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周辅成先生去世10周年。下面文章，是周先生刚去世那年写的。现在重发，表达对这位老先生的敬意
——肖雪慧 2019-5-18
记忆碎片：八十年代伦理学界风云
肖雪慧
一．80年代伦理学风云
80年代初刚入伦理学领域横冲直撞，还未结业，跟老师之间的分歧便已显露。不过当时对我相当包容，师生关系不错。那时，我相信，无论观点分歧多大、哪怕尖锐对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可以保持的。可是，1986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原动力》之后，情况变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其实是从当时还未付印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抽取出来的，这本书从83年人民大学学习期间开始动笔、84年完成初稿。包括在书中的人的意志自由、尊严、人道主义、人的自由发展等一系列当时尚属敏感的论题，也都在84、85年整理成文章先后发表了。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针对了教科书对道德的基本界定、针对了集体主义等所谓不可动摇原则，一发表，立即在伦理学界引发一场激辩。同年，人大一位博士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文批判，我立即撰文回应，但正值反自由化高潮，文章不能问世，直到87年，反自由化运动已经夭折，才在哲学研究上发出来。一时间，伦理学界许多人都加入了论战。
像我这样对教科书代表的正统观点发生质疑和挑战的，还有王润生、韩东屏、兰秀良等青年学者，王润生作为最早一批伦理学研究生之一，他的反叛还要更早一些。只是当时跟他还不认识。但我们这批人无论彼此是否相识，几乎不约而同把质疑投向集体主义，几乎不约而同注意到完全在教科书体系视野之外的公平、正义问题，更是不约而同在寻求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很快，通过参加会议、信件交流，彼此都认识了。之后采取很多联合行动。一年一度的西部伦理学研讨会一方面团结了很多中青年学者，另一方面通过思想碰撞促使观点逐步成熟。此外，在成都连续举办两次伦理学研讨班，就由我们这批当时的青年学者开讲。前来参加的除了全国各地青年学者之外，还有很多思想活跃、不满伦理学现状的长者。实际上，对来源于苏联施什金版本教科书却去掉其中人道主义内容的教材的不满，从伦理学恢复后不久就开始了。记得1984年三届年会上有人小组发言就在抱怨：现在伦理学，“教师不想讲，学生不想听。”我大大咧咧一句“不如上吊”，众人哄堂大笑。笑倒是笑了，但一门引人入胜的学科被搞到这地步，真的是该哭。
第二次研讨会是88年秋冬在我所在学校举办的。讲座之余，我们几人作了一次比较深入的讨论。后来整理出来交给光明日报，光明日报于89年1月30日以《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伦理学界五人谈》为题发表了。文章一出，在伦理学界引起一阵兴奋，北京部分青年学者向伦理学会提出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讨论的要求。理事会某些人的应对策略却是：“不理他们！”
可是，当6月形势骤变，就马上开始“理”我们 了。连续两年的全国年会开成批判动员会。靶子就是我们这批人的观点，而我则是被选中的主要靶子。我在一系列和著作中表达的观点自然是被置于这个位置的主要原因，而我当时的特殊处境无疑也是重要原因。王润生按其一贯的观点也该是主要靶子，大概因为已不在国内，主要火力没有朝向他。
二．周辅成先生：“我劝你将来也原谅他们吧”
中国伦理学会在这方面的成就，我从父亲托有司带给我的一些报刊文章，包括求是杂志、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上那些点观点、引原文但不点作者的文章可略知一二。不过，我当时不知道，除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之外，还有一套名为“伦理学……论点汇编”的“内部资料”。这套“内部资料”，我是1991年下半年到北京后知晓的。
