极不均匀,汉语的表达空间极是可怜。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概念,借用别人的说辞做概念;我们没有工具,借用别人的框架规范做工具;我们没有目的,在语言的转换中生成了我们的思维和目的。直到今天,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现代理性等等属人的生命意识仍是借助于其他语种来鞭策并要求着汉语的‘自我完善’。

注意到此事实的大有人在。最近的例子,则是北大人张维迎感慨,“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可以说,“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北大人郝平先生语)还有待观察,北大人周有光先生的名言即是:“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但在通读北大读本的过程中,我仍为我们北大人的学识和情怀感动,“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先贤志士用心在北大人身上发扬光大。蔡元培先生、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费孝通先生、李泽厚先生等人的用心已经成为北大和北大人最可宝贵的遗产。透过一时一地的局限,我们仍可看见北大和北大人在时空中的超越性突破。这一超越性的北大精神具有对专制主义、民粹主义、蒙昧主义、拜物教的天然免疫力。在北大120年的经验教训里,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等等都将因善愿相遇而相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而殊途、百虑的“道术为天下裂”的现实必然会在时空的演进里归队圆满。“我中国文化曾以汉唐数百年的实践化合印度佛教文化,最近几百年来又在化合由希腊希伯莱等古典文化孕育壮大的西方文化,未来还将化合阿拉伯文化,吾人若有慧眼法眼,将悉见悉知后世大陆中国开结出日新又新的文明花果。对其他全球化下的亚文化板块而言亦复如是,它们都在也仍将吸收其他亚文化的体用,增富我们人类的文明,并一同迎接智能生命时代的到来。”

北大见证了中国王朝时代的终结,见证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的诞生,发起过新文化运动,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次法西斯社会的模样,见证并仍在见证人类共同体的深化。尽管当代的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不仅抬头而且甚嚣尘上,但人类文明的主流生态也水落石出,并日益明心见性。联合国、世界银行、奥委会等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志愿者组织,在消解和校正民族国家的疆界;流行文化、网络、生物技术、脑科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乃至星际旅行的梦幻计划,都使现代人大踏步地突破了部落、种族、地域、阶层、国家的限制,将文明夯实在世界性层面。

尽管文明的发展会有曲折,有苦难、反动和罪恶,但在移动互联时代,传统文明,无论是西方、印度或中国,都退居为子文化或亚文化形态。用我中国叙事方式来说,原有的“太极”充当新的一极,跟其他极构成了地球文明的大“太极”。阴阳之道在东西方、南北方之间转化、升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辅成。冲突真正得以和解,共生和解则从传统的哲学概念、政治学概念、医疗学概念突破,成为当代世界的伦理共识,“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得益于西方人的前导,世界其他地区的认同实践,自由、民主、平等、安全、学习、公益、传统等等,成为现代人至上的人生社会价值,这是文明在当代的“圆满”。

北大任重道远。我们因此望文生义地理解百廿周年,确实是“佩服数”、“盈数”,又是“半完全数”。

如果非北大人马一浮先生为浙江大学所写校歌歌词可改一字,那么“无吝于宗,天下来同”当为“无吝于宗,天下和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既是自己所是,又能够非自己所是,而能回归于类,使民胞物与、人类在我们自己这里成为一个全称。

在某种意义上,北大精神就是这样一种中国和人类的全称之光。借用北大人毛子水为胡适先生所写的赞辞来赞美北大也是合适的:即使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北大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北大还在生长。它的光明会有照耀世界各地的一天,那时,不仅中国不可一日无北大,世界也不可一日无北大。因为它的存在是精神文明的大象,“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北大就是人间高悬的日月大象,它有黯淡被浸蚀被乌云遮盖的时候,但它一直在那里。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当然,北大和北大人需要献祭,需要正位凝命。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再上路的北大会认知并实现自己的使命吗?

2017年12月—2018年1月写于北京

余世存工作室 201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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