那次到北京住人民大学一位朋友家中。同样是朋友和同行的L正在读博。她送了我一份特殊礼物：两本打印的内部资料，即《错误……论点汇编》。《汇编》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综述”，实际上是批判提纲，第二部分是“言论摘编”。两部分分别装订，所以是两本。原来，那个事件之后，有关部门一口气宣布了大概七个学科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灾区”，据说伦理学首当其冲。那批在事件之前以“不理睬”为应对策略的人，这个时候特别“有为”。组织博士生硕士生搞出的这两套言论集，正是那种背景下积极配合“清查”的产物。虽说被点名为自由化重灾区的有多个学科，但编出言论集的，好像还只有伦理学界。参加这项政治任务的不少研究生们有看法，却没法拒绝。于是我有幸得到这么一份礼物。翻开一看，《伦理学界五人谈》自不必说，是重中之重。我跟两位朋友合写的《主体的沉沦与觉醒——关于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想》和《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也成了最方便的言论源，在这个言论摘编中将近占一半比例。看着这东西，不免啼笑皆非。
不料想，回成都没几天，收到L来信，说送我《汇编》的事，被导师知道了，要她交回，否则会影响学位授予。我只好赶快复印一份留下，寄回了原件。
几年后参加全国伦理学年会时，这位师长仍然像过去一样慈祥。一位跟我并不熟悉的伦理学同仁见状，对我说，如果不是经历过那几年，看到现在这种父亲般的慈祥，问寒问暖、问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花钱大手大脚、没计划……，简直无法相信曾经对我是怎样的上纲上线，怎样的动员和组织批判。
那种批判后来至少在搞出《汇编》那所大学的伦理学教学中延续了多年。这情况，北京一些朋友不时在来信中告诉我。后来，98年周辅成先生来信也提到：那所高校的伦理学研究生、进修生常到访他家，谈到教学内容，“在讲台上，一直是将你们五人行的理论驳来驳去，没有什么可教的东西。”对这样的做法，周先生很生气，说“以骂人为题，代替教学研究，这也够大胆了。”
但周先生宽厚豁达，希望我也这样。同年底，他的来信有这样一段：“还是英国文学家王尔德在‘狱中记’说得有趣，‘饭碗与前途，逼得人人有主张。’……我劝你将来也原谅他们吧。从另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十分可怜的。”
三．长者风范
80年代，思想理论上有很多禁忌，但也是一个向禁区突进的年代。我们在伦理学领域的探索，招致了阻扰、嫉恨乃至借政治事件使出非学术手段。但理事会也有诚实正直的学者。一位副会长90年出版《伦理、道德问题再认识》，我在《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原动力》中表述的主要观点在他书中没有被当成“……自由化”言论，而是归入到了“学术研究的新进展”之中，作为“突破禁区，开展自由争鸣”的一个方面。93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新伦理学教程》时，我和几位朋友被摘录进《言论汇编》的一些观点，在他这本书中是列入“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空前活跃”部分的。
但最令人感佩的是周辅成先生。80年代，我们跟周先生没有过接触，但他始终关注着我们的探索。我们任何一点进展，都使他兴奋。后来才知道，周先生一直视伦理学为人学，而公正是这门特殊人学的主题，“一部伦理学史几乎就是一部公正思想史”。发现我们在探索中注意到伦理学的人学性质，触及到公正这个主题，周先生十分欣喜。在展望中国伦理学前景时说，“我以为，21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西人讲伦理道德，从古至今，多以公正开始，或者说以正义为道德中心，辅之以仁，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相同，而是伦理学要成为一独立学科，就应该遵循这秩序或架构”。
在他看来，我们从主体性或自我实现讲起，与现行伦理学过分依赖的苏联施什金等人排除正义、自由意志的路途相比，这条路更为端正。因为，“不注重主体、人格的价值，是无法讲社会公正、社会道德的。要使人脱离奴役状态，这是最根本条件，也是应该走的第一步。”所以，当光明日报发表的《五人谈》引起某些人愤怒和恐慌时，周先生从中看到的是希望。为此，他坚决反对那种运用非学术手段排斥异己、遏制探索精神的风气，而平等自由的论争和保护探索精神，在他那段时间的文章和接受访谈中是经常性话题。
2009年7月22日星期三
文章来源：肖雪慧和讯博